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在國家與官府的推動下，地方士紳階層參與並部分主導了地區的地方社會事業。此類事業的全面與繁榮是反映一個城市興盛程度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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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慈善事業及建築
在明末清初到清中後期的常州地區，伴隨著政府在地方治理制度空間上的逐漸削弱，士紳們越來越多的參與到社會事業中去，作為這些社會事業活動的空間和載體，公共類建築的修建與重建是士紳們社會活動的第一步。
1.政府的忽視
在對於中國史的研究中，美國學者早在二十世紀80年代初就提出對於善堂善會類慈善組織進行研究的重要性，認為其是研究城市公共領域中重要的環節。明清時期常州府城內由政府牽頭的慈善機構「養濟院」，從明永樂十六年（1418）的《常州郡城圖》上可以找到其位置處在城市行政中心的子城廂並緊鄰府治和察院，此處「養濟院」最早為元代地方政府設立。
然而，夫馬進在《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中指出，國家對於鰥寡孤獨的關注與對賑濟、賑恤重視程度相比顯得無足輕重，並用《宮中硃批奏摺•內政類•販濟》、《內閣題本•戶科•販濟類》中相關前後兩種事宜的奏摺數量以及皇帝硃批的長度及內容的分析佐以證明"。常州所處的江南地區在明清時期相對於政府主持設立的「養濟院」，民間善人團體干涉修建的慈善組織機構覆蓋面更廣，分工更細，民間影響也更大。
2.士紳的重視
明清常州的慈善組織已超出了對鰥寡孤獨的關注，貫穿到民眾「生老病死」的各個階段，包括育嬰堂、保嬰保節堂、敬節堂、協濟堂、醫局、壽安堂、義冢、盪冢等等。這些善堂善會的修建過程中處處可見本地士紳階層的身影，至晚清時期，常州地區的慈善組織多達292個，其中主要機構包括本應由政府主辦的「養濟院」在內，皆由士紳經辦、主辦或創辦。
觀察其創建及修建時間，常州地區慈善機構的數量在「庚申之難」之後達到峰值，這是太平天國戰爭給常州帶來毀滅性打擊的證明，也反映出1860年後士紳階層在社會事業中的重要性和地位愈加凸出，體現出常州士紳階層「達則兼濟天下」的文人情懷和社會責任感。
從元朝養濟院的設立一直到晚晴光緒年間，常州府治所在的城區及近郊可考的共計37處較為主要的善堂公所中，80%皆為士紳階層主持創辦的，從擇址、建屋到後期的物質維持、經濟保障也絕大多數依靠士紳階層的力量。志書中多用郡紳、縣紳、邑紳、里人來稱呼這一時期常州的士紳階層，在這其中本地士紳盛康、劉翊宸、吳榮光、莊毓鋐、魏裴、楊植瀛、彥傑、屠柏軒等人較為活躍，都至少參與了兩類以上的善堂建設。
觀察其位置，城垣內部的多分布在子城一廂（8處）、子城二廂（7處）、河南廂（3處）、中右廂（2處）及西右廂（8處），而左廂、東右廂兩廂內則沒有記載顯示存在，另外城郊的善堂公所也呈現多集中在城門外附近的狀態，推測是為了同時方便城外需要救濟的人、流民以及縮短城內物資發放轉運的距離。
3.「惜字會」的發源地
另外在統計明清常州善堂修造及分布的過程中發現一種較特殊的民間組織，由本地士紳創辦並維持的「惜字會」。「惜字」的主題思想主要來源於文昌文化，以倡導敬惜字紙為主，另外也不定期的舉行士紳階層的文化聚會。
常州本地多有士人及第與「惜字」之間存在因果善報的案例及故事話本，其中趙申喬、趙熊詔父子科舉中第和常州莊氏一族科場發跡的事例最為有名，清人余治在《得一錄》中更是把常州明清時期科舉興盛的部分原因歸結於當地惜字活動的發達。梁其姿在《施善與教化》、《變中謀穩》、兩本書中皆提到常州應該是惜字會這一組織的發起地，並且也是清代惜字會數量最多的城市，據《武陽志余》中統計其在城鄉的總數達54個，遠超其它城市。
惜字會創辦的初衷是為了表示對文字的尊重，而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文字恰是士紳階層精英文化的最集中代表，因此惜字會更本質的意義則是士紳階層維護並提升自己地位的社會宣傳組織。而常州地區惜字會開創之早、數量之最也從側面反映出士紳階層對常州社會風氣及普通民眾思想生活上輻射的深度及廣度。
二、教育事業及建築
常州明清時期科舉興盛，作為科舉制下培養人才的教育系統，通常分為府學、縣學、書院及義塾，清晚期科舉廢除後，常州社會中也湧現出一批新式學校。而無論是傳統教育系統機構還是新式學校，與善堂公所一樣，其使用建築的修建和維持大多都有士紳階層的參與和主持的痕跡。
1.府學及縣學建築群
府學和縣學在行政上承擔著科舉制中基層選拔的工作，由於孔子「即廟設學」的思想，貞觀四年以來，除了曲阜和衢州的孔廟為家廟外，其它各地孔廟多與府學、縣學共設，即所謂學在廟中的「廟學合一」制度，因此府學及縣學也多由政府撥款興建。常州地區亦然，明清城內有府學文廟一座，始建於宋景祐三年（1037），武進縣學文廟一座，清前期析置陽湖縣後，在武進縣學文廟又增建陽湖學署。
常州府學位於子城一廂，緊鄰常州府治的西界，考察相關志書文獻，在清道光之前，府學基本由知府、郡守主持修建工作。而在《武陽合志》記載的道光八年（1828）的府學文廟建築群修造過程中常州士紳劉弼全等捐銀一萬一千多兩的記載，以此為時間節點，自此，士紳正式介入了府學的修造。
對於光緒元年（1875）府學的修造過程，莊毓鋐編撰的《武陽余志》中則有詳細的記述：府學毀於1860年太平天國戰爭時期，但由於時局混亂、經費有限，府學則一直未被重建，直至光緒元年（1875），時任廣東巡撫鎮遠兼知常州府的譚培均「念學宮集紳籌費」，由於地方政府已無力承擔修造工作而直接任命當時常地士紳惲光業、盛康、劉翊宸、陳榮邦等來主持。
另據莊毓鋐及劉翊宸所屬的西營劉氏家譜記載，在這一次府學文廟建築群的修建中，從初期的田畝造冊籌集募捐經費，到建築群的形制規模設計，再到大小木作的選擇用料，至整個重修過程的監督都由士紳們親力親為，承擔了原本政府負責的全部工作。此次由士紳主持建設的常州府學文廟建築群的規模和布局可以用光緒五年（1879）《武進陽湖縣治》中的府學圖進行復原推測。
整個建築群東西共計四路，最重要的部分為中間一路，包括入口處3開間照壁、3開間文廟牌坊、帶東西斜梯的3開間欞星門、泮池、泮橋、3開間大成門、5開間2層大成殿、3開間明倫堂、3開間2層尊經閣、東西廡房共計18間等；西路則設魁星殿、文昌殿，東一路為啟聖祠；東二路則為鄉賢祠、名宦祠、土地祠等府學用房。
其中，大成殿、尊經閣等重要建築以歇山為主，附房則多用硬山；另外在門窗心仔紋樣上多採用菱格斜方、網格方格和直欞式樣，此三種式樣在繁雜的心仔式樣中皆屬簡單古樸類型，並且都有剛正不阿、正直不欺的象徵寓意，與府學功能屬性吻合。
縣學則位於左廂，鄰近陽湖縣治，對於縣學文廟建築群的修造士紳們介入的更早，在順治十四年(1654)年就出現了「邑人楊廷鑒、陸自嚴重修」的記載，這與楊、陸二人當時在朝堂身居高位不無關係，但也就此開放了本地士紳對於縣學修造的話語權。
與府學相同，縣學亦在咸豐十年(1860)毀於戰爭，然而早於府學重建近十年，同治四年(1865)武進陽湖兩縣知縣就已邀請劉翊宸、莊毓鋐、吳榮光、惲世臨等人主持縣學文廟建築群的重建工作，故此可以推測，知府正是因為留意到並認同本地士紳在縣學重修工作中的作為，才在其後邀請他們加入府學的重修工作。
參照光緒五年（1879）《武進陽湖縣治》中的縣學圖對其平面進行復原推測。自西向東共計三路建築，西路為武進學署和後置的陽湖學署；中路為主建築群，包括：入口處3開間照壁、3開間欞星門、泮池、泮橋、3開間大成門、3開間大成殿、3開間明倫堂、3開間振德堂、5開間2層御書樓以及東西廡房16間等；東路則為3開間縣學門、3開間儀門、三開間2層東西齋樓各一、3開間2層尊經閣、以及鄉賢祠、名宦祠、啟聖祠等。
相較而言，縣學文廟建築群平面相對規整、對稱性極強、建築體量差異小，而在這之後修建的府學文廟建築群也依舊強調規整及對稱性，但是在單體建築的體量上則體現出更強的節奏變化，呈現出規整且較有節奏感的平面風格。
2.書院及義塾用所
常州最早的書院為理學名儒周恭先於北宋崇寧年間（1102-1106）所建的城東書屋，由於常邀當世大儒楊時來講學，故而元朝時為紀念楊時，更名為龜山書院。南宋之後常州書院逐漸發展成為官督官辦，明代受張居正「盡毀天下書院」的思想限制，常州書院數量驟減，直至清雍正年間（1723-1735），書院才開始恢復建設與發展，並且開始以民辦為主。
至清中晚期，常州城內的主要書院有明正德十四年（1519）創立的道南書院、明隆慶六年（1572）創立的龍城書院，清康熙七年（1668）創立的延陵書院和同治十一年（1872）由盛氏創立的私人書院人范書院，共計4所。前三所與府學縣學一併毀於1860年太平天國戰爭，之後常州本地士紳階層自發於同治四年（1865）重建龍城書院，於同治八年（1869）重建道南書院。
人范書院則在光緒八年（1882）由盛氏族人，盛庚、盛康負責，經過七年的修建，由專供族人子弟學習的私學變為面向大眾的公學。常州自古尊儒重學，高門大族在重視本族的家學之外也力所能及的恤貧憫困，籌資興建義塾，因此常州第去的義塾數量較多且兼具慈善機構的特徵。
常州明清共計21所義塾中有5所隸屬於善堂管理，其餘則多為地方政府與士紳合力興辦，在修造過程中相對於前者，士紳更傾向於實際的主持操辦人。參看冠英義塾一例，《武陽余志》中記載其位於河南廂新街，道光二十二年（1842）邑人蘇應珂、邵榮建；同治年間，郡紳莊逢泰、顧凝軒、莊鳳威、程乃文、蘇應琛、先後清理修葺。
3.新式學校
常州地區對於新式學堂改革的歷史最早可追至維新變法前兩年（1896），地方士紳劉保良等人將龍城書院更名為「致用精舍」，並更改了課程設置。
伴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常州地方新式學校開始興起，這一批新式學校中，部分是從書院、義塾的基礎上改建改制創辦的，例如武陽公立兩等小學則是由汪詢、惲祖祁、楊敏等在龍城書院舊址上改擴建成；育志爭存小學堂由屠寄、何永燾創立在雲溪義塾基礎上創辦；莊蘊寬、莊鼎彝改擴建冠英義塾成立冠英小學堂。
其中，毗陵莊氏作為常州地區科舉望族，在莊鼎臣的日記可發現，早在科舉廢除前三年（1902），莊氏已經建議族中子弟「世亂」之下，應該「盡棄舊業」不再參加科舉，轉而「研究有用之學」，並積極創辦了冠英小學堂。另外，選擇既有的祠廟並加以整肅擴建創辦成學堂的情況也較為多見，例如創立在先賢祠內的師範傳習所；惲祖祁、劉度來等八縣士紳集體捐資購地並選擇護國寺為校址，創立了當時學校規模最大的常州府中學堂。
考據常州府學及武進陽湖兩縣縣學、書院、義塾以及新式學校的修建過程發現，常州士紳階層在本地明清時期的教育事業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而士紳階層對於義塾、書院以及縣學建築群再到府學建築群的修建的具體介入，則呈現出伴隨著政府權力的讓渡自下而上逐級滲透的趨勢；而在新式學校的創辦中，他們不再受制於政府，清晚期常州地區尤其是城區的新式學校無一例外，皆為由士紳階層自主創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