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近期香港的一樁離奇豪門分屍案，電影《正義迴廊》被賦予了更多現實意義。
這部電影由《踏血尋梅》導演翁子光監製，改編自一宗真實的弒親分屍案。去年在香港上映後，斬獲了四千多萬港幣的票房，創下「香港三級片票房冠軍」的紀錄。
影片目前也以16項提名領跑香港金像獎，很有可能會成為本屆大贏家。
在蔡天鳳一案以前，看完《正義迴廊》，你至多感慨「香港人還是會拍奇案片」。
而在蔡天鳳案發生後，可能最大的感受是：這部電影拍的居然不是獵奇，而是現實。
看似它改編的只是一宗十年前的案件，案件本身的奇情和創作者舞台劇式的表現形式，為觀眾製造了一層虛幻的、安全的心理屏障。
然而銀幕下的故事，卻如此弔詭地映照了其真實性。
那些扭曲的、反人性的、駭人聽聞的兇殺，直到今天也在我們的身邊上演著。觀影的每一分鐘，你都能感受到一種更為令人不寒而慄的現實感。
1.名人
蔡天鳳一案中，最令人震驚的一點在於，死者是一名公眾人物，在社交平台活躍且有諸多粉絲。
而在《正義迴廊》的案件里，第一被告張顯宗也試圖將自己「炮製」成名人。
在殺死父母后，張顯宗謊稱兩人去大陸旅遊後失蹤，假意和哥哥一起在Facebook開設了專頁尋親，甚至特意找來《蘋果日報》拍攝影片。
輿論發酵後，不少網友指出視頻里的他肢體語言奇怪、目光閃爍，推測他可能是案件元兇。
眼看事情即將敗露，他索性在遊戲群組和WhatsApp里自曝是自己殺了人——當然，這種行為稱不上是自首，無非是失敗者最後的、英雄夢式的自我陶醉。
從旁觀者的視角來看，這種假意尋親的行為從一開始就可笑之極，根本就是在自掘墳墓。假如沒有這麼膽大妄為，或許也不至於這麼早敗露。
但對於張顯宗而言，這似乎就是他人生中等待已久的「主角時刻」。
影片中，導演也用了多種表現主義的形式來解構他身上的表演欲。
例如他曾經去應徵A片男主角，誇誇其談色情片的藝術標準。
又或是在幻想之中，他將自己扮成希特勒的模樣，振臂一揮，高喊出諸多豪言壯語。
一個想當演員、想得到關注的人，最終藉由肢解自己的父母，得到了人生之中最大的、最血腥的舞台。
此類罪犯在過往影視作品其實並不少見。
《正義迴廊》比較有想法的一點是，在這部電影裡，張顯宗其實從沒有得償所願，成為過真正意義上的「主角」。
影片前半部分的重頭戲在於庭審。
辯護律師和監控官各自在庭上你方唱罷，我方上場，唇槍舌劍，精彩紛呈。而張顯宗不過是坐在被告席上的沉默觀眾。
唯一可能屬於張顯宗的主角時刻，是被告的個人自辯。但最後他幾經猶豫，還是選擇了放棄自辯。
於是那束萬眾矚目的聚光燈，最終也沒有落到他身上。
到了影片的後半部分，焦點則來到了第二被告唐文奇身上。
戲眼變成了唐文奇是否有罪、能否獲罪。
身份和權力的置換，再一次以最為微妙的形式發生了。
原本，這個案件里，誰主誰次一目了然——張顯宗是高智商的主犯，唐文奇則是低能的、被操縱的從犯。
然而，在庭審的制度下，正因為張顯宗是主犯，他的罪名清清楚楚，所以也不存在討論的餘地。
反而是唐文奇，因為不確定是否有罪，才需要被反覆斟酌、咀嚼、思考。
唐文奇站到了焦點之下，唐文奇被所有人「看到」了、甚至「同情」了。與之相比，張顯宗反倒成了無關緊要的配角。
而另一方面，張顯宗自詡演員、自認表演欲旺盛，其實從一開始就被所有人看穿了。人人都知道他很壞、他很假。充其量他只是個拙劣的表演愛好者。
反倒唐文奇——沒人知道他是真傻還是假傻，是真的被操縱還是假意被操縱。
當他站在法庭上，無助地哭泣時，哪怕作為觀眾的我們，也無法從中看出一絲端倪。
在這一刻，他才是最好的演員。
或許這也是為什麼，今年的金像獎，片中這兩位男主演都提名了最佳男主角。
看似兩人的角色對手戲不多——大多數時候，他們只能站在被告席上，各自沉默著。
但其實他們貢獻了同等重要的表演，一高一低，一表一里。兩人之間並沒有第一和第二的區別。
在劇作層面上，他們各自填補了彼此的缺失，也完整了彼此的罪惡。
2.階級
早年的香港碎屍案里，兇手和死者往往都是社會的底層人士。
這背後其實暗示著一種社會偏見和污名化：兇手是底層人，才會選擇如此「不體面」的殺人手法；死者也是底層人，才會落得如此「不體面」的下場。
包括《踏血尋梅》的「王嘉梅案」，援交少女和貨車司機，也著重強調了雙方所共有的邊緣人屬性。
但在《正義迴廊》以及蔡天鳳一案里，我們看到的不再是階級的共性，反而是階級的差異。
是社會階層的鴻溝製造了缺口和殺戮。
影片中典型的對於精英階級的刻畫，以周文健所飾的檢控官朱愛倫為代表。
這個角色能夠滿足你對司法假髮的全部想像。他說著一口流利的英文，庭上咄咄逼人，庭下養尊處優，連「搭直升機去金鐘吃飯」這種話都能說得出。
他身上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他一直在努力去捍衛正義、捍衛真相。
但觀眾始終很難代入他，因為他實在太傲慢了。
他審判的並不僅是罪犯，他無差別地審判所有人。律師、陪審團、普通大眾……在他眼中可能都只是「未開化的小豬」。
這也正是影片對於「精英」一詞的定義：他是對的一方，代表正義的一方，因為絕對正確，所以可以蔑視所有人——可是，這個世界上真的存在「絕對正確」嗎？
與之相對應的社會底層，則是第二被告唐文奇。
唐文奇外表痴肥，家境貧寒，沒有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不懂說英文。還因為自殺未遂，而導致腦部永久受損，智力低能。
他甚至不具備獨立生活的能力：從前他依賴姐姐而活著，後來又依附於張顯宗而完成了殺人。
方方面面，他都是一個絕對的失敗者。
但諷刺的是，他也是快樂的。因為不懂，所以容易滿足，所以總有人保護。上了法庭，也能成功博得陪審團的同情——如大狀所言，傻人有傻福。
時代的階層已經被固化，能夠安於現狀、活在自己的階層里的人，都不會不幸福。
痛苦的，是仍然妄圖改變的人。
在第一被告張顯宗身上，我們就看到了一種階級的割裂性。
他身上有屬於精英的一面：中產父母，曾就讀於墨爾本大學，英文流利，張口便是掉書袋。
也有底層的一面：他的身高、賊眉鼠目的長相、孤僻的性格，以及失敗的事業。
你無法定義他，他也無法定義自己。
他極力扮演社會層面上的成功，所以不肯面對自己的失敗。理想自我和現實自己的撕裂感，對於無能的憤怒、不甘，使他永遠備受煎熬。
當然，換一個角度來說，在任何一個時代，有能力的人都可能靠自己來改變階層；而訴諸於暴力的他——或者「他們」，終究還是無能的。
因為他們能殺的，只有對自己最沒有防備的人。
只有世界上唯一還會愛他們、善待他們的人。
這一點，在這兩宗案件里都能夠適用。
可能最讓人不寒而慄的一點是，兩宗案件的直接導火索，居然都是房子。
令前夫一家決定對蔡天鳳痛下殺手的直接原因是一棟豪宅。而《正義迴廊》中，徹底激怒張顯宗的，也是父母逼他將房產權轉交給哥哥。
《維多利亞一號》的故事從來都不是一個B級片，或是一個惡趣味的玩笑。
這是真切發生在這個時代、發生在我們身邊的，鮮血淋漓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