山西票號一直是近代中國金融史的顯學。究其原因是票號作為來自內陸的民間金融組織，自同治初年逐漸占據承匯各省官款的半壁江山近半個世紀之久。民國以降，票號在晚清財稅收付中扮演的角色更伴隨稗官野史的加乘，給後世留下了票號「富可敵國」和晉商是「紅頂商人」的迷思。
然而，國家視域下的票號真如民間傳說中那般「富可敵國」嗎？本文將分為兩部分對此問題進行探討。第一部分將圍繞山西祁縣喬家財東開設的大德恆票號經理賈繼英與清廷（想像中）的關係對票號的「富可敵國」做歷史考證。第二部分將簡要分析山西票號的經營資本、利潤、以及晚清白銀的購買力，進一步辯證地考察票號「富可敵國」的迷思與現實。
「千年沒有的」賈繼英——迷思與現實
票號「富可敵國」的形象源於其承匯各省官款的金融角色。人們通常據此會自然而然地聯想到票號和清政府有密切的官商關係，晉商更是晚清的「紅頂商人」。在過往山西地方史的記載中，賈繼英似乎就是這樣一位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
賈繼英（1875-1944），字俊臣，山西榆次人。相傳在清末民初的山西商界，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一千年沒有賈繼英。」在有關賈繼英的迷思里，他少年得志，二十幾歲就在祁縣喬家財東開設的大德恆票號太原分號擔任主事。庚子年間，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和光緒被迫西狩，途經太原時陷入極度的經濟窘迫，不得已向當地票商借款。時任大德恆票號主事的賈繼英仰仗喬家財東的實力，高瞻遠矚地決定結交慈禧，將30萬兩白銀（又有說20或40萬兩）借與朝廷。爾後慈禧途經祁縣時，在賈繼英的精心安排下，又把行宮設在喬家開設的大德恆票號。四年後清廷籌辦戶部銀行時，慈禧忽然記起西狩「落魄」時賈繼英的恩情，特詔其進京，賞賜二品頂戴，並委託其籌辦資本銀四百萬兩的戶部銀行。1908年，戶部銀行改組為資本銀一千萬兩的大清銀行，賈繼英又被任命為首任行長。
然而，歷史上真實的賈繼英真的如稗官野史中所說的那麼千年難遇嗎？現存史料可以對上述迷思逐一擊破。
影視劇中慈禧西逃落腳晉商喬致庸家
第一，慈禧西狩太原下榻何處？是否有可能接觸到賈繼英等私人金融機構？根據《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記載：「慈輿駐蹕太原近兩旬。」然而，彼時山西省「適值荒歉……供億維艱，食用皆昂。」此外，太原當時未通電報，京外往來要件「轉輾每多延誤」。因此，慈禧不得已於閏八月初八日從太原前往西安。（《清實錄》[第五十八冊]，德宗景皇帝實錄[七]，卷470[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7年版]，第 174頁。）上述史料是有關慈禧駐蹕太原的官方記載，隻字未提是否與賈繼英執掌的大德恆太原分號有密切的往來。本文認為，按照清代的儀制，慈禧與大德恆等民間金融機構或賈繼英等人直接發生接觸的可能性為零，因為慈禧西巡途經各省省城時，所設行宮均為當地最高行政機關，根本不可能選擇商號或者私人寓所下榻。例如慈禧駐蹕太原選擇山西巡撫衙署改造的行宮；行至西安則選擇下榻陝西巡撫衙署。
第二，慈禧途經祁縣是否有可能下榻由賈繼英安排的喬家財東開設的大德恆總號？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初九記載：當日慈禧駐蹕祁縣；八月初十自祁縣出發至平遙，當日駐蹕平遙。根據庚子年間時任懷來知縣吳永口述、劉治襄筆錄的《庚子西狩叢談》，慈禧西行初期途經懷來縣時，下榻在縣衙，由吳詠接待。由此可以推知，慈禧駐蹕祁縣和平遙時下榻處均為縣衙，而絕不可能選擇作為民間金融機構的票號做行宮。
上述內容也能從時任大德通經理高珏的往來書信中得到佐證。閏八月初六日（1900年），高珏給戶部左侍郎右翼總兵桂春（字月亭）去信如下：「月翁司徒大人閣下：日前叩謁崇階，幸獲教益，感荷難宣，正擬裁箋奉候。適接惠書，蒙示鑾駕西幸，隆情關垂，感激良殷，想大人必隨駕逕祁，已與本縣台詳明。將公館備置敝號，俟榮旌逕祁，即祈移節敝號為叩，肅此奉復，敬請升安。余希朗照不宣。」（衛聚賢《山西票號最近之調查[六]》，《中央銀行月報》，第六卷第十一號 [民國26年11月]，第1872-1873頁。）這封信的意思是：高珏從桂春處聽聞慈禧不日即將抵達祁縣，因此懇請隨行的桂春考慮賞光下榻在大德通票號。「移節」一詞專指大吏改變駐地，而不會用於慈禧等皇家成員；「公館」一詞亦用於官員而非皇家成員。所以這封信從一個側面佐證了慈禧不可能在路過祁縣的時候，下榻在由賈繼英安排的大德通總號。此外，高珏此封去信只是向桂春這樣的朝廷重臣發出單方面的邀請。然而，桂春是否下榻在了大德通不得而知。根據當時桂春隨慈禧西行起到的保衛作用，他絕不會離開慈禧，前往私人票號所設的公館下榻。
第三，慈禧是否真的落魄到需要在西行的路上向賈繼英主事的大德恆太原分莊借款30萬兩白銀呢？事實上，有關賈繼英的迷思中，他究竟借給慈禧多少錢根本無從查證，而且金額從20萬到40萬兩都有。下面這則史料不但可以說明「落魄西行」的慈禧以及清朝仍然具備的經濟實力，更可以駁斥毫無根據的迷思。
《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二十四日記載：「朕恭奉慈鑾，暫行巡幸西安，自太原至蒲州，所過地方頗形旱象，農民困苦，朕心軫念實深。著將陽曲、太原、徐溝、祁縣、平遙、介休……等州縣屬，凡蹕路所經地方，應徵本年錢糧，加恩豁免……山西各州縣，本年被旱成災，業經降旨令錫良飭查災區輕重，將本年錢糧，應徵應緩，奏明辦理。並由藩庫於各省解存京餉內，劃撥銀二十萬兩，戶部亦經咨撥各項款內銀四十萬兩。又准截留江南江北漕糧十餘萬石，以資賑撫。」
上述該史料所講的是，慈禧西行至山西境內，所到之處因為旱災民不聊生。她因此決定豁免或緩繳其沿途經過的山西各縣當年的稅收，並令時任山西巡撫的錫良從省藩庫劃撥20萬兩白銀賑災。此外，戶部又撥銀40萬兩以及糧食十餘萬石給山西。也就是說，慈禧西行路過山西，總共給當地撥銀60萬兩、糧食十餘萬石，並減免稅收。換句話說，不是賈繼英借款30萬給慈禧，是慈禧撥款60萬給山西。
第四，賈繼英是否真的為大清銀行的首任行長？筆者曾於2006年造訪第一歷史檔案館，翻閱了大清銀行全宗，但是未找到關於賈繼英擔任大清銀行行長的消息。相反，根據《大清銀行學堂章程》，首任正監督——即現代意義上的行長——為張允言。張允言（1869-1926），晚清權臣張人駿之子，1889年獲進士，1905年以四品京堂候補，1908年任大清銀行首任行長。如果作為大清銀行正監督的張允言僅為四品候補，賈繼英絕對不可能獲二品頂戴。
大清銀行舊址西交民巷27號（民國時期舊照片）
那麼賈繼英又和大清銀行又有怎樣的關係呢？根據1913年3月27日「大清銀行清理處為密查山西大清銀行舞弊情形繕具清折致財政部函」，賈繼英曾捲入清末山西大清銀行舞弊案。宣統三年（1911年）九月初八日，起義軍攻打太原。當時山西大清銀行總司帳為陶向臣，經理為賈俊臣（即賈繼英），協理為張小畊。他們三人向北京總行報告說：由於太原起義，他們共損失財物16000餘兩白銀。然而，經大清銀行總行查明，其三人只損失不過三千餘兩，所以總行未能將剩餘銀兩賠付與他們。由於這三人向總行索要賠償未果，隨後又夥同跑街武子修以及太原當地錢鋪萬義興鋪掌王雲臣將萬義興存在山西大清銀行的15120兩白銀通過做假帳的方式套現獲利9000餘兩白銀。此案被民國政府定性為「經協理、總司帳陶、跑街人武四人狼狽為奸。」（《大清銀行清理處為密查山西大清銀行舞弊情形繕具清折致財政部函》,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北洋政府檔案》，財政部第一冊,總第60卷[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10年版], 第436-440頁。）換言之，賈繼英在清末曾短暫就職於大清銀行山西分行，並擔任經理。然而他的就職經歷和「一千年沒有賈繼英」的傳言可謂南轅北轍。
此外，根據晉中市文史志研究院劉俊禮先生的考證，2004年晉中市榆次區新建公路，賈家祖墳遷移時從賈繼英父親的墓中出土兩塊墓志銘刻石，隨棺入葬時間為宣統三年農曆正月，參與撰文的包括榆次常氏家族（亦為大德玉、大德川等票號財東）第十四世舉人常贊春等人。根據墓志銘記載：「光緒三十四年，繼英評聘為山西大清銀行總經理」，這再次證明賈繼英並非大清銀行總行的首任經理，而是擔任大清銀行山西分行經理。
綜上所述，賈繼英是晚清山西當地金融界的名人，他也確乎曾在大清銀行太原分行短暫地擔任經理，儘管他最終捲入一樁極不光彩的舞弊案，並且在民國初年仍被不斷調查和清算。除此之外，現今流傳的有關賈繼英的迷思全部為以訛傳訛，也無任何信史可以支撐「五百年沒有王者興，一千年沒有賈繼英」此類誇大的形容。賈繼英不認識慈禧，更沒有機會和實力借錢給西行中「落魄的」慈禧。相反，倒是西行的慈禧給山西先後劃撥了60萬兩白銀。此外，慈禧途經祁縣也絕無可能下榻在喬家財東開設的大德恆票號，因為連慈禧的隨行人員桂春是否下榻在高珏任經理的大德通票號都是未知數。因此，賈繼英絕非胡光墉式的「紅頂商人」；國家財政視域下票號的「富可敵國」也是迷思而非現實。
票號的資本、利潤和晚清白銀購買力
下面我將以清朝的財政收入作為參照，從票號的經營資本、利潤、還有晚清白銀的購買力三個角度簡要論述為何從國家視域角度票號並非「富可敵國」。
第一是票號的經營資本。票號在其經營的高點——即1860年代承匯地方政府稅收匯兌以來，確實經手了成百上千的白銀官款。當代票號研究的權威學者黃鑒暉教授曾統計：1863年，山西票號為各省政府和海關匯兌了大約139萬兩白銀。然而，這裡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上述這些錢沒有一厘是屬於山西票號的，而都是清廷的。所以無論票號承匯了多少官款，這些錢最終都要從匯兌始發地上繳到匯兌的收款地，一分錢都落不到票號口袋裡。
在明確了票號經手的百萬匯兌銀兩並不屬於票號的經營資本之後，我們來看一下屬於票號自己的經營資本究竟幾何。儘管每家票號的啟動資本其數額都各不相同，但通常來說，票號總號的初始「正本」一般在三至十萬兩白銀之間。除「正本」外，票號的資本來源還有通常被作為流動資金的「副本」：它通常是在票號開業後隨著營業興盛由財東再次追加的資本。比如1884年，大德通由茶莊轉變為票號，其正本為10萬兩。到1908年為22萬兩白銀。而晚清的財政收入又是多少呢？1841年為4125萬兩，1890年為8600餘萬兩，1909年為2億6000餘萬兩。因此，如果以清朝的財政收入作為參照系，票號遠遠談不上富可敵國。
第二是票號經手官款匯兌究竟獲利幾何？簡言之，票號承匯官款能夠獲得匯費（類似今天的匯款手續費），其數目大概是每匯兌1萬兩白銀能夠獲得匯費40兩。其次，委託票號匯解的政府官款，例如從匯兌的始發地（如雲南）到匯兌的收款地（如北京），往往需要二十至四十天時間。那麼，這筆官款在票號匯解的過程中可以視作可供票號短期使用的無息貸款。儘管清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都嚴格禁止票號在承匯官款中擅自使用這筆資金，但是票號無法抵抗這樣的誘惑，即，把官款貸給商人或者將之用於經濟作物投機以肥私囊。而且，晚清政府歷經內憂外患，在1895年逐步推行建設中央財稅集中收付體系之前，往往無力監管票號在財稅繳納過程中遊走在灰色地帶的金融操作。然而，這筆錢無論票號如何在經手過程中企圖牟利，這些錢也不是票號的，而是清廷的。
那麼屬於票號自己的匯兌利潤又是多少呢？我們以日新中票號為例。日新中和我們熟知的日升昌票號同為平遙達蒲村李氏家族投資。1853年，日新中北京分號淨利潤為3600餘兩。
第三，儘管國家視域下票號遠談不上富可敵國，從晚清白銀購買力的角度來看，票號的匯兌業務仍可謂大獲成功，其利潤和財力與同時期的一般商鋪和民眾相比都相當驚人。例如，在1844年的平遙縣城，建設一所新書院（即平遙超山書院）其工費和建築材料的總開銷也不過是659兩白銀而已。相比之下，票號經營匯兌初期，不少分號的利潤即可達數千兩白銀之多。
總之，晚清國家財政視域的下票號絕非富可敵國。在票號承匯官款的後期，某些號商可能結交了朝廷的某些大臣，例如大德通經理高珏和戶部左侍郎右翼總兵桂春。然而，現存有關賈繼英和慈禧的交往以及其擔任大清銀行首任經理等所謂的「成就」皆是謠傳。因此，票號商人也不是所謂「紅頂商人」。然而，如果我們採用晚清白銀購買力作為標尺，則可以謹慎地得出如下結論，即票號的經濟實力遠高於同時期一般商號和民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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