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世祖朝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人執政時期，尤其是盧世榮執政時期，元廷曾設立常平鹽局來經營國家的鹽政（此時全國鹽量其大部仍由鹽商販賣），然而在全國範圍內，行鹽法仍是元代食鹽運銷的主要方式。
世祖時期元廷鹽課收入概況
自成宗元貞年間以降，為了完成中央所規定的鹽課額，以增加政府的鹽課收入，兩浙地區的食鹽法有擴大化的趨向。尤其是元後期之時，政府施行食鹽法，已經成為了元廷取得鹽課收入的主要途徑。
此現象產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世祖時期元廷尚能夠維持中央財政收支的平衡。而自成宗以後的蒙元諸位君主，無不面臨著中央財政嚴重赤字的壓力，一方面因元朝君主大肆分封諸王、貴族等群體，並加大朝廷的恩賜數額；於此之外，元廷的日常開銷無度，諸如賞賜、禮佛、官俸等毫無節制的開支，給元廷財政造成了沉重的壓力。
這些現象也成為世祖以後，元朝君主無法順利解決的難題。因此，元代行鹽法與食鹽法所施行的時間、行鹽地面，以及元廷不定時的設置官鹽局，以經略地方鹽政事務的決策與運行，便是世祖以降中央在財權分配占據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中央對地方財權的再次侵奪。
綜合上述元廷鹽政施行舉措的轉變，以中央鹽政制度的制定與地方上鹽政政策的實際運行，以及中央政令的傳布過程中或多或少的出現偏差來看。中央所制定與頒布的鹽政政令，很難做到符合全國各不同區域利益的實際情況，因此，地方政府在實際執行中央所頒發鹽政政令之時，不得不考慮地方實際而對其有所損益的施行。
如元廷每年會制定地方各鹽運司必須完成固定的「引額」，即「歲辦鹽額」，而各鹽運司為達到中央政府的標準，也不得不相應地對中央鹽政法令，做出局部的調整。同時因為元代的鹽利豐厚，而各鹽運司在食鹽運銷過程中，又處於關鍵環節，關於官商勾結的案例，在元代史乘中的記載，更是比比皆是。
其後，因元廷財政壓力的因素，亟需增加鹽課來彌補中央財政的虧空，而致使各地鹽課額不斷上升，同時鹽價也不斷提高。元代鹽商們的支鹽價格一般由政府所定，政府為應對來自於財政赤字的壓力，通過提高鹽價而增加鹽課收入，此舉是獲得財政收入的重要途徑。
當政府面臨嚴重的財政赤字之時，鹽法的制定與施行及其調整，是中央為了擴大財政收入為根本出發點，也不再注重維護鹽商利益以及維持鹽市的正常秩序。同時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即使元廷制定出鹽務運行模式的固定成憲，然而地方鹽運司為完成元廷所規定的固定「引額」，不得不千方百計獲取鹽課收入，對於元廷關於鹽政的「固定成憲」，進行彈性解讀。
而對於地方政府的種種便宜更改鹽政的行為，中央政府為了謀取鹽課收入，有時也不得不默認其所作所為。中央所規定和施行的鹽法措施，在鹽課額過高之時，也很難為地方鹽運司所遵循，最終導致了元代的鹽法屢次修訂，以至於到最後的徹底崩壞。
故此，行鹽法與食鹽法的制定施行，以及元廷設置官鹽焗經略地方鹽政事務，以至於造成鹽法崩壞、鹽務運行不暢的局面，都與此原因關係密切。隨著元代中央收地方財權措施的進一步加強，食鹽的產銷均被納入到國家管控體制之下，政府施行榷鹽制以及地方的鹽法不斷轉變，就是其重要的表現形式。
基於此食鹽管控體制之下，元代的鹽商又可以分為常態下的鹽商群體和非常態下的私鹽販群體。在元代鹽引制的施行下，鹽商們的買引、支鹽、運銷等整個過程，都處於政府嚴密的管控與監督之下。
此外，官商從事食鹽販賣的活動，原則上也是被元廷所允許的，而在食鹽銷售環節中，鹽商中的豪商、官商以及大批的斡脫商人，與普通的鹽商相比，則占據著有利地位。他們通過把持鹽市而肆意哄抬鹽價，這也是元代鹽市上私鹽販形成並不斷壯大的最主要原因。
因鹽價的不規律波動以及鹽商為牟取暴利，而導致鹽價為批發價的數倍甚至數十倍的現象。張國旺認為此局面是因為私鹽販盛行所導致的，此現象需要政府的發揮宏觀調控的職能，才能夠改善。
而元代食鹽法的施行，便是政府發揮其宏觀調控職能的重要體現。元代政府所施行的食鹽法，我們將此視為是政府宏觀調控鹽市與鹽價的舉措，是毋庸置疑的結論，但其調整鹽市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元廷為了攫取地方財權，謀取鹽課收入而強制施行食鹽法的政府行為。
如至元八年（1271），大都鹽市因私鹽的泛濫，致使大都鹽課的嚴重虧損，元廷則施行「驗口給以食鹽」之策，張國旺則認為此例彰顯出：「大都的食鹽法主要是因民戶多食私鹽，致使鹽課虧損而不得不施行的權宜之計。」
從市場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民眾多食私鹽，主要是因為在政府施行行鹽法之時，鹽商、官商以及豪商等群體，為牟取暴利而肆意哄抬鹽價，故而購買和使用私鹽，便成為了民眾的普遍選擇。元廷實行的食鹽計口樁配，並不僅僅是為了調控大都鹽價，更大的原因是為了實現打擊私鹽販，以達到維護鹽課收入的目的，其根本出發點並非是為了維護鹽市常態發展。
元代私鹽的盛行，最主要的原因是元代鹽市上的鹽價過高，嚴重超過了民眾的正常購買力。因鹽市上的官鹽鹽價過高，而為私鹽的應運而生提供了溫床。同時因為元代鹽市的需求，以及鹽官、豪商、官商等牟取暴利的行為，也間接上促成了私鹽產生的供求市場。元代私鹽的存在，及其所發揮的社會功能，同行鹽法中的鹽商作用相類似，都起到了食鹽運銷的中介作用。
然而由於元代社會鹽市上的私鹽盛行，元廷以鹽課收入為主的財政收入來源驟減，此因素也成為元廷加大政府對鹽市宏觀調控的最主要原因。基於此，與財政支出成正比的元代食鹽法的實行，以及設置官鹽局等舉措，也就成為了元廷取得鹽課的重要政策。隨元代著政府宏觀調控力度的加強，元廷將官鹽局與食鹽法作為政府宏觀調控鹽價的兩種方式，此舉與行鹽法為代表的市場運行體制互為表里。
政府加強宏觀調控鹽市的力度，一方面是政府為了應對市場惡性競爭發展，而形成無規則競爭的弊端；另一方面是為了應對元廷財政事務決策與運行中的弊端，即在各種特權階層以及官商勾結過程中，所導致的元代鹽政與鹽務敗壞的因素。而官鹽局（局鹽法）的施行力度，則與食鹽法的施行成反比，二者是隨著政府宏觀調控的加強，在政府調控政策之下發揮著兩種不同作用。
兩種措施的施行，同時也與行鹽法和私鹽的盛行相關。如《元典章》曾規定：在鹽場附近十里之內，採用設立官鹽局進行發賣食鹽的頒發，是為了避免私鹽販賣的盛行，兩淮的鹽法最初是鹽場附近百里之內，設立官鹽局十七處進行發賣，在這個範圍之內的一府四州十一縣轄區內的居民，都要通過官鹽局來購買食鹽。
大德四年（1300），將鹽局法的範圍縮小到鹽場附近十里之內，其做法主要是為了「取現實有口數，責令買食官鹽。」食鹽法的施行，則主要由相應的州城和縣城的鹽局進行食鹽樁配。由於元代中央財政壓力日益嚴重，鹽課成為元廷解決此弊端的重要財政來源之一，而元廷為增加鹽課收入，只得不斷增加分配給各鹽運司的鹽課額。
隨著地方政府的層層攤派，鹽課額的壓力不斷下放，地方鹽運司官員與管民官的財權自主性，也就得到了相應的提升。然而因為部分鹽運司官員的腐敗和瀆職，而致使元廷所施行的以政府宏觀調控和市場發展相結合的制度設計，成為一紙空文。
而我們不能以今人的後世之見，來考量元廷對鹽政與鹽務決策與運行的制度設計的利弊（以史家的後見之明來看，元代的鹽政最終全面崩潰，也正是因私鹽販的盛行，致使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銳減。而元廷為維持中央財政的正常運行，不得不提高作為元朝財政基礎的賦稅——即江南地區的賦稅課額，由此也致使江南民眾叛變不斷，最終成為元代中央財政收支徹底失衡的最根本原因）。
元代政府與私鹽販之間的博弈，縱穿元朝統治之始終，在食鹽產銷業已成為元代社會經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之後，過於嚴厲的政府法令的制定和頒行，只會進一步加劇官方與民間的矛盾，最終影響社會秩序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