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全喜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講席教授
拙文的這個主題說起來並不新鮮，2018年是明治維新150周年，相關的文章，僅漢語學界以及大眾讀書界，就有很多。與歷史學家們有所不同，我更關注其中的法制變革。整個明治維新大體上可分成三個階段。我以前編過一本日本明治維新早期法政資料彙編，它偏重於早期。明治維新有個歷史過程，而我今天主要談的是《明治憲法》中關於國家構想的三個面向，基本上是屬於明治維新中後期的事了。
在明治維新早期，日本《明治憲法》還沒開始制定，當時發生了黑船事件，美國給日本帶來了外部衝擊。日本當時的幕府制度遭受衝擊之後，內部發生了重大變革，即日本當時的四個藩聯合起來把幕府統治推翻了，大政奉還日本天皇。當然，這種推翻也帶有點革命色彩，但它不是把幕府那些人都殺了，而是具有「光榮革命」的意味，類似於中國的清帝退位。
幕府在兩個主要的藩的壓迫下，主動交權了，然後明治天皇掌握大權。明治天皇掌權之後開始推行一系列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制定了《明治憲法》。在制定《明治憲法》過程中，日本派了一個龐大的考察團去西方考察，當時派遣了一百多人，只有大隈重信作為留守大臣留守在日本本土。相比之下，後來清政府五大臣出國考察，但這五大臣在朝廷中都不是職位最高的中樞大臣。
日本當時去西方考察的大臣有一百多位，伊藤博文也去了。他們在西方考察了將近一年。實際上在留守的過程中，大隈重信也做了很多重大的改革，甚至比這些外出的人的主張更激進，所以他留守的時候並不是非常保守。考察大臣回來之後，日本內部發生了積極的變化，開始逐漸推進位憲進程。這個制憲過程比較複雜，整體來看是一步步制定出了伊藤博文版本的《明治憲法》。《明治憲法》大體上保持著一個中間路線，因為在它的制定過程中，有三方的利益訴求，所以最終還是走了一條比較穩健的建設道路。
《明治憲法》制定出來後，日本人就思考如何執行《明治憲法》。著有《大隈重信傳》的片岡寬光認為，明治憲政之所以能夠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一個比較好的君主。有一本專門介紹明治天皇的書，大致有六百頁。我們談明治維新時，一般僅僅停留在說英雄人物故事的層面，實際上明治天皇的作用也是舉足輕重的。明治天皇在位的45年中，某種意義上並不是完全的無為而治，也不是起主導作用，而是既審慎又節制，還很開明。書里說，明治天皇有時難免有些意氣用事，但綜合評價他還是一個比較好的君主，很好地抓住了時機。
他比我們的光緒帝要好一些，光緒帝太任性了，當然也是不幸的。某種意義上，光緒帝還缺乏韜略。對比明治天皇和光緒帝，會發現二者具有可比性，而且以二者為比較研究對象能寫出很好的文章。他們一開始都是弱小的君主，沒有多少權力，即使有也很小，後來被改革派扶上去了。但明治天皇能隨著明治維新的路途一直走下來，最後功成名就，國家也發展起來，完成了重大的歷史變革。而光緒帝剛開始雖有雄才大略，但也是意氣用事，最後比較慘。而且晚清的立憲變革也失敗了，中國社會的變革沒能在晚清完成。
日本明治憲法之所以能夠成功，明治天皇個人的因素是一方面，但更主要的原因還是當時日本一大批領導人在幾十年中，前赴後繼，審時度勢，推出一系列重大政策，掌握好變革的舵，使變革不至於出現重大偏差。所以日本能夠在四十年中完成轉變，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國家。
我們回顧明治維新時，主要就是那些改革者的故事。這些人大致可分為幾類，其中一大類當然是政治家，但在政治家出場之前，首先是帶有啟蒙思想的思想家。黑船事件中，美國佩里將軍帶著軍艦到了日本，雙方也沒打仗，就直接簽約了。在黑船事件刺激下，實際上在幕府時代日本就開始變革了。在這前後，日本有一大批思想家開始意識到，日本不能再延續舊思想，要改變。這些思想家如果要細分，又可以分為幾類。其中一類是「蘭學」。
日本當時的閉門鎖國，並不是中國式的完全閉門鎖國。由於當時日本和外國的藥品及其他貿易的往來，荷蘭的「蘭學」在日本還是能夠引進和傳播的。十五世紀、十六世紀時，荷蘭是歐洲最發達的國家，它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是比較超前的，思想也是比較先進的，格老秀斯就是荷蘭人。當時西班牙和荷蘭在「地理大發現」前後產生了海權問題。而荷蘭人當時對國際法問題、自然法問題都有一定的研究，所以荷蘭當時的思想是非常先進的。所以荷蘭的「蘭學」使得日本對西方並不像中國那樣完全陌生。而當時中國主要是靠少數傳教士才知道一點西方的情況，還都是西方內陸國家的情況。但「蘭學」使日本一直對西方並不完全陌生，西方當時先進的思想，通過「蘭學」這個小窗口，被引進日本。
另外，所謂的「諸子學」即中國的儒家，在當時的日本也很重要，當時日本有些思想開放者是儒家。儘管儒家當時是比較保守的，但不排除「朱子學」「陽明學」有些內容是翻新的。中國明代的部分儒家，實際上也有一些開放的思想。後來有一個經典的故事，即《海國圖志》寫出來之後對當時的中國毫無影響，但在日本變成了暢銷書。所以中國傳到日本的一些思想，對日本來說，既有保守的方面，也有啟發性的方面。
此外，日本本土神道教思想對日本的影響也很大。所以明治維新前期，日本思想的類型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來自於西方的「蘭學」，一類源自於中國的「諸子學」及相關聯的一些思想演進，還有一類就是日本本土的神道教的思想。這些思想本來在日本就已經存在了，但是受到黑船事件所帶來的衝擊之後，這些思想就需要變革。
在日本思想變革過程中，在類似於中國書院的機構里老師們組織讀書會，教導弟子。這些老師中有一些著名的人物，他們培育了大批後來在日本產生重大影響的學生。這些老師有勝海舟、吉田松陰等一大批。這是第一類人，他們作為啟蒙思想家教了一些學生，並且主張日本自覺向西方開放。
這一類思想人物中，名聲最高的就是福澤諭吉，他可以說是日本明治維新的精神代表。福澤諭吉沒有真正擔任過大官，沒有入閣，但他的思想是前述各種思想逐漸演變的代表。如果一定要選出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思想家的代表，那就是福澤諭吉。福澤諭吉有個最基本的觀點———「脫亞入歐」，代表著明治維新的基本精神。
福澤諭吉的思想比較富有兩面性。福澤諭吉有一個文明等級論，他認為日本以前接受的中華文明，已經老舊了，而當時日本面對的西方文明，是新文明，舊文明和新文明之間是有等級差別的。他最主要的言論就是脫亞入歐。「亞」主要指來自中國的舊文明，「入歐」是指要加入歐洲的新文明。日本要獲得新生，就要經歷一個脫亞入歐的思想轉變、社會轉變和政治轉變。我覺得脫亞入歐是福澤諭吉最核心的思想。脫亞入歐不能簡單理解為國與國之間關係變化了，因為它背後隱含的是一個文明等級論。他認為來自中國的舊文明已經不行了，已經越來越老朽了，他也舉了很多例子來證明當時的中國是如此不堪。當時中國確實不堪，當時中國人的素質、中國的社會、中國的皇帝、中國的軍隊等都確實非常不堪。當時第一次鴉片戰爭已經打完了，還是如此不堪。所以福澤諭吉認為，來自中國的舊文明已經不行了，日本要進入新的文明，就要學習歐洲文明。
當時日本的思想和《海國圖志》中的思想最大不同就在於：《海國圖志》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只是強調借鑑西方的技術，如堅船利炮；但是福澤諭吉等人意識到了西方的文明，他們上升到了文明層次。在文明層次上，首先是政治文明，其次是思想、宗教、文化、科技等。他們對西方的認識不固守在器具上，所以他們比當時中國第一批啟蒙家如魏源等人的認識更深刻。雖然《海國圖志》在日本有過短暫的旋風式的影響，但它很快就被福澤諭吉等人的思想超越了，因為福澤諭吉等人對西方的認識比魏源深刻得多，福澤諭吉等人無論是對中國的認識，還是對西方的認識，都上升到了文明層次。所以《海國圖志》的思想顯然在當時的日本就已經過時了。這是福澤諭吉的第一個思想層面。第二個層面，福澤諭吉又具有濃厚的國家主義色彩。我們可以說他是日本最偉大的思想家或者啟蒙思想家，甚至也有人把他視為是日本自由民權派的代表人物。但是我也看到了一些相關資料，發現福澤諭吉也有明確的日本主體論的國家主義色彩。而且日本人的思想很多都有兩面性。
對於日本《明治憲法》確立的天皇國體論、天皇的萬世一系、天皇對於日本民族的重要作用，以及由此建立一個現代的日本而且是強有力的日本國家，甚至不惜侵略中國，福澤諭吉也都是贊同的。所以最偉大的思想家都有兩面性，像福澤諭吉，一方面他有啟蒙思想，如脫亞入歐、文明等級論；另一方面，他也有日本本土的國體論和日本民族主義的色彩。
這也恰恰體現了《明治憲法》的特徵。一方面，《明治憲法》具有現代憲法的憲制意義，另一方面它也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色彩，而且還隱含著後來的軍國主義。啟蒙思想家培育了一些學生，他們的思想基本上是日本要改革開放，要引進西方的理念，這個過程中也要逐漸挖掘日本本土的精神資源，但這些思想都只是一些抽象層面的概括。後來的伊藤博文是一個大家，是那些老師培養的學生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當然在日本明治維新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一批重要的政治家，這是最關鍵的。重要政治家比如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和大隈重信。在日本《明治憲法》制定前，「明治前三傑」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推動了改革，這個過程中的故事有很多。
西鄉隆盛是日本的英雄，以他為代表的武士階層，先主張尊王攘夷，後來他們又和明治政府的主張不同。西鄉隆盛要西征，要征服朝鮮，甚至要和中國打仗，他的故事非常悲壯。我沒去過他的家鄉，只看了一些有關他的報導，大家有興趣可以去一下他的家鄉。他在日本的形象，類似於中國的關公，確實是一個大英雄。
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是明治維新前期最主要的政治人物，在他們周圍還有一大批人，但他們三個是最核心的人物。他們三個在迫使幕府退位以及促進明治天皇崛起的過程中，發揮了極大作用。所謂的「大政奉還」，就是要使權力真正回歸到天皇手中。在後來明治天皇採取的一系列改革過程中，如廢藩置縣、發展軍事、開闢工商業以及日本對外戰爭和制定憲法的過程中，這三個人都發揮了先導性作用。這三個人也有所差別，而且相對來說命運都比較悲慘，都不是功成名就後安然去世的。他們的命運都是能寫成悲劇的，尤其是西鄉隆盛，他的命運更是充滿了悲劇性。
後來明治改革主要人物是「明治後三傑」，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和大隈重信。這三人在前人開闢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了日本的改革。在這三傑的作用下，《明治憲法》才逐漸地展示出來，而且用《明治憲法》維繫了日本的穩健派。日本學者坂野潤治教授的《近代日本的國家構想》特別強調，「穩健派」在明治維新4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穩健派」里的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大隈重信以及之前的大久保利通，他們所發揮的作用非常重大。由於一批穩健的政治家把舵，日本的明治維新得以成功。
在明治維新的過程中，日本面臨一系列的問題。如內部的改革到底應該是激進的改革，還是穩健的改革？尤其是大政奉還之後，如何對待那一大批武士？武士本來是強大的階層，如果讓他們失業了，那他們怎麼辦？這些武士主張打朝鮮，打中國，那到底打不打？如果要打，在何種程度上去打？新興的工商階級的政治利益怎麼維繫？日本天皇體制下，天皇所代表的勢力如何安頓？這一系列問題的解決都需要「穩健派」在改革過程中，逐漸地實行一系列比較穩妥的計劃和政策，才能使得日本社會不至於發生大的震盪，從而能夠持續發展。否則，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很可能變成列國了，而且日本曾經有過列國時期；也很可能在和其他外部世界打仗的時候，尤其是和中國打的時候，日本失敗了，畢竟中國太龐大了。在什麼時候打？採取什麼方式打？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
我覺得這個過程是伊藤博文等人主導的，整個《明治憲法》的制定和實施基本上是由伊藤博文為代表的這批稍微偏右的穩健派推動的。關於「稍微偏右」，我當初寫文章的時候就有這種感覺，後來看有關大隈重信的書及其他材料時，發現這批「穩健派」要細分的話，又可以分出偏右和偏左的不同派別，他們都屬於穩健派。
這批穩健派都是核心政治家。除此之外，還有一批非核心政治家。核心政治家，用中國的話來說就是封疆大吏，或者是主導中央政策的國家領導人一級。另外還有一批一般的、非核心領導者，他們對於明治維新的成功也是非常關鍵的，一個社會的變革並不是只靠一兩個英雄人物就可以的。明治維新如果只有明治天皇、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這幾個人的努力是不行的，而且光有中上層的努力還不行，還要有平民階層的支持。
馬國川寫過一本《國家的啟蒙：日本帝國崛起之源》，這本書勾勒的幾十個人物中，大部分都不是最高層次的政治家，而是屬於第二層次的政治家，這批人數量很多。他們中有教育家，有法官，有地方官員，還有從事政策研究的。在《明治憲法》的實施過程中，以及日本國家大政方針的落實過程中，這批中間層次領導者的積極推進，對於日本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一個國家變革的成功既要有最高領導者制定規劃，要有一小批中央城市的封疆大吏去實施，更需要一大批官員在不同的領域中進一步貫徹政策。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有一大批官員在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科技、外交等領域中各顯其能。而且這些官員富有創造性並且盡職盡責，這也是非常關鍵的。
所以我們在研究日本明治維新時，要對它的英雄譜有所區分。我們既要意識到它的最高統治者是明治天皇，但其實某種意義上明治天皇統而不治，類似於英國的國王。我們也要意識到明治維新的「前三傑」「後三傑」，這七八個舵手式的人物。更要注意到它有數十甚至上百個中層領導者，而且他們分散在不同領域。因此日本的明治維新，最後大體上是比較成功的。
這是我對明治維新的一個簡單勾勒。在勾勒之後，我還想講一個邏輯。秦暉談過這個邏輯，我很贊同他的觀點，而且我想給大家再補充一些。這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日本以及歐洲的古今之變的前提和中國古今之變的前提，有一個重大的不同。
日本原先是封建制，即使在幕府統治時期也是如此；通過古今之變，日本完成了現代國家的構建。因為幕府雖然執掌大權，但幕府並不是法律形式上的國家最高統治者或國家的所有者。雖然天皇在幕府時代只是一個形式，毫無實際功能，是虛君，沒有任何實際權力，但是幕府只相當於是攝政王，某種意義上，幕府雖然掌握大權，但它只是代表天皇來治理國家。當時日本有幾十上百個藩，仍然是封建制，而幕府只不過類似於我們今天的首相，或者說類似於攝政王，可能權力更大一些，但是幕府將軍畢竟不是君主。所以日本現代化國家的構建是從分散的、封建制的、各自為政的邦國形態開始的。幕府把這些邦國管理、聯結起來了，但幕府不是一個內在的最高的法權所有者或主權所有者。
所以日本的古今之變是從一個鬆散的封建制政治體制轉向一個現代國家的過程。日本是要完成一個統一的（不能叫大一統）、一體的現代國家的構建過程。所以日本的古今之變，確實有一個民族國家的凝聚過程。因為它以前是若干個鬆散的藩，而這些藩之間有一些契約性關係，各藩形式上忠誠於天皇，但天皇只是個形式，實際管理它們的是幕府。每個藩都有較大的自治權力，可以說是一個非常獨立的自治主體。
日本的古今之變也就是要構建一體化的、統一的現代國家，同樣，歐洲也是如此。以前法國、英國雖然是國王專制，但在國王之下有一批封建貴族。從法權上來說，這些貴族從屬於國王，但國王只是他們的「兄長」而非「老子」。某種意義上，貴族領主們從屬於國王，而這些領主治下的臣民只忠誠於領主，不忠誠於國王，因為國王和他們之間隔了一層。「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當時臣民對國王沒有現在這種通過憲法來實現的國民對國家的直接忠誠。比如當時英國的德文郡的老百姓，他們只忠誠於某個大領主或者某個貴族，而不對國王忠誠。所以實際上，當時的英國並不是一個現代性的民族國家。光榮革命之後，尤其是通過議會的選舉或議會的代表制，英國才打破了封建制，變成了一個現代的統一的民族國家。法國和德國的轉變也都是如此。
所以日本明治維新的政治邏輯和歐洲類似，古今之變是指由一個封建制的「古」轉向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今」的構建。我認為應該是這個邏輯。所以日本比較容易成功，西方也比較容易成功，它們的大邏輯是一致的。
但是，中國不一樣，中國在晚清時不是封建制，中國很早之前就是一個專制的皇權國家。西周時期，中國是封建制，秦漢之後中國就不再是封建制了。中國是有過封建制，但那是在幾千年前的周朝。周朝是封建制，分封同姓王、異姓王，但後來中國就不再是封建制了，甚至可以說後來的中國是一個現代國家形態，所以有人說中國的現代國家從秦朝時就開始了，當然這只不過是一種類比。
我們的古今之變邏輯，是要打破專制大一統的國家形態，從而建立一個現代國家，這恰恰和日本相反。由於我們不是封建制，要建立現代國家就比較難，而且邏輯上比較彆扭。我們原先是一個大一統的皇權國家，只不過各方面發展得不好，尤其是內部的治理不好，較虛弱，但我們的結構還是郡縣制結構，也就是類似現代國家的治理結構。從清朝變為中華民國，好像仍然是一個統一的類似「現代國家」，這裡面很難運用西方那套制衡的邏輯來理解。西方國家可以通過封建領主的共同協商，從而通過一系列的協議，相互制衡，最後建成現代國家；但我們清朝時是大一統國家，到中華民國時還是大一統國家，這二者雖然有本質區別，可這種本質區別內在邏輯的內驅力到底是什麼？我們現在仍然找不到。
我覺得關於「古今之變」秦暉的這個邏輯比較好，因為他指出了東西方內在的巨大差異。大家都說中國的變法和明治維新有相同之處，當然也確實是這樣。中國是從西方列強的入侵，到康梁變法，再到晚清新政，最後變成中華民國。日本是從剛開始的黑船事件，到明治維新，再到日本國的建立。這二者邏輯上似乎是一致的。但實際上這二者最大的不同就在於，西方和日本的古今之變是從封建制到現代國家的轉型，而中國不是從封建制到現代國家的轉型，是從一個大一統專制帝國到一個新的國家的轉變。
相對來說，日本比中國幸運，它比較好地完成了構建現代國家的過程。因為日本有比較充分的理論準備，除了從軍事層面、技術層面、制度層面學習西方外，他們還上升到了文化層面。脫亞入歐中「入歐」的核心就在於他們要在制度層面入歐，所以岩倉具視帶領一百多人去西方列國考察了一年多。日本人做事就是這樣，一旦決定了，態度就是堅決的，會持之以恆地堅持下去。
這一大批中樞人物考察的結果是，日本應該學習德國的憲法。從形式上來說，日本後來確實是學習了德國的憲法。而我個人的觀點和學界的主流觀點不太一樣。主流觀點認為因為日本要保持天皇制，所以要實行君主立憲制。但日本不想學英國的虛君制，他們想要確立天皇的大權，所以覺得德國體制比較好，日本走上的是一條德國式立憲君主制的道路。因此主流學界認為，日本使團在歐洲轉了一圈後，學習的是大陸式德國的立憲體制，而且當時使團中的很多人都受到了德國憲法思想、政治思想的影響。這是主流的觀點，我覺得從形式上看這沒問題。
但我想說的是，仔細研究日本《明治憲法》的內容以及它後來的實施，就會發現它是掛著德國立憲君主制形式的英國版憲法。當時伊藤博文等人非常崇尚英國體制，但他們又不願意天皇像英國的國王那樣是個虛君。但是當他們把英國的責任內閣制引進日本之後，用我的話來說，日本實際上就走上了加強版的英國道路。這裡的「加強版」是什麼呢？就是國王的權重被加強了。天皇的權力顯然比英國國王的權力要大得多，但是日本實施的還是英國版的。我認為日本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日本的立憲君主制是加強版的英國立憲君主制，儘管掛著德國立憲君主制的形式。
下面我談談《明治憲法》包含的三個面向。任何一部憲法制定出來之後，都有很多文字，但實際上這部憲法的真正含義到底是什麼？從來就沒有絕對的解釋。一部憲法制定完之後，全國人民並不會認為這部憲法就該如此。例如美國憲法，實際上美國憲法是兩種力量的凝聚，一個是聯邦黨人的力量，一個是反聯邦黨人的力量。所以一部憲法的結構是多種思想、多種觀點、甚至多種制度安排的複合結構。只是由於不同時期的主導者不同，他們強調了不同的面向。並不是說任何時期任何人都認為這部憲法就這一層含義———歷史上這是沒有過的。我們現在讀《論語》，讀任何一部經典著作，張三會讀出張三的版本，李四會讀出李四的版本。
以美國憲法為例，到底什麼是美國憲法？不同的法官，不同的美國老百姓，讀出的結果完全不同。但總體而言，美國憲法就是兩種思想的彙編，一個是聯邦黨人的思想，一個是反聯邦黨人的思想。如美國憲法中的前十條（1789年最初有12條修正案被提出，但其中兩條未能通過）修正案，是在最後的討論過程中，主要由反聯邦黨人發起提議的，因而最後才補充入憲法修正案。所以憲法正文加上十個修正案，才構成了完整的美國憲法。而那十個修正案基本上反映的就是反聯邦黨人的思想。這是美國憲法內在的一條線。
按照這樣的邏輯來分析日本的明治維新，我認為日本明治維新有三個面向，這三個面向在不同的時期是不同的。第一個當然是日本的《明治憲法》，我們之所以認為它是一個現代憲法，就在於它不是傳統的專製法律，它包含著自由民權等內容。這些自由民權內容是日本《明治憲法》的底色，使得《明治憲法》具有現代憲法的基本精神，也是日本脫亞入歐，轉向西方文明的最基本的標準。日本《明治憲法》保障了日本臣民的一些基本權利，如生命權、財產權、貿易權等，這是日本憲法的底色。明治維新時期，自由民權的理念在日本有過一定程度的思想傳播，尤其是當時日本還受到了法國大革命、法國啟蒙思想的影響，所以自由民權派的思想得以成為《明治憲法》的底色。
但《明治憲法》並不是一部完全由自由民權派主導的現代憲法，它畢竟是一個國家主義的、君主立憲制的憲法。所以自由民權只是《明治憲法》的底色，是它的一部分內容，而不是它的核心內容。日本當時一些自由民權派的學者甚至政治家，某種意義上，並沒有在《明治憲法》的制定中充當大任。日本當時是一個傳統的國家，如果一開始就要搞自由民權的憲法，那日本就會亂了，所以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當時日本的社會結構，不可能使每一個日本人都具有西方人那麼完全的權利保障，所以自由民權只是《明治憲法》的底色。《明治憲法》中有關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自由之類的內容，不可能和現在的日本憲法一樣。日本現在的憲法是比較先進的憲法，也就是《麥克阿瑟憲法》，這是二戰之後的事了。《明治憲法》中有一些保障自由民主的內容，雖然它們不是日本憲法的根本，但我們不能忽視這個底色。如果沒有這個底色，《明治憲法》就不是一部現代憲法了。所以我覺得《明治憲法》是明治維新的第一個面向。
第二個面向，也是明治維新的主要內容，即立憲君主論，或者說是英國模式的內閣政治論。在我看來就是一個加強版的英國立憲君主制。我認為，抽象的自由民權論並不足以支撐《明治憲法》，它僅僅起到現代國家底色的表徵作用，並且處於邊緣的輔助地位。那麼《明治憲法》的主體結構及其基本結構，或其精神寄託是什麼呢？我仔細研究了《明治憲法》的制定過程、內在結構和運行機制，可以說它確立的是一種強化版的英國君主立憲制的內閣政治，而不再是天皇大權獨攬。雖然《明治憲法》形式上似乎確立的是天皇大權獨攬的集權政治模式，但在它實際運行過程中，它確立的是君主立憲的責任內閣制。
當時伊藤博文主導的《明治憲法》在實施過程中，真正的實施者是責任內閣。某種意義上，責任內閣實施憲法，是由於內閣自身擁有這種權力。明治天皇雖然大權在握，但在憲法之外，他只有兩個權力，一個權力是軍權，另一個就是宗教祭祀的權力，即管理日本神道教的祭祀權力。而在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的行使過程中，責任內閣或者說總理大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天皇只發揮著最後審批的作用。所以日本真正實施的是責任內閣制。
日本在大政奉還也就是大權回歸明治天皇之後，首先廢藩置縣，接著殖產興業，發展工商業，建立現代教育，增加軍備，發展現代資本主義。這幾項內容基本上都是國家在資本主義社會初建早期的舉措。而《明治憲法》的實施，主要是在一批穩健派大臣和責任內閣指導下進行的。所以無論是它在憲法中對責任內閣的權力設置，還是它在經濟、行政、軍事、科技、教育、外交等領域實施的改革，基本都是為了建設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所以我認為日本的體制是加強版的英國立憲君主制。
如果要細分日本的責任內閣，可以分為偏右派和偏左派。雖然伊藤博文非常崇尚英國，但他對德國也很崇尚，而且希望改革照顧到日本的國情，所以在《明治憲法》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他是偏右一點的，是右翼最主要的人物。之所以說他是偏右的人物，是因為他比較推崇明治天皇的權力。相對來說偏左一點的或者說偏民主一點的，是大隈重信，但大隈重信後來從中樞核心出局了。在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孝允執政時期，除了一個象徵性的親王即明治的弟弟之外，剩下的木戶孝允和大久保利通是首席大臣。他們在用人時，伊藤博文勝出了，而大隈重信失敗了。相對來說，大隈重信更偏重於民，而伊藤博文更偏重於君。為什麼伊藤博文勝出了？因為當時日本要建立一個現代國家，要去掉幕府，只有利用天皇這一形式，賦予天皇較大的權力、威權以及尊貴，才能建立起一個國民認同的現代國家。所以在這一點上，伊藤博文比較實事求是，他是讓日本國民忠誠於明治天皇，然後塑造一個現代國家。而相對來說，大隈重信要限制明治天皇的權力，要儘可能地建立一個偏重於民的現代民主制，他希望朝這方面構建，但這不符合日本當時的國情。當時日本老百姓對天皇是忠心耿耿的，所以大隈重信要建立的更偏民主的政治架構，相對來說不太符合日本的國情。
但在我看來他們兩人都屬於穩健派之列，既不極力鼓吹自由民權論，也不極力鼓吹天皇國體說，而且基本上他們都支持責任內閣制。大隈重信當過兩屆首相，而且剛開始的時候，他和伊藤博文可以說是伯仲之間，他們兩人既有分歧，也有合作。但最後，大隈重信在關鍵時期失勢了。任何政治里都有左右之分，而且一個派別裡面又有左右之分。但他們兩人反而結合在一起，構成了政治共同體，使《明治憲法》走上了中間道路，或者說是實現了穩健派主導的立憲君主制。所謂的立憲君主制，強調的還是要立憲。在立憲君主制下，君主有權力，但要受到制約。而在立憲主制之下，日本實行的政策，基本上是為了發展資本主義，賦予人民相應的權利，開疆闢土，把封建制下以武士為中心的社會變成現代工商為主體的社會。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都在推進這類政策，只是在制度層面中，一個稍微偏右一些，一個稍微偏左一些。但是他們及一大批其他的人，共同構成了《明治憲法》中的第二個主要面向。我認為第二個面向的成功是《明治憲法》之所以能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也就是這一批政治家把《明治憲法》落實了。《明治憲法》製成後，只是有了一些基本的原則，有五條誓言以及一些具體的制度架構，但是如何在政策上推進這些原則，這一點非常關鍵。伊藤博文、大隈重信這幾位雖然有分歧，但是他們的貢獻都非常大。
第三個面向，即隱含在《明治憲法》中的後來被極端發展的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也就是日本極端右翼的思想。直到現在還經常有人追問，明治維新到底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明治維新到底給日本帶來了禍還是福？明治維新在40年的發展過程中，確實使日本從一個傳統的封建制變成了亞洲第一強國，而且進入了世界文明國家系列，然後又變成世界列強之一，甚至對朝鮮、琉球也都進行了殖民。從國家層面來說，明治維新成功了。但是後來《明治憲法》確實又培育了日本軍國主義，使日本在二戰中徹底失敗，被打回原形。而且二戰之後，麥克阿瑟推行的現代日本憲法，和《明治憲法》有著本質區別，它是一個完全由美國主導的現代憲法。雖然這說起來日本是被動的，但它符合日本人民真正的精神，所以麥克阿瑟在日本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因而從這個角度來說，《明治憲法》是好還是壞，是敗還是成，一直有爭論。
其中關鍵問題就在於這第三點，也就是日本的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日本的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原先不是主體，但在明治維新的後期，隨著日本這些政治元老的逐漸去世，社會的逐漸富強，軍事的逐漸強大，經濟的逐漸繁榮，日本的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沉渣泛起，變成了日本國家戰略的主導，拋棄了穩健派遵循的《明治憲法》的建設道路，使日本走上了一個極端的國家主義道路。雖然短期來看，這種瘋狂勝利了，但長期來看，它徹底地失敗了。
日本的國家主義並不是外來的，而是隱含在《明治憲法》核心內容中，只不過就像自由民權派這一極一樣，剛開始的時候被壓住了。日本的國家主義，主要體現在天皇大權獨攬，但在剛開始的時候天皇的主要權力受到了責任內閣和一批穩健派的制約。後來隨著這批人的去世，以及日本的逐漸發展，天皇受到的制約越來越少了。之後，少壯派起來了，而少壯派利用了日本憲法中天皇的兩個特殊權力。其中一個特殊權力，就是日本天皇的軍權不在行政權管轄之下，即日本軍部的軍事權力為天皇獨有。從這點上看，當時的日本不像是一個現代國家，因為現代國家的軍權是在行政權或總統權力之下的，而《明治憲法》賦予了天皇獨有的軍權。後來少壯派就利用軍權不受內閣的制約這一點，使軍部變成了一個高於首相，高於內閣大臣的獨特機關了，所以軍部可以無所不為。這是第一個權力。
第二個特殊權利就是天皇所擁有的宗教權力，也就是管理日本神道教的權力。本來，宗教權力是很弱小的，天皇只不過是在日本皇室和國民的信仰中發揮一些作用，但是後來宗教權力擴大，神道教變成了一個對世俗社會加以管理、組合的現實組織，這個權力也被進一步放大了。這個權力也不在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這三權之內，而是變成了和軍權一樣的由天皇獨攬的權力。
所以日本的軍國主義或者國家主義，是伴隨著日本的軍權和教權不斷的擴張而發展起來的。尤其是二戰時期，日本軍部的權力太大了，後來內閣的組閣都是軍部人員在參與，而且少壯派還通過暗殺把首相干掉，變成越來越極端的軍國主義，甚至軍人當首相。另外，日本天皇在神道教的加持下，越來越神聖，變成了神，變成了日本國民心中最高的象徵。正是這兩塊，導致日本後來偏離了明治維新的道路，把日本引入一場災難。
所以明治維新的三個路徑疊合一起，在不同時期強調的重點是不一樣的。我認為明治維新的主體部分，基本上是穩健派所主導的強化版的英國憲法體制。但在這過程中，它既有自由民權的法國色彩，更有軍權和教權的國家主義色彩。在明治維新後期，英國版的責任內閣制被逐漸弱化，甚至被逐漸推翻，而德國化越來越明顯，尤其是日本本土化也更加凸顯。所以日本民族既是成於斯，也是敗於斯。
—End—
本文原載於《太原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1年12月第6期）
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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