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文王嬴駟是秦孝公的兒子，歷史也被稱為秦惠王，戰國時期秦國的知名國君，在位26年。他有兩個兒子做了秦王，即秦武王嬴盪（也稱秦武烈王、秦悼武王）和秦昭襄王嬴稷（一稱秦昭王）。他還有個非常出了名的老婆，即宣太后羋八子（秦昭王的生母）。他十九歲即位，以宗室多怨，誅殺衛鞅。還改「公」稱「王」，成為秦國第一個稱王者。秦惠文王當政期間，北掃義渠，西平巴蜀，東出函谷，南下商於，為秦統一中國打下堅實基礎。看來秦惠王應該是個牛人，可他既然繼承了商鞅的變法新政，又為什麼將商鞅給車裂了呢？這要從商鞅變法之初說起。
秦孝公支持商鞅變法初期，甘龍、杜摯等為代表的舊貴族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或明或暗地反對新法，法令推行困難重重。當時嬴駟在做太子，曾一度觸犯了禁條，這恰是對秦國推行新法的一種現實考驗。於是商鞅對秦孝公說：「法令行不通在於宮室貴族的干擾。國君果真要實行法治，就要先從太子（這件事）開始。太子不能受墨刑，就用墨刑（劓刑，即挖去鼻樑）處罰他的師傅。」商鞅的建議得到了孝公的支持。太子嬴駟的老師太子傅（首傅）正是秦孝公的兄長公子虔（嬴虔）。當時，法令便暢行無阻了，秦國越治越好，但卻得罪了太子，動搖了太子傅及舊貴族等既得者的利益。
公子虔劓刑後「閉門八年不出」，可見此事對公子虔是是何等創傷。等到秦孝公去世，太子登位，一想起當年受罰之事就很不高興。加之這時商鞅威望極高，家家戶戶都「只知商君之法」，惠文王對商鞅有所顧忌，公子虔等一幫人就乘機捏造謠言說商鞅造反，商鞅失去變法的強有力支持者，有口難辯，只得逃亡。秦惠王派人捉拿商鞅，商鞅四處流亡，「作法自斃」卻無人可收容，最終發動邑兵攻打鄭縣失敗，身死當場。商鞅死後，其屍首被帶回咸陽，被施以車裂之刑並誅滅其族。
然而，商鞅雖然被誅滅，但秦惠文王對商鞅的新法卻是全盤給予了繼承，直至秦始皇建立大一統的秦朝仍然不曾斷續。究其原因，在於商鞅的「變法」順應了歷史的大勢，也是時代的選擇。春秋戰國時期，是分封制崩潰和中央集權制確立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由於鐵製農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廣，導致原有的土地國有制，逐步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於是出現了地主和農民兩大對立的階級。社會也開始由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變。新興的靠軍功起家的地主階級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又出現了獲得相應的政治權利的要求，紛紛要求在政治上進行改革，發展封建經濟，建立地主階級統治。各國紛紛掀起改革、變法運動，如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等。
其實在戰國初期，秦國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產生和賦稅改革，都晚於其餘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落後於山東大國。秦孝公和商鞅勵精圖治，以超前的視野順應了時代的發展選擇了變法。由於秦孝公與商鞅君臣合力，使得秦國變法比其他各國更堅決更徹底。商鞅之變法，在封建制度建立和保障上，從國家層面給予了頂層設計。新興的地主階級像雨後春筍般壯大，使得秦國奴隸制迅速走向瓦解，大批的奴隸得到了解放，大大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社會財富的積累。自此，使秦國向封建社會過渡中，始終走在了山東六國的前列。
秦惠王不僅能慧眼識珠、任賢用能、甄拔人才。更重要的還是能準確把握歷史發展方向，只有商鞅的「新法」才能使社會完全去「奴隸制」。因此，他將商鞅新法這個「王道」確定為強秦的既定方針。雖「誅鞅」但「不廢法」，為「商法強秦」發揮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那麼秦惠文王又為什麼非要誅殺這個對大秦有功的商鞅的呢？有人說，是因為商鞅在變法之初懲罰過那時的太子及老師，接下了「梁子」，如今太子做了國君，當然要來報復商鞅。是這樣嗎？假若如此，作為歷史上的明主，秦惠文王會是這般胸襟！還有人說，商鞅功高蓋主，居功自傲，想要謀反所以被秦惠文王誅殺滅族。恐怕也並非如此，這只是想除掉商鞅的一種藉口而已。筆者認為，秦惠文王之所以除掉商鞅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君主為緩解國內政治矛盾，商鞅做了替罪羔羊。其實，秦惠王誅滅商鞅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變法本身。前面說了，商鞅變法的時代背景，是國家正處在社會轉型期，其主要特點是新舊階級的更替。原來的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將會被新興的地主階級和農民所代替。很明顯，商鞅的變法嚴重危及到了奴隸主舊貴族的根本利益。他們起初是設法抵制或阻撓變法，到後來成為對當政者和政治精英們的怨恨，最終轉變為政治矛盾。為了緩解秦帝國的內部矛盾，秦惠王選擇了「犧牲」商鞅，便借商鞅謀反將商鞅車裂而死，來平息舊貴族的怨恨。
事實上，秦惠王的除掉商鞅的做法，還真的起到了安撫秦國貴族的效果，有效轉移了部分矛盾，緩解了反對者對新法的「衝擊力」。秦惠文王在除掉商鞅後，以商鞅造反查無實證，公子虔和公孫賈純屬陷害為由，順手除掉了二人及其大量黨羽。而商君新法也被繼續沿用，秦惠王此舉從一定意義上也算保護了商君之法，正可謂「商鞅雖死，其法猶存」。
第二，商鞅變法的歷史使命完成，與新主的新政不相適應。歷史事實告訴我們，秦惠文王在位期間，大批能臣造就了惠文王時代新的輝煌，也反映了秦惠文王的識人馭人的本領。秦孝公時期，商鞅變法的使命已經成功，秦國的法治建設已基本完成，秦國的舊制度也被徹底廢除，經濟得到了發展，秦國也逐漸成為戰國七雄中實力最強的國家。此時的商鞅對於新君而言，說「功高蓋主」一點也不為過。因此作為政治強人的秦惠文王即位後，第一個政治對手便是大名鼎鼎的商鞅了。
當時獨掌大權的商鞅的存在，反而成了秦國改革成果的最大威脅。秦國的法治建設要靠強力完成的，也就是商鞅所說的「霸術」，而君主制度下的法的象徵也只能是君主，商鞅的悲劇根源也就在這裡。此時的商鞅對秦惠文王而言已沒有了價值，否則還會成為政治障礙，況且象商鞅這種能人，秦國不用，也必然不能為別國所用。所以，商鞅的結局在秦惠王即位之日就已註定了。
我們從秦惠文王執政期間的舉措就可以看出，重用張儀「連橫」破「合縱」，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亮點。對張儀，秦惠王贏駟求之，試之，任之，信之。在秦與到列國間複雜的邦交鬥爭中，多次逆轉危勢，擊潰五國滅秦之兵。繼孝公用商鞅之後譜寫了又一頁君臣合璧華彩篇章。倘若商鞅還在，那秦惠文王的政治主張還會如此嗎？歷史已經給予了準確的回答。你認可這種說法嗎？請在評論區留下你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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