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應的幕政改革
慶應二年（1866）八月二十日，一橋慶喜在幕長戰爭中繼承了德川宗家，撤走征長軍，實現停戰。但一橋慶喜堅決不接受將軍職位，對此，松平慶永批評說：「不勸就不喝酒，非得勸到位才喝。」
朝廷方面，以天皇為首的關白二條齊敬和朝彥親王等人支持一橋慶喜。另外也有反對的公卿勢力，如中御門經之、大原重德等，被迫隱居在岩倉村的岩倉具視也暗中與反幕派的公卿聯絡。
尚處於戰爭中的八月末，二十二名公卿列參，希望罷免擁護一橋慶喜的朝彥親王和二條關白，並解散征長軍等。「鵺卿」大原重德代表列參，當著天皇的面批評「朝廷失體」。天皇震怒，從御簾後面斷言道：「征長之事，不可解兵。」可見，孝明天皇對慶喜的信任沒有動搖，「不勸就不喝」的慶喜更加鞏固了地位。大久保利通注意到了這一列參，在日記中寫道：「朝廷的態度發生了不可思議的變化。」岩倉雖然失敗，但正是此次失敗為薩摩藩的大久保、中岡慎太郎、坂本龍馬等人創造了接近自己的契機。
十二月上旬，一橋慶喜肩負著天皇的信任就任將軍職位，推行慶應幕政改革，設立國內事務總裁、會計總裁、外國事務總裁、海軍總裁、陸軍總裁等，任命專職老中。這是模擬內閣制的行政機關制，幕府由此走上近代集權國家的制度改革之路。另一方面，他推進人才選拔，首先起用的是曾在安政大獄中受罰的永井尚志，將其任命為此前只有譜代大名才能擔任的若年寄，令其成為自己政權中的棟樑。
另外，慶喜還效仿土倫軍港開始建設大規模的橫須賀煉鐵廠，任命法國海軍技師弗朗索瓦·萊昂斯·韋爾尼擔任廠長，於十月投入生產，直至幕府垮台共建造兩艘小蒸汽船。同時，在西式軍事改革中，他計劃將所有旗本編入槍陣，幕府已經通過怡和洋行等訂購數十門阿姆斯特朗炮，這些改革對雄藩而言構成巨大的威脅。西鄉隆盛曾對薩道義表示「一橋深得天皇信任」，因此三年內萬事休矣，正是在這個時候說的。（《薩道義日記》）
新將軍慶喜向外國公使宣布，按照條約，將於次年慶應三年（1867）實行兵庫開港。
如前面所介紹，慶喜在慶應元年「流淚上陳」請求批准條約時，也唯獨兵庫開港一項沒有被批准。薩摩藩預測，如果慶喜強行開港，或許會失去朝廷的支持。此後，儘管大久保利通多次遊說，朝廷也反覆就拒絕兵庫開港開展朝議，但慶喜單方面宣布開港。兵庫開港、大坂開市成為幕末政治鬥爭最後的轉折點。
如第一章所介紹，大坂作為商品市場萎靡不振（即便如此也肯定是日本第一的市場），但正如經濟史研究者所指出，大坂在金融和信用方面不斷成長，掌握了西南諸藩財政的生命線，大坂市場向世界的開放與幕府和薩摩藩的命運息息相關。慶應二年（1866）十二月聽了西鄉隆盛說明之後，薩道義點頭道，兵庫開港是「你們（薩摩藩）最後的王牌了」。因此，薩摩藩受到牽制，慶喜的政治能力超出了他們的預測。
英國外交和慶喜
慶喜也宣布舉辦外國代表的謁見儀式。英法荷美四國之中，在大坂城最早謁見的是英國公使巴夏禮，萩原延壽利用薩道義日記和外交文書寫成的大作《遠崖》中便詳細刻畫了謁見情景。謁見外國公使一事是按照歐洲禮儀進行的，幕府提供烤牛肉、加了松露的火腿、紅酒煮斑鳩、抹奶油的蛋白酥皮等多種西洋料理，在另外的房間還準備了餐後咖啡、威士忌等。與巴夏禮的謁見長達約三個半小時。
薩道義對慶喜的印象是「睿智的額頭、好看的鼻型、典型的紳士」。慶喜氣量豁達，當巴夏禮稱讚牆上掛著的三十六歌仙圖時，慶喜當場就要送他一幅。巴夏禮說：「英國和日本過去的關係中所有不愉快之事在今天都付之流水。」而緊張的薩道義在翻譯過程中出醜了。在社交上身經百戰的慶喜則表現出作為武士素日的練達。萩原指出，「慶喜以其見識和人格魅力，深深打動了巴夏禮這位在亞洲舞台上久經沙場的老兵。」巴夏禮向本國常務次官報告說，慶喜是日本「最優秀的人物」，值得信賴。
按照一般說法，法國親近幕府，英國則放棄幕府而與薩長兩藩親近。幕末的這一國際關係框架也是戰前的《維新史》等史書所塑造的。認為法國羅什的外交指導了慶喜改革這一觀點，在最近的研究中受到質疑，學界也已查明法國外交部並不支持羅什。在此筆者僅指出下面一點。
羅什提供給慶喜的外交意見只是權宜之計，認為即使兵庫開港，也要暫緩大坂開市。但是，慶喜自身的外交政策與羅什不同，他決定嚴格遵守條約。巴夏禮得知慶喜這一表態之後，便產生「不可動搖」的信任。
萩原否定了英國與薩長親近之說。他認為，按照薩道義的回憶錄《明治維新親歷記》所記，年輕的翻譯官（慶應元年［1865］由翻譯生升為翻譯官）薩道義無疑對薩長抱有「親密」之感，但公使巴夏禮與薩道義不同。
此時的英國對日外交，無論本國外交官還是公使館貫徹的基本方針，都完全「只注重貿易發展」而不欲「施加政治影響力」。英國對日貿易正在向英國稍有順差的方向發展，總體上是順利的。對此，英國方面基本上是歡迎、讚賞的態度，日本嚴守條約正是英國對日本的要求，巴夏禮了解日本政治局勢的動盪情形，收集政治情報向本國報告，但英國外交部反覆嚴厲禁止「任何形式的內政干涉」，巴夏禮對外務省的方針也沒有異議，因此英國與薩長「親密」之事並不成立。反而是在條約批准和兵庫開港問題上，薩摩藩反覆糾纏不休的阻撓讓英國公使館產生警惕。
慶應二年（1866），英國海軍提督歐內斯特·金訪問長州藩，與藩主父子、木戶等會面。萩原介紹，關於此次會面，巴夏禮並沒有向本國外交部匯報長州藩歡迎英國一事。會見是在四國聯合艦隊炮擊事件之時發生搗毀起義的三田尻舉行的，英國方面冷靜地觀察並報告稱，長州藩未舉行任何民眾歡迎提督的儀式。（《遠崖》四）如前面所介紹，長州藩不斷向民眾宣傳「夷賊逃走」的「神風神話」，因此可以理解在三田尻很難有民眾歡迎提督的儀式。
岩倉的再度登場
慶應二年十二月，孝明天皇身患天花，一度緩解之後突然去世。當時的記錄顯示最後病情惡化，因此關於死因有兩種說法。
一種是醫生報告所稱的急性出血性天花，另一種則是砒霜中毒，即毒殺，而且傳言岩倉具視是兇手，直到今天在研究者中間仍有爭論。先前說到孝明天皇因反慶喜派列參而大為震怒，雖然天皇是攘夷論者，但卻如此信任慶喜。此後，慶喜被「宣下」（正式承認）為十五代將軍是在十二月五日，天皇於一周後患天花，二十五日突然去世。倘若信任慶喜的孝明天皇健在，即使岩倉與薩長合作，也很難發動奪取天皇的宮廷政變。天皇三十六歲去世，毒殺說即刻流傳開來，這類說法恐怕今後也不會消失。
中山忠能的外孫祐宮成為新天皇，時年十六歲，即後來的明治天皇。由於新天皇即位，岩倉、中山忠能等本應受到處罰的公武合體派和尊攘派的公卿被赦免。岩倉從翌年慶應三年三月開始終於被允許每月入京一次，在這天來臨之前，岩倉已經隱居五年。大久保利通和岩倉開始通信是在二十二人列參運動失敗之後。四月，中岡慎太郎前去拜訪岩倉，他是最早拜訪岩倉的倒幕派武士，中岡在五月又前去拜訪，六月又與坂本龍馬同去拜訪。大久保到訪岩倉的隱居地則在「王政復古政變」（十二月九日）不久之前的十月六日。岩倉和薩摩藩等討幕派的聯合實際上是短時期內形成的。
決裂
在兵庫開港問題上，朝廷批准的手續尚未完成，薩摩藩將此作為最後的抵抗依據。該藩為了實現島津久光、松平慶永、伊達宗城、山內豐信的上京而活動，四大名聚齊是在慶應三年（1867）五月初。
率兵七百多人上京的島津久光立刻向攝政要求朝廷起用人才。他的要求簡單明快，就是指起用前一年二十二人列參的中心人物、被處罰的中御門經之和大原重德。但是，發生了對薩摩藩不利的新事態，島津家的姻親兼長年盟友近衛忠房正在以繼承「孝明天皇的遺志」為由拒絕盡力協助大久保利通。
兵庫開港的批准問題和長州藩處分問題引起紛紛議論，五月末的朝議持續了兩天一夜。大久保和西鄉的遊說極其猛烈，另一方面，慶喜和老中都等候在小御所施加壓力。朝彥親王、二條齊敬、鷹司輔熙、九條道孝等攝家支持慶喜，近衛忠房也終於沒有站在薩摩藩一邊。兩天後的早上，公卿一起晉謁天皇，最後朝彥、鷹司、九條以共同辭職要挾動搖的二條攝政，由此兵庫開港被批准。
慶喜得到親王朝彥、攝家二條、鷹司、九條、近衛的支持，完全掌控攝家和親王組成的朝議。由於孝明天皇去世，慶喜失去了強有力的支持者，但另一方面，兵庫開港也是由於天皇去世才得以批准。於是，薩摩藩失去了通過朝議抵抗幕府的路徑，陷入走投無路的境地。
六月，大久保批判慶喜「掌控朝政，以邪討正，以逆伐順」。慶應二年年初的薩長盟約便達成了「倘若幕府掌握朝廷，薩摩藩舉兵而戰」的共識，當時設想的事態在這時成真了。大久保等決定「備兵聲援」，口舌之爭已無立錐之地。六月，長州藩和薩摩藩達成武力討幕的共識，討幕派登上歷史舞台。
討幕派的戰略
討幕派的構想充分體現在九月上旬長州藩的木戶孝允寫給坂本龍馬的書信中。
木戶孝允說，京都的「戲」要上演了。這裡的「戲」是指整個薩長武裝暴動，而此次的「狂言」要奠定「大舞台」的基礎，世間「堪堪有用之首領」自不必說，「堪堪於舞台之上奔忙之人亦引為夥伴」可稱「緊要」之處，「狂言」若有偏差，則成「世上的大笑話」，「大舞台」也會崩塌，「戲」也就「曲終人散」了。
木戶的主張分成從「狂言」到「大舞台」兩個階段，整體上構成一部「戲」。「狂言」是指京都即將上演的「政變」，木戶的書信也正是為此而寫。
與「西（西鄉）座元」磋商確定「程序」乃是「急務」。「座元」是江戶時代的戲劇用語，指「劇團領班」，表示西鄉是討幕派武裝暴動的負責人。「大舞台」指決戰，即與幕府的戰爭。對木戶的書信，坂本龍馬回信道，「一出大戲，雖早已知曉，亦知必會妙趣橫生。」
「狂言」即政變，他們甚至計劃將不參戰者等所有勢力都聚集起來，要點是「將玉（天皇）抱至我方」，詳細考慮了實現奪取政權的正當性。木戶在十一月寫給京都薩摩藩邸同志的信中叮囑道，「（天皇）萬一落入彼手，則絕不可走錯一步」，可見討幕派細緻推敲了奪取天皇的計劃。
「船中八策」與大政奉還
在薩長討幕派準備暴動的同時，也有人正在制訂不使用武力的政治改革計劃。此時，在土佐藩的活動下，「薩土盟約」於六月中旬簽訂，提出了幕府大政奉還這一避免動武的國家構想，這點後來由土佐藩撰寫的大政奉還建議書所繼承。計劃武裝暴動的薩摩藩為了將土佐藩拉入討幕陣營也加入盟約。
薩土盟約的國家構想以坂本龍馬制定的「船中八策」為基礎。盟約提出，在朝廷之下設置議事堂，所有政令均出於議事堂。公卿、陪臣乃至庶民都可參加，上院聚集諸侯，將軍也成為諸侯的一員，下院連庶民也可參加。「庶民」參加下院的設想讓巴夏禮等人也震驚不已。盟約前文指出，將以「諸侯會議、人民共和」為宗旨，目標是「與萬國並立」，認為秉此「大道理」不斷前進是「今日堂堂諸侯之責」。
十月上旬，土佐藩向德川慶喜提議大政奉還。與薩土盟約一樣，公議政體的構想也是在朝廷設置上下議政所，萬機出於此。德川慶喜就此諮詢左右幕臣和各藩，最後於十月十四日向朝廷提交大政奉還申請書，同席的薩摩藩、安藝藩、土佐藩各藩都高度稱讚德川慶喜的英斷，表示贊同。
德川慶喜提出大政奉還的真實意圖已不可考，但是一般的推測認為，他打算在歸還「大政」之後成為諸侯，再重新作為諸侯的首領在朝廷中掌握實權，為此暫且讓步，同意土佐派的公議政體論。
討幕派和英國
薩摩藩和長州藩在六月達成討幕的共識。七月下旬，薩道義與西鄉隆盛會面時，西鄉表示，「貫徹日本國體之事，不敢厚顏與外國之人商談，此處必當充分盡力」，面對英國的翻譯官，陳述了拒絕外國援助的著名論斷。八月中旬，「十分細心沉穩、彬彬有禮」的木戶孝允對薩道義大膽宣稱：「從未考慮過推翻大君之事。」（《薩道義日記》）
若要了解討幕派對外國人的態度，還須稍加回溯。慶應二年（1866）六月下旬，在幕長戰爭激戰正酣的下關，木戶孝允對巴夏禮和羅什兩位公使曾如此表態，萩原的翻譯如下：
希望外國公使能夠清楚了解，我們不要求外國援助，今後也相信外國將完全避免介入兩方陣營。（《遠崖》三）
巴夏禮將這次木戶會談的備忘錄連同報告書一起呈送給英國外交大臣克拉倫登。
另外，薩道義在慶應三年（1867）秋天風雲激盪的時期前往土佐、長崎、下關，會見坂本龍馬、西鄉隆盛、木戶孝允、伊藤俊輔。薩長兩藩的討幕計劃於六月確定，最初預定暴動的時間是九月末，薩長兩藩沒有任何人向英國方面透露計劃。
年輕的薩道義完全沒有察覺到討幕派的動向，但公使巴夏禮感覺到了。在王政復古政變的一個月前，他注意到土佐藩大政奉還建議書的第二條，其中記有「議政局下院」將錄用「庶民」，巴夏禮引用之後向常務次官進行了如下報告：
……（第二條）或許會令斯坦利閣下（新外交大臣）發笑。……現在的新動向與其說是主君（藩主）造成的，毋寧說更多是由「家臣」造成的。或許，「家臣」並不滿足於只被允許表達他們階級的意見。我只期望他們不要因為提出荒唐的要求而成為笑柄。（《遠崖》五）
巴夏禮之所以說「下院錄用庶民」「或許會令人（外交大臣）發笑」，是因為錄用庶民聽起來讓人難以置信。在此先不討論其恰當與否，但正如巴夏禮所預料，「家臣」並不滿足。
此時，薩長討幕派謀劃的不是「笑柄」，而是令人恐懼的計策，迫使德川慶喜陷入困境。這是一場「大戲」。木戶孝允對坂本龍馬說，如果「狂言」失敗，有可能成為「世上的大笑話」，暗合了巴夏禮所說的「我只期望不要成為笑柄」，實在是饒有興味。從這部分也可以感覺到，巴夏禮並不歡迎「家臣」的動向。
在朝廷批准大政奉還一個月後的十一月十五日，坂本龍馬於夜間在河原町三條的寄居地與中岡慎太郎一起被暗殺。
王政復古政變
實際上，與大政奉還同時，「討幕密詔」已經由岩倉具視秘密交給薩摩藩和土佐藩。「討幕密詔」經中御門經之、中山忠能、正親町三條實愛三位公卿之手製成，詔書的體裁併不完備，缺少天皇所注的日期及批准；也不是親信在天皇口述下所發的「綸旨」，因為幼帝祐宮對討幕計劃一無所知。如學者井上勛所指出的那樣，如果告訴幼帝，討幕計劃肯定會泄露給慶喜方面或公議政體派。這一密詔是岩倉等人擅自做成的「偽詔」。此前，研究者只是指出：這一密詔不是經正規手續出台之物，而是岩倉等的「計策」，因此只能說是「密詔」。但事實上那根本不是「密詔」，不像安政五年（1858）的「戊午密詔」確定無疑地反映了孝明天皇的意志。
也有觀點認為，即便是「偽詔」也無大礙。但明明是「偽詔」，卻一直稱之為「密詔」，難免「古怪」。歷史應該正確地敘述事實。討幕「密詔」的存在本身為人所知是在19世紀80年代，實物首次以照片形式公之於眾則是在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2]被抨擊、天皇神格化確立的昭和十一年（1936）之後的事情。
王政復古政變發生於兵庫開港兩天後的慶應三年（1867）十二月九日。早上，岩倉具視帶著發布王政復古命令的文書進入御所，與三位宮廷革新派公卿中山忠能、中御門經之、正親町三條實愛擁戴幼帝，宣布王政復古。被迫隱居的幕後演員岩倉具視一躍成為新政治的主角。從岩倉與宮廷革新派的公卿聯手可以看出，要廢絕幕府的王政復古，也意味著宮廷內的岩倉等革新派打倒攝關政治，這兩個劇本相互重疊。
「討幕密詔」的詔書（玉里島津家藏，寄存於鹿兒島縣歷史資料中心黎明館）
西鄉隆盛指揮討幕派和土佐藩等公議政體派的藩兵加強宮門防衛，處於御所軍事壓制的中心。天皇的居室和迴廊布置了薩、土、藝、越四藩的士兵。土佐藩和越前藩等公議政體派也參加政變是為了謀取本藩的存續。如木戶寫給坂本的書信中所記，要糾集不能參加「大舞台」（討幕）的勢力、成功實現「狂言」（政變）的願望。「狂言」有意識地廣泛集結了薩長等討幕派、宮廷革新派、公議政體派，將所有「堪堪」能用的角色集合起來，巧妙解決了新權力的正當化。「狂言」除了西鄉、大久保、木戶、岩倉外，只有幾個人知道詳情。
王政復古的大號令批准了德川慶喜「歸還大政和辭去將軍職位」這兩項要求。為了奠定「王政復古、重振國威」的根基，號令宣布廢除「攝關、幕府等」，立即「暫設總裁、議定、參與三職」。既然是「暫設」，那便是「臨時政府」。總裁與議定分別由五名公卿與五名藩主擔任，參與則由公卿五名，再從五藩中各選出的三名藩士擔任，西鄉、大久保、岩倉也位列其中。這裡的五藩是指薩摩藩、安藝藩、土佐藩、越前藩、尾張藩。長州藩在前夜的朝議中剛剛恢復官位等舊制，長州藩主與木戶並未參加，但長州藩的奇兵隊和游擊隊連夜入京，也加入政變的援軍。
有觀點認為這一政權是公議政體派的政府，但並不能這樣斷言，因為這一政府只是通過西鄉、大久保、木戶、岩倉等討幕派之手極其秘密地策劃建立的。正如巴夏禮所觀察到的，它是由不滿足於大政奉還的「家臣」締造。而且政權被明確宣布為暫設的「臨時政府」。決戰還是要等到「大舞台」，其目的是與幕府的軍事力量對決，讓幕府瓦解。這就是翌年年初的鳥羽伏見之戰，即戊辰戰爭。
天皇的「御前」
從政變當日黃昏開始，三職在小御所召開「御前評議」，小御所被重新命名為「御前評議所」。這次會議雖然以小御所會議聞名，但實際上是孝明天皇予以常規化的御前評議的重新啟動。如前所述，王政復古有兩個劇本，即討幕派的武裝暴動和朝廷內部革新派的配合，朝廷內部的壓制由岩倉主導。
但其中也存在問題。其一，十二月九日這個時間是在明治天皇元服[3]之前，雖然這一天廢除了攝政，但由元服前的天皇重開御前評議沒有先例，因為元服前尚不被認可為成人。十一月二十四日，天皇的元服儀式被定在正月二十四日舉行。
山內豐信在小御所會議的開頭意氣軒昂地說道，「擁戴幼沖之天皇，盜取權柄，此乃引發天下大亂之兆。」岩倉具視反駁稱：「此乃御前會議，卿，慎言。」岩倉具視所說的是天皇權威問題，但山內豐信所指出的「幼沖之天皇」也是理所當然的疑問。
會議上眾議紛紜，中途暫停休息時，席外的西鄉隆盛說「如有一把短刀，立馬料理妥當」，岩倉也表示「我於呼吸之間決定」，顯露出決心，據說山內豐信最後讓步了。「短刀」其實是指暗殺。當然會有人認為這是陰謀或不合理，雖然岩倉在「御前」加以反駁，但有些問題卻讓山內豐信難以認可。重新回顧條約批准問題的話，就會理解山內豐信難以接受的原因。
「原自癸丑以來，遭蒙未曾有之國難，先帝頻年為之所苦」，是王政復古大號令開頭陳述的廢除幕府的理由。就「癸丑」即嘉永六年（1853）佩里叩關以來的外交問題等，本書前面已經介紹了許多與過去看法不同的觀點。
例如岩倉具視在文章《王政復古議》——這篇文章被視為請求討幕的「密詔」——開篇說，「方今海外萬國，不拘大小，舉國力致富強之術，人智日開，萬里雄飛，宇內（世界）之形勢大變，當此之時……」這與條約批准問題時幕府的堀田正睦、川路聖謨、岩瀨忠震等向朝廷充分說明的宗旨完全相同。但是，堀田被處罰，岩瀨被免職，兩人都已經去世。被免職的川路則是在數月後自殺。意氣軒昂陳述反對意見的山內豐信在條約批准問題上，也是以同樣的宗旨批評朝廷，反覆要求批准。
王政復古大號令在批判「近年幕府之失政」時，首先提及「簽訂各國條約」。簽訂條約是幕府的失政嗎？需要公開討論的問題有很多。近代日本將幕府簽訂條約定位為「失政」，並以此為外交的大前提，將「萬國對峙」（以大國主義為目標的對峙）作為第一國策。岩倉則以天皇御前的權威壓制了議論。
後來，新政府的國家建設以天皇權威的正當性為核心，以「萬國對峙」為旗號。新政府對外國的布告、五條御誓文、對外國公使的謁見、政體書等，都在構建天皇的神權尊嚴和權威。
多姿多彩的世界
本來近世朝廷的朝議會上的討論就常常十分活躍，持續兩日兩晚也不鮮見。如前所介紹，「鵺卿」大原重德曾在慶應二年（1866）八月向孝明天皇上陳「朝廷失體」，天皇大為震怒並反駁稱征長軍「不可解兵」。孝明天皇雖然畏懼鷹司政通，但在鷹司「勃然大怒」、面見天皇陳述意見之時，雙方也曾發生衝突。可見，在江戶時代的朝議中，公卿並沒有必要遵循岩倉所說的「慎言」，岩倉自己也十分能言善辯，還曾被指摘為「直截了當」。在政變的小御所會議上，剛毅的山內豐信之所以沉默，大概是顧慮此時包圍御所的薩摩藩，以及長州藩正在趕來的精銳兵力吧。天皇的權威和軍事力量是近代史上接下來的重要問題。
議論熱烈的江戶時代朝議的情形，經常被用來描繪因循守舊的公卿的負面形象，這是不是偏見？據學者高木博志所述，江戶時代京都御所內從九門到天皇居住的「禁里」之間的空間是京都庶民自由通行的觀光景點，在那裡可以見到擺攤賣東西、坐在九門內的公卿門前一邊喝酒一邊參觀的庶民。
庶民觀看即位儀式的情形如《御即位行幸圖屏風》所描繪，「宣命使在宣讀賀詞，周圍吵嚷嘈雜，有袒胸餵奶的婦女、觥籌交錯的男人，一派雜亂而充滿活力的風景，觀眾還擁到紫宸殿邊上，站到宣命使身後」，江戶時代的日本連朝廷也展現出「多姿多彩的世界」。高木所指出的下面一點也引人注目：由於幕末有各藩兵士護衛九門，御所成為「封閉空間」，多姿多彩的世界就此消失，這是近代日本的另一面。
薩道義在回憶錄《明治維新親歷記》的序論中斷言大名是「傀儡」，這一表達迎合了實行廢藩置縣的明治政府。實際上，與青年薩道義最為意氣相投的武士之一是四十九歲隱居的伊達宗城。慶應二年（1866）到訪宇和島的薩道義一行被歡迎的民眾圍得水泄不通，民眾「爽朗」「禮貌」地靠近。薩道義記下了從日本民眾身上感受到的難以抑制的「溫暖的心情」，尤其是宗城父子與整個家族眾多婦孺一起出迎接待。薩道義與宗城敘話喝酒，「輪流唱歌」，宗城「陶醉於歡樂之中」，還與英國海軍士官、家老三人手牽手跳起蘇格蘭的「里爾舞」。這裡或許正萌發著日本開放豁達、多姿多彩的嫩芽，它尚未長成大樹，但確實是近代時期在日本崛起的另一種力量。
如先前所介紹，以西方禮儀謁見外國公使的一橋慶喜極為豁達，甚至打動了身經百戰的巴夏禮。「近代轉折期的日本正受到外部極其強大壓力的威脅」，「內外危機呈幾何級數地增加」，這種「強烈的不安與恐懼」籠罩社會——這種強調由「內憂外患」的體制危機造成的「不安與恐懼」論，推動著我們以不自量力的「萬國對峙」為國策，狂奔暴走。但這恐怕也只是此後的近代日本精英塑造並宣傳的片面化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