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奴隸制中國社會中「士」的含義由武士向士子的轉化，「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秩序在秦漢時期得以確立並綿延數千年，直至明清兩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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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民秩序紊亂
明中期開始的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開始不斷衝擊貴義輕利的中國傳統社會價值觀，近乎逼迫式的使統治階級重新評估四民的社會地位，並制定一系列重商、恤商政策；
同時社會也開始意識到從商之利，因此十六世紀以來，士農工商的格局的變動主要表現在原本處在社會最底層的商人階級開始活躍起來，四民之首的「士」層地位在被動搖的同時，也開始調整自身結構，四民之間的流動性不斷加強，舉國上下，士農工各階層棄本業而從商者紛如，甚至「農、儒、童、婦亦皆能賈」。
2.常州社會生活中的士農工商
清中國經濟雖有發展但本質依然是農耕經濟社會，國庫的最主要收入為田賦，常州所處的江南地區一直是賦稅重地，據《大明一統志》中數據統計，萬曆年間，松江、蘇州和常州就已經是全國260個府縣中稅糧繳納的前三甲。明清兩代常州武進、陽湖兩地區以水稻種植為主，兼種黃豆，這也是常州曾是全國重要的米市、豆市的基礎條件，說明水稻、黃豆的產量之大，種植人口之多。
另外清中期土地兼併嚴重加上賦稅繁重，導致部分自耕農失去土地，「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背景下，失去土地的農民除了成為佃戶僱農以外還有兩個流向，一者是成為大型手工作坊的僱工，其二是從事小型商販活動。
明中後期常州以梳篦、土布為首的手工業發展迅速，作坊及工匠數量也隨之激增，除了本地既有工匠，失去土地的自耕農以及外來府縣的工匠及流民也成為當中的一員。參考同時期江南地區流動人口的研究，可以發現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蘇、常等重點工商市鎮的手工業、商業以及服務業成為外來人口謀生的重要去向和行業出路。
由上種種可見，明清常州的商業發展的吸引下，出現了農、工、商三個階層之間互相轉化的現象，農轉工、農轉商、工轉商都時有發生，其中農工階層在清中後向商業分異轉化的現象開始明顯，但由於其人群多為積貧積弱，因此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力較弱。
「士」作為四民之首，其發展狀況對一個地區而言非常重要，常州一地更是自古以來以窮經稽古為風，父兄子弟代代相承「皆以讀書明經為急務」，其文人士子占據的人口比重之大舉國罕見。
然而伴隨著政府恤商政策實行以及全國背景下的商業迅速發展、各地商幫崛起和商人階層地位上升，常州也無法獨「善」其身，加之其更是地處商業高速發展的江南地區，士商兩個階層之間的關係以及一首一尾的地位開始轉變，社會風氣中「輕商賤商」的思想不再主流。士商階層之間流動滲透愈加深厚，可做兩說。
其一、由商轉士。在曾經唯有讀書高的常州，商人對士的身份一直是極度渴求的。對商賈階層的研究表明，大部分商人對於剩餘財富的分配極為一致，第一、投資收購土地；第二則是供後代不愁生計的讀書科舉入仕為官，購買土地也可以說是間接服務於後者。自科舉制確立以來，商籍一直不被允許參與科考，明代以降科舉的門檻放寬，一心追求功名的商賈越來越多的加入科舉出仕的行列。
其二、由士轉商。定居常州的清人洪亮吉曾言「今者...由士而商者十（之有）七」，作為歷來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享受各種國家特權的士，在明中期之前的幾千年歷史中一直是「抑商」、「賤商」政策及風俗最主動的執行者和宣傳教化者，奉行著「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儒家信條的他們時刻提醒自己與子孫務必不得從商、經商，甚至羞於與商為伍。然而明清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致使他們改變了思想。
首先，能夠實際面對社會現實的少數士層們主動意識到末商思想的陳舊，明大儒王陽明便曾提出「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次，科舉政策的放寬，越來越多的人義無反顧的進入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舉業之中，然而入泮人數的激增並不代表出仕名額也能正比增加，余英時在《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中研究了明清儒生獲得功名的過程，並形容其競爭可謂「慘烈」。
除了競爭人數的增加之外，參加科考的經濟成本也在升高，至清代，業儒參舉的收費門類和數額都在激增，趕考的成本不下千兩，面對高額的考試費用，很多讀書人放棄了舉業轉而加入了經商的行列。常州《卜氏宗譜》中便曾記載，經營梳篦業的卜氏原本也是舉業出身，但其母親勸其，「（舉業）固吾家本色，奈無恆產，培植惟艱，不如棄儒就賈，為養家計」。
另外，在士商滲透過程中，清朝修訂的捐納制度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除了「賤民」籍，任何人都可以通過繳納錢款獲得功名，「免考」、「免保」都可以捐得，在當世的人治社會中，捐納名目日漸漫濫，通過捐納可以獲得包括知府在內及以下的各種官職。
「有辱斯文」的捐納制度無疑給寒窗苦讀、歷經磨難參加正途科考的士子們一記深重的打擊，相反，卻為有錢的商賈們提供了一條出仕的綠色通道。面對越來越腐敗的捐納現象，讀書人尤其是寒門士子之中被迫「棄儒從賈」者與日俱增。
然而常州明清時期高居前三甲的進士數量以及聲名在外的常州學派都說明，在「棄儒從賈」十之有七的社會現象下，常州一地的士人的質量卻並沒有明顯降低。主觀而言，常地悠久的崇文風氣培養出的大部分文人士子相較於科舉出仕可能更加執著於讀書本身，以致於許多人在為養家計而被迫經商之後，閒暇之餘依然不忘鑽研學術、勤讀不輟。
當時有「南臧北牟」之稱的經學家臧在東就曾因仕途不順、家庭困難而開始經商，然而一年後家庭周轉問題解決後，他又「棄商歸儒」恢復治學士子的身份。客觀分析，則是因為其本身的地理環境也有先天不足之處。常州雖地處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但其地「平衍，當南北之沖，商賈不宿」，商業發展程度不及蘇、松、嘉幾地，甚至在海運替代漕運後，本府經濟中心的位置也被下轄無錫縣替代。
因此，受到本地深厚的學術傳統以及制約下的經濟發展的主客觀因素影響，常州在全國四民秩序紊亂以及重商風氣的背景下，依然保留了尊儒崇文的社會風氣。同時，由於四名之中士商階層交往轉換的現象增多，士人化的商人和商人化的士人越來越多，間接致使商賈中士人出身的比例增多。從積極的角度分析，亦可說是提高了明清時期在常經商人群整體的文化素質。
3.明清常州士紳結構組成
士紳是隨著科舉制的確立而逐步形成的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在皇權和民眾之間起到了過渡的作用。在明清士商滲透的背景下，常州地區以往主要由地方官和士子文人組成的士紳階層的結構發生了變化。最直接的就是商人地位的提升。
由於科舉政策的放寬以及捐納制度提供的綠色通道，商人入仕的現象增多，並且越來越多的影響到整個地區社會的大小事物，成為了士紳階層中的新興勢力。其次，濃厚的學術傳統挽救了地方文人士子岌岌可危的社會地位。第三，地方官依舊維持其政府喉舌的地位，然而其隊伍本身也不再單純的只由士子構成，通過科考正途、異途(捐納)的商人也充斥其中。
此後到清中後期，由官出面、士倡導、商出資三方構成的地方士紳壟斷了常州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資源，成為社會生活中最直接的支配者。1851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它給常州城鄉社會文化生活帶來了致命打擊。常州士紳階層積極的操辦團練以穩固清政府即將坍塌下的社會基礎事業，此時的士紳階層內部結構中，商人的比例和重要性相較於太平天國運動前都有明顯提升。
1905年科舉制的廢除，導致「士農工商」這一豎向社會分層模式完全崩塌，橫向的「紳商學軍」則成為中國社會結構的主體模式。1911辛亥年革命第二年常州地方傳統的士紳階層急劇衰退，組織構成隨之發生轉變進化。
取代地方官員的新式軍人階層、接替舊商賈的新式的工商階層、代替入泮舊學的新學堂知識分子成為了士紳隊伍的主要人群，這些人大多都具有中式傳統教育功底，同時積極探尋西方文化思想，努力要求皇權改革或廢棄皇權以爭取更多的地方政治民主，是近代過渡社會中控制和影響常州地方思想文化等社會事務的新士紳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