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人，是中國一個非常古老的族群概念，最早並不是指的某一個民族，而是泛指中原地區西部遊牧之人，羌字的本意就是放羊的人。

包括黃帝、炎帝先祖在內的早期華夏首領都是出自古羌，炎帝部落的族姓「姜」更是與「羌」字同源，夏禹和周朝先祖也都是由西羌轉為農耕的西戎。

這些古羌人和以蚩尤、殷商為代表的東夷部落，共同交融於中原，摩擦碰撞出了燦爛的華夏文明。

漢羌分化

周朝建立初期，各諸侯國的城池依舊是和西羌、西戎、東胡、東夷等部落文明交錯雜居，民族和疆域的界限也還沒有那麼明顯。

但隨著鐵農具和牛耕等先進農業技術的推廣，生產力大為發展，原先奴隸制的農耕文明對土地的渴望愈發強烈，也就將城池周邊荒地盡數開發了出來。

那些散落在城池周邊的遊牧族群的生存空間也就受到擠壓，他們或是直接轉為農耕，又或是向北、西、南三個開發程度相對較低的地方遷徙，融入各遊牧部落之中。

到了秦始皇統一中國之時，秦朝的疆域就是當時的華夏版圖中最適合農耕的土地，即長城以南，河西走廊以東，年降水量400毫米以上的地區。

秦朝的建立和郡縣制的施行，使得遊牧和農耕的分界線自此更加分明。

也正是大一統國家的建立，使得疆域內的農耕民族形成了民族認同感，在秦漢兩朝逐漸形成了漢族這一族群。

而原本同根同源的羌人，則由於遊牧經濟的保留，逐漸和漢分化出了不同的文化習俗，也形成了新的民族。

這種分化的源頭，就是農耕和遊牧的兩大經濟形式，而二者之間的矛盾，也是建立在遊牧和農耕兩者之間的衝突上的。

東漢的羌亂，究其根本，也是源自這一主要矛盾。

禍起西漢

東漢的羌亂，其實源頭是在西漢時期。

如果西漢繼承秦朝的疆域，安安穩穩守好400毫米等降水量線的邊界，和遊牧民族經商貿易，互通有無，和西羌的關係可能還能夠相對穩定一些。

但漢武帝時期開闢了河西走廊，打通了和西域的連接道路，為了保證絲綢之路的暢通，就需設置機構，駐紮軍隊，穩定河西走廊兩側青海、甘肅等地的羌人。

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漢武帝發兵西羌，占據河湟，屯兵屯田，漢宣帝也設置了郡縣，加強對河湟周邊的管理。

西羌遊牧族群雖然常年遊牧，但也是要進行小規模的耕種，來滿足對碳水化合物的需求。

西漢時期在河湟地區的屯田，使得羌人喪失了最大的農耕地，若要吃肉以外的糧食，只能和漢人進行貿易換取。

此時的漢羌交易，完全是由漢人主導的賣方市場，掌握糧食的漢人掌握著絕對的定價權。

也正是這樣的貿易矛盾，使得羌人在貿易當中極為被動，一旦商人或是官府抬高糧價，羌人很有可能面臨無糧可吃的窘迫局面。

因此，在屯田制和郡縣制的管理下，羌人的利益受到極大損害，西漢的羌亂也就自此頻繁了起來。

受命平定叛亂的趙充國，也是在深入調查之後看到了問題的本質，便上書漢宣帝，放棄屯田制，還地於羌。

並且趙充國還任用羌人首領作為地方官員，轉郡縣為羈縻統治，雖然看似降低了控制力，但也極大的降低了管理成本，也節省了大量用於平亂的軍費開支 。

如果每一任統治者都能夠深入民間，考察民情，羌民可能也就因此安居樂業。

但天不遂人願，漢朝統治者內部，早就出現了大問題。

土地兼併

中國古代社會的三大主要矛盾，一個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二是皇權與相權的矛盾；三就是中央與 地方之間的矛盾。

羌人反叛之原因，則是交織在一、三兩個主要矛盾之間，或者增加一個農耕與遊牧的次要矛盾。

地主階級對土地的渴求是永無止境的，就像資產階級永遠不會嫌棄自己的錢多。

地主憑藉自己的經濟優勢，不斷通過賄賂、直接參政等手段巧取豪奪，從農民手中掠取了大量的耕地，使得大量農民轉為佃農甚至無家可歸的流民。

在對付朝廷的徵收上，西漢時期的豪強地主已經初具規模，到了東漢更是一發不可收拾。

他們通過各種手段隱瞞名下田產、人口，用以偷稅漏稅，導致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連年減少。

朝廷收入減少，只能想辦法開源節流，豪強地主有人保護，即使是改革先鋒王莽的政策也難以實施，只能對邊疆地區和一些廢棄的「待開墾土地」進行「開荒」。

如此一來，朝廷開源帶來的利益損失就分攤到了邊疆的羌人、烏桓、匈奴等民族身上了。

由此一來，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又由中央轉化到地方矛盾。於是，歷史重演，河湟地區再次被朝廷屯田，甚至變本加厲，擴大了掠奪土地的範圍。

東漢續禍

王莽的新朝覆滅後，東漢建立。

但光武帝劉秀仍然是豪強地主扶持的代理人，這次的朝代更迭，並不是像秦末農民起義那樣的社會利益大洗牌，而只是王權之間的更替。

所以，即使是光武帝劉秀再怎麼天選之子，仍然沒有解決、甚至緩和社會的主要矛盾。

所以，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並沒有減少，朝廷對地方的剝削也不會削弱。

東漢對羌人耕作區的屯田開發也是一日未曾停止，使得「羌人為漢事苦也」。

但東漢對容易叛亂的遊牧民族有了新的政策，就是「內遷」。

不論是對歸附漢朝的南匈奴，還是烏桓、西羌，東漢都將一部分居民將其遷到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相對好管理的地區進行生活。

但是，移風易俗哪裡是一朝一夕之間的事情，即使20世紀同屬於農耕的近代中國，各地之間的文化衝突也是十分激烈的。

上世紀末國企下崗潮導致的大規模人口流動，就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甚至為迷信滋生了土壤。

原本同源的漢羌之間就是單純的土地問題，將匈奴、鮮卑、羌、烏桓都遷徙到相近的地方來「以夷制夷」，更是為黃土高原和 關中地區增加了很大的不穩定因素，也導致了整個東漢時期關中盆地的動盪，更是為後來至暗時刻的「五胡亂華」時代埋下了伏筆。

按下葫蘆浮起瓢

上述的都是漢朝政府引發羌亂的內因，但也有類似吏治腐敗之類的導火索引發的直接因素。

但這些導火索只是內部矛盾激化的一點火星罷了，如若是在政治清明，國力強盛的中興時期，對這些「小失誤」的容錯率也會大大提升，即使是出了亂子，也會像漢宣帝時期那樣很快被解決。

但是，東漢可不是一個全新的朝代，他只是上個時代的苟延殘喘，並沒有進行深入骨髓的深度變革，社會治理的容錯率也極為有限。

朝廷內部不進行變革，自然會有人強行替他進行變革。

於是，天空一聲炸響，張角閃亮登場。自詡有著雷公相助的張角，打著「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帶領著大量無地農民，向著豪強地主，向著舊官僚發起了猛烈的衝鋒。

這邊的羌亂還沒平息，那邊的黃巾起義又鬧起來，東漢政府只好不斷增加軍費鎮壓叛亂，但巨額的軍費也是要從包括西羌在內的治下百姓手中獲取。

根源矛盾不解決，剝削導致反抗，反抗失敗又導致壓迫加深。

就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之下，西羌與漢庭之間的戰爭在百年之間起起伏伏，耗費了大量的財力、人力和無數的生命。

這時的局勢，實際上和戰國時期的局勢十分相似。

秦國在西北與西戎連年征戰，周王朝內部也是爭霸不斷，只是鎮守西陲的秦國是自負盈虧，每次對外戰爭的勝利都能獲取大量的土地，是賺錢的戰爭。

但東漢的對羌平叛則是一直在耗財，甚至還為西漢培養出了像秦國一樣的西北割據軍閥——董卓。

董卓就是鎮壓韓遂、馬騰帶領的漢羌叛亂而逐漸做大，後直接進京，開啟了軍閥混戰的「三國時代」。

結語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只要有人就有利益，有利益自然會有矛盾。

而政府就是其中調和社會矛盾最重要的中堅力量，倘若這股調和力量有所偏向，必然會導致一方對另一方壓迫和剝削的加深。

東漢時期的羌亂也是如此，朝廷為了自己的利益，直接威脅到了羌人最底線的吃飯問題。

到了王莽時期，更是將各族群當做「外族」來剝削統治，更是導致民族情感和矛盾的激化。

以至於後來崛起於鎮壓西羌的董卓，更是直接結束了綿延三百多年大一統時代，將中華大地帶入了無盡的戰爭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