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轉折點」是德國2022年的年度詞彙。俄烏衝突的爆發，動搖了冷戰以後的歐洲安全架構，標誌著過去三十年德國對俄政策的失敗，也促使德國政府反思對華政策。在過去一段時間，德國政界和媒體出現了一種妖魔化中國的潮流，中德經貿合作被片面地解讀為德國對中國的「依賴」，中德之間的價值觀分歧被放大，兩國之間的政治互信出現裂痕。
2023年，德國執政聯盟將提出新的對華戰略。減少依賴、人權問題和台灣問題，有可能成為未來一段時間影響中德關係發展的關鍵詞。
在對華政策方面，德國執政聯盟內部存在比較大的分歧：社會民主黨主張以問題為導向，延續默克爾務實合作的對華政策；綠黨和自由民主黨強調以價值為導向，對中國事務持批評態度。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德國國內在中國問題上主要有兩種聲音：
一種聲音是加強對華合作。
2022年11月德國總理朔爾茨訪問中國，成為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第一位訪華的歐盟國家領導人，也是黨的二十大後第一位訪華的西方主要國家領導人。在與中國領導人的會談中，朔爾茨明確表示不希望與中國「脫鉤」。朔爾茨的對華政策有兩個基調：第一，中國的崛起不是限制合作的理由，德國需要面對來自中國的競爭，同時在符合雙方利益的情況下尋求合作。第二，平衡競爭與合作需要分寸感和實用主義，而不是加強保護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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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聲音是減少依賴、限制合作。
加強經貿合作是冷戰以後德國對華政策的基礎，但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則嘗試對這一路線進行調整，主張把人權問題作為塑造未來中德關係的決定性因素。德國綠黨主政經濟部後，對中德經貿關係在過去三十年的高速發展提出質疑。德國經濟部正在制定新的對華貿易政策，旨在加強德國企業在中國業務的風險管理，減少對華投資，同時限制中國企業在德國投資。
一些外部因素也在影響中德關係。
德國執政聯盟協議明確德國將在「夥伴、競爭及制度對手」的框架下，尋求與中國的合作。綜觀現階段的德國對華政策實踐，「競爭」和「制度對手」的因素遠甚於「合作夥伴」。作為歐盟的第一大經濟體，德國未來對華政策的走向受到中美戰略對抗以及俄烏衝突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中美戰略對抗是影響德國對華政策走勢的重要因素。俄烏衝突期間，跨大西洋夥伴關係得到進一步加強。德國總理朔爾茨明確表示，未來在對華政策方面，將與跨大西洋夥伴加強協調。美國希望德國在對華問題上採取清晰立場，但是德國在與美國協調並承擔成本方面猶豫不決。受新冠疫情和俄烏戰事的影響，作為製造業大國和出口導向型國家，德國面臨諸多挑戰。「北溪」天然氣管道遭破壞，打破了德國長期以來的能源安全布局，能源短缺導致製造業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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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優先」的原則下，美國在許多領域把德國視為競爭對手。當前德美之間的最大分歧在於拜登提振美國「再工業化」的《通脹削減法案》，其中的貿易保護主義條款使歐洲製造業處於競爭劣勢。如果分歧無法得到解決，美歐之間可能爆發新的貿易衝突。
烏克蘭危機仍在繼續，結果難以預測。未來幾年，如何應對與俄羅斯的利益衝突，將是德國內政外交面臨的主要挑戰。隨著俄烏戰事的發展，德國迫於安全壓力必須調整對華戰略。中德經貿關係的體量遠甚於德俄經貿關係，對華採取強硬措施必將對德國經濟造成嚴重影響。德國所謂「減少對華經濟依賴」，並不等同於經濟「脫鉤」，而是在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領域尋求國際合作的多樣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層面，歐盟和德國近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歐盟的「全球門戶」計劃和「印太戰略」，旨在加強對中國周邊國家的投資，尋求替代化生產。在地緣經濟方面，德國有意尋求亞洲政策的再平衡，重視發展與日本、印度等國家的關係，加強德國在印太地區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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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國內在對華政策上的爭論與博弈，為中德經貿關係的發展帶來了更大的不確定性。受德國對華政策調整的影響，中資企業近期在德國投資遭遇波折。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德國外交部和經濟部高調呼籲減少對華依賴、限制中德合作，但是對德企在華貿易與投資並沒有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成員國是歐盟對華政策制定的核心，主導中歐關係的發展。作為中國在歐盟最大的貿易夥伴，德國對華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種反應。促進德國對華出口，加強德國在中國的經濟存在，仍然是德國發展雙邊關係的主要動力。
對於中德關係的未來發展，可以有兩點期待：一是妥善處理制度差異，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二是共同抵制陣營對抗和泛意識形態化等因素的干擾。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德國是歐盟第一大經濟體，中德兩國均是國際秩序的構建力量。在應對氣候變化、新冠疫情、糧食安全等全球挑戰方面，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中德合作都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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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英文版標題為 "At a turning point"
責編：宋平 辛欣
編輯：張釗
實習生韓婧伊、馬麗莎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