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運河開挖於春秋時期，至隋朝時已基本完成工程，但大運河對於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的強大塑造力，則要到北宋時才完整呈現出來。
大運河奠定了開封的國都地位，也撐起了北宋的社會繁華。
趙宋立國，繼承後周的政治遺產，以汴梁為首都。但宋太祖趙匡胤打心底不希望定都於汴梁，因為開封乃是「四戰之地」，並無天險可據，易攻難守，從軍事上考慮，確實不是建都的首選。為了守衛國都，必須在京師駐以重兵，成本非常高。開寶九年（976），時距宋朝開國不過16年，趙匡胤到西京洛陽祭祖，留洛期間，便與近臣發生了一次是否要遷都的辯論。
原來趙匡胤出生於洛陽夾馬營，有意遷都於洛，祭祀完畢，便在洛陽行宮住了下來，不欲回東京汴梁。隨行的群臣不知如何是好。
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進言：「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若慮遷都，臣實未見其便。」李懷忠的意思是，東京縱有千般不是，但畢竟得運河之便，每年可以從江淮運入漕糧數百萬石，京師數十萬駐軍，全靠它吃飯。陛下如果搬居洛陽，得從哪裡弄到這麼多的糧食？因此，遷都之事，極不可行。
但趙匡胤不聽，「上亦弗從」。看來很難改變皇上的主意了。
此時，太祖之弟、晉王趙光義從容說道：「遷都未便。」
趙匡胤說：「遷都洛陽也非長遠之計，最好是遷至長安。」
趙光義「叩頭切諫」，決心要打消太祖遷都的念頭。
趙匡胤又說：「我之所以想西遷，並無他意，只是要據山河之勝，守衛國都，這樣便可以裁撤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
趙光義說：「國家之守，在德不在險。」
趙匡胤沉默半晌，沒有說話。等趙光義離開後，趙匡胤對左右近侍說：「晉王所言，也有他的道理，我就聽他一回吧。只是，只怕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太祖深嘆了一回氣，悠悠說道。
太祖皇帝聽從了其弟晉王的勸告，實際上也是遷就於時勢。趙匡胤並不是一名固執的君王，他通達，既能尊重傳統，也願意承認現實，順應時勢。南宋時，朱熹與朋友談論起太祖開國創製一事，朋友問朱熹：「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朱熹說：「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的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換成現在的說法，這正是保守主義的改進路徑。
說回遷都的事。趙匡胤內心雖有「循周漢故事」、定都長安的情結，但他也不能不尊重現實，在他所處的10世紀，已經全然不同於周漢之世。經長年戰亂摧殘，長安等舊都城早已不復舊日繁華，南朝時衣冠南渡，南方獲得大開發，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逐漸轉移至江南，而軍事、政治重心則依舊保留在北方，一南一北兩個重心彼此分離。如果缺乏發達的交通網絡將南北連接起來，南方的經濟資源無法輸送到北方，北方那些軍政重鎮勢必難以維持，進而危及整個王朝的安全。
在鐵路與火車被發明出來之前，水運線無疑是最為經濟、快捷的運輸網絡。但中國的黃河、長江大體上都是東西走向，南北之間找不到貫通的水運線。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當然並不是為了下揚州看瓊花美女，而是要打通南北的補給線。
大運河鑿成，南北貫通，富庶的南方才能夠成為源源不斷地向北方輸送物資的大後院。位於運河線上的汴梁，近水樓台先得月，其地位便日益重要了，五代的後梁、後晉、後漢與後周政權，均定都於汴梁。宋承五代之舊，也以開封府為首都，因為不能不順應歷史趨勢。
北宋時期的汴京開封府，漕運網絡遠比洛陽、長安發達。汴河、惠民河、金水河與廣濟河流貫城內，並與城外的河運系統相銜接，合稱「漕運四渠」。來自陝西的物資可從黃河—汴河運至汴梁，蔡州的物資直接由惠民河入汴，山東的物資可通過黃河—廣濟河抵京，東南六路的物資，可以借道大運河北上，轉入汴水，運達京師。
其中連接東南六路的汴河—大運河是北宋最重要的漕運線，用宋人自己的話來說：「唯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並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因此，北宋立國未久，便設立了一個叫作「發運司」的機構，來統籌東南六路的物資運輸：「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掌。」
那麼每年從東南六路經大運河運入汴梁的物資有多少呢？據沈括《夢溪筆談》的記錄：「發運司歲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為額。淮南一百三十萬石；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荊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荊湖北路三十五萬石；兩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羨餘，歲入六百二十萬石。」僅僅官運的漕糧一項，每年就以六百萬石為常額，多時竟達八百萬石。如果作為口糧，可供六七十萬人一年之需。
除了漕糧，汴河—大運河運輸線每年還從南方運入大量的其他物資，用於政府消費。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知制誥富弼在一份報告上說：「朝廷用度，如軍食、幣帛、茶、鹽、泉貨、金、銅、鉛、銀，以至羽毛、膠、漆，盡出此九道（指東南六路加上福建、廣南東、廣南西）。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匱者，得此九道供億使之然爾。此九道者，朝廷所仰給也。」
因此，我們說汴河—大運河是北宋立國的生命線，並無半點誇張。實際上宋人也是這麼認為的——熙寧五年（1072），北宋著名的經濟學家張方平說：「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汴河廢，則大眾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師，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
（摘自《生活在宋朝》 吳鉤/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