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詳細描述明朝正統十四年土木堡之變過程，以及其中爭議的一系列問題。
【可怕的對手】
宣德年間，朱瞻基對韃靼瓦剌這對老冤家的不聞不問，給了脫歡絕佳的機會成就夢想。先後攻殺阿魯台和阿岱汗後，脫歡已事實上統一瓦剌諸部，形式上控制了韃靼，一個基本統一的蒙古汗國又出現了。
脫歡於正統四年（1439年）去世，他的兒子也先繼承了他太師之位。按照蒙古的慣例，一位強人死後如果傳位給兒子，繼任者通常能力和威望都不足，極易引發內亂。
也先卻是個例外。
年輕時候，也先就在與東察合台汗國的戰爭中初露鋒芒，據記載他「總共打了六十一次仗」，除了一次以外，其他戰鬥都獲得了勝利。也先憑其軍功，在接任脫歡太師一職之時，過渡平穩，諸部臣服，內部沒有發生任何動盪。脫脫不花只是名義上的大汗，大小事務都由也先決定，這在蒙古的權力交接中是罕見的。
也先就任太師後，蒙古汗國權勢盡在其手，憑藉自己的軍事能力，他開始繼續脫歡未竟的計劃。
正統十一年（1446年），也先率大軍進攻兀良哈三衛。當時兀良哈正在與建州女真作戰，背後受到瓦剌進攻後全面崩潰，許多首領被殺，「艱窘至極」，記載中也先「幾殲三衛達子」，不得不歸附瓦剌。
隨後也先揮師掃蕩建州女真，盡收其民，兵鋒直抵黑龍江與野人女真相持。除了用武力征服遼東，也先又通過聯姻、拉攏等手段收服了西北諸衛。最大的哈密衛失去了明朝駐軍，首先歸附，其他諸衛也紛紛投靠。
僅僅過了兩年，到1448年時，也先實際掌握的蒙古汗國已經控制了東起女真，西達哈密及其以西的裕勒都斯河流域，北抵葉尼塞河上游，南臨長城的廣袤地區。史稱「漠北東西萬里，無敢與之抗者」，不得不說，這是偉大的軍功。
一個統一的蒙古，註定是會搞事的。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大權在握的也先完成了全國總動員，兵分四路大舉南侵。
那麼這14年來，明朝在幹嘛呢？
要說大明全無防備是不對的，就跟西南麓川問題浮出水面一樣，蒙古問題也蓋不住了。明軍在正統三年、六年、九年三次主動出擊，在亦集乃之戰、豐州之戰、以克列蘇之戰都取得小規模勝利。
但在這個節點，又爆發了湖廣、貴州各地苗人起義，各族人民紛紛響應，參加起義的人數多達20餘萬，持續時間長達十二年。
正統十三年，鄧茂七又率東南農民起義，隊伍發展到十餘萬人，控制八閩，三省震動。
粉飾太平的泡泡已經被戳破，南北烽煙四起。最有經驗的統帥正被調去鎮壓苗人起義，征討麓川的軍隊又被調去內地平亂，麓川仍未徹底平定。
在正統十四年，朝廷已得到也先很可能大舉南侵的情報。為做防範，朱祁鎮派出成國公朱勇和駙馬都尉井源選京營精銳45000人，分兩路守備大同和宣府。
也先的行動比朝廷的反應更迅速，他的進攻時間點選得非常精確。戰爭一開始，也先就毫無保留地全軍出擊，沒有威脅與試探，直接就是大兵團硬碰硬的作戰。
七月十一日，戰鬥打響，大同右參將吳浩領兵出擊，在貓兒莊迎戰也先，兵敗陣亡。七月十五日，大同總督宋瑛、總兵官朱冕、右參將都督石亨各領兵一萬出陽和進行防禦作戰，又大敗。宋瑛、朱冕皆戰死，石亨敗還大同。這是四路中的也先一路，也是瓦剌的中路主力。
另外一路主力由也先得力幹將阿刺知院統帥，在擊破幾處小邊城後，七月十二日起圍困宣府外圍城堡，並切斷水源。
與也先的主力相比，阿剌知院這路人馬動靜不算太大，戰事也不是十分激烈，不過這支人馬，將在隨後的事態變化中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
這是蒙古四路中中路的二路。
左右兩翼的兩路，更多的是起到牽製作用。在遼東，名義上的大汗脫脫不花親率韃靼東路軍入侵。遼東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遭到三萬多蒙古騎兵突襲，被攻破驛堡屯莊八十處，擄走13289餘人口，26000多頭牲畜，幸好脫脫不花只是應付一下也先，撈到好處後他就回軍了。
蒙古另外一路，由阿羅出將軍統帥進犯甘州（今張掖），明軍同樣不能抵擋。迎戰的左參將都督王喜、福保都指揮谷聰皆戰死，前往支援的肅州衛都指揮胡麒又陣亡，人畜被掠走萬餘，明朝在甘肅的抵抗也告失敗。
幸好，左右兩路是為中路二路人馬吸引注意力的，沒有被要求更多的任務，他們僅僅滿足於劫掠成功，進攻並不深入。
明軍戰敗消息傳來，朝野震動，朱祁鎮立即召集御前會議商討對策。
對策無非兩種，是戰是和，對於這點大家沒有爭議，也先把咱們臉都打腫了，再不還手他真以為自己是成吉思汗了。
如何還手，發生了較大分歧。
大臣們認為，「邊鄙之事，自古有之」，只要派遣得力將領，三軍用命，必可圖勝。
朱祁鎮不聽，他想御駕親征。
群臣一聽嚇壞了，也先兵鋒銳不可當，前線敗報頻傳。上一次明軍被蒙古打得這麼慘，還是永樂年間丘福全軍覆沒那次，深入大漠這麼危險的事，是你個沒見過打仗的小年輕能幹的？
吏部尚書王直、兵部尚書鄺埜等勸諫皇上「不必親御六師，以臨塞下」，可決策權在朱祁鎮手裡，他堅持要自己當總司令。
這個決定後來被證明是極其失敗的，但回到當時，站在朱祁鎮的角度，我們來復盤一下他為啥這麼自信呢？
要是真要刨根問底，能追溯到朱祁鎮小時候。《明英宗實錄》裡記載了這麼件事，朱瞻基一天把兒子放在膝蓋上逗著玩問道：兒砸，你以後當了皇帝，能讓天下太平嗎？
朱祁鎮：那必須的啊！
朱瞻基又問：那要有人侵犯我們，你敢不敢親自帶人去打他們？
朱祁鎮：那有啥不敢的！
小小皇太子回答得「音響洪亮，神采英毅，無所疑慮」。
一語成箴，當這個機會出現時，朱祁鎮決定讓他成為現實。
這一年朱祁鎮22歲，親政已經7年。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20來歲是個什麼狀態，這是最熱血最陽光的青春，是個充滿無限可能的年齡，壓根就不知道「怕」字怎麼寫。
在他之前，大明皇帝們親征蒙古幾成慣例，就連「不略遠勤」的父親也曾三次巡邊，我老朱家親征可是有傳統滴啊！受祖宗們戰績鼓舞，朱祁鎮一心想到大草原上去揮灑青春，揮灑汗水，哪怕冒點險也在所不惜。
根據前線反饋的情報，也先兵力不明，大致應當在三四萬左右，這個情報給朱祁鎮打了一針興奮劑。我的京師三大營就有三十多萬編制，再加上沿途各個邊鎮的策應，5:1甚至6:1的兵力優勢，也先這不是送人頭來了嗎？
王振完全同意朱祁鎮的看法，他比皇上更加興奮，終於有機會超越前輩武裝太監們了，他看到一條光明大道已經鋪在了腳下，戰旗在向他招手，軍功在向他招手。
得到小皇帝執意親征的消息，大臣們炸鍋了，在吏部尚書王直、兵部尚書鄺埜帶領下，眾多官員集體上奏反對。耐人尋味的是，這其中卻不見兩個重要人物，還活著的兩位輔政大臣：胡濙和張輔。
要說胡濙只是禮部尚書，軍國大事本不是他強項，保持沉默也就算了。可英國公張輔是職業軍人，雖已沒了軍權但威望還在，他咋也一言不發呢？
這時候的張輔，地位已經與宣德年間不可同日而語。
張太皇太后去世後，政局發生劇變，王振的崛起改變了文武的力量平衡，第三極力量宦官集團出現了。
朱祁鎮站隊宦官，張輔按照慣性站隊文官，另外一部分以成國公朱勇（朱能之子）為首的勛臣和將領選擇了投靠威權漸重的宦官集團，在軍隊內部張輔早已不是一言九鼎。
由於拒絕向宦官靠攏，張輔遭到了王振無情的打壓。張輔家族遭到的彈劾開始不斷出現，僅僅正統十二年就發生了三起。在這三次事件中，朱祁鎮對張輔的判罰一次比一次嚴厲，他現在僅能自保，更別提什麼力挽狂瀾了。
朱祁鎮下詔：北京軍區立即總動員，能打的都跟著皇帝上戰場。
能打又不讓打的，比如張輔，你也跟著吧。
張輔已經75歲了，早已過了躍馬橫刀的年齡，基本處於半退休狀態。雖然受到打壓，對政局已經無能為力，但聽到小皇帝要求他扈從出征的消息，老將軍還是沒有半點推辭，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後來包括朱勇在內的眾多勛臣也一併在土木堡戰死，宣告了大明的功臣政治就此以這種意外的方式落幕。
【御駕親征】
皇帝御駕親征非同小可，朱祁鎮帶上的不止張輔，還帶上了龐大的政府班子以便及時處理政務，甚至連欽天監的官員也在名單之中。
按照慣例，皇帝不在京師需要有人監國，這個重大責任被朱祁鎮交給了弟弟郕王朱祁鈺。朱祁鈺只比哥哥小一歲，這兩兄弟並非同母所生，感情卻出奇地好。朱祁鎮始終捨不得讓朱祁鈺就藩，於情於理讓郕王監國一點問題也沒有。
幾十天以後，朱祁鎮就將對自己這個決定追悔莫及，現實將赤裸裸地告訴他，在絕對的權力面前，親情是可以輕而易舉被扭曲的。
好在除了朱祁鈺，朱祁鎮還留下了一個人，這個人將在後來改變一切。
事情發展到這裡，我們已經能看出親征的決定是對是錯了。朱祁鎮是總司令，這毫無疑問。可由於張輔失勢，王振把持大權，參謀長的角色落到了一個從沒上過戰場的太監頭上，這就相當扯淡了。
軍國大事豈是兒戲？這個總司令和參謀長的組合，第一道命令就讓大家驚掉了下巴：兩天後，全軍出征。
七月十六日，僅僅兩天準備後，浩浩蕩蕩的明軍就排成長長的隊列從京師出發了。
這次出征的兵力號稱五十萬，但根據正統年間京營編制（30萬上下）減去朱勇帶走的45000人，留下七八萬老弱病殘防守北京，再算上隨征的將領家丁，實際人數不會超過20萬。
20萬大軍出征也是非同小可的事，朱元璋、朱棣出征事先都要反覆召開軍事會議，明確將領職責，保障後勤供應，準備時間至少也要幾個月。
如朱棣親征阿魯台那次，指定戶部尚書夏原吉親自籌措糧草，從北京到宣府沿途用車運糧二十萬石，跟隨大軍行動，隨時供給。同時在行軍的線路上，以每十天的行程築城一座儲存糧食，以供大軍回師時支用。朱棣還親自給這些儲糧城堡取了「平胡」、「殺胡」之類的喜慶名稱，以示出征必勝。
整個準備過程長達四個月，如此才能保證大軍進退的後勤保障，更不用說戰前頻頻召開的軍事會議，以及將領和軍隊的調動。
運籌於帷幄之中，才能決勝於千里之外。兩天，開什麼玩笑？兩天時間來得及做什麼周密的計劃。
孫子說：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戰爭是一門統籌的學問，在軍事家眼裡，戰爭是道複雜的運算題。然而在王振和朱祁鎮眼裡，需要計算的只有一個數字：雙方的兵力。
在他們看來，戰爭就是黑社會火併，大家糾集小弟帶著西瓜刀衝到街頭一頓互砍。
我有二十萬人，還砍不過你三四萬人？
高明的軍事家從來不會讓對手知道的真正實力，朱祁鎮放了個衛星，把兵力誇大了不止一倍，這是古代戰爭的常規操作。
也先的戰術截然相反，他把暴露出來的兵力縮小了不止一倍。
這時也先能控制的蒙古戶數已經達到四十四萬戶，按照蒙古戰時四抽一的規矩，光能動員的蒙古兵力就達到了11萬上下，再加上嶺北地區的色目人、漢人和女真等僕從兵力。據不完全統計，總數不會低於十五六萬。
多少年沒見到蒙古人這樣的總動員了，自王保保時代後，他們最大的兵團也就三四萬人規模。
也先的能力實在強悍，這次大規模作戰他籌備了半年以上，他自己統帥的中路主力就高達十餘萬，其中3-4萬是精銳的瓦剌騎兵，並攜帶了大量的牛羊，可以支撐長期作戰。
一個統一的蒙古是可怕的，從也先故意示弱的舉動來看，我們應該能猜到他的戰術了。
可惜的是，明軍情報失靈，並沒有意識到也先是個多麼強大的對手，棄用張輔和倉促出征，已經讓這次行動蒙上了一層陰影，朱祁鎮和王振這一對活寶把打仗當過家家玩，是會坑死幾十萬人的。
【土木堡兩大疑團之一，回師的路線問題】
大軍出北京後，行軍路線如下：
十六日出征，當晚到達唐家嶺（今北京市昌平區西南），十七日到達龍虎台（北京市昌平區西龍虎台村），十二天以後，七月二十八日就到達了陽和城南。
應該說，行軍速度還是比較快的。
陽和城是明朝重鎮大同七十二城堡之一，長4600餘米，城牆高11.6米，城門內外建有瓮城，還有一條10米深的壕溝。這裡是劉邦遭遇白登之圍的古戰場，元朝時稱為白登縣。
在大軍到達前十幾天，這裡剛發生過激戰，總共四萬明軍被也先打得大敗，連大同總督宋瑛、總兵官朱冕等高級將領都在戰鬥中陣亡。明軍到達這裡時，戰場並未打掃。正值盛夏，陣亡者屍體早已開始腐爛，屍臭幾里外都能聞到，帶來了一股恐怖的氣氛。看到如此慘狀，不少將士一腔熱血涼了一半。
自朱棣駕崩後，京師三大營已經有二十多年沒正兒八經打過仗了，這對軍隊的心理是一次沉重的打擊，有膽小者已開小差逃亡。
明軍繼續前進，想要尋求瓦剌主力決戰。弔詭的是，之前氣勢洶洶精銳盡出的也先卻突然消失了，蒙古騎兵來無影去無蹤，消失在了茫茫大漠之中。
也先再次給朱祁鎮上了一堂軍事課，他的戰術就是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疲我打，利用廣闊的戰場空間和騎兵的高機動性來做文章。
這招一點也不新鮮，朱元璋朱棣可以破解，朱祁鎮卻只能幹瞪眼。明軍尋敵而不遇，在八月的天氣下，行軍越來越疲憊。
八月初一，終於到達了大同，在這裡王振見到了一個人：七月十五日那天的陽和之戰中，躲在草叢中僥倖逃生的大同鎮守太監郭敬。
郭敬是王振的死黨，他把王振拉到無人的角落，繪聲繪色告訴他瓦剌軍有多強大，自己敗得有多慘。最後郭敬意味深長地說了句：你要再往前走，恐怕凶多吉少啊。
郭敬不是普通太監，他18歲起就跟隨朱棣，曾出使諸國，是太監中的四朝元老。郭敬的警告終於一棍子敲醒了王振，這個前輩太監是見過大世面的人，吃過的鹽比他走過的路還多。我不過是靠討好朱祁鎮才得以上位，哪裡懂什麼軍事？
王振慫恿朱祁鎮出征的目的只是來收割榮譽，不是真正來拼命的。想到這點，再看看外面未經打掃的修羅場，王振立刻慌了，超越鄭和的夢想怎麼看也沒老命重要，他一改之前的口風，立即建議朱祁鎮班師。
當時形勢下，撤退是個比較理想的選擇。大同雖是重鎮，但根本無力負擔如此龐大的軍隊後勤，眼看著再往前進，決勝希望更加渺茫。班師固然興師動眾勞而無功，至少未受大的損失。
隨後發生的土木堡之變，有兩個後世爭議最大的問題，第一就是回師的路線。
八月初三，明軍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建議，從紫荊關退回北京，可以遠離瓦剌可能出擊的路線，相對安全。應該說這條路線是比較切實可行的，但明軍最後走的是另一條線路，往東行進，從居庸關入關，這個決定最終葬送了大家。
走居庸關這個問題有幾種說法。
說法一來自《明實錄》，裡面記載稱王振害怕大軍踩壞其家鄉蔚州的莊稼，才阻止大軍由紫荊關回師。
說法二來自《宣府鎮志》，其中記載王振建議明英宗從紫荊關回師，並沒有提到自己家鄉的莊稼。
說法三，一些非官方史料記載，明軍不從紫荊關返回是朱祁鎮自己的決定。執意要走居庸關，原因是他還在尋求同瓦剌的決戰。同時蔚州——紫荊關路線一路平原，反而容易遭到蒙古騎兵突襲，平原上無險可守，對以步兵為主的明軍非常不利。
歷史就是這樣，許多事情，到底哪種說法是真，很難有確切的答案，但我們可以通過前後分析來進行推理。這個問題先放一放，需要到後面再和其他內容結合起來一起看。
不論這些說法在當時形勢下對錯如何，歷史已經給了我們答案，明軍不走紫荊關路線顯然是錯誤的。
八月初十，明軍達到宣府。大半路程走完，居庸關已近在眼前。這時傳來了不好的消息，也先主力再次出現，先是橫掃了大同周邊的城堡，接著圍攻城池。雖然在郭登組織下大同未曾淪陷，但軍士也已死傷大半。
重鎮大同暫時喪失了傳遞情報的功能，更無力在蒙古圍攻時及時赴援了。
這樣看來，也先的戰術已經很明確了，在明朝大軍士氣正高，尋求決戰時，主動撤退，避其鋒芒。待其銳氣已泄，一心思歸時，再次集中力量，先掃清外圍屏障，清除可能對側背造成的威脅。隨後利用騎兵的機動性不斷騷擾襲擊，步步進逼，最後畢其功於一役。
回想一下，也先的戰術竟和當初王保保在嶺北擊敗徐達時如出一轍，不同的是，大膽的也先打穿了明朝的邊關防線，把它複製到了離長城不遠的地方，這是王保保也未曾做到的。
可以說，也先是個高明的軍事家，明朝君臣和他不在一個檔次上，他在統一蒙古高原的過程中積累的作戰經驗，比戰鬥力衰退嚴重的明朝指揮官明顯技高一籌。與其戰法類似的，有薩拉丁進攻耶路撒冷王國的戰役，阿拉伯騎兵同樣也是不斷騷擾襲擊，避免正面決戰，待十字軍又熱又渴喪失戰意後再進行合圍，一戰殲滅十字軍主力，連同十字軍統帥也被一同俘虜，和隨後的土木堡之變何其相像。
回到土木堡，也先清除潛在威脅後，開始尾追明軍，八月十三日，追兵迫近。恭順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奉命引兵拒戰，結果大敗，吳家兄弟陣亡。吳克忠部作為明軍後衛，兵力約在15000人左右。
朱祁鎮再派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率五萬人馬至鷂兒嶺與也先交戰。朱勇這個人長得很威風，記載中他「長身頳面，虬須戟張」，頗有其父朱能之風。關於他的軍事能力，正統十年，御史張文昌巡撫邊關時，曾與興安候徐亨有過一番對話。
徐：以我看來，今天的將領啊，沒有一個像樣的。
張：不能這麼說吧，如今總領軍隊的成國公如何？
徐：在厲害的敵人眼裡，他就跟個嬰兒一樣。（強虜視之嬰兒耳）
張又問：那將軍您一定可以了。
徐亨很謙虛：只有英國公才行，他屢次統帥大軍，號令之下諸將無敢不從，可赴湯蹈火。他當大將時，現在有名的將軍都是他帳下偏裨將校。
很可惜，張輔雖然還在隨軍隊伍中，軍務已經輪不上他插手了。
朱祁鎮很信任朱勇，交給他的是京營精銳五萬人，以騎兵為主，指望著他拖住也先讓大軍脫困。
朱勇的回報是冒進中伏，全軍覆沒（迎戰鷂兒嶺，中伏死，所帥五萬騎皆沒）。這再次證明，金牌打手的兒子未必也是金牌打手，朱勇的能力比張輔差了不是一星半點。
吳克忠和朱勇帶去的是65000餘人的主力，這兩次大敗葬送了明軍的精銳和主力騎兵，戰後朱勇被追究責任，一度不准被按照禮儀下葬。
鷂兒嶺這場慘敗，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永順伯薛綬。瓦剌軍發起最後的衝擊時，薛綬死戰不退，箭支用完後還繼續持弓抗敵，瓦剌軍惱恨他堅持不降，將其殘酷肢解。
明知必死而不退，這是何等的英勇。
連瓦剌人都不知道的是，薛綬是蒙古人，薛是賜姓，壽童才是他的本名。瓦剌人殺害了薛綬，後來發現他是蒙古本族人，殺害了同族勇士，瓦剌士兵都為之後悔哭泣。（曰：「此吾同類，宜勇健若此。」相與哭之。）
戰局天平急轉直下，這支部隊覆敗後，明軍事實上已經喪失了同也先決戰的本錢，同時軍心也開始渙散。蒙古鐵騎的馬蹄聲在身後隱約可聞，給官兵心理投下了巨大的陰影，而朱祁鎮使用的添油戰術，正中也先的下懷，不費什麼功夫就殲滅了明軍精銳主力，也先正一步一步達到他的目標。
現在也先只需要保持壓力，等待敵人不戰自潰，因為掌握的情報讓他相信，對手已經走投無路了。
明軍對此還一無所知。
【第二個問題，為何非要在土木堡紮營】
八月十四日，最後的日子臨近了，大軍行軍到土木堡，日落前開始紮營，隨即趕到的蒙古軍切斷了他們通往居庸關的通道。
這是兩個爭議問題中的第二個：為何要在土木堡紮營？
土木堡是個船形城堡，南北長約500米，東西長約1000米，城牆高約6-7米，地勢較高，與榆林堡、雞鳴堡並稱京北三大堡。
但凡修築城堡，必定要考慮防禦體系和水源問題，土木堡離懷來城僅有20餘里，南面不到十五里有桑乾河，作為防禦體系中的一環，它是有戰略意義的。
明軍來到土木堡時還沒日落，懷來城近在眼前，只要一鼓作氣進入懷來就暫時安全了。
但是這個時候，王振又跳出來說，一定要等千餘輛輜重車輛到達後才能進城，喪失了進入懷來的最好機會。
這個決定導致明軍在土木堡被也先包圍，堡內掘地三尺又沒有挖出水來，造成了明軍極度缺水的局面，這是明軍最後崩潰的關鍵。
以上是傳統看法，稍作分析，就發現很難自圓其說。
我們知道王振很蠢，但要蠢到這個地步那就是白痴。在等待輜重與往懷來行軍兩件事之間，並不存在二選一的問題。要等待輜重，完全可以留下部分人馬，主力進入懷來城。就算有千餘輛輜重車，也不值得整個政府班子和十幾萬大軍就地紮營等待。
要照這麼看，王振很可能不是蠢，而是也先的內奸。
根據後來史學家的考證，明軍不是不想進懷來，而是沒法進，這關係到蒙古中路兩支大軍中的另外一路，阿剌知院統帥的那一路。
講到這裡我們只看到也先自己在和明軍主力糾纏，阿剌知院根本沒露過面。實際上他也沒閒著，土木堡之變三天前，這一路蒙古軍已經攻下馬營、獨石，控制了水源。
馬營城位於赤城縣城西北60里處，舊名震州，又名西貓兒峪，馬營一名源於宣府總兵楊洪率兵築城並駐兵於此，人稱兵馬營，後簡稱馬營。
馬營城築於宣德七年（1432年），堡城周六里五十步，高三丈五尺。堡樓四，角樓四，鋪二十四，堡門四，四門建有瓮城。
馬營東至獨石城30里，西至松樹堡15里，南至雲州堡30里，北至君子堡20里，為當時獨石路所轄口外八城堡之一。史載：「（馬營）有警則設伏鎮寧墩堵剿，半壁店、倉上堡相為應援，松樹堡可以邀擊，君子堡為之擊尾。」各城堡間防守嚴密，互為犄角，共同構成塞外邊關的守備屏障。
獨石更是兵家必爭之地，它現在的位置在如今張家口赤城縣的獨石口，在明代被譽為「上谷之咽喉，神京之右臂」。
宣德五年起，陽武侯薛祿曾經親自在此駐守，當時的獨石城規模宏大，城池非常堅固，乃至一度成為了嗎，宣府鎮及整個明長城最北邊的一座最為堅固的城堡，堪稱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蒙古兵類似於當初靖難時的朱棣，野戰能力強悍，攻城能力還是有點欠缺的。阿剌知院是個聰明的指揮官，他並沒有強攻，而是切斷了城裡的水源——「（瓦剌）圍馬營已三日，將河水斷絕，營中無水」。
守軍無水必潰，馬營守將楊俊、獨石守將趙玫棄城南奔，隨之而來的是沿線的龍門衛、龍門所、懷來、永寧紛紛失守，宣府以東的居庸關外已無防禦。
懷來距河流僅五六里，比土木堡更近。如果明軍能行軍到懷來紮營，顯然是更理想的選擇，但由於懷來已被阿刺知院部所占，明軍不知虛實，加上天色將黑，未敢輕動，不得已才選擇在土木堡紮營。
正是由於阿刺知院帥軍占據了水源，導致了明軍極度缺水。
陽和戰敗，大同被打殘，朱祁鎮都及時收到了情報。而獨石、馬營守將三天前就南逃，水源被斷，卻並沒有情報送到，這又與宣府總兵官、鎮朔將軍楊洪有關。
馬營守將楊俊是楊洪之子，他還是總督獨石、永寧諸處邊務的都指揮僉事。獨石、馬營又是宣府防區，不管楊洪是故意瞞報還是有其他原因，總之這是他的重大失職。明軍回師時，沒有得到馬營、獨石失守的消息，也就沒有想到懷來已經被攻破，水源已被切斷的問題。
天色將晚，強攻懷來是不明智的，在土木堡紮營是不得已的選擇。
事後，楊洪、楊俊都遭到于謙為首的群臣彈劾：
（楊洪）輒將獨石、馬營歸賊...以致士卒潰散，城池失守，開賊突竄之路，因而辱國喪師，至今令人痛恨。
（楊俊）曩自逆虜犯邊，俊望風奔潰，將獨石永寧等十一城並棄之，遂使邊境蕭然，守備盪盡，虜寇往來如在無人之境，聞者無不痛恨。
楊洪為此被下獄，北京保衛戰前才同石亨一起被再次起用。
可見，由獨石、馬營南下的阿剌知院部，才是明軍無法進入懷來城的主要原因。
被圍三天後，最後的時刻終於來了，土木之戰簡直可以稱得上一場悲劇，沒有騎兵對沖，沒有大兵團的決戰，也沒有三大營火器全線開火的壯觀場景。
明朝史料中沒記載明軍有成建制的有效抵抗（竟無一人與斗），有的只是乾渴至極的官兵「或奔營中」或「解甲去衣待死」，敵人則是「鐵騎揉陣而入，奮長刀以砍大軍」。可見明軍乾渴到了何種程度，早已軍無鬥志，成了一邊倒的屠殺。
蒙古發動總攻擊的時機是明軍營盤鬆動，移營取水之際。據說是朱祁鎮中了也先的詐和之計，也有說是明軍主動奔走取水。不管具體原因到底是什麼，明軍的失敗已不可避免。
幸好蒙古人只是以劫掠為主要目標（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與殺），來不及對明軍趕盡殺絕。即便如此，損失還是相當慘重，三分之一的人被殺，包括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大學士學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栗、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贏，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等在內的66名大臣戰死，財產損失不計其數，二十多萬頭騾馬、無數輜重被擄走。
蒙古兵一戰暴富，滿載而還，戰利品多到根本帶不走。二十多天後，前來打掃戰場的明軍還能撿到軍器「盔六千餘頂，甲五千八十領，神槍一萬一千餘把，神銃六百餘個，火藥一十八桶」。
土木堡之變的過程，至此大致講完了，但我們還需要搞清楚兩個問題：
1、土木之變的主要責任人是誰？
2、明軍敗得如此之慘，戰鬥力真的退化到了不堪一擊的程度嗎？
【為尊者諱】
天順元年，復辟後的朱祁鎮做了一件令人瞠目結舌的事。他下詔為王振正名，並開祖宗之先例，在京城智化寺北院為王振建立旌忠祠。
王振早已屍骨無存，便以香木為王振雕像，祭葬招魂，這座寺廟至今猶存。
要知道，在京城為一個宦官設祠，大明歷史上前無古人，何況還是被定性的王振？
如何解釋這件莫名其妙的事，牽扯到一個避諱的概念。
中華民族是個很講禮儀的民族，在我們的歷史上，出現了避諱這樣一個詞語，來體現儒家的「禮」文化。
字面上，它只是指古人在取名或者說話時，避開能代表尊者的字或號。
比如西方文化兒子叫父親名字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中國兒子直呼老子名字，那是要挨大嘴巴子的。
古代避諱要更加厲害，避出了一門學問，總的總體原則是「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
一般意義上的避諱要容易理解一點，即避免直接說出或寫出尊長和賢者的名諱。好比于謙的兒子向別人介紹自己父親，他會說「家父諱謙」。如果是徐有貞兒子，他該說「家父上字諱有，下字諱貞」。
再如司馬遷父親叫司馬談，他寫《史記》時把所有諱其父的「談」字都給改了，如趙談改為趙通等等。
然而避諱絕不止避名字，它的引申意義更厲害。
《春秋》裡記錄了一件事：魯僖公28年，天子狩於河陽。
不明白的人，怎麼看也不過是周天子去河陽打獵而已。了解背景才能知道，這一年是天下霸主晉文公在河陽召集諸侯會盟。
要是如實記錄，就該是晉文公發號施令，天子不敢不去。可是你晉文公再牛也是臣子，天子再弱也是天下共主，這樣記錄成何體統，皇家的面子還要不要了？
於是就有了「天子狩於河陽」。天子是在河陽出現了，至於和晉文公有沒有關係，我不能說，你自己猜。
事情確實有，記錄時要講究筆法，要有為地位尊崇的人遮掩的覺悟，這叫「為尊者諱」。
朱祁鎮的「北狩」也是這個意思，這個梗後來一直玩到清末，咸豐皇帝、慈禧太后出逃那都不叫逃，叫「狩」。
從朱祁鎮為王振招魂這件事，能看到為尊者諱的蛛絲馬跡。
讓我們重新捋一捋。
傳統觀點是王振是個奸宦，皇上親征完全是受了王振的挾持；在回軍路上，由於王振的瞎指揮，軍隊沒有選擇安全的蔚州-紫荊關路線，而是走了宣府-居庸關路線；至於錯誤地選擇在沒有水源的土木堡紮營，對不起，那還是王振的意思，又是這個死太監，堅持等待後隊的千餘輛輜重車輛，導致大軍被包圍殲滅。
——十四年秋七月，瓦刺乜先大舉入寇，王振挾帝親征。
——（王振）始欲邀駕幸其第，繼而又恐損其鄉土禾稼，復轉從宣府行。
土木之變，罪魁禍首是王振，英宗負次要責任，這些觀點在《明史》《明實錄》《明通鑑》以及諸多史料中都可以找到。
再從情理方面考慮一下，朱祁鎮親征時早已不是八九歲的小娃娃，他是個22歲的成年人。正統八年張太皇太后薨逝後他就開始收回權力，已經有了六年親政經驗。
明代制度告訴我們，明代宦官完全不同於唐代宦官可以隨意廢立天子，他們僅僅是皇帝意志的代言人。宦官權勢再大，也大不過皇帝一句話。王振之後還有很多權宦，最牛的九千歲魏忠賢勢力遠比王振龐大，也沒能在即位不久的崇禎手下撐過一個回合。
說王振蠱惑可以，說他「挾帝親征」，未免太看得起王振了。
假使王振真如記載所說如此這般，朱祁鎮還有必要在復位後如此大動干戈為王振正名嗎？
用「為尊者諱」來解釋就很清楚了。
王振沒有權力，也沒有能量挾持朱祁鎮，他只有建議權而沒有決定權。他是參謀長，朱祁鎮是總司令，所有行動最終還是要皇上拍板。
可是朱祁鎮是天子啊，總不能說，都是皇上外行瞎指揮，才導致明軍崩潰的吧！
這事太大，已經沒法用「天子狩於河陽」之類不清不楚的話掩飾過去了。皇帝出征翻車了，那總要找個事故負責人吧？誰來承擔這個責任？
王振對皇上很忠心，王振已經死了，大家都恨王振…
為尊者諱——王振，這口鍋你不背誰來背！
國家層面上，王振負事故全部責任；私人層面上，朱祁鎮對王振是有真感情的，恨不起來。
恰恰是王振幫朱祁鎮背了土木堡這口大鍋，他心中有所愧疚，才會不惜開祖宗先例為王振設忠祠。
後來的大太監們，汪直、劉瑾、魏忠賢等榮寵比之王振有過之而無不及，沒有人受到過這樣的待遇（考直、瑾、忠賢，皆蒙主眷，而沒後追思，惟振一人）
應該很能說明問題了。
當然，王公公身為大太監，為皇上背鍋也是其職責所在，想必他也不會有啥抱怨。
歷史的評價應該顛倒一下，土木之變，朱祁鎮負主要責任，王振負次要責任。
【一將無能，累死三軍】
第二個問題，就更好回答了，土木堡之後不過短短兩個多月，正統十四年（1449年）十月，在于謙指揮下，臨時拼湊起來的明軍就在京師保衛戰中大獲全勝，洗刷了在土木堡蒙受的奇恥大辱。
明軍一路追殺到長城，在揚眉吐氣的同時，也帶來一個疑問：同樣是二十多萬明軍，不久前主力剛剛覆滅，靠著七拼八湊的部隊，為何又能反殺也先？
這個問題可以用另一句話解釋：一將無能，累死三軍。
有了好統帥的明軍是啥樣，于謙已經作出了回答。
軍隊的戰鬥力就擺在那，明軍就算不如洪武、永樂時期那麼強勁，戰鬥力也還是有的。只要朱祁鎮出征時選個靠譜點的參謀長，一樣不會敗得如此之慘。
舉個例子：郭登。
土木之變後，郭登成為大同總兵，之前他以參將掛都督僉事銜，輔助廣寧伯劉安防守重鎮大同。劉安懦弱無為，在此期間，大同的核心實際上就是郭登。也先退兵後，劉安被問罪，郭登正式接任大同總兵官。
京師保衛戰兩個月後，也先就殺了回來。從景泰元年（1450年）二月到六月，四個月的時間裡，瓦剌連續三次以本部精銳犯邊，第三次是也先親自帶隊，目標都是重鎮大同。
之前明軍在塞外野戰被也先暴打，穩妥之計是憑城固守，也先啃不動大同城牆，自然就會退兵。
然而郭登的選擇與于謙一樣，出城野戰。
戰鬥結果讓也先崩潰，郭登毫不客氣，第一次突襲、第二次設伏、第三次在正面直接將也先擊垮，取得三連勝，斬首千餘級，史稱「沙窩大捷」。憑此優異戰績，郭登晉封定襄伯。
正統年間，明軍戰力未失，兵還是那些兵，缺少的只是好的統帥和將領。北京城下，于謙為明軍統帥，任人得當，調度分明，石亨這樣的敗軍之將成了最耀眼的將星；大同防禦戰，郭登有勇有謀，正面硬剛瓦剌也絲毫不怵。
這說明，一旦有好的領導，明軍立即就能發揮戰鬥力。
最後總結，土木堡之變只是一次意外的失利，是個巨大的恥辱沒錯，主要原因是朱祁鎮和王振的瞎指揮。其損失雖然慘重，但以當時大明的國力，很快就能得到恢復。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土木堡之變都不能稱為明朝盛衰的節點。
不信您看，土木之變發生在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朝滅亡是在1644年，間隔了兩百多年，要說土木之變後明朝就由盛轉衰，那這個衰落期也實在長了點。
另外，明朝的老對手蒙古，不論是韃靼部，還是瓦剌部，也並沒有就此強大起來，沒有能對大明造成更大的威脅，更別提什麼中興大元了。
至於什麼文官陰謀論，更是不值一曬，您數數陣亡名單里頂級大臣的數量就能明白。文官頭子都死完了，他們是有什麼想不開的，非得自我犧牲，跟那些武將同歸於盡嗎？
——《明朝果然很有料》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