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衰落以前,一切都有預兆

溫伯陵的煙火人間 發佈 2024-04-28T23:45:52.435603+00:00

但越到後期越奇葩,各種妖魔鬼怪都出來了,皇帝不是煉丹就是宅男,大臣們梗著脖子懟皇帝,好像大明朝不姓朱似的。

一、

我們站在上帝視角看明朝,感覺明朝前期頗有復興漢唐榮耀的氣象,國內民生安定經濟繁榮,國外伐蒙古下西洋,基本完成萬國來朝的成就。

但越到後期越奇葩,各種妖魔鬼怪都出來了,皇帝不是煉丹就是宅男,大臣們梗著脖子懟皇帝,好像大明朝不姓朱似的。

造成明朝如此分裂的原因,就是立國81年的時候,遭遇了一場慘重的失敗,斬斷如日中天的國運,此後200年再也沒有爬起來。

這場失敗就是「土木堡之變。」

二、

從上古三代到唐朝末年,天下體系便是中國處理國際事務的主流模式,即——

中原漢人王朝做為天下共主,對「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的地方有名義領導權,周邊的蠻夷部落認同中原王朝為天下共主,接受中原王朝的冊封,一年或三年到首都朝貢一次。

直到宋朝,因為武備不振,打不過遼國和金國,有史以來首次喪失天下共主的地位,以至於遼金都能自稱為中國。

這意味著,宋朝自始至終都沒能用天下體系來處理國際事務。

所以朱元璋在南京建立大明以後,首要任務就是重建天下體系,讓大明成為天下共主,並以此來處理國際事務,於是朱元璋在《即皇帝位詔》裡說:

「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命運亦終,海內疆土豪傑紛爭。朕本淮右庶民,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趁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即皇帝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

朱元璋的意思是,宋朝國運終結,元朝繼承中國正統做了天下的主人,現在元朝的國運也到頭了,以後的中國正統是大明朝。

也就是說,朱元璋承認元朝是中國正統,而明朝的江山繼承自元朝

這麼做有幾個好處。

首先可以解決領土爭端。

我們都知道元朝的國土面積大,包括蒙古草原、東北、西域等地方都是元朝的,只有承認元朝的正統性,明朝才能理直氣壯地說,這些地方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

要是不承認元朝,而直接繼承宋朝的法統,那麼領土的事情就說不清楚了。畢竟宋朝連北京都沒收回來,繼承宋朝的明朝,又有什麼資格說自古以來呢?

朱元璋承認元朝正統,也是為以後的擴張做準備。

其次可以解決民族問題。

當時的民族問題很複雜,蒙古、色目、回回、北方漢人、南方漢人基本是各過各的,如果沒有一種共同記憶的話,很難把複雜的民族融合在一起。

現在朱元璋說了,既然你們能在元朝共同生活百年,那麼大明做了元朝的接班人,你們繼續在大明的旗幟下共同生活,合情合理合法。

這就通過承認元朝的法統,繼承了前一百年的民族共同記憶。

這才是造反起家的朱元璋,昧著良心繼承元朝的意義。

從朱元璋的即位詔書就能發現,他的野心絕不止恢復長城以內的漢家江山,而是通過繼承元朝法統,進而繼承元朝在天下體系里的位置,最後以漢人王朝的身份,恢復漢唐曾經擁有過的榮耀

朱元璋的野心,我們可以稱為民族復興。

要實現民族復興,需要兩個必備條件:國力強大臣服周邊國家、經濟發達吸引周邊國家

安南、寮國、朝鮮都是地盤小實力弱的國家,在中國一家獨大的年代,不管哪個王朝統一中國,它們都得來拜碼頭,所以重建天下體系的唯一的絆腳石,就是實力尚存的蒙古。

於是朱元璋開國以後,便陸續對蒙古發動13次北伐戰爭,到1398年去世的時候,基本完成戰略目標,把成建制的北元打的四分五裂,再也不敢有入主中原的想法。

軍事征伐的同時,朱元璋還在搞邊防建設。

他把兒子們分封到西安、太原、北平等軍事重鎮做藩王,平時拱衛朱家江山,戰時統領軍隊出征,同時在長城以外設立衛所屯軍,給軍人們分土地蓋房子,讓他們世世代代駐紮在那裡,給祖國守邊疆。

這種藩王+衛所的兩套邊防體系,基本鞏固了大明的北方邊疆,只要內部不出亂子,蒙古人根本不可能占到便宜,大明反而越過長城,逐漸蠶食蒙古的地盤。

那些投誠的蒙古部落,將來可以改編成「某某衛」之類的組織,平時朝貢戰時出兵,成為大明朝天下體系中的一員。

按照朱元璋的想法,只要後世皇帝不改弦更張,按既定路線辦事,大明就立於不敗之地,遲早能成為元朝一樣的天下共主。

但是朱元璋去世後,他生前的部署被徹底推翻,大明朝走向另一條從未設想過的道路。


三、

1398年朱元璋去世,未經世事歷練的建文皇帝朱允炆,發布了一系列愚蠢的政策,不僅得罪了藩王,還得罪了朝野武將,唯獨大明朝的文官們喜笑顏開,感覺遇到了真命天子。

朱允炆的神操作,讓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發現機會,再加上大軍包圍北平朱棣命在旦夕,於是朱棣一咬牙一跺腳,發動了靖難之役,殺回南京奪了朱允炆的皇位,改元永樂。

所謂永樂,大概是永遠快樂的意思吧。

做了皇帝的朱棣是永遠快樂了,可分封在邊疆的其他藩王不快樂,大家都是朱元璋的兒子,一起在邊疆做窮人不好麼,你朱棣為什麼要先富起來,這就打破兄弟之間的平衡了呀。

你朱棣能起兵造反奪皇位,那我們為什麼不行?

朱棣心裡也很清楚,朱元璋的家法是嫡長子繼承皇位,自己的皇位來路不正,手握重兵的藩王兄弟們肯定不服,那就只能親自削藩了——

寧王遷南昌,遼王到荊州,沈王改封潞州,谷王廢為庶人......凡是帶兵的藩王,都沒什麼好下場。

朱元璋的洪武年間經常有藩王領兵征戰的記錄,例如「秦王樉奉詔征叛番」、「周王橚、晉王棡率河南山西軍出塞屯田」、「燕王棣率總兵官周興出遼東塞」等等,非常重用藩王。

但是自從朱棣登基改元永樂以後,史書上再也沒有類似的記載,可以說,大明朝誰都有資格領兵打仗,唯獨藩王沒有。

朱元璋苦心經營的大明朝藩王體系,基本廢了。

而沒有統兵的藩王鎮守邊疆,那些衛所屯軍便失去了支援,根本不可能長久堅持,於是開平衛、東勝衛等邊疆衛所,要麼遷到內地,要麼裁撤,地位重要的大寧城更是割讓給朵顏三衛。

朱元璋建立的邊疆衛所體系,也逐漸廢棄了。

藩王+衛所的邊防體系退出歷史舞台,但蒙古的威脅還在,文官和勛貴也需要制衡,怎麼辦呢?

朱棣做了兩方面的工作。

關於邊疆防禦問題,朱棣把首都遷到北京,將京軍和東北邊軍合二為一,掌控了東北的沿邊士馬,做為代價,朱棣必須以天子之尊親守國門。

而在權力制衡方面,朱棣給了宦官一部分權力,讓掌握權力的宦官成為皇帝的私人工具,以此來替代藩王輔政的職能。

1403年,朱棣命顧城、何福等勛貴將領鎮守邊疆,同時選有謀略的宦官做監軍,並且規定宦官的地位在勛貴將領之上,隨後朱棣創建三大營,也讓宦官做監軍。

史書上記載:「內臣出鎮自此始。」

1405年,蒙古游騎到晉北活動,朱棣派武城侯王聰、宦官山壽分別領兵,到塞外偵察敵情。同年朱棣準備下西洋宣示國威,選定的負責人是宦官鄭和。

史書上又寫了一句:「此為宦官典兵之始。」

之所以用宦官取代藩王,根本原因在於,藩王掌兵有造反的能力,宦官沒有後代,皇宮是他們唯一的家,皇帝是他們唯一的主人。

歷史走到這裡,朱元璋準備遷都西安、以藩王、勛貴、文官為支柱的大明第一王朝,便成為遷都北京、以宦官、勛貴、文官為支柱的大明第二王朝。

不過朱棣是成功的。

經過征討安南,朱棣成功收復丟失四百年的中國故地,憑藉這份功勞,勛貴將領張輔封為英國公,沐晟封為黔國公。

經過五次親征蒙古,朱棣用強悍的軍事能力,把蒙古徹底打成游擊隊,並且納入天下體系,讓蒙古首領每年在固定時間、走固定路線,帶著土特產進京朝貢皇帝。

做為回報,皇帝要賞賜豐厚的財物,價值往往是土特產的數倍到十倍。

此外,朱元璋設立的茶馬司,是用100斤茶葉換一匹蒙古上等馬,中等和下等馬要按比例降價。朱棣為了結蒙古之歡心,統一改成8萬斤茶葉換70匹馬,每匹馬的價格整整翻了十倍以上。

大明朝虧了經濟里子,贏了政治面子,完善了天下體系。

用天下敘事來說,凡是接受了大明朝冊封的國家,都屬於大明朝的領土,那麼冊封蒙古、設立舊港宣慰司、船隊抵達東非的大明朝,配得上一句「遠邁漢唐」的評價。

成就大歸大,但朱棣開創的大明第二王朝,不論選拔有謀略的宦官,還是親征蒙古,都極其依賴皇帝的個人能力,本質上是一種強人政治,和朱元璋的國家體系建設有天壤之別。

遇到朱棣這種雄才大略的皇帝,大明朝可以強勢崛起,一旦庸人取代了政治強人執掌大明朝,國運衰落便不可避免。

四、

1424年,朱棣在榆木川駕崩,皇太子朱高熾繼位,10個月後朱高熾駕崩,皇太子朱瞻基繼位。

在朱棣晚年,大明朝便有「官吏貪殘,非復洪武之舊」的說法,而且連年用兵國庫空虛,所以朱高熾和朱瞻基都選擇了休養生息,不願意和朱棣一樣再起兵戈。

正因為這樣的執政理念,朱高熾得到仁宗廟號,朱瞻基得到宣宗廟號,他們在位的十一年被稱為「仁宣之治」,號稱盛世。

但我覺得,朱高熾和朱瞻基都被高估了,歷史評價有些名不副實。

剛繼位的時候,朱高熾準備效仿唐太宗李世民納諫,便號召文官勛貴們提意見,結果翰林院侍讀李時勉上書,給朱高熾提了幾條建議,朱高熾大怒,把李時勉召進宮裡打折三根肋骨。

打完李時勉,文官勛貴們再不敢提意見,朱高熾又悶悶不樂:「我讓你們說話,你們怎麼不說呢?」

就沖您打斷李時勉三根肋骨的事,誰敢說?

相較於朱高熾的言而無信,朱瞻基是另一番模樣。

有次朱瞻基在宮裡讀宋史,然後發表了一番議論:「宋之君誠失其弱。然其將帥,雖才亦不得展,盡為小人所蔽耳。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他是說宋朝武備不振以至亡國,都是因為皇帝被小人蒙蔽,不能重用武將。

我是有些想不通,到底是什么小人啊,能蒙蔽宋朝皇帝三百年?如果皇帝一直被小人蒙蔽,這宋朝江山就該亡。

堂堂大明朝的皇帝,讀史就讀出這麼個結論,只能說明朱瞻基的認知很淺薄,個人能力也只是中人之資。

在這樣的認知能力之下,朱高熾和朱瞻基的「仁宣之治」背後,是大明朝的內政急速惡化,國際勢力的快速衰退,天下體系逐漸變得名不副實——

1424年,朱高熾加封楊士奇、楊榮等內閣大學士為六部尚書,隨即「三楊」主政,軍政大事無不參與決策,他們憑藉威望資歷,幫內閣拿到大明朝的軍政決策權。

1426年,朱瞻基開設內書堂,請翰林學士教宦官讀書,然後把內閣票擬交給宦官批紅,導致宦官可以借皇權參與決策。

1427年,朱瞻基認為在安南作戰耗費糧餉,命86000名南征明軍北撤,放棄這塊中國自古以來的土地。同年放棄開平衛,縮邊三百里,北京徹底成為一座邊塞城市。

1429年,廢除松花江造船廠,大明朝退出東北。

1430年,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從此以勞民傷財為由,再不下西洋,大明朝和海外屬國的聯繫基本斷絕。

1434年,瓦剌太師脫歡剿滅阿魯台部,雄霸草原,朱瞻基不管不問。

休養生息是不搞大工程,該做的事還得做,該盡的責任還得盡,但是以上這些事說明,朱高熾和朱瞻基沉溺於四海清平天下盛世的榮光,不再積極進取。

而這一樁樁一件件,把朱棣留下的優質資產放棄的乾乾淨淨,卻沒有改革朱棣留下的劣質資產,反而繼續發揚光大。

例如放任蒙古互相兼併,導致蒙古諸部的勢力不再均衡,一旦角逐出一個最強王者,便會謀求統一蒙古,進而騷擾大明邊境。

例如藩王和宦官的問題。

朱瞻基就沒有意識到,失去軍事實力的遠房藩王子弟,其實也是可以按照祖制考察,授予軍政職務,做為皇帝的輔弼。

如果能用遠房藩王子弟取代宦官,大明朝可能不會有「藩王俸祿太多」的問題,也不會有王振和魏忠賢等權宦遭人唾罵、進而給皇帝抹黑的問題。

這樣的大明朝,就是一個正常的王朝。

很可惜,朱瞻基的認知限制了大明朝的發展,他真的辜負了「好聖孫」的評價。

而朱瞻基的不作為,將「靖難之役」後朱棣留給大明朝的隱患,近乎無限的放大,多年後直接導致了「土木堡之變」,坑了明英宗朱祁鎮。

也就是說,朱祁鎮做了瓦剌留學生,百分之八十的學費都是朱瞻基給出的。

五、

1435年正月,朱瞻基駕崩,年僅9歲的朱祁鎮繼位,命內書堂出身的王振掌管司禮監,七年後朱祁鎮親政。

從朱棣駕崩到朱祁鎮親政,大明朝已經「休養生息」了二十年,在人均壽命不高的年代,這相當於一代人的時間了。

實事求是的說,朱祁鎮繼位以後,是有一番明君氣象的。

10歲的時候,朱祁鎮到校場演武,命將軍們以三支箭為標準,演示騎射能力。駙馬都尉井源三發三中,朱祁鎮賞賜一杯酒水。

有人說,王振公公演武時,表現好的直接提拔。但朱祁鎮說,這種濫賞的事,我不做,想升官用功勞來換。

後來蒙古侵犯甘肅,朱祁鎮命兵部尚書王驥節制甘肅兵馬,刑部尚書魏源處理大同軍務,結果「邊境肅然,時稱得人。」

而且朱祁鎮非常喜歡免稅,「免河南被災田糧」、「免陝西平涼六府旱災夏稅」、「免兩畿湖廣欠賦凡六十四萬石」、「免陝西被災稅糧四十八萬六千石」等等,類似的記載比仁宣年間都要多。

這麼一個年輕皇帝,你不能說他是天生的昏君惡棍。

即便是重用王振,那也是在朱棣開創的大明第二王朝體制下,朱祁鎮找的一個親近宦官做幫手。如果你說不能重用王振,朱祁鎮也有話說:「太宗文皇帝能重用鄭和,我憑什麼不能用王振?」

再者說,用王振就一定是錯的嗎?

還真不一定。

朱祁鎮重用王振,然後讓王振放手打壓文官和勛貴,是不是意味著朱祁鎮的皇權壓倒了文官勛貴,奪回了大明朝的軍政大權和輿論話語權?文官勛貴向王振表忠心,是不是間接向朱祁鎮宣誓效忠?

所以朱祁鎮重用王振,和漢武帝重用衛青、唐玄宗重用李林甫、嘉靖帝重用嚴嵩是一樣的性質,都是鞏固皇權的手段。

而且王振也是有功的。

當時雲南、緬甸一帶有個麓川王國,軍事實力非常強勁,時刻準備向雲南擴張,內閣的「三楊」認為麓川是邊遠蠻夷,不值得勞民傷財,都不同意攻麓川。

但王振堅決主張消滅麓川。

在王振建議下,朱祁鎮任命兵部尚書王驥總督軍務、定西伯蔣貴為平蠻將軍、都督同知李安和都督僉事劉聚為副將、宦官曹吉祥為監軍,出兵征討麓川。

這場戰爭打了將近十年,累計出兵四五十萬,明軍在西南地區橫衝直進,1449年2月渡過金沙江,在緬甸孟養徹底擊敗麓川首領思機發,西南諸部心悅誠服:「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真天威也。」

隨後,王驥和西南諸部約定:「石爛江枯,爾乃得渡」,這才確定了大明朝在金沙江以東的所有權。

如果不是王振堅持用兵,任憑麓川侵擾雲南,可以想見,雲南是不可能守得住的,現在雲南也不可能是傳統內地省份。

所以說,1449年前王振是有功的,朱祁鎮也有一番明君氣象。

朱祁鎮和王振遇到的真正問題是,大明朝在西南地區連戰連勝的時候,朱棣遷都北京、朱瞻基躺平不作為的隱患,在大明朝的北部地區發酵了。

早在1436年,也就是朱瞻基駕崩的第二年,瓦剌便侵略涼州、進犯山丹、包圍大同,明軍連戰連敗,瓦剌大掠而去。

兩年後,瓦剌的脫歡立脫脫不花為大汗,自己做了太師,基本統一蒙古草原。再過一年,脫歡死,也先繼承太師位,逐漸蠶食脫脫不花的部屬,「北部皆服屬,勢益橫。」

1442年,朵顏三衛歸附瓦剌,掠奪廣寧前衛。這地方在山海關附近,已經非常靠近大明朝的核心地區了。

至此,瓦剌做大做強,基本恢復了洪武初年北元的實力。

1449年春,也先派龐大使團到大明朝貢,號稱三千人,其實是兩千。按照朱棣留下的慣例,瓦剌說來了多少人,大明朝就給多少份賞賜,從不清點人數。

但是對大明朝來說,這一年是個好年份,王驥已經平定麓川,數十萬大軍馬上可以回到北方,這就意味著,大明朝可以反擊瓦剌,不用再花錢買和平了。

於是王振一反常態,派人清點了瓦剌使團的人數,按照真實人數給與賞賜,並且刻意壓低虛高的馬價,導致瓦剌使團沒有得到滿意的貿易利潤,賞賜也只得到預計的五分之一。

同一時期,大明朝派到瓦剌的使者想邀功,和太師也先說,皇帝準備和你聯姻,讓你做大明朝的女婿。結果也先的聘禮都送到北京了,朝廷說根本沒這回事,大明朝是不和親的。

這麼一來一去,瓦剌太師也先的面子、里子都丟乾淨了。

同年七月,也先終於下定決心,兵分四路進攻大明——脫脫不花和朵顏三衛攻遼東、阿剌知院攻宣府、別將侵擾甘肅、也先親自攻大同。

王驥和蔣貴鎮守甘肅的時候,明軍還能出塞反擊瓦剌,打出「西邊悉平」的戰績,後來麓川要打仗,王驥和蔣貴便率數十萬明軍南征,造成北疆空虛。

現在雖然打贏麓川,但王驥和蔣貴沒有回師北方,那麼面對瓦剌的全面進攻,朱祁鎮和王振便遇到朱棣曾經遇到的問題——無人可用。

當年淇國公邱福兵敗臚朐河,朱棣「以諸將無足任者,遂決計親征」,從此開啟波瀾壯闊的五次北伐,現在遇到同樣的問題,如果你是朱祁鎮或王振,請你想一個問題:

「有太宗文皇帝朱棣的成功案例在前,有打贏麓川的功勞傍身,面對瓦剌的進攻而王驥和蔣貴沒有回師,到底該怎麼辦?」

按照正常的邏輯,效仿朱棣親征,才是朱祁鎮和王振的首選。

畢竟遷都北京的大明第二王朝奉行強人政治,對皇帝的要求就是,對內乾綱獨斷,對外能征善戰,朱祁鎮親征瓦剌,屬於遵祖宗家法,秉太宗文皇帝的遺訓。

這是朱棣遷都北京以後的路徑依賴。

於是在1449年7月,朱祁鎮下詔親征,數十名文官勛貴從政。

戰爭的具體過程實在沒什麼可說的,幾句話就能說完。

朱祁鎮的詔書發布兩天,便帶著五十萬大軍出城,經居庸關抵達宣府、大同,發現瓦剌的攻勢很猛,駐守大同的明軍伏屍遍野,決定回師北京,繞來繞去走到一個叫土木堡的地方。

朱祁鎮和王振應該讀過軍事資料,知道土木堡附近有條河,堡內也能挖出水來,就決定在土木堡紮營,天亮再走。

結果到了土木堡才發現,那條河在土木堡南面十五里的地方,而且已經被瓦剌占了,堡內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掘井兩丈都沒有水冒出來。

五十萬明軍人困馬乏,和據守孟良崮的張靈甫似的,很快就沒有戰鬥力了。

第二天,王振假意與也先議和,準備趁高層談判的機會,讓明軍轉移到十五里外的河邊喝水,結果明軍剛走出三里就被也先發現,隨即命瓦剌騎兵反覆衝殺,明軍大亂。

明軍原本就饑渴難耐,現在陣型又被衝散,在冷兵器時代,這種情況根本沒法組織反擊。

兵敗如山倒的明軍感覺打不贏,而瓦剌騎兵又大喊「解甲投刃者不殺」,便紛紛脫下盔甲坐在地上,賭活命的機會。

朱祁鎮和王振準備突圍,但是沖不出去,王振被打死,朱祁鎮「下馬據地坐,敵兵擁之去,帝遂北狩。」

戰爭爆發前,也先的目的是掠奪大明財物,沒想到抓了皇帝朱祁鎮,戰爭爆發後,朱祁鎮想為國戍邊,結果做了瓦剌留學生,這樣的戰果是雙方都沒有想到的。

也先想不到大明朝如此不堪一擊,朱祁鎮想不到太宗文皇帝能做成的事,他為什麼就做不成?

種種巧合,在大明朝的路徑依賴下,促成了改變歷史的「土木堡之變」,徹底打斷大明朝如日中天的國運,仁宣之治後重新登頂的上升勢頭。

六、

「土木堡之變」以後,大明朝的政權結構被重新改造。

前文說過,早在朱高熾做皇帝時,「三楊」憑藉威望和資歷,就以內閣大學士的身份拿到了軍政決策權,朱祁鎮繼位初期,屢次派勛貴武將整理邊防事務,但是都沒有成果,這才提拔兵部尚書王驥節制甘肅兵馬,開文官領兵之先河。

這兩件事意味著,文官初步得到大明朝軍政事務的決策權和執行權。

此後,朱祁鎮兵敗土木堡,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泰寧侯陳瀛、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修武伯沈榮、駙馬都尉井源、都督梁成、王貴、李忠等勛貴武將戰死,大明朝的勛貴武將被一網打盡。

這樣的結果,意味著明軍成熟的勛貴將領突然消失、新生代勛貴將領還沒有培養起來,明軍中高層出現權力真空。

而瓦剌兵臨北京城下,大明朝必須重整軍備抵禦外敵,這就要求大明朝必須有人力挽狂瀾,填補勛貴武將留下的權力真空。

誰來填補呢?

只能「照既定方針辦」,用初步得到決策權和執行權的文官,統領明軍抵禦瓦剌。

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兵部侍郎于謙憑藉「言南遷者可斬」的態度,阻止了大明朝遷都南京的議論,當仁不讓的成為朝廷主心骨,拿到抵禦瓦剌的最高決策權和執行權。

換句話說,于謙的路線得到大明朝野的擁護,取得了類似於「遵義會議」的效果。

景泰帝朱祁鈺握著于謙的手說:「任命你為兵部尚書,你辦事,我放心。」

北京的三大營共18萬人,大半折損在土木堡,于謙便從勤王軍隊中選出10萬青壯,編成十營軍隊,于謙親自指揮,並向朱祁鈺立下軍令狀:

「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

理論自信和路線自信溢於言表。

隨後,于謙推薦都督石亨為京營總兵,負責前線指揮。命參議楊信民守衛白羊口,提拔給事中孫祥、郎中羅通為右副都御史,守衛紫荊關和居庸關,派出15名御史到山河四省募兵。

于謙還建議朱祁玉廢除監軍宦官,朱祁鈺難得反抗一次,不聽,這才延續了宦官監軍的祖宗之法。

原本也先就沒有國戰的想法,進攻大明只為求財,現在面對舉國動員的大明朝,也先嘗試著進攻北京,沒攻下來,正好脫脫不花和阿剌知院對也先不滿,也先擔心後院起火,便撤回草原去了。

北京保衛戰取得圓滿的勝利。

而于謙提出的路線取得巨大成功,于謙也就成了大明朝當之無愧的一號人物。

文官成為一號人物,這可是大明朝立國81年以來,從未有過的事,這意味著于謙憑藉北京保衛戰的功勞,一舉拔高了大明文官的職業上限,代表文官拿到了指揮大明軍政的資格。

做為于謙的部下,新生代勛貴武將則徹底失去朝政話語權。

于謙當然是民族英雄,但他的文官身份決定了,北京保衛戰之後的大明朝,不可避免的宋朝化,即天子與士大夫共天下,武將猶如文官門下走狗,文官沒有制衡的權力必然異化,百姓淪為文官士紳的血食。

而在失去藩王、勛貴等政治同盟後,為了和勢力日漸雄厚的文官抗衡,大明朝的皇帝只能延續祖宗之法,繼續重用宦官,勉強維持著皇權的自留地。

於是在王振之後,大明朝又出現劉瑾、魏忠賢等權傾天下的宦官。

這個文官和宦官制衡的大明朝,便是不再依賴藩王和勛貴、不再依賴強勢皇帝、三權分立變成一家獨大的大明第三王朝。

為什麼越到後期,大明朝的文官骨頭越硬?

根本原因就是,大明朝完成了股權置換,文官士大夫成了大明朝的股東,朱姓皇帝不過是股東們選出來的董事長罷了。

皇帝的命令,文官們可以執行,也可以不執行,如果皇帝不喜歡某個文官,換上來的人,還是和他有共同利益的階級兄弟。

而農業經濟的核心是土地,土地是不會跑的,糧食也不是用來賣的。那麼在農業經濟下掌握大量土地的文官、士大夫、地主士紳,便具有天然的封閉性和落後性。

在大部分文官士大夫的認知里,只要是不能種糧食的土地,每一寸都是多餘的,對外征服是勞民傷財,守衛邊疆是耗費糜繁。

於是,大明第三王朝不斷縮邊,河套做為北京門戶,始終沒能收回來,朱元璋在哈密和沙洲設立的衛所,最後也不了了之。至於到海外宣示國威重建天下體系,文官士大夫基本沒有興趣,反而對出海走私謀私家利益很有興趣。

大明朝的復興大業至此腰斬,朱元璋重建天下體系的雄心猶如過眼雲煙,朱棣巡遊大洋的赫赫國威如同鏡花水月。

那個四面出擊的大明王朝,逐漸變得保守內斂,成為一個不求上進半死不活的老大帝國。

大明朝徹底喪失了和漢唐比肩的可能。

七、

大明朝的國運止步於土木堡,但問題要分兩面來看。

土木堡之變以後,文官士大夫執掌大明朝,讓國威煊赫的大明朝徹底宋朝化,但大明朝也換來國祚延長。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朱元璋的大明第一王朝,大股東是藩王和勛貴,朱棣的大明第二王朝,大股東是皇帝和勛貴,這些人都是世襲的,而世襲必然導致能力退化。

例如朱元璋時期,揚州衛指揮使單壽原本不習弓馬,按照法律規定承襲父職以後,被派到泰州剿匪,結果被土匪嚇的撥馬便走。

這才是第二代世襲勛貴,如果大明死水一潭的混下去,沒能吸收新鮮血液,那麼兩百年後,大明軍隊的戰鬥力肯定指數級下降,大明朝廷的統治能力,也會退回到東晉的水平。

而土木堡之變以後,大明朝完成股權置換,保守封閉的士紳地主家庭,量產了層出不窮的小鎮做題家,他們成為大明朝的流動股東,意味著大明朝和占人口大多數的家族實現利益捆綁,獲得了源源不斷的新鮮血液。

所以大明第三王朝才會出現于謙、楊廷和、楊慎、張居正、王陽明,乃至最後的袁崇煥、盧象升、孫傳庭。

正是這些層出不窮的小鎮做題家們,保證了大明朝的階層流動。

而他們相繼擁有大明朝的股權,才對大明朝有歸屬感,願意和大明朝結成利益同盟,並且為大明朝出生入死。

完成這種「政權全民化」的股權配置,大明朝就有了漫長的生命力。

所以開拓進取的大明第一、第二王朝,轉向保守內斂的大明第三王朝,本質上是用政權質量換政權壽命。

只能說,有失必有得,有得必有失吧。

如果朱元璋和朱棣從陵墓里醒過來,看到大明第三王朝的小鎮做題家們,可能會用複雜的心情說一句:

「我不喜歡你們,但我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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