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功臣如果想要造反，那麼他的手中是一定要有權力的，而辭官回鄉即代表著放棄手中的權力。既然如此，為什麼李善長還是逃不了被殺的結局？
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長被斬首示眾，與他共赴黃泉的，還有他的三族。當然，有一個人是例外，這個人就是他的兒子李祺。
李祺為什麼是例外呢？因為他娶了朱元璋的女兒，作為駙馬，朱元璋自然要對他網開一面。
要知道，當時的李善長已經賦閒在家，既然如此，為什麼朱元璋還是要他死？
李善長出身濠州，是朱元璋的老鄉，早在朱元璋還沒有在南京建立起根據地的時候，他就已經成為朱元璋陣營中的一員。
只不過地位相當的不理想，僅僅只是一位文書，做的是抄抄寫寫的工作。而他能夠脫穎而出，靠的是一次談話。
朱元璋在營地里烤火，自言自語的說：「現在天天打仗，到什麼時候才是個頭？」
而他恰好在旁邊，隨口回答：「當年漢高祖也不過是一個百姓，但就是這個百姓只用了五年的時間，就一統天下，而你所在的濠州與沛縣相鄰，肯定能夠沾一點王氣，倘若能夠學習漢高祖的話，將來的天下非你莫屬。」
李善長這句話雖然平平無奇，但是卻足以引起朱元璋的注意，畢竟他漢高祖能，為什麼我不能？自此，李善長進入高層，充分發揮出了他的能力。
至正十三年，朱元璋攻打雞籠山山寨。朱元璋為什麼要攻打一個山寨呢？攻打城池不是更好嗎？
因為此時的他正處於發展階段，而發展階段最缺的就是人手，一個山寨最起碼有三千以上的人手，一旦攻打下，這三千以上的人手都將成為他的士兵。
此時的朱元璋萬萬沒有想到，元朝竟然趁著他的主力在外，對他發動突襲。結果呢？他竟然守了下來。
他是怎麼守下來的呢？因為他提前在元朝的行軍路上設下埋伏，但這一切他並不知情，因為設下埋伏的不是他，而是李善長。
經此一戰，朱元璋更加重視李善長，只要他親征，坐鎮後方的永遠都是李善長，就比如他與陳友諒之間的決戰「鄱陽湖之戰」。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南征北戰，糧餉從未出現過問題，問題在哪呢？在於李善長，因為李善長主管的就是糧餉。
這也是為什麼朱元璋將他稱為「明之蕭何」。
「比之於爾，蕭何未必過也。」——《免死鐵卷》
對於李善長這麼一個難得的幫手，朱元璋肯定不會虧待他。
朱元璋是吳國公的時候，李善長是丞相，朱元璋是皇帝的時候，李善長不但是丞相，還是韓國公。
丞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韓國公則位列開國六公爵之首。
要知道，其餘的開國公爵全部都是武將，只有他一個人是文臣，足以看出，朱元璋對他的重視，但這個重視到後來逐漸轉變成殺意。
其實轉變成殺意也很簡單，畢竟當年打天下的時候有外敵存在，就算有內鬥的心，也沒有時間內鬥，而現如今不一樣，現如今已經一統天下，有內鬥的心的話，肯定有時間內鬥。
更何況，李善長代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一股勢力，這股勢力就是淮西集團。
朱元璋出身淮西，跟隨他打天下的文臣武將基本上全部出自於淮西，就比如湯和、常遇春、藍玉。
這也是為什麼當時的南京如果出現淮西口音的人，就算穿的破破爛爛，也不敢消極對待，因為說不定這個人是朝中某一個勛貴的遠房親戚。
而李善長作為他們的首領，政治力量可想而知有多恐怖，從李善長與劉伯溫的鬥爭就可以看得出來。
劉伯溫作為第一謀臣，又官居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是什麼官職呢？是御史的首領。雖然手裡沒有決定性的權力，但卻有能夠罵死人的嘴。
按道理來說，劉伯溫有著如此雄厚的政治資源，論朝廷鬥爭，應該沒有人是他的對手才對，但事實是，他敗在了李善長的手下，被迫退休。
他與李善長有什麼矛盾呢？不共戴天之仇。
李彬是李善長的外甥，卻因為貪污被劉伯溫抓到，處以死刑。
其實當時的李彬原本可以不死，因為朱元璋正巡遊在外，能夠左右這件事情的，只有劉伯溫與李善長。但是劉伯溫卻偏偏將這件事情報告給朱元璋，以至於李彬命喪黃泉。
劉伯溫的這個舉動不但與李善長作對，還在與李善長的權威作對，他李善長要不將劉伯溫打壓下去，在這之後，又有幾個人會看得起他李善長？
有的人或許好奇，淮西勛貴難道甘願被李善長驅使嗎？甘願，因為他們沒有任何理由違背李善長。
首先，李善長與他們是老鄉，利益一致；其次，李善長的功勞在他們之上，這一點是公認的，因為在封爵的過程中，沒有人反對。
正是劉伯溫與李善長的鬥爭，使朱元璋更深刻的意識到李善長的恐怖。
這也是為什麼劉伯溫退休僅僅不到半年的時間，李善長也退休，因為他受到了朱元璋的暗示，就比如：你的白頭髮怎麼這麼多？要是不退休的話，恐怕後果不堪設想。
但退休就能夠逃之夭夭嗎？不能。要知道，劉伯溫也是自願退休，結果呢？到頭來還是一個死於非命，更何況李善長。
李善長死的罪名是謀反，而這個罪名的來源是胡惟庸。胡惟庸是誰呢？
胡惟庸是洪武一朝在任時間最長的丞相，因為在他之後再也沒有丞相，為什麼呢？朱元璋廢除了丞相制度。
其實朱元璋早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案發的那一年之前，就已經有了剷除丞相制度的意思，從他開創出一個新的部門就可以看出，這個部門就是通政司。
所謂通政司，就是將奏摺整理分類，直接送達御前。但由於丞相的存在，這個部門只存在於形式上，因為丞相要是不處理奏摺的話，那還要丞相干嘛？
要知道，相權與皇權的分界線向來都是模糊的，只要不涉及改革以及軍政，丞相都可以一手做主。
人的欲望永遠都是無止境的，特別是權勢這一方面，一旦沾染上，要想戒除，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死。
胡惟庸擔任丞相期間，瘋狂掠奪朱元璋的權力，官員的升遷，他要插手，刑犯的處刑，他要插手，就連奏摺，他也敢扣壓。
他不知道的是，朱元璋正在注視著他的一舉一動，準備以他為惡例，廢除丞相制度。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案發，作為丞相的胡惟庸從案發到死亡，僅僅只用了一天的時間，可見，朱元璋蓄謀已久。
而胡惟庸的罪名則是謀反。
有意思的是，這個罪名是在洪武十九年之後才產生的，在洪武十九年之前，他的罪名一直是「擅權違法」。
而擅權違法這個罪名具體指的是什麼，誰也說不清楚。總而言之就是一句話，只要當過官，都有可能被這個罪名包進去。
之所以胡惟庸的謀反誕生於洪武十九年，是因為在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有了將胡惟庸案做大的想法。
要是不將胡惟庸案做大的話，他就沒有辦法殺功臣。
而篡改罪名對於朱元璋來說，那簡直是輕而易舉。只需要找幾個與胡惟庸有關係的官員指認胡惟庸既可。
要是不指認的話，那就打到死，還沒有幾個人肯為了別人去死。
單單是指認還不夠，還得需要證據，證據怎麼來呢？
當時的明朝時不時的就遠征北元，又與倭寇有著各種的矛盾（倭寇搶掠邊境），只需要抓幾個北元的有關人員，又或者倭寇的有關人員，指認胡惟庸，說胡惟庸與他們有勾結即可。
李善長就是死在朱元璋的這一套里，而這一件事情的源頭來自於一個叫作丁斌的人。
丁斌作為李善長妻子那一方的親戚，當然也是屬於淮西集團的一份子，他犯事，李善長當然要出手援助，而這一援助就將李善長搭了進去。
李善長不知道的是，這是朱元璋扔出的一個誘餌，既然你李善長自己跳出來，那就怪不得我。
朱元璋將李斌抓到監獄裡一頓毒打，只為了一張口供，這張口供就是李善長有謀反的嫌疑。
因為當年提拔胡惟庸的正是李善長，胡惟庸也是淮西集團的一份子。李善長有意保李斌，但是李斌卻無意保他。
朱元璋說什麼，他就跟著寫什麼，以至於緊接著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也被抓捕入獄。
不得不說，朱元璋這一招真是高明，如果直接抓李善長的話，未免有點不太服眾。
既然做局，那就將局做全，將關係鏈扣死，一環接連一環。
李善長雖然是李存義的哥哥，但事實證明，在嚴刑毒打之下，大部分人都會選擇背叛，李存義也跟隨李斌的腳步，指認李善長謀反。
不過，不是直接的謀反，而是間接的謀反，具體過程是：李存義勸李善長加入胡惟庸（李存義與胡惟庸是親家），但是李善長不肯，不過隨著勸的次數越來越多，李善長不厭其煩的說了一句，我都已經這麼老（七十歲往上），你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往輕了說，叫作知情不報，往重了說，叫作縱容。這樣一來，李善長就必死無疑。
更何況，落井下石向來都是官場的規矩，彈劾李善長的奏摺一時滿天飛，就連欽天監這種與朝廷向來沒有瓜葛的天文曆法部門，也插了一腳，宣稱「天象不利，當移大臣」。
原本殺李善長是朱元璋個人的意思，但到現在是大家的意思，李善長不得不死。
李善長雖然死，但朝廷的文武百官都知道李善長是冤死的，因為李善長沒有任何的理由謀反。
僅在洪武二十四年，也就是李善長去世的第一年，明朝三大才子之一，後來永樂大典的主編者解縉就上了一篇名為《論韓國公冤事狀》的奏摺，為李善長辯解。
李善長已經是開國第一文臣，要是協助胡惟庸謀反，又能得到什麼？況且他已經高達七十七歲，這一切對他又有什麼用？
朱元璋並沒有反駁解縉的奏摺，只是將奏摺壓下，也不動解縉，選擇了沉默，說明李善長一案就是一樁冤案。
「杯酒釋兵權」在其他的朝代或許奏效，但是在明朝卻不奏效，就算退休，如果有威脅的話，朱元璋照樣會要命。
畢竟朱元璋從社會的最底層一躍成為社會的最高層，深知家業的來之不易，豈會有一丁點拱手讓人的想法。
從朱標勸他少殺一點人，可是他卻將一條長滿刺的荊條扔在太子朱標面前，叫太子朱標拿起來，就可以看出，他殺功臣不是為了他，是為了他的後人。
但他明顯高估了他自己，以為他能夠違背歷史的規律，他的朱家王朝始終會滅亡，而他廢除的丞相制度，也會以另一種方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