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伊朗總統萊希訪問中國，推進全面合作協議落實，中伊關係進入新的發展期。但就在萊希回國後，伊國內卻又傳出了一些反對聲音，認為萊希政府在外交上過於親近中俄，並提出要儘量保持伊朗與西方的往來。
據伊朗國際頻道等外媒報導，日前，部分伊朗政界人士和學者對伊朗目前的外交動向表示了質疑，警告萊希政府不要過度依賴莫斯科和北京。伊朗保守派議員穆斯塔法·戈特巴巴迪 (Mostafa Hosseini Ghotbabadi) 表示，雖然伊朗政府的公開外交政策，仍是「既非東方也非西方」，但伊朗在以「完全疏遠西方」為代價，加強與東方的聯繫這一道路上，走得太遠了。
伊朗外交政策學者迪亞科·侯賽尼 (Diako Hosseini)則在伊國內的改革派媒體上發文，稱伊朗不應成為「中美對抗的犧牲品」。這位學者認為，國際局勢正處於一個過渡時期，冷戰結束多年後，俄羅斯的復興和中國的崛起威脅到了美國的國際地位。現在美國不僅擔心中國國力的提升，還擔心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交往，這之中自然也包括中伊關係。
侯賽尼認為，站在美國的角度上，對地處東西方之間，戰略位置重要的伊朗施加限制，有助於遏制中國的崛起。這位學者警告說，從長遠來看，在伊朗與中國關係升溫的情況下，美國不會對伊朗讓步，中伊新夥伴關係最終可能適得其反。因此，伊朗必須繼續向西方打開外交大門。
一些伊朗改革派人物也在評價萊希訪華一事時指出，伊朗沒有完善的行政結構和足夠的人力，來執行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協議。
誠然，總部位於華盛頓的伊朗國際頻道，注重報導伊朗國內的反對聲音，是出於唱衰中伊合作的目的。在伊核協議停擺，伊朗外部壓力逐漸增大，內部問題層出不窮的情況下，萊希政府也不會輕易聽取這些建議，改變現行的「向東看」戰略，停止與中國的合作。但這些看似不合理聲音的出現，其實已經反映出了伊朗在外交上的一種不確定性。
我們首先必須清楚，一國的外交政策，不光會受到經濟、地緣政治等因素的影響，不同歷史文化造就的不同民族性格，也經常能夠影響一國在外交上的動作。而伊朗民族性格中的兩面性，很大程度上也影響到了伊朗在處理內外事務中的思路。
作為西亞文明古國，伊朗在歷史上也曾經富過，這使得伊朗人有著極強的民族自豪感和優越感。但作為地處東西方地理要衝的國家，伊朗在自身不那麼「富庶」的時候，也經常遭遇外敵的入侵與欺凌，使得伊朗民間有一種強烈的悲情觀念，主旋律為「受難」的什葉派信仰，更是加強了這種觀念。
特殊的歷史文化，造就了伊朗人自傲又敏感的民族性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伊朗的國際戰略觀念，推進了伊朗精明大膽的整體外交風格的形成，哈梅內伊本人也曾表示，伊朗外交要有「英勇的靈活性」。
在這種風格之下，伊朗在處理外交事務上，有著明顯的「第三方」傳統，也就是在大國之間維持平衡，儘量不「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為自己保留一定迴旋空間，並利用大國間的矛盾分歧謀取利益。
在歷史上，伊朗就曾為擺脫英俄威脅，引入法、德、美等國的勢力。在近些年圍繞伊核問題展開的地緣政治博弈中，伊朗為抵禦美國的威脅，不斷嘗試將俄羅斯、中國、印度、歐盟等勢力拉入其中。因此，伊朗在美國不斷施壓之下，加強與中俄的合作，一定程度上也是伊朗「第三方」傳統的體現，試圖以中俄的影響力，抵禦美國的壓力。
作為一個似強實弱的地區性強國，伊朗採取這種外交策略無可厚非。但伊朗人在外交事務上又有一種精明的商人做派，追求以最小代價獲得最大利益。萊希訪華前，伊朗經濟部門對中國對伊投資額表示不滿，拿俄羅斯的投資來「踩」中國，以及現在伊朗國內傳出的反對聲，一定程度上就是這種商人做派的體現。
而這種商人做派使得伊朗在處理外交事務時，常常會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視長遠發展。以中伊全面合作協議為例，我們其實早就提出了這一合作計劃，但雙方的相關磋商進行了多年，直到2021年才正式簽署。
此前的磋商困難，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伊朗方面對於西方世界，特別是法德等歐洲國家，一直抱有幻想。因此，在伊核協議簽署後，伊朗將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到了加強與歐洲的合作上。直到川普帶領美國退群，歐洲逐漸跟隨美國重啟對伊制裁，伊朗才重新轉向東方。
因此，對於伊朗國內的這種聲音，我們需要提起警惕。畢竟，在兩黨政治導致美國的外交政策也存在極大變數的情況下，伊朗的外交政策是否出現變化，還是一個未知數。
而德黑蘭方面現在需要認識到的是，中伊合作協議是一個計劃實施時間長達25年，影響力可能延續更久的長期性戰略文件，只有摒棄自身在外交上的負面因素，真正做到像中國一樣，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思考問題，才能夠確保這一協議的全面落地，為伊朗經濟的長久發展打下基礎。不然的話，伊朗就算能夠依靠中國的幫助，暫時擺脫困境，其長久發展也很難得到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