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窺探的蔡天鳳,不會是最後一個

新週刊 發佈 2024-04-29T23:52:17.298831+00:00

可以發現,在圍繞此案的標題里,伴著「名媛」等身份信息一同出現的,是極為殘忍的暴力元素和被動句式。女性主義學者 Diana E. H. Russell和Jane Caputi在論文《殺戮女性:基於性別的恐怖主義》中提到,女性常常以「獵物」的身份出現在大眾文化里。

圖源:《羔羊醫生》


可以發現,在圍繞此案的標題里,伴著「名媛」等身份信息一同出現的,是極為殘忍的暴力元素和被動句式。受害者的身份被無限凸顯、強化,而施害者卻被虛化、隱身。


短短几天,「蔡天鳳案」已經發展成了一部實時更新的都市恐怖傳說。


不管你有沒有點開文章,不斷滾動的新聞標題已經向你「劇透」了一切。大量有關兇殺案的細節被凝練在了這些「奇觀化」的標題里,並毫無徵兆地出現在你的眼前。


這些「細節」以極快的速度在媒體同行中不斷易手,然後幾經加工、渲染,最後變成文學化、戲謔化的表達,製造一波又一波的驚奇和恐懼。


除了充滿獵奇的、事無巨細的兇案描述,媒體對受害者隱私的無限曝光,也同樣令人感到不適。你也許還沒完全了解兇殺案的前因後果,就已經在無形中掌握了她私生活的所有細節。


圖源:《她和她的她》


在這起針對女性的極端暴力案件中,很多華文媒體都以極大的「熱情」參與了報導和跟蹤,網上更有不知其數的自媒體和網友圍觀討論;明明是受害者的蔡天鳳,成了一個被全方位「凝視」的對象——


無論是她生前的財富、名望、外貌,還是她死前遭遇的暴力和死後被肢解的身體,無一例外地都淪為了被反覆觀看、想像甚至意淫的話題。而其背後的施害者,以及更值得反思的暴力和性別文化,卻被擱置一旁。


我們不得不問,網際網路上那些狗仔式的圍觀,折射了什麼樣的文化心理?「香港離奇命案」,讓我們記住了什麼,又忽略了什麼?


從生到死:被凝視的女性受害者


蔡天鳳還在被圍觀。


2月27日下午,香港的論壇社區「連登」(又名LIHKG論壇)推送了多條蔡天鳳案的最新進展:「蔡天鳳可能不是富家女」「蔡天鳳財富史」「蔡天鳳母親照片」……僅僅三天內,蔡天鳳的私人生活就已經被網友扒了個底朝天。


與此同時,關於兇殺案的細節報導進入了走火入魔的階段。


戲謔的口吻愈演愈烈,也不斷消解著性別暴力的嚴肅性。以至於很快,就有媒體趁機拿出十幾年前的兇殺案炒作,堂而皇之地放在了娛樂版。



受害者的生與死,都沒有逃過媒體和輿論的「狂熱消費」。


從報導之初,圍繞蔡天鳳的幾個身份就持續地出現在標題里——名媛、模特、時尚icon。這些標籤,是父權社會裡最受人「覬覦」的欲望對象,它們意味著年輕、貌美、財富,也因此,可以引爆無數的話題和流量。


但這些身份標籤也是危險的,它們會被反覆凝視、玩味;甚至,在一些人的刻板印象中,它們含義曖昧,暗示著「對男性權力的依附」,「通過不恰當的手段獲取財富」。


圖源:《她和她的她》


不出所料,報導一出,就有網友開始點評蔡天鳳的外貌、身高,「酸」她沒有資格成為一個模特,嘲諷她「流水線上的整容臉」;有人開始八卦她的婚戀史,起底「可能不屬於她」的巨額財富,並質疑她真實的家庭背景。


蔡天鳳的模特同行也受到了媒體的「圍獵」。一位香港模特因在活動上表示了「看新聞受到驚嚇」,最後被媒體在報導中截取、拼貼了關鍵詞「××被嚇:大家都是模特」。一個暗含的信息是:模特這個職業可能將她置於危險之中。


於是,「模特」「名媛」這些本來與「暴力謀殺」無關的身份信息,微妙地承擔了案件某種「不可說的原因」。


有媒體甚至為蔡天鳳案開了一個專區。


性想像,則是輿論消費受害者的另一重證據。


傳播學的研究表明,在犯罪報導中,女性受害者的「性元素」常常會被放大、加強。尤其是對於年輕的女性受害者,她們的身體、隱私會淪為一個「展示場」,供人窺探、想像。


相比之下,媒體對此類案件的申訴情況、法律處理、審判結果的討論則明顯要更少。


與「名媛」「模特」等標籤共同「流傳」的,還有受害者的照片。一些媒體毫無節制地將蔡天鳳的照片插入文章里,讓受害者淪為被凝視的客體。


圖源:《失蹤:他們存在過》


此外,在蔡天鳳案中,媒體把受害者放在了絕對意義上的「被動」地位。


標題是新聞之眼,標題里的關鍵詞、措辭結構也會無形中左右讀者對事件的理解。可以發現,在圍繞此案的標題里,伴著「名媛」等身份信息一同出現的,是極為殘忍的暴力元素和被動句式,比如帶有戲謔成分的「遭煲湯」。


受害者的身份被無限凸顯、強化,而施害者卻被虛化、隱身。


圖源:《她和她的她》


在正文的報導里,我們也幾乎看不到蔡天鳳的主體性。我們能看到的,是她18歲結婚、19歲生子、22歲再婚,但這些都是女性作為傳統「家庭角色」的基本信息。而從18歲到28歲之間漫長的10年裡,她的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故事?


在敘事中,蔡天鳳被刻畫成了一個天真、無害、脆弱的女性。她是一個不諳世事的「白富美」,對家庭有著絕對的奉獻精神。


乍一看,這些品質是對一個女性的褒獎和誇讚,但當我們瀏覽評論區就會發現,這種敘事常常會導致一種「錯誤歸因」,不少網友都發出了「因為太單純,所以丟了性命」的感嘆。


圖源:《她和她的她》


為了製造「清純」與「兇險」的反差,有媒體把蔡天鳳比著剪刀手的照片P進了「血跡斑斑」的案發現場照中,然後通過調色,製造出恐怖片海報般的效果。


在這一系列的操作中,一種「男強女弱」的傳統性別秩序再次被構建起來,女性的「軟弱」成為輿論的焦點;而那些經過渲染、強化的兇殺細節,不僅強調了針對女性暴力犯罪的恐怖,還強化了女性讀者的恐懼。


不知不覺中,媒體與輿論場共謀,完成了對父權意識形態的重述和再生產。


殘虐與情色,香港奇案電影的「遺產」


媒體為什麼會用這樣一種獵奇的口吻去講述蔡天鳳案?


除了受香港、台灣地區小報文化的影響,香港曾經的「奇案文化」也左右著大家對這個故事的敘事。


上世紀80年代末,一批改編自真實故事的奇案犯罪電影出現在香港的大銀幕上。其中,就包括讓人不寒而慄的「香港十大奇案」——Hello Kitty藏屍案、八仙飯店滅門案、雨夜屠夫、康怡花園烹屍等。


圖源:《解讀惡之心的人們》


1988年,香港電影開始實行分級制度,於是,「血漿」與「情色」可以公然成為三級奇案電影的賣點。上世紀90年代初期,《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羔羊醫生》等奇案電影都對奇觀化的犯罪行為、性暴力戲份做了大肆的描寫。


拿《羔羊醫生》為例,影片改編自「十大奇案」之一的雨夜屠夫案,兇手林過雲是一名計程車司機,他曾數次將年輕的女性殺害、肢解。但在影片中,極端的性犯罪演變成了「情色噱頭」,鏡頭聚焦在受害女性年輕的肉體、性器官之上,記錄她們的脆弱、無力,為觀眾提供一種變態隱秘的「窺伺」快感。


圖源:《羔羊醫生》


香港學者梁偉怡在分析三級奇案電影中的意識形態時指出,這些影片中,女性受害者無一例外地都被塑造成了兇手的「性客體」。無論在女性受害前,還是受害後,鏡頭常常會在她們的身體上「依依不捨」地停留,提供大量有關性細節的身體展示。她們的身體是被殘害的對象,也是被凝視的對象。


這也是觀影中「快感機制」的來源之一——把被觀看的對象變為欲望的對象,讓觀看對象從屬於自己窺視的目光。


梁偉怡還強調,奇案電影中的女性往往缺乏意志,她們的身體是「不能反抗的身體」,只能在掙扎中等待侵犯;相比之下,奇案電影中的男性受害者則會做出主動的抗爭。


通過構建這樣的「兩性身體」的話語,奇案影視文化完成了對女性觀眾的「規訓」和「告誡」——男性從頭到尾都是擁有「絕對權力」的一方,並在這個過程中,進一步強化女性被支配、被侵犯的恐懼。


這樣的犯罪敘事,也影響了媒體對此類犯罪事件的報導。在蔡天鳳案中,受害者蔡天鳳承受極端暴力的身體同樣被一些媒體拿來大做文章。這些奇情的渲染,遠超公眾「知情權」的需要,而是要為大眾提供殘虐與情色的聯想。


圖源:《踏血尋梅》


如果說,奇案電影呈現的是一種極端的「性暴力」文化,那麼,深藏於大眾向犯罪片以及日常情色製品中的,則是一種更隱秘的針對女性的暴力快感機制。


女性主義學者 Diana E. H. Russell和Jane Caputi在論文《殺戮女性:基於性別的恐怖主義》中提到,女性常常以「獵物」的身份出現在大眾文化里。在以情色和暴力作為感官刺激的影視作品裡,「物化、侮辱、損害女性,會讓某些男性更容易對強姦和對女性施暴產生快感」。


在搖滾歌曲、主流的犯罪片裡,「暴力侵犯女性」的玩笑也比比皆是。


一個讓人欣慰的進步是,進入21世紀,曾經以「獵奇」作為噱頭的香港奇案電影正在逐步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更有社會批判和反思的「新奇案電影」——從《踏血尋梅》到《正義迴廊》,都對底層人物和邊緣群體提供了更多的理解和關懷,也提供了對司法程序的冷峻思考。


圖源:《正義迴廊》


在「蔡天鳳案」淪為輿論場焦點的當下,媒體尤其應該提供更有人性關懷的報導,社交網絡作為傳播平台也具有同樣的責任。用圍觀、八卦口吻去「樂此不疲」地講述一起極端的性別暴力案件,已經在下意識中與施害者的目的不謀而合,對受害者及其家人造成大範圍的二次傷害。


隨著更多案情的披露,或許還有更殘酷的細節和更複雜的背景,但無論是媒體還是網民都應該記得:蔡天鳳是受害者,這是又一起針對女性的極端暴力犯罪,它的動機和論罪,它的背後是什麼樣的社會文化土壤,才是我們應該深思的問題。


單讀|又一位女性被殺死

黃心悅|都市報犯罪報導中女性形象的呈現與話語分析 ——以《京華時報》、《南方都市報》為例


作者 | 戈 多

編輯 | 晏 非

校對 | 黃思韻

排版 | 鹿子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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