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採訪外賣小哥，我把他們的故事匯集成了一本書，叫作《中國外賣》。
做「外賣」這個選題之前，外賣小哥對我而言，就是所謂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也點過外賣，他們每次說「您好，您的餐到了」，然後把餐盒往我手裡一送，我還沒來得及看清他們的面孔，他們就轉身走了。
年輕，能吃苦，大多來自農村，學歷不高。這些都是人們對外賣小哥的大致印象。但他們是一群什麼樣的人？他們有什麼樣的愛情、婚姻、家庭？他們的尊嚴，他們對職業的認識又是怎樣的？我在心裡打了很多問號。
我從當時的居住地廣州開始採訪，杭州是我的第二站。
到杭州後，我特地避開外賣員的工作高峰。下午4點，我撥通楚學寶的電話。楚學寶，31歲，安徽蒙城人，初中文化。他的外號叫「單神」，每個月以訂單量最多穩居站點「單王」寶座。
我記得特別清楚，採訪楚學寶時，領他去星巴克，我點了兩杯咖啡，他看了一眼小票，說：「哇，這麼貴。」
接著他講了書包的故事。讀書時，別的孩子都背書包上學，他拎著一個裝大米的編織袋，遭到同學的恥笑。
他很平靜的講述，讓我特別心疼。說句實在話，虛構永遠沒有辦法和現實生活比。
楚學寶20歲結婚，婚後和妻子去服裝廠打工，在流水線上幹了太長時間，把腰坐壞了，2019年在杭州改行送外賣。他做的是外賣員中最辛苦的行當，就是送「商超」，有的客戶會一次下單二三十種貨品。別的小哥干不動，他堅持下來，逐漸掌握了打包技巧和跑單技巧，每天最早到達站點，最晚下班，成了「單神」。
他每天都拼了命地送外賣。他說跑單跑得吃不下飯，每天只能多喝水和功能飲料。
楚學寶的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在老家，我也想了解一下她的情況。他把妻子的電話號碼給我，我做了兩次電話採訪。
一次是中午，聽到她在踏縫紉機。她說，你晚上9點打過來吧。我按時再打過去，那邊還是踏縫紉機的聲音。她跟我說話，基本上靠吼。我問她怎麼這麼晚還沒回家，她說多做一些是一些，因為他們為了孩子的未來，咬牙在縣城買了房，老人又生著病。
除了採訪外賣小哥本人，我也儘量接觸他們的家人或同事。楚學寶和妻子每天加班加點，他們的生活就是這樣支撐下來的。
我是通過媒體報導的線索找到李邦勇的。他在嘉興一家塗料廠打工時，右手被絞進機器里，定為五級傷殘。妻子離家出走後，他帶著21個月大的女兒，開始在嘉興送外賣，那是2018年9月。
2020年7月1日下午4點半，我趕到李邦勇送餐的商圈。他剛從幼兒園接回女兒。女兒的手臂搭在爸爸的手臂上，纖弱的身子貼著爸爸的背。車子轉彎時，女兒就抱緊爸爸的腰，怕掉下來。送完一趟回來，我看到她的小臉現出倦容。再回來時，她打起了瞌睡。
每當爸爸停下來取餐或者掏餐盒，她就跳下來活動一下，因為總在後面坐著受不了。看到爸爸過來，她就先爬上去，動作特別快。
李邦勇不愛說話，女兒更不愛說話，但他們的眼神和動作中有一種默契，超過很多父母和孩子。晚上9點多，他們回家，我就跟了過去。
李邦勇真是一個好父親，把簡陋的出租屋收拾得特別乾淨。我說：「你帶著孩子這麼辛苦，能把房子收拾到這種程度，真不容易。」他說得特別樸實：「房間裡乾淨一點，蚊子就少了，免得咬到孩子。」
我發現他做飯用的是電，就問小區是不是沒有煤氣。他說他讓房東把煤氣罐扛走了——怕孩子淘氣，不知輕重擰開煤氣發生意外。
那天晚上我從他家出來，已經11點多。回到賓館，我收到他發來的信息：「你到了嗎？」採訪結束後我去了杭州，又收到他的信息：「你平安到達了吧？」要知道，他的文化程度不高，手有殘疾，每天送外賣那麼忙，還要照顧女兒，但他仍然會打幾個簡單的字問候。那種體諒和關心，讓我既感動，又難忘。
除了賺錢，客人是否尊重他們，是外賣小哥們最在意的。
在採訪河北邯鄲的小於時，他讓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為了7.2元的外賣費，我把所有能放下的都放下了。」
那天晚上，他搶到一單，送餐距離兩公里，配送費5.2元，外加2元夜間補貼。他按導航到達後，撥打客戶電話，客戶說地址寫錯了，讓他送到另一個小區。沒等他問清楚，對方就掛斷了電話。
他用導航一查，發現那個小區距此五六公里。趕到以後，他打了兩遍電話，客戶又說不在那裡。他又跑了四五公里，終於送到樓下，單元門鎖著，客戶卻拒絕下樓。他等到一位住戶開了門，跟著上樓，把麻辣燙遞給那個客戶時，忍不住說：「您下次能不能把地址寫清楚一點兒，為您這單我跑得太遠了。」
小於形容那個客戶40多歲，看起來是比較有身份的人。她冷著臉說：「你是不是想要錢？」小於憋屈得不得了，強忍著說了一句：「祝您用餐愉快。」轉身下樓時，他對自己說：「我一個送外賣的，今天晚上表現得比你好。」
他還說了一句話：「送了兩個月外賣，我把31年沒說的『對不起』都補上了。」
我採訪過的外賣小哥里，有兩位在城市裡買了房，杭州的外賣牛人老曹就是其中之一。
他當過武警。有人問他：「送外賣不丟人嗎？」他說：「我靠自己的勞動賺錢，有什麼丟人的？」那種實現了人生目標的得意和滿足，體現得暢快淋漓。
老曹其實不老，三十四五歲，來自河南許昌農村。他送外賣很努力，每天跑到半夜，每月至少賺1.5萬元。
2020年，為了把女兒接到杭州讀書，他和妻子以每平方米3.5萬元的價格，在杭州買了一套40多平方米的二手學區房，交了首付，貸款幾十萬元。之前，他們在老家縣城買了一套140多平方米的小產權房。
如今，老曹不但脫貧致富，還在他喜愛的城市定居，讓女兒接受和杭州本地人一樣的教育。我為他們感到高興。
因為自己是女性，我也很關注女外賣員。
深圳的外賣員劉海燕，以前是在黑龍江養豬的農民，碰到豬瘟，欠了幾十萬元的外債。為了還錢，她和丈夫一起去了深圳打工。
劉海燕所在的站點有兩三百個外賣員，只有五個女性，她的業績排在前十，每月能掙八九千甚至上萬元，她丈夫也送外賣，業績卻跑不過她。
這些女外賣員和男外賣員一樣吃苦耐勞，甚至比男性更堅韌，更善於跟客人打交道。雖然生活很苦，但我很少聽到她們抱怨。
有人說，外賣小哥吃的是青春飯，有「錢」途，沒前途。可是我通過電話採訪宋增光，了解到他做外賣小哥的經歷簡直是一路「開掛」。
宋增光的老家在東北農村，結婚後到上海送外賣，8個月就當上了站長，3年後成為公司的培訓專員，後來接連獲得上海市五一勞動獎章和上海市勞動模範。
2021年4月27日，宋增光成為唯一一個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的外賣員。
通過他，我採訪到他的父親、舅舅和表弟，還有妻子的弟弟，他們也在送外賣。宋增光業餘時間學習英語，報了市場營銷專業的成人自考，讀完大專接著讀本科，成了上海新市民，小日子越來越好。他還有了自己的「文化消費」——妻子喜歡看話劇，他陪著看了一場後，也愛上了話劇。
提起外賣界「第一勞模」的稱號，他告訴我：「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榮譽，而是整個外賣員群體的榮譽，也是社會對『外賣騎手』新興職業的認可。」
2022年2月，我完成了《中國外賣》的書稿，接受我採訪的各地外賣員有100多位，我寫進書里有名有姓的，有40多位。
有人說，我在為中國外賣小哥立傳。我認為，這是向每一個為生活拼盡全力的人致敬。人生總會遇到很多難題，外賣小哥身上最打動我的，是他們都在用自己的行動消化各自人生中的苦難，努力地生活。
來源：《杭州日報》，《閱讀時代》2023年第02期
作者：楊麗萍 葉小果
責編：楊一帆
編輯：鄧汝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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