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福利是一個國家和社會人文關懷的重要體現。

現代的社會福利一般被認為是普惠性社會福利。

其主要包括面向全體社會成員的教育福利、住房福利等。

而古代雖然沒有「社會福利」這一提法，但已經初步具備了相應的意識。

只是，這種福利並不擁有普惠性，僅限於難以保證基本生活的特殊群體。

這就是所謂的特殊福利。

秦漢時期，該福利受到普遍關注。

官方明確立法，文人著書立說，民間慈善互助。

就這樣，秦漢的特殊社會福利體系在各階層的共同努力下逐步走向完善，譜寫出中國古代人文關懷的華美篇章。

法律政令者，規矩繩墨也

首先，法律是特殊福利制度的保障。

先秦已經有保息六政、九惠之教的教綱。

這為秦漢時期的社會福利政策廣泛施行提供了可能。

事實上，秦律中已經出現了對殘疾者及高齡者實行特殊待遇的律文。

如，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中提及，對於廢疾和免老的申報必須落實。

因為這涉及一定的優遇，要杜絕弄虛作假的情況。

《為吏之道》中同樣涉及到了社會特殊群體。

比如，「慈愛百姓（孤寡窮困、老弱獨轉）」。

文獻特地在「慈愛百姓」後強調特殊群體，顯然當時的政府官吏對這一部分群眾十分重視。

等到漢朝，律令明確列入社會福利的實例。

我國古代自然災害多發，自然災害造成的災荒不算少數。

遇到這種情況，倉律就是特殊群體得以維持生活的重要基礎。

比如，漢光武帝曾言：

「水旱蝗蟲為災……命郡國有谷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

其中，六十喪妻叫做鰥夫。

五十喪夫叫做寡婦。

年幼喪父稱為孤。

年老而無子稱為獨。

而癃指衰弱多病。

顯然，漢朝對於孤兒及窮困無生活保障的人群實行特殊照應。

此外，為表對老人、婦女和兒童的撫恤，漢朝對他們往往會減輕刑罰，以寬大處理為原則。

如甘肅出土的《王杖詔書令》明令規定：「孤、獨、盲、侏儒，吏不得擅徵召、獄訟。」

即保護生活困難、身有不便的群體不被官僚隨意欺壓。

同時，《漢書·刑法志》裡也記載了對未成年兒童的恤刑：「年未滿七歲，犯殊死者……得減死。」

在別的文獻典籍中，體恤鰥寡孤獨者的要求同樣被載入卷籍。

至於生養制度則是保障婦女權利的特殊政策。

東漢時期的《胎養令》，在高帝時《產子復令》基礎上，給予婦女更多的福利優惠政策。

其明確表示，賜予婦女糧食，免除三年的算賦和一年的徭役。

此舉保證了當時婦女的權益。

在一定程度上，和現代的生育保險有相似之處。

其學說盛行於時，宗旨純正

秦王朝統一天下，煊赫一時，卻重用嚴刑峻法。

最終在農民起義的烈火中，秦朝走向崩潰。

秦王朝的短命給予了西漢王朝深刻的教訓。

士人階級對此進行了總結和反省，向西漢統治者提供了初具雛形的社會福利思想學說。

代表人物有賈誼、晁錯、耿壽昌和董仲舒等。

在經濟上，賈誼提出了「富安天下」的觀點。

即，輕賦少事，不奪民時；力戒奢侈，用之有節；增加積貯。

晁錯是和賈誼同時代的人。

自然，他的思想傾向也與賈誼非常相近。

其撰寫《論貴粟疏》等奏章上書，社會福利思想可概括為「貴粟備荒論」。

此論強調了糧食儲備在社會救濟過程中，道德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他們認為災荒的成因不僅有自然因素，還有富商、官僚及貴族勾結霸占財富的社會因素。

正是這些人使國家應對災荒的能力減弱。

因此應該禁奢侈風氣，入粟受爵。

在糧食問題上，應限制富有者，以保證貧窮者的利益。

這無疑體現了社會福利中惠民、利民、安民的仁政思想。

耿壽昌則提出了建立利好農業發展的「常平倉」制度。

他上書帝王：「以谷賤增其賈而糴（買進糧食），谷貴時減賈而糶（賣出糧食），名曰常平倉。」

可見「常平倉」通過政府介入，維繫民眾的正常生活，有災荒救助的功能。

不僅如此，後世繼承了這個制度。

其成為歷代災荒救助的主要手段，在災荒的緊急情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董仲舒的社會福利思想，可以總結為貧者養生論和限民名田論。

二者都是針對社會貧富分化的理論，

前者強調「以利養民」，限制大富者，救濟大貧者，使貧者足以養生。

後者強調抑制土地兼併，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數量和限度，將社會特殊人群的生存權利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緊密相連。

在封建社會的局限中，能夠認清社會問題的本質，董仲舒的思想已經達到極為成熟的高度。

東漢時期，王符在前人思想觀點的基礎上更加強調「愛民」、「恤民」。

他認為民眾在國家盛衰與社會的變革發展中的影響重大，濫用民力必然導致民窮國亂。

所以要愛惜民力，以人為重，重視人民群眾的利益。

王符的思想成為社會福利學說中重要的思想資源。

這些士人提出的社會福利思想隨著歷史的發展，覆蓋面越來越廣。

保障措施也越來越具體，逐漸形成了對後世頗具影響的社會福利保障思想。

與此同時，這些主張臻於完善，形成了系統而嚴密的體系。

民間慈善與互助事業

雖然秦漢時期的社會福利是以官府為主體的活動。

但民間並不缺乏相關互動。

人民自髮結成組織，對社會無助的特殊群體不求回報地實施救助。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慈善」。

這種活動有效地彌補了官方在某些領域的不足和疏忽。

歷史上的慈善主要由宗族來實施。

而宗族作為民間基層與官府連接的鄉村社會基本單位，往往掌握著一定的經濟資源。

這便為宗族內部的互助奠定了基礎。

在撫養孤兒等弱勢群體方面，族內的孤兒寡母一般為同族人所收養。

這是一種單向式的救恤。

收養者並不會藉此侵占被收養者的財產。

同宗族內的有錢人們也經常會拿出錢財、糧食、布匹等生活物資，救助那些無法維持基本生活的弱勢族人。

如果遇上了災荒，宗族內部也會進行賑恤救濟，以解決受災族人的溫飽問題。

當然，政府的政策也對宗族的社會福利行為起著一定的指導作用。

比如，東漢政府規定鄉村社會對「讓財救患」者，有「扁表其門，以興善行」的職責。

即，以掛匾的方式，表彰實施善行的人，以促進樂善好施的社會風氣的形成。

另外，漢代還出現了一些民間互助組織。

面對災害和貧困，秦漢民眾積極互助，鄰里互助的情況較為普遍。

如東漢官僚伏湛所言：「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物，悉分奉祿以賑鄉里。」

社會福利制度是以人為本的最好體現

而人民的力量，是維持秦漢社會福利體系延續的重要力量，是中國社會福利史的創造主體。

二者互相成就、相得益彰。

慈善互助的色彩融入中華民族的風尚之中，成為被普遍接受的社會意識。

結語

社會福利體系的形成並不是一蹴而就的。

統治者立法，確立了特殊社會福利的制度內容。

士人立說，詮釋了特殊社會福利的思想價值。

民間共信共行，真正實現了特殊社會福利的普及。

三者各司其職，共同構成秦漢社會福利體系，奠定了我國傳統美德中扶貧濟困、敬老助殘的高尚風氣。

後世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充分體現了我國古代制度中以人為本的基本思想。

參考文獻

《漢書》

《社會保障制度史》

《中國秦漢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