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修賢，周恩來稱他「老杜」，是中南海有名的攝影師，同時也是在偉人們身邊待了時間最長，拍攝照片也最多的一位攝影師。

在中南海16年，他先後擔任了周恩來總理和毛主席的專職攝影師，在此期間，他所拍下的照片，見報的就不計其數。

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和周恩來總理的世紀同框、毛主席和周恩來的最後合影都出自他之手。

甚至江青的最後四小時自由時光，也被記錄在他的鏡頭之下。

不過，青壯年時期熱愛攝影的杜修賢，晚年卻直言：我這輩子是照夠了。

中南海歲月

1960年，杜修賢正式接到新華社的通知，派他去到中南海，擔任周恩來總理的專職攝影師。

彼時，杜修賢的年紀只有34歲，卻已經有了16年的攝影經歷。

而他得以進入中南海，為偉人領袖們拍照，還要從他最初接觸攝影的偶然經歷說起。

他12歲開始做長工，14歲少年時就孤身一人離家出走，趕了一夜路的路，從家鄉米脂的大山走了出去，去到了綏德。

偶然間聽說綏德的「毛澤東青年幹部學校」正在招收學員，杜修賢感到十分開心。

但是等到了學校大門口，他才想到，自己身無分文，又大字不識幾個，就連自己的名字都寫得歪歪扭扭，人家怎麼可能要他呢？

想到這裡，趕了一夜路的少年心中油然而生自卑與沮喪，又打算轉身離開。

「小同志，你願意在這裡當勤務員嗎？」突然，他的身後傳來一句問詢。

少年停下腳步，轉過頭去，才發現是一位戴著眼鏡，知識分子模樣的青年人對自己說的。

對方面帶微笑，原本是在學校門口負責招收學員的，但是看到少年光著的腳上沾滿了黃土，像是趕了很久的路，無家可歸，但是小伙子身上的精氣神不錯，不禁想給他一個機會。

而彼時的杜修賢，雖然完全不了解勤務兵是幹什麼的，但是一想到能夠留下來，心中十分欣喜，連忙應道：「願意！」

接著，又怕對方反悔，繼續說道：「我什麼都會做，留下我吧。」

就這樣，杜修賢得以進入了「毛澤東青年幹部學校」，當一名勤務員。

後來，杜修賢接到一次護送「毛澤東青年幹部學校」教員的任務，而任務目的地，就在延安。

而憑藉護送任務的出色表現，杜修賢順利調到了延安。

他真正痴迷攝影，正是從延安開始的。

1944年，延安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招收攝影學員，杜修賢果斷報了名，努力學習攝影。

自此，他的人生開啟了第二種可能，那就是成為一名職業攝影師。

延安期間，在攝影方面學有所成的杜修賢，成了一名戰地記者，因為不服輸，什麼都要做到做好，對做拍攝的照片的自我要求也很高，他的照片見報量特別大。

杜修賢開始從一個半路出家的「和尚」闖成了大師級別的人物，他所拍攝的照片都有鮮明的「杜修賢風格」。

新中國成立後，杜修賢轉業到了新華社。

1960年，又一個重要的機會擺在了他的面前。

憑藉積攢多年、出色而嫻熟的攝影技術和經驗，杜修賢走進了中南海這個令國人嚮往、世界矚目的地方，最先走到了周恩來總理的身旁。

而作為中南海攝影師，遠不是簡單地對對焦、按按快門這麼簡單，光憑攝影技術上的嫻熟也不夠，還需要政治上的成熟，尤其是在周恩來總理身邊工作。

因為周恩來總理對自己和身邊人的要求向來十分嚴格，這不僅僅基於他的工作屬性，同時也是基於他本人的性格，對細節的重視和要求已經完全融入到了周恩來的工作和生活中。

為周恩來拍照，首先要遵守的幾大紀律，那就是不能搶鏡頭，也不能主動提出要和領導人合影。

而杜修賢自從擔任周恩來的專職攝影師後，時刻提醒著自己謹遵紀律，也因此，他在周恩來總理身邊從事攝影工作16年，陪同總理去到了很多個國家，但是同總理的合照一共只有兩張。

其中一張合照，便是周恩來主動問的：「怎麼沒人給我和老杜拍照？」

當時，杜修賢正忙著給總理和其他記者拍合照，一邊拍一邊心生羨慕。

儘管他也很想有張同總理的合照，但是想到紀律，還有當下手上的工作，他並沒有行動。

結果拍到最後，他卻聽到總理要和自己拍照，於是趕緊樂呵呵地跑上前去，牙花子都沒來得及收住。

這樣，他擁有了和總理的第一張合影。

而當時周恩來口中「老杜」，就是杜修賢，這是總理對他親切地稱呼，與此同時，這個稱呼其實也意味著總理對他能力的一種肯定。

技術一絕手快又穩

1970年，杜修賢經過在總理身邊幾年的浸潤，作為中南海攝影師的技術嫻熟度和政治成熟度已經同時具備，又同時成為了毛主席的專職攝影師。

毛主席每逢「五一」和「十一」，都會登上城樓，衝著下面的群眾揮手致意，這個畫面極具意義，是非常值得捕捉的。

而這個時候要想拍到毛主席的正面，非常困難，換做其他攝影師，可能也就選擇放棄另尋角度了，但是杜修賢卻直接將上半身懸在欄杆外面，就為了能拍到毛主席正面。

好在他一向以「手快」著稱，他那支端相機的手上有奇功，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對好焦，拍到自己想拍的照片。

後來有一次，還是周恩來上前去，拽住他的衣角，責備他：「掉下去怎麼辦？要鏡頭不要命了？」

這時，杜修賢只是憨憨地笑著，也正因為「手快」，杜修賢的照片見報率很高，他在中南海擔任專職攝影師時期，報紙上的絕大多數周恩來總理和毛主席的照片，都是他拍的。

1972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對於周恩來總理來說，如何能夠既展示出歡迎，又不卑不亢，還是挺有難度的，正所謂外交無小事，一切都在細節中。

為此，有關部門第一次在機場搭了一個階梯式的大架子，架子往前20米，大概就是賓主握手的地方，杜修賢就帶領新華社中南海攝影組的同事們早早摸清了現場，選好了角度。

尼克森的飛機降落在機場的那時那刻，杜修賢很緊張，他和同事們一起屏聲靜氣，靜靜等待歷史性握手的那一刻。

而尼克森也不按常理出牌，還不等完全站定，三米開外就伸出了自己手，胳膊打得直直地伸向了周恩來，最後就兩人的手完全握上的前一秒，杜修賢果斷按下了快門。

後來，周恩來看照片，就選了杜修賢的這一張，登上報紙。

當時，還有人不理解杜修賢為什麼不等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森完全握好手再按下快門，以及總理為什麼要選這張圖配發。

後來人們才懂，照片也是可以說話的，尼克森那張著急同周恩來總理相握的手，其實正說明了當時中國國際地位的升高，而這正是總理所期望照片所反映的。

這張照片登出後，被國際上譽為「精彩的歷史瞬間」。

而除了「手快」，能夠準確抓取新聞瞬間，杜修賢那雙端著相機的手上還有奇功，一個字概括就是「穩」。

他有一個本領，那就是吸一支煙可以不彈一次菸灰，細細想來，這和他從事攝影，拍照手穩，平衡感超於常人離不開關係。

曾經有另一位自認平衡技術超強攝影記者不相信，要和杜修賢一較高低，結果對方吸一支煙，中途掉了三次菸灰，其中一次不小心掉在衣服上，還燒了個窟窿。

反觀杜修賢，一支煙燃到菸蒂，兩寸多的灰白菸灰形成了一個弧形，還一次都沒有掉落，一直到最後將整支煙抽完，杜修賢才淡定地將菸灰一次性抖落在菸灰缸里。

不過對於自己已經被別人公認的攝影技術，杜修賢從不誇耀。

除此之外，他還從不曾議論領導人私事，這些都成為杜修賢身上的重要特質。

杜修賢參加宴會，如果有人一直向他打聽有關領導人的私事，他就會生氣，然後拉著一張臉悶聲答：「我只管照相，其他的你們別問我。」

總而言之，對於中南海里的歷史事件和風雲人物，杜修賢從不參與評論。

為江青拍照

這其中，也包括了江青。

杜修賢在中南海為領導人們拍照期間，曾經接觸過江青。

而更早之前，實際上，杜修賢早年在延安開始自己的攝影生涯時，報名學習的攝影訓練班，江青也去過。

當時，負責給攝影訓練班教課的老師，就是吳印咸，吳印咸是我國老一輩的攝影藝術家，名聲在外。

1938年，延安成立了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吳印咸就是這個團的攝影負責人，他帶領電影團的同志們，克服了物質條件匱乏的情況，在延安寶塔山下辦了攝影訓練班。

由此培養出了像杜修賢這樣，今後在中南海攝影界闖出一片天的杜修賢。

而江青一向愛好攝影，也去聽了吳印鹹的課，也可以說，吳印咸是江青在攝影上的啟蒙老師。

江青和杜修賢在攝影上可以說是共同師從吳印咸。

後來，杜修賢擔任中南海攝影師，據江青曾經的秘書楊銀祿回憶，因為知道杜修賢師從吳印咸，攝影技術一流，江青還曾親自向杜修賢請教過。

那是1964年的國慶晚會，江青和毛主席等一起觀看焰火節目。

當天，周恩來也在場，而作為周恩來的專職攝影師，杜修賢當然也在。

一向愛鑽研攝影的江青，正好見到一旁的杜修賢，就趕忙虛心請教：「如何才能拍出焰火的最好效果？」

這個問題可以說也正對杜修賢的本領，事實上在進入中南海專攻人物攝影之前，杜修賢轉業到新華社期間，一直以拍攝北京的民俗建築風景圖著稱。

於是，杜修賢就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經驗說了出來。

當晚，江青就將杜修賢教給自己的理論付出實踐，果然拍出了機長效果很不錯的焰火圖。

後來，因為工作關係，杜修賢又曾經親自給江青拍過幾張照片。

1975年夏天，江青與毛主席的秘書張玉鳳在釣魚台的合影，就出自杜修賢之手。

1976年10月6日，毛主席逝世後不到一個月，杜修賢接到了江青的一個電話，讓他帶上相機到毛主席生前住宅——游泳池。

杜修賢不明所以，只能照做。

到了現場後，才知道，是江青要拍照留念。

於是，杜修賢按照要求，為江青拍下了她在游泳池前的留影。

只不過當時，大家並不知道，這也是江青最後一次在毛主席生前住地前留影。

在中南海拍完照片，江青又興致勃勃地組織大家去北京西城區的景山公園摘蘋果，景山公園距中南海大約3.5公里，距離也算是不遠不近。

杜修賢也就背著相機一起去了，到了景山公園，只見公園的蘋果樹上的果子果然結得很滿。

旁人還沒反應過來，江青就爬到樹上去了，一手拽著果樹枝條開始摘蘋果。

憑藉攝影師的本能，杜修賢當即按下了快門。

摘完蘋果後，大家就會到了中南海，各自散去。

而4個小時後，江青就被拘捕了。

杜修賢也沒想到，1976年10月6日，自己鏡頭下有關江青的這組照片，成為了對江青人生中自由時光的最後記錄。

回看杜修賢的照片，這樣的歷史瞬間都一一被他記錄了下來，成千上萬的照片，那就是成千上萬個瞬間，這些瞬間組成了一條歷史長河。

不論是偉人領袖，還是風雲人物，都存在於這條歷史長河中，他們在鏡頭中沉浮、流動、定格，對於自己的照片，杜修賢一向不善言說，別人追問照片背後的細節故事，他一般都不予作答。

杜修賢說：「我這一輩子只講真實和真情。」

晚年時，杜修賢告別了攝影，更告別了相機，70歲以後更是對相機不看不摸，用他自己的話說，那就是「我這輩子照夠了」。

再後來，參加座談會，77歲的杜修賢蓄起了白鬍子，頭上豎起的平頂短髮也已雪白，儼然一老者，但是一米八的個頭不減當年，身體還挺硬朗。

別人都尊敬地稱他一聲：「杜老爺子。」

晚年，杜老家裡有三多，那就是煙多酒多照片多，而最多的便是他在中南海拍攝的領袖人物照片。

而多年在中南海從事攝影師的經歷，給杜修賢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比如他走路聲音很輕，手上的動作很輕，他蓋杯蓋，一般人都聽不到。這和他當年在中南海，拍照要求手快敏捷，有很大關係。

除此之外，要是端詳他的面容，就會發現他的眼睛一大一小，左眼大右眼小，這和長期拍照習慣用左眼對準取景框，右眼緊閉，以保證取景清晰拍照迅速有關。

再有就是他的肩頭高低不平，這就是因為他在中南海拍照，為了準備充足，長期一次性好幾部相機，另外再挎一個非常重的閃光燈充電箱，再加上他習慣用左肩，最後造成了左肩低右肩高的情況。

2014年，杜修賢的身體每況愈下，因為愛抽菸，喝酒，長久以來，他對自己的身體也很了解，這個倔強的老頭堅持不去醫院，最後病重才住進了醫院。

對於自己生命的最後時刻，他早有準備，離開得也很平靜，最後因肺癌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