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三立遺照。
戊戌政變之後，陳寶箴、陳三立父子戴罪離開長沙，1900年6月，陳寶箴在南昌去世，此後陳三立再也沒有踏上湘省一步。然而，陳家和湘人的聯繫卻割不斷，除了詩酒雅集、喜慶悲吊、書信往還，也有不少經濟往來，陳家從湖南所領的贈金即是其中一項。
恢復舊例酬報
《熊希齡集》收錄了一封尚未被人注意的信函：《請恢復舊例酬報水口山礦發起人陳寶箴後人與蔡鍔等致湖南巡按使陶思澄函》，信函的核心部分如下：
敬有請者，湖南水口山鉛礦，為吾湘官營事業之最大特色，礦產之美，成效之著，雖屬歷任長官維持盡善，而首先發明創辦此礦者，則為義寧中丞陳公寶箴，尤鄉人士所馨香尸祝，永莫能忘者也。即歷任長官亦皆深韙其人，謹守其成法，用能蒸蒸日上，嗣後該礦所獲日豐，歷年贏利竟至數百萬金。湘省官紳飲水思源，以義寧中丞逝世後兩袖清風，家徒壁立，其公子伯嚴部郎，恪守家風，高尚純潔，不事生產，日在窘鄉。乃由吾湘官紳公同之意，仿東西各國酬報發起人之例，按月致送薪金百兩，以表鄉人去思之誼。迄於清季末年，未嘗間斷。不料民國成立以後，暴徒專制，忘棄舊義，忽將此項薪水撤銷，至今未送。夫酬勞通例也，報功盛典也，歐美各國對於新發明之事業，必給以酬金，或許其世享，所以鼓勵而崇報之者，無不至也。水口山之礦若非義寧中丞發明於先，何以有今日?若非其竭力經營，開創於前，亦何以有今日年增數十萬之收入。且非獨此也，湖南風氣號稱固閉，前此欲開一礦，輒為人民所阻，自中丞到任，力排群議，甚至用武，卒將湘礦開放，使人民生計寬舒，每年礦產有千萬金之輸出，皆義寧中丞之餘澤也。同鄉人士目睹其家世之困窘，來書商榷，均代不平，並以此項支出，志在酬報，與尋常掛名乾薪迥乎不同。夙欽閣下政聞久播，於實業一途提倡獎借不遺餘力，此項津貼，事關宏獎，當亦閣下所樂於贊成。用敢合詞縷陳，敬祈諭將此款規復舊例，照常致送。並祈飭查，自何月停送起，以至目前，一一令其按月補出。
湖南維新運動最見經濟效益的新政就是礦業。1896年3月開辦的水口山官礦，到1904年已經成為全國最大的有色金屬礦區，年貢獻全省六分之一的稅收，累計贏利六百多萬兩白銀。其他還有民營礦業，如華昌純銻煉礦公司在鼎盛時期貢獻了全省三分之一的稅收。其時主持水口山礦務分局和華昌純銻煉礦公司的分別是廖樹蘅和梁煥彝，以文人辦實業成績斐然、財富豐碩，曾廣鈞有詩記之：「廖梁詩伯兼攻礦，一洗騷人萬古貧。」此後數十年，湖南礦業持續發展，一直都是全省經濟命脈。熊希齡特別強調「與尋常掛名乾薪迥乎不同」，列舉歐美酬報發明人通例和湘人民意，說明陳氏父子開創之功不可忽略，此贈金的正當性不容置疑。從陳寶箴逝世到清朝滅亡， 「按月致送薪金百兩」約十一年，算來共計白銀一萬三千餘兩，這份薪金無論是價值還是情誼，都是沉甸甸的。按照常識來看，在黑暗的滿清專制之下，牆倒眾人推、樹倒猢猻散，人情必然涼薄，然而此種歷史細節讓人意外感動。對於朝廷要犯竟如此優容，近乎大逆不道，心念舊恩而勇氣可敬，這份贈金突破了冷漠的皇權和國家機器，折射出人性光芒和知識者氣節。
1915年5月，陶思澄由湖南省財政廳長升任巡按使，同年7月離職，熊希齡寫信也應在此期間。儘管自覺道義上、事實上都理由充分，熊希齡還是很講究策略。在信函開頭以祝賀入題，極盡褒揚，做了充分的感情鋪墊：「久懷風範，式仰雲麾，忻幕府之新開，慶沅江之多福。伏維履綦納祜，簪紱罄宜，膏澤如春，沛若瀟湘之雨;勛華勒石，高于衡岳之峰。翹首卿雲，傾心葵日。齡等京華暫寄，鄉國久違，只黃塵赤日之奔忙，望朱戟碧幢而竟遠。」在信函的最後，又分析此事難度並不大，且於己於人均好處多重：「在局中支此戔戔之項，並不為難，庶於義寧一面可以泯其斷續之痕跡，而於閣下修廢舉墜之盛德，獎業勵化之深心，昭然若揭於天下，行當與義寧中丞並垂不朽於吾湘中也」。落款「蔡鍔、楊度、熊希齡、徐佛蘇同啟」，熊希齡時任籌辦全國煤油礦事宜處督辦，是執筆人；蔡鍔時任參政院參政、全國經界局督辦，陳寅恪正在他手下擔任秘書；楊度是袁世凱身邊的紅人，時任參政院參政，以副館長代王闓運主持國史館；徐佛蘇時任總統府顧問。四位湘籍人士都與陳家有舊，且位高言重，這一信函的分量自然不容忽視。
陶思澄向財政部建議將礦業收歸中央，被任命為湘省官礦督辦，要挖斷湘省財政命根，「賣礦獻媚」，激起湘籍人士強烈反對，最後被迫狼狽離開，所以事情在他手裡落實的可能不大。數月後，護國運動爆發，蔡鍔名列叛逆，但其餘三人影響猶在，尤其是熊希齡當年8月回鄉省親，稍後發生湘西兵變、全省大面積災荒，奉命擔任湘西宣慰使，深度參與維穩賑災，對湘省當局話語權巨大。因此，從情理上來看，陳家的贈金補發勢在必行。雖然在《湖南政報》《湖南大公報》等未見官方明文，但還是有跡可循。朱德裳《三十年聞見記》：「右銘卒，伯嚴尤不知生計。湘礦極盛時，特贈四萬金，伯嚴亦隨手而盡。」作為湖南維新運動的親歷者，朱德裳所記雖不十分詳細但比較可信。又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1950年11月18日：「張竹橋（樹勛）來談，民初渠任省會警察廳長時，聞陳散原先生貧困。念右銘公創辦水口山銻礦，湘人利賴（編者註：依靠），遺愛在人，特發起省政府撥款周濟。政府因發二萬元贈先生。」張竹橋，寧鄉縣人，1913年11月至1916年8月任湘省會警察局長，從日期上能夠說得通。相對而言，張竹橋說的數目更加靠譜、日期更加確切。如果將陳家贈金中斷時間計算為五年，共計應補發白銀六千餘兩，折算成銀元並考慮物價、利息等因素，補發二萬銀元是合理的。朱德裳和張竹橋說「特贈」和「贈」，其實就是補發舊例報酬。這一來源穩定的贈金持續到何時，尚不能確知，但是已知數目也十分可觀。
朱德裳說「伯嚴亦隨手而盡」，只是突出其不重利益的高風亮節。其實，「神州袖手人」陳三立「不事生產」，這一份贈金對於維持陳家生計尤其是陳寅恪兄弟留學，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金陵別墅臨青溪
1911年夏，陳家在南京頭條巷建成新宅，陳三立榜書名曰散原別墅，又名金陵別墅。陳寶箴被革斥後歸隱散原山崝廬，歿後即葬山麓，此名飽含懷念之意。應妻兄俞明震之邀，別墅選址在青溪邊上，與俞明震的「俞園」比鄰。金陵別墅的建設，也得益於湘人的大力支持。
1908年12月，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端方與江蘇巡撫陳啟泰聯合奏請在南京舉辦南洋勸業會，1910年6月5日順利開幕，歷時半年，是我國首次全國範圍的博覽會，規模宏大、反響良好。湖南工商界也派出專人攜帶產品參加，並大獲佳績。大會評出陶瓷出品一等獎、二等獎各四個，醴陵瓷業公司獲得一等獎，醴陵瓷業學堂獲得二等獎。湖南的釉下彩瓷器「質美而工精」，「遊人類皆酌購數種」，銷量倍增，醴陵瓷業公司因訂單大增供不應求，幾乎陷入困境，人皆曰醴陵陶瓷超越了景德鎮陶瓷。華昌純銻煉礦公司所出品的純銻獲得一等獎，暢銷歐美，獲利甚豐。農產品、教育產品、湘繡等，也多有獲獎、嶄露頭角。
湘籍紳商感念湖南實業之振興，為陳氏父子在湘提倡所致，擬聯合稟請徵辟陳三立任官職，倡議為陳寶箴鑄一銅像，皆被堅決辭謝。後來，得知陳家在南京尚租房居住，於是集資二萬元相贈，作為購建住宅之用。南洋勸業會閉幕後，會場拆除，所有臨時房屋，皆任人競標購買，價格十分低廉。陳家乃購得木料等建材，準備自建住宅。參加南洋勸業會的湖南紳商，如龍璋、胡元倓、廖名縉、周震鱗、沈明煦等，多是陳三立的故交，二萬元捐贈自然來自他們的推動。
次年夏，散原別墅落成，位於青溪上游之西岸西華門頭條巷，構屋十楹，有迴廊、花徑，青溪泛影，鐘山當窗，與俞園園畝相接，花木互映。遷入新居僅數月，辛亥革命爆發，陳家避亂滬上。此後，陳三立數次返回暫居，1915年初夏始定居散原別墅，1923年8月移居杭州後不復歸。散原別墅頗得陳三立喜愛，與俞明詩或晨光熹微時欣賞初開之牽牛花，或臨水垂釣，或訪俞園，其樂融融，「散原別墅」「青溪」「鍾阜」等詞屢見唱和。故交新知過金陵，必到散原別墅一聚，來訪的有康有為、梁啓超、李瑞清、歐陽漸、繆荃孫、鄭孝胥、陳衍、胡思敬、冒廣生、朱祖謀、李世由、魏鷂等，詩酒相酬，泛舟青溪，「東南人物，風雅如水歸壑，凡薦紳軒蓋之往來者，莫不造散原精舍者。」名流來去隨意，有一面數語即別者，有久留住十日者。一日午後，梁啓超、歐陽漸、王敬芳等來聚，欣然開五十年陳釀痛飲，酒酣談佛，回憶時務學堂及蔡松坡等往事，唏噓長嘆，賓主盡歡而散。
在散原別墅，家人和好友多次為陳三立慶生，隆重而溫情，尤其難忘的是七十壽辰。來賀名流及獻壽序、賀詩者眾多，陳曾壽、胡嗣瑗等遠道而來，康有為、沈曾植、陳寶琛、吳慶砥、陳衍、江瀚等都有喜慶褒揚之詩文。陳衡恪、陳隆恪從北京趕回，陳家兒孫輩、姻親戚誼歡聚一堂，全家近二十人合影，留下了難得一見的史料。
陳三立由此對南洋勸業會頗有好感。應傅春官之請，陳三立將珍藏的《山谷詩注內集》刻板付之攜歸江西，重印以供南洋勸業會陳列展覽。展覽期間，陳三立帶領家人參觀，五年之後又獨自遊覽舊勸業場公園，並有詩記事：「煩煎不可支，孤游縱所適。掠眼圍獵場，棄車依倦翮。往者競秋賽，市屋塗金碧。五都列鎡貨，殊裔走幣帛。遨嬉仕女喧，猙獰賈胡積。歌吹翔舞衣，萬燈籠霄赫。俯仰喪亂外，覆棋已無跡。馳道長榛蕪，敗礫半充斥。花塢犁為田，方塘虛釣鯽。旁睨蓬髮婦，曳柴翳戶隙。舉足處處迷，死氣沈窀穸。只餘一片月，四浸葦蘆白。過記張飲廬，歲時聯主客。飼虎盤中肉，飛吟落雞柵。輩流幾存亡，纏哀髑髏擲。汝逐國運盡，誰念種桃核。衰頑更奚託，自撫乾坤窄。悲風響枯枝，殘水踏狼藉。隱隱鴻雁字，荒荒狐兔宅。留味入夢魂，興盡別有獲。」以「煩煎不可支」的鬱悶開頭，舊地重遊，回想當年會場之興盛，對照今日之混亂蕭條，感喟萬端，「留味入夢魂，興盡別有獲」，篇末轉折，想是憶及湘人厚誼而心情變晴朗矣。
《散原精舍詩》內頁。
湘人士為有良心
面對如此厚誼恩惠，淡泊名利的陳三立也不免感嘆：湘人士為有良心。戊戌政變之後，儘管有寄匿名信諷刺的極個別人，但關心援助陳家，甚至鳴不平的湘人真不少，如皮錫瑞、廖樹蘅、鄒代鈞、黃忠澤、周大烈、陳家逑、朱昌琳、朱德裳、譚延闓、熊希齡等。
皮錫瑞很早就關心陳家的經濟狀況，在日記多次記載。1899年8月20日：「伯嚴病已愈，寓席公祠養病，其家每年須用四千金，無從出，奈何？」其時，陳氏父子已經回到南昌，皮錫瑞只能從朋友口裡或者書信獲知陳家的信息，憂心溢於言表。半月之後的日記又記載：「右帥（陳寶箴號右銘）朝珠均出售，可憐！可憐！」後來報紙上見到陳寶箴逝世的消息，皮錫瑞更加關注：「予到受明處詢明，彼雲師曾（陳師曾，陳三立之子）信來，雲伯年（陳三立字伯嚴，長沙話中年、嚴同音）由江南聞訃，絕粒六日，誓以死殉，屬黃修園往辦大事並籌款，黃不能往，周玉昆去，昨已過。」周玉昆，當為周印昆，即湘潭人周大烈，是陳師曾的家塾教師，後為吉林省民政長、民國眾議員。巡撫之家竟然沒有辦喪事的錢，只好委託朋友籌款，清廉可見一斑。
皮錫瑞本人以授業為生，家口眾多，拿不出錢來，只能書信慰問，一聽說有人接濟陳家就異常高興。如1899年8月10日日記：「人有云為右帥提攜者，共籌三萬金以報之，居停有二千在內。」大約與朱德裳所記為同一事項：「陳右銘革職將歸江西，不能成行。朱禹田贈銀萬兩，及鹽商饋贐又將二萬。右銘為其夫人營墓至八千金，所余無多。」朱禹田，即朱昌琳，湘省首富、著名慈善家，曾受陳寶箴力邀總辦阜南官錢局，因新政被廢除，自家虧損六七萬元，依然巨額資助，可謂慷慨大義。據皮錫瑞日記，陳家逑也贈銀兩千兩。幾乎同時，鄒代鈞致函梁鼎芬，托其說服張之洞，要為陳三立在萍鄉煤礦謀取一份掛名職務。該煤礦每月提取公費銀200兩，贈送其創始人文廷式，自此陳三立分享一半，直到1904年初。
1901年初，陳三立有《與廖樹蘅書》：「先生所治之礦仍極盛，功績如此，處約如此，乃荷隆賻有加，感泣何已！」廖樹蘅時任水口山礦務分局總辦，對陳寶箴喪事也是贊助頗厚。1906年3月，廖樹蘅已經升任湖南礦務總局總辦，在閒談中對皮錫瑞抱怨：「部章要報帳，干修不能報，奈何？」按照章程規定，贈金需要特別處理，十餘年來先後主持省礦務總局的黃修園、廖樹蘅、梁煥彝等，為了陳家的贈金自然用心費力不少。
熊希齡是用心最多、出力最大的湘人，除了爭取水口山官礦贈金之外，還有多次援手。南洋勸業會背後也有熊希齡的影響，醴陵瓷業公司、醴陵瓷業學堂以及廠商參會，遠在東北的熊希齡全程指導督促，捐資之事自然也在掌握之中。1909年，熊希齡起草了《為開復已故湖南巡撫陳寶箴呈請代奏文》，並聯合湘籍旅京人士請督察院代奏；1914年3月，起草了《為褒揚已故前清湖南巡撫陳寶箴致徐世昌函》；試圖以此改善陳家的政治地位和經濟狀況。在1913年10月4日，又與梁啓超聯名致電江蘇省民政長韓國鈞：
南京韓民政長鑒:寧密。陳君三立，號伯嚴，為陳右銘先生世兄，學問道德，一時無兩。革命後貧困已極，此次亂事，南京住宅服物搶劫一空，亟應為之設法。聞滬寧鐵路有稽查一差，向歸前清寧督派人，現在已否照派，乞公查明，即以位置陳君，亦不使賢者飢餓於我土地之意也。乞電復。希齡、啟超。東。
當時的鐵路稽查為名譽性質，並不需要到崗任事，熊希齡此舉就是為了替陳三立謀求一掛名的職務，從而獲得一份報酬。次日，韓國鈞即回電：「陳君伯嚴，素所欽仰，遘亂毀家，至為可嘆。鐵路稽查現歸部委，遇有相當位置，敬當相挽，以報雅命。」
陳三立感嘆「湘人士為有良心」，也是建立在比較之上的。從1902年開始，陳三立涉足從南昌到九江的南潯鐵路建設，先後被推選為協理、總理、名譽總理等，本意是為家鄉做件好事，勞頓於訂章、借款、招股、交涉等俗務，卻屢屢被人懷疑「借洋款」「暗箱操作」，被公開斥為「屍居其位，中飽私囊」，甚至對簿公堂。陳三立屢次辭職不成，前後折騰十餘年，費力不討好、心力交瘁。二者對比，自然冷暖分明。
王金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