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界歷來有一種聲音，那就是把近代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歸咎於清朝入關，歸咎於清代統治中國260多年，似乎就是因為這個發祥於滿洲的「後進民族」的統治，使得中國積貧積弱，備受帝國主義欺凌壓迫。

其實，這種觀點有一定的片面性，至少對於評價清初的歷史有失公允。如果我們拋開民族的、歷史的、習慣的偏見，認真地考察一下中國歷代的統治者，就不難發現：初入關的清朝貴族是一個生氣勃勃、奮發有為的統治集團，特別是清朝入關後的第二代皇帝康熙，是歷代統治者中最注重科學、最提倡科學，並且自己也最懂科學的人。他在自然科學上的成就與貢獻，與中國歷史上諸多帝王相比，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耐人尋味的是，康熙這位不折不扣的「科學達人」，卻無法無法遏止滿清統治的腐朽與沒落。

帝王界的「科學達人」

1668年，尚未正式親政、年僅14歲的康熙發動了一場中歷曆法之間的「比賽」，開始引入西方的曆法，其結果不僅是讓中國的天文學開啟了新時代，而且扭轉了部分士大夫的學術崇尚，掀起了西學東漸的熱潮，對中國的科學文化、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康熙還親自研究天文曆法20多年。

在數學方面，康熙曾先後向南懷仁（比利時）、張誠（法國）、白晉（法國）、安多（法國）、徐日升（葡萄牙）等西方人學習幾何、天文等方面的知識，並培養和團結了一批中國數學家，編撰了大型數學叢書《數量精蘊》，為國人開闢了一條數學教育的捷徑。

在農業方面，康熙對於「御稻種」的發現、培育和推廣做出了卓著的貢獻，足以列入農學家的行列而當之無愧。他還在塞外大力推廣農業，下令大面積開墾處女地。他甚至還親自向農民請教，把一些農業生產知識告訴臣下，讓他們加以宣傳推廣。

此外，康熙還親自指導捕蝗與研究氣象，包括在北京設立若干氣象站，命令各省逐日逐月作氣象記錄，並繕寫清楚按時向他報告。如今，由康熙朝開始積累的浩瀚的氣象資料，已成為我國氣象史研究的一座寶庫。

康熙還特別注重地理調查研究。比如在親征噶爾丹的行軍途中，在緊張的軍事鬥爭之餘，他每到一處，都親自調查當地的地貌、地質、水利、農來、生物等方面的情況，並把這些材料記錄下來。他還在康熙47年以後，下令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地圖測繪工作，其規模和科學性都是史無前例的。由此形成的《皇輿全覽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精確的地圖，成為以後許多地圖的藍本。

除了研究中醫學並有一定的造詣之外，康熙還對當時傳入中國的西方醫學。當時治療瘧疾的良藥金雞納霜，就是在康熙的親自過問下在中國加以推廣的。為了深入研究醫學，康熙還讓人翻譯西方的人體解剖學，並將法國人皮理所著的《人體解剖學》一書譯成滿文。

除了在天文、數學、農業、地理、醫學等領域開展廣泛的科學活動之外，康熙還曾涉及園藝學、植物學的研究上有所涉獵，親自指導過造型葫蘆器的種植、推廣，還曾下令編纂過《廣群芳譜》，為今人研究古代生物、地理、氣候留下了一份非常珍貴的資料。

明智、勇敢與堅毅的科學精神

總而之言，滿朝政權對中國的統治，並不都是一片黑暗。康熙對西方科學從未實行閉關主義，甚至在「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的守舊喧囂聲中，他也毫不猶豫地擯棄了民族的偏見，作出了「要科學、不要落後；要進步、不要抱殘守缺」的抉擇。在當時，這是非常明智和勇敢的抉擇。

康熙在自然科學上是由一個外行，經過多年發奮刻苦而變為「科學達人」的。他在自然科學上的造詣，在許多領域中的成就，使他在歷代統治者的行列中猶如鶴立雞群。

更為難得的是，他的這些造詣和成就，是在日理萬機的餘暇中日積月累的，甚至在戎馬倥傯的緊張生活里，他也從未間斷學習和調查研究。比如康熙親征葛爾丹的勝利，因素固然很多，但科學知識無疑是大大地幫助了他。

像康熙這樣「幾暇格物」、以堅毅品格致力於自然科學的統治者，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不僅是少有，而且也是僅見。

令人惋惜的歷史結局

然而，歷史往往是以令人惋惜而終其結局的。康熙像以往許多偉大人物一樣，他也是偉大和渺小、開明和專制、科學和落後、辯證法與形上學集於一身，並且終於不能超越歷史和階級為他架設的重重障礙。

他一面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一面又嚴禁中外經濟往來，一面提倡農業生產，另一面又限制和摧殘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因而，清初入關的那個生氣勃勃、奮發圖強的後進民族的統治核心，也伴隨其統治時間的延長而日益腐朽、沒落。整個中國社會，也隨著這個統治民族的衰敗而沉淪下去，到十九世紀中葉，終於在殖民主義的炮艦面前變成了泥足巨人。

康熙以宏大的氣魄敞開大門，歡迎西方科學，他本人又是那樣熱情不倦地致力於自然科學的研究和提倡，然而他們的成就卻如荒草叢生的古園中曇花一現，如漫漫長夜中的一次巨大閃光，不久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

當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正從宗教蒙昧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的時候，中國卻變成了一個墨守成規、頑固不化的垂死的老頭兒。中外的雙重因素，使清初敞開的大門轟然而閉，整個知識界不是籠罩在死氣沉沉的理學說教中，就是籠罩在文字獄的恐怖中。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但是，這種不幸的結局，並不是這個後進民族統治的必然結果，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社會和中國科學之不能大步地發展有其複雜的社會的和歷史的因素。

首先，清代的統治方法，是中國歷代統治方法的延續，是集歷代統治方法之大成。康熙無論怎樣研究科學和提倡科學，他卻不曾想到（當然也不能做到）改變封建社會取人的方法。中國傳統的科舉制度，極大地限制了人們的眼界，限制了人們對自然科學的探索。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康熙本人怎樣研究和提倡科學，也不過是萬里波濤中的一聲蚊鳴，毫無反響。可見，考試制度、取士制度不加改革，科學技術不可能發展起來，科學技術的人才也不可能大量培養出來。

其次，康熙是一個封建統治者，他一面提倡科學，一面卻以更大的精力宣傳宋明理學，並且主要還是叫人們固守唯心主義的理學。

他親自主編《性理精義》，重新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把宋明理學抬高到法律的地位。而自然科學在清代並無崇高的政治地位，即使有少數科學家出現，也不過是社會的一種點綴而已。

科學與官方的理學是兩種很難共存的對立思想體系。一個的發展是以思想解放為其前提，另一個的存在則是以禁錮人們的自由思想為其宗旨。殘酷的現實把科學從大雅之堂中驅逐出去，這就迫使封建時代的科學不得不去和宗教相結合，去和江湖騙術相結合。

此外，康熙死後，在其子雍正、其孫乾隆在位的近80年中，朝廷對知識分子的鎮壓達到了高潮，文字獄遍及全國，因此而死和受株連的人達數萬之多。殘酷的鎮壓，絡繹不絕的冤獄，加上統治階級內部的互相傾軋，使全國籠罩在一片恐怖之中，整個知識界噤若寒蟬。這種氣氛不但使人在政治上不敢自由表白自己的意見，即在學術領域也不能不大受影響。

除了內部的原因之外，西方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和教會的對華政策，也引起了清政府的警惕，因之對西方開放的大門逐漸關閉。所以，康熙56年又重新公布了48年前的限制天主教的禁令。

由於這些原因，康熙初年楊光先那種「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的抱殘守缺思想又逐漸占據統治地位。對於自然科學，雍正、乾隆既無興趣，亦無天賦。他們對西方的發展毫無所知，卻夜郎自大，以「天朝」自居。即使乾隆那樣的英主，也居然在給英王的救書中說什麼天朝「無所不有」「從不貴奇巧」的話。

到了鴉片戰爭前後，視西方先進技術為「奇技淫巧」，把「翻夷書，刺夷情」說成是「坐以通番」，就成了社會流行的公論。因此，在西方科學技術面前，中國「但肯受害，不肯受益」，就是歷史的必然了。

康熙的悲劇也是歷史的悲劇

康熙這位「科學達人」的科學活動證明，初入關的滿洲貴族是一個生氣勃勃、比較開明的統治集團。這個民族的統治者的思想後來之所以日趨腐朽、閉關，並不完全是其自身的因素所致，而是有著複雜的歷史的、社會的乃至國際的因素。

近代中國的落後與貧困，不能完全歸咎於他們的統治。中國封建社會有兩千幾百年的漫長歷史，滿清只統治了二百幾十年。以往長期裹足、發展遲緩的原因，在清代依然繼續起著作用，這個因素比起清朝的統治可能更帶根本性質。因此，康熙這位帝王界的「科學達人」，無法遏止滿清統治的腐朽與沒落。

由此可見，康熙是一個具有雙重時代烙印的歷史人物：一方面，人們從他身上可以看到歐洲近代文明的曙光；另一方面，人們也看到了籠罩在他背後的中國中世紀歷史悠久、深不可測的陰影。歸根到底，沒有近代的經濟發展，也就不會有近代的科學文化，不會有脫胎換骨的嶄新的歷史人物。

因此，康熙在位61年的結果，不是他改造了中國社會，而是中國社會改造了他。這，就是康熙的悲劇，也是有清一代歷史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