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中國？誰又是中國人？這些問題，對於當下的民眾來說，是非常簡單清晰的。
你具有中國國籍，同時又自認為是中華民族的一員，那你就是合法合規的中國人。
至於中國，概念也一樣明確，作為已經轉型成功的現代國家。
我國的領土範圍，主權界限等等，每條每項都是可以用文字很精確地定義出來的。
一、古今之變
當然，如果大家對近代史有所了解，應該知道。
中華民族的概念，是在1901年，才由梁啓超首次提出使用的。
中國第一部成文國籍法《大清國籍條例》，則是在更晚的1909年，才正式成文頒行。
至於主權觀念，晚清大眾對此的認識，也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開眼看世界比較早的，像曾紀澤，洋務運動中期，就已經利用類似規則與列強交涉了。
而反應比較遲緩的大臣，甚至直到甲午戰爭前夕，還在沿用宗藩理論，與日本進行理論。
由此可知，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關於中國和中國人的認識，並非天經地義，自古有之。
事實上，相關概念在國內傳播擴散的時間，滿打滿算也不過只有100多年而已。
那麼在此之前呢？古代的華夏文明，又是怎麼構建世界觀，以及自我認同感的？
關於這個問題，我在之前的很多文章中，已經詳細剖析過了。
答案也很簡單，就是儒家。
自從周公制禮作樂以來，儒門雖幾經變革，但其最核心的價值觀，卻從來沒有動搖過。
從宏觀的角度看，儒家經典《春秋繁露》強調：
「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
用現代語言翻譯一下，就是全世界有且只有一個天命統治者，即天子。
天子受上天委派管理大家，任何政治實體，甚至包括塞外的蠻族部落，也必須在得到其任命後，才具備治國的合法性。
那麼，這種情況下，什麼是中國？
按照儒家信徒的看法，中國，或者說中華，應當是一種天下觀，一種普世價值，一種文明圈的概念。
是全世界一切勢力，在接受孔孟教化後，或直轄，或羈縻，團結在天子身邊的統治模式。
換言之，古代之中國，並非代指有著明確疆域，特定人群的單一邦國。
相反，凡是接受了儒家教化，願意維繫天下秩序之政治實體，均可稱之為中華的一部分。
由此，翻閱典籍，大家可以發現，中國一詞在古代的運用是很複雜模糊的。
西周將首都稱之為中國，《詩經》「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又將整個周禮世界，統稱為中國。
赤壁之戰前夕，根據《三國志》記載的黃蓋信件：
「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
此處的中國，顯然變成了北方的地理概念。
而在周邊的藩屬國中，安南自稱南天中華，李氏朝鮮自稱小中華。
日本大化改新後，由藤原廣嗣帶頭，也開始在各類文獻里以中國自居。
類似行為，在今天看來，或許匪夷所思，但在當時，卻又是完全符合古人邏輯的。
說完了中國，我們再從微觀角度剖析，儒家理論下，誰又是中國人？《春秋繁露》有云：
「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
這段話所論述的內容，後來被高度概括為「三綱五常」理論。
即認為「君君臣臣」、「尊尊親親」、「等級有序」的倫理道德，是取法於天，不可動搖的。
只有遵守這套禮教，各按其位，各守本分的人，才是開化的、文明的，否則便是蠻夷。
簡單概括一下，按照儒家的標準，凡是能遵守禮教者，皆屬於「華夷」中的「華」，也就是古典意義上的中國人，反之則不是。
這套標準是非常普世的，是能夠跨越族群、地理界限，不斷將周邊各色邦國、部落囊括進來的。
儒家經典《孟子》中，曾提出「用夏變夷」的概念。
孔子在《左傳》中也誇讚過楚國，所謂：
「撫有蠻夷，以屬華夏。」
言下之意，哪怕是最蠻荒，最偏遠的部落，也是可以通過學習儒道，成為華夏的一部分的。
同樣，原本在中原的邦國，如果放棄禮樂，那也就不再是中國人了。
二、大一統
好了，到此為止，本文用這麼長的篇幅，對比了古今中國、中國人定義的不同。
那麼這些概念，和本文主題，華夏文明最危險的存亡時刻，又有什麼關係呢？
大家其實可以思考一下，孔孟思想，雖然在今天，常常被人批判為落後文化的代表。
但當儒家成為主流意識形態時，古代中國，是完全沒有徹底分裂的可能性的。
為什麼？首先，就像上文所說，儒家以「三綱五常」，在整個東亞範圍內，構建起了超越族群、地理、統治集團的，廣泛的中國人認同。
傳統的中原地區，人們知道要尊尊親親，偏遠的交趾、朝鮮，大家也同樣明白孝悌大義。
官僚、地主、讀書人，可以對孔孟經典、倫理道德信手拈來。
窮苦的平民，哪怕大字不識一個，也知道吃飯、祭祖時誰先誰後，父母、長輩誰的地位高。
這種同一性，大家如果有興趣去翻閱周邊部分國家的古籍，感覺可能會更加強烈。
比如越南胡朝開國君主作詩《答北人問安南風俗》，開頭就是：
「欲問安南事，安南風俗淳，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
後來阮朝著名大儒李文馥，更是作《夷辯》一文，長篇累牘地論證交趾，是根正苗紅的華夏成員。
其次，在締造了廣泛的認同感後，儒家又在政治層面強調，所謂：
「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
這句話里，至少包含兩個關鍵要素，其一，天子是唯一的，至高的。
即在任何歷史時期，真皇帝都是有且只能有一位的，天命不會同時眷顧兩人。
其二，天子在法理上，有權插手世上的一切事務。
這裡的「一切事務」，當然也包括那些聽調不聽宣的諸侯，以及偏遠的朝貢國家的內政。
於是，每當中國古代王朝，因為歷史周期律走向分崩離析後。
蜂擁而起的豪傑們就會發現，他們必須承擔起天命一統的責任，分家當，各過各的日子，是行不通的。
因為在儒家文明圈的範圍內，天子之位只有一個。
如果你積蓄實力，卻又不稱帝，那麼別人一旦登基並獲得廣泛認同，你在合法性上，就完全無法與之對抗了。
而選擇稱帝，你就必須去將敵對勢力全部掃平，否則遍地狼煙，天命在身的宣稱便難以服眾。
總之，縱觀中國古代史，上述思想理論，在融合了法家秦制模式後。
最終的演變結果，從橫向上看，就是中原王朝在核心區，採用郡縣制直接統治。
在緣邊地區，則通過推行教化的方式，羈縻分封，看實際情況，或允許自治，或改土歸流。
而從縱向上看，便是俗話所說的：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所以，什麼才是華夏最危險的生死存亡時刻？
是十室九空的漢末？多國體系的宋、遼、金、西夏？還是北方入關的元、清時期？
其實都不是，這些歷史時期，你可以批判他們四分五裂、黑暗混亂、孱弱不堪、故步自封。
但只要儒家還是主流意識形態，大一統的局面就總會出現的。
大家看漢末，戰亂連連，可各路諸侯在法理上，卻是始終統一於孔孟的。
曹、劉、孫、袁等豪傑，前期都號稱要遵循綱常，匡扶漢室，並將自己打扮為帝國忠臣。
待到後來三國鼎立，先後稱帝，便各自尋找依據，宣稱擁有天命，從此互相攻伐，直至統一。
整個過程中，所有勢力，都是將天下作為整體看待的。
再激烈的戰爭，也沒有造成地域、人群方面的割裂與隔閡。
更鮮明的例子，出現於北宋，當時的東亞諸強並列幾百年，遼、金、西夏等國先後登場。
這些政權分屬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擁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長期對峙，矛盾重重。
然而他們都尊奉儒家，也都標榜自己是正統。
像是北宋在修訂《新五代史》時，把遼國放在了《四夷附錄》中，意為按法理，契丹當臣屬於宋天子。
然後這件事就激起了兩國糾紛，遼人覺得自己才是正統，於是根據《遼史》記載，所謂：
「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跡，詳附國史。」
相當於對等把宋朝事跡，也放在了遼史附錄中，意為宋是遼的一部分，當附屬於遼天子。
至於後來的南宋與金，情況也與之類似，皆是以中華正統自命。
所以，這種多國體系，哪怕持續了幾百年，期間經歷了無數戰爭、波折與對峙。
最終也沒有在意識形態上，拆散華夏的整體性。
待到後世朱元璋崛起，也依舊能在儒家加持下混同宇內，再次締造君主華夷的天下秩序。
好了，本文講了這麼多，那華夏真正的，生死存亡的危險時刻，又出現於何時？
三、蕭牆之內
名著《紅樓夢》裡有一句話：
「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
晚清時期，中國雖弱，但得益於祖上基業雄厚，幅員遼闊。
如果內部凝聚力不出問題，僅僅只是向外敵割地賠款，一時半會，倒也是亡不了的。
可是正如文章開頭所講，要是儒家體系崩潰了，被現代國家概念取代了，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問題，我在前兩篇文章（點擊查看）中，曾詳細論述過。
簡單來說，現代國家體系的底層邏輯，主要構建於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
當時的資產階級，打倒了封建貴族、君主國王。
連帶著把歐洲古代世界，那套基督教「君權神授」的價值觀，也掃進了歷史的垃圾桶。
可問題是，如果說宗教所宣揚的，君主的權力自於上帝的觀念，是不正確的，那麼在新建立的法蘭西共和國，統治者的權力，又該來自於哪兒呢？
對此，西方近代的思想家宣稱，國家的權力來自於人民，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
此後現代社會的基本觀念，如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也都是從這裡慢慢演化出來的。
總之，這套體系，系統化保障了私有財產，建立了適於商業和資本運轉的規則。
資本主義和工業化，也由此才能持續大踏步地前進。
看起來是不是非常進步，十分完美？
不過問題在於，當一個國家選擇了這條道路後，其內部民族主義必然快速誕生、興起。
小國尚且無事，傳統的多民族大國，就很容易解體了。
為什麼？因為古代多民族國家存在的基礎，就在於大多數人都相信「君權神授」。
在類似思想的指導下，不同民族，只要皈依同個宗教，又都認為統治者生殺予奪的權力，來自於大家共同信仰的神。
那麼即使是語言、習俗、文化天差地別的人群，也能夠輕易團結在君主周圍，供人驅策。
這就是哈布斯堡王朝沒有主體民族，卻能維持穩定。
古代中華之巔峰漢唐，可以大量招攬外族精英效忠的根本原因。
而當「主權在民」的思想擴散開來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你說統治者的權力來自於人民，首先，「君權神授」之國王，馬上會被推翻。
接下來呢？推翻舊的統治者後，新誕生的國家，必須要解決另一個重要議題，誰是人民？
人民這個詞如此寬泛，總不能全世界隨便來個人，都能成為本國人民吧？
於是近兩百年來，世界各地通常都將民族，作為人民的邊界。
這就是近兩百年來，民族國家的底層邏輯，以及奧斯曼、奧匈帝國等傳統強權，在近代瓦解消失的根本原因。
現在讓我們回到華夏。
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什麼？無非君權天授、尊尊親親、等級有序而已。
類似規則，是很難適應近代化世界的。
於是，一個悖論就形成了，中國想要救亡圖存，就必須向西方全面學習。
而且不能只學技術，必須將近代民族國家模式這個「體」也搬過來。
但真要學到如此地步，儒家肯定會徹底瓦解消亡，儒家沒了，幅員遼闊，內部差異巨大的華夏文明，又該如何維繫？
往宏觀上看，儒家在的時候，東亞幾乎都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人，是天子的臣民。
日本、琉球、安南、李氏朝鮮等等，衣冠制度，文字禮儀和中原高度均質化。
古代王朝也往往不把他們當外人看，比如安南，曾和清朝有土地糾紛。
結果根據《清實錄》記載，雍正皇帝直接把爭議地區給賞賜了出去，理由是：
「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較論此區區四十里之壤。」
相當於整件事情，完全被當做內部糾紛來處理了。
所以，在帝制終結，民族國家體系建立後，這些深受孔孟薰陶的外圍族群，還要不要算作新共同體的一員？
往微觀上看，不說藩屬國，也不提邊疆地區了，內地十八省的差別都很大。
在列強不斷入侵的局面下，要是處理不當，說不定秦朝以來的基本盤，也會被掰碎。
比如當時的日本思想家，出於種種目的，曾炮製過很多危險的理論。
大家注意，為照顧民族感情，下面我已將相關文獻中的「支那」，替換成「中國」。
一個是岡倉天心，此人在遊歷中國後，曾在《山笑錄》中強調：
「中國真的是一種歐洲，歐洲沒有全體的通性，若非要強求，只有基督教，中國也沒有全體的通性，若要強求，只有儒教。」
隨後他還以習俗文化，進一步將十八省劃分成了河邊與江邊。
河邊大概包括直隸、河南、山東、陝西、甘肅、山西。
江邊大概是四川、湖南、安徽、江蘇、江西等。
除此以外，還有另當別論的廣東、廣西、雲南、福建，以及具有中間性情的江淮地區。
另一個是著名學者內藤湖南，根據《燕山楚水》的記載，他在天津與蔣國亮筆談時，曾提到：
「我覺得貴國的南方人與北方人並不是一個種族。」
所謂禍起蕭牆，隨著舊的意識形態崩潰，中華文明的確已經到了命運的十字路口。
四、新的共同體
當然了，外國思想家能看明白的事情，清朝的精英階層自然不會不明白。
甚至可以說，誰是新時代中國人的問題，在當時，已經成為了近代化變革的重大阻礙。
那麼這種局面，該如何挽救？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看法。
由於篇幅有限，本文暫時只列舉一些在歷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意識形態流派。
第一是立憲思想。
什麼是立憲？當下網際網路上很多人，對此其實都有誤解。
有人覺得這是保皇派搞出來的，有進步，但還不夠進步，所以失敗。
還有人覺得，這是當時的人們不成熟，不顧實際情況，照抄日本、英國的結果。
其實都不是，立憲派的含義，在晚清，事實上更接近於穩健派。
他們反對立刻革命，認為天子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舊秩序對國家統一的維繫。
如果驟然間推翻帝制，中國不可能馬上穩定下來，相反，還會進入一個大亂世。
屆時列強一旦干涉，後果是什麼樣的，就很難預料了。
生靈塗炭是必然的，華夏還可能因此永遠分裂，甚至被徹底瓜分。
於是眾多立憲代表人士，據此紛紛發表自己的看法。
如名噪一時的楊度，曾著《金鐵主義說》一書，與革命黨辯論，曰：
「欲保全領土，則不可不保全蒙、回、藏，欲保全蒙、回、藏，則不可不保全君主，君主既當保全，則立憲亦但可言君主立憲，而不可言民主立憲，此予所以主張立憲之唯一理由也。」
翻譯家嚴復也於1905年，也在《政藝通報》上反對草率地進行共和革命，理由是：
「其進彌驟，其塗彌險，新者未得，舊者已亡，悵悵無歸，或以滅絕。」
還有當時各派論戰的重要文化陣地《新民叢報》，也刊載過類似的思想，所謂：
「中國無革命則已，苟其有之，則必百數十之革命軍同時並起，原野厭肉，川谷闐血，全國糜爛，靡有孑遺。」
上述理論，後來被總結為革命亡國論、革命分裂論。
雖然最後沒有變成現實，但其所描述的風險卻是真實存在的。
那麼按立憲派的想法，如果不想冒險，大家是不是就只能忠於大清，拒絕變革了呢？
當然不是！
各位如果仔細閱讀當時立憲派人士的文章，便會發現，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事實上對愛新覺羅氏是毫無忠誠度的。
嚴復曾大量翻譯、宣揚了包括《群己權界論》在內的，一系列關於天賦人權，社會契約思想的西方著作。
梁啓超的作品中，基本上字字句句繞不開民權思想。
楊度那麼堅定的立憲派，不但認同民權論，早期還是個非常堅定的反清革命黨。
甚至連立憲派大本營的報紙，如《揚子江白話報》，也在長年宣傳民權理論。
那什麼是民權？簡單來說就是「主權在民」。
從邏輯上講，權力要麼來自人民，要麼來自上天，兩者不能兼容。
認同前者，大清皇帝就沒有統治合法性，認同後者，那便不能提民權，否則理論就不自洽。
由此可見，立憲派相當於保大清，又不忠於大清，其底層思維和孫文等革命黨沒區別。
就像楊度在《金鐵主義說》裡說的那樣。
立憲人士不忠於清廷，暫時保全皇帝的唯一理由，是出於對中華文明解體的恐懼。
簡而言之，便是希望能夠暫時維持大清這個框架，以足夠的緩衝空間，慢慢捋清「誰是中國人」的問題。
梁啓超為此創造了「中華民族」的概念，楊度也對「五族合一」理論進行了完善。
立憲派中還有信仰亞洲主義的，總之，華夏文明圈的民族邊界如何劃分，各類言論可謂五花八門。
不過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希望和清廷做交易。
以保皇上國祚不滅為籌碼，換取愛新覺羅氏主動放棄權力。
當然，後來的歷史大家也都知道了，皇族內閣後，立憲派銷聲匿跡，大多轉投了革命黨。
改良主義道路從此壽終就寢。
第二是亞洲主義。
由於受到二戰時期，舊日本軍國主義野蠻行徑的影響。
現在一提起亞洲主義，大家很容易就會聯想到臭名昭著的「大東亞共榮」、「兄弟情」。
不過事實上，亞洲主義有著非常多的流派，秉承該思想的人士，也有不少和平主義者，並非全都是無惡不作的侵略者。
那麼亞洲主義是怎麼起源的呢？
大家應該都聽說過，明治維新開始後，脫亞入歐的思潮，在日本風靡一時。
按照福澤諭吉《脫亞論》的說法，西方文明的風潮是不可阻擋的，與其費力抵制，不如早沐浴其風氣。
至於隔壁的大清和李氏朝鮮，《福澤諭吉全集》裡的原話是：
「毋寧擺脫他們不與其為伍，而與西洋之文明共進退，對待中國朝鮮之方法，也不因是領國而特別關照，而只是根據西洋人對待他們的方式來處理。」
這個階段，日本民族主義尚未完全成型，民權論與國權論還在持續爭論中。
不過當「脫亞入歐」一詞被廣泛接受時，歷史的大方向就已經確定了。
日本主動遞上絕交書，準備順應大勢，以島上居民為民族邊界，和中華文明劃清界限了。
可是正如上文所述，日本人和中國人，無論文化還是樣貌，都是高度均質化的。
有人宣揚「脫亞」，自然也會有人思考。
既然兩國之民眾，是如此的相似，那為什麼要互相敵對，搞出幾個不同的民族來呢？
如果把諸夏秩序，延續到民族國家體系中，東亞會不會更加強大？於是「興亞派」誕生了。
然後再細分，這一思想理論又可以劃分為「革命興亞論」、「同等興亞論」、「經略興亞論」、「連帶興亞論」等等。
當然，這裡要特別強調下，上述流派中，有些是真心幫助中國的，如秉承「革命論」的宮崎滔天等國際友人。
還有些則同樣是為擴張服務的，且更具有迷惑性，如「經略論」。
其代表人物副島種臣、頭山滿，一方面大喊同文同種、保全中國、相互提攜。
另一方面又鼓吹，既然雙方不是兩個民族，那吞併你也就合情合理，不能叫侵略了。
好了，講了這麼多，已知，日本既有脫亞民族主義，又有各流派興亞主義。
那麼亞洲主義思潮，最後是怎麼對中國產生影響的？
這裡就不得不提一下，甲午戰爭後的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了。
當時，俄國、法國、德國，出於自身利益，通過外交手段，幫清政府要回了遼東，然後消息傳開，日本舉國譁然，民間輿論洶洶。
他們那會的想法大概是這樣的，你們西洋人是強盜，搞叢林法則，靠著堅船利炮到處搶劫。
現在日本也學會先進技術了，憑什麼你們能搶得，我搶不得？
說到底，白人是一家，黃種人無論怎麼努力學習，都是不會被西方世界真正接受的。
於是「脫亞入歐」思想式微，一種新的，充滿侵略性的「亞洲論」開始發展。
這個階段，日本思想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岡倉天心。
此人在《東洋的理想》、《日本的覺醒》等書中，構建了後來軍國主義理論最初的基礎。
其邏輯大致如下，第一，亞洲各國的文化，具有某種同一性，亞洲是一體的。
第二，脫亞論中全盤西化的思想是錯誤的，亞洲文化不比歐洲劣等，甚至是更優秀的。
第三，以中印為代表的亞洲文化，雖然曾經很優秀，但這兩個地方多次被蠻族征服，文明早已喪失殆盡，墮落不堪。
只有日本保留了兩者的文化精髓，換言之，華夏正統、印度正統，都在日本。
第四，日本為什麼能保留亞洲文化精髓呢？因為大和民族是優等民族，有義務振興亞洲。
各位看出端倪了吧？
上述理論，把脫亞民族主義者，擴張型亞洲主義者，一下全匡了進來，日本主流思想界，開始統一了。
後來軍國主義者據此進一步宣傳發揮，就演變出了窮凶極惡的鬼子。
他們即將亞洲視為一個共同體，鼓吹所謂「共存共榮」，論證打你是家事，是為你好。
又不把亞洲人當人看待，標榜大和民族是優等人，理所當然地燒殺搶掠。
東京審判中，所謂「哥哥教訓弟弟」、「亞洲家庭內部事務」等暴論，邏輯就源於此。
好了，扯得有點遠了，講這些，是想說明。
在甲午戰爭爆發，儒家意識形態和秩序崩潰的那個時間段，日本思想界，剛好在向這類亞洲主義靠攏。
然後大清治下，甚至包括李氏朝鮮的民眾，大夢初醒，惶然無措之餘，一下就被欺騙了。
當時亞洲主義之盛況，根據近代著名軍事家蔣百里，在《中國五十年來軍事變遷史》中的回憶總結，所謂：
「日人得其機，而同文同種之說，乃大倡於一般社會間。」
革命黨孫文、唐常才，立憲派梁啓超、章太炎等等，當時多數名人，都曾宣揚過類似思想。
甚至更激進的，戊戌變法中康有為提出的借才與中日合邦，也同樣與此有關。
當然了，欺騙終歸是欺騙，日俄戰爭後，中日民間觀感急速惡化。
於是將整個儒家文明圈，劃定為民族體系下中國人的努力，也基本宣告失敗。
至於原因，很簡單，日本在戰後不斷侵略、壓榨，甚至試圖吞併朝鮮，於是儒家文明圈的亞洲主義者，理想全都幻滅了。
比如刺殺伊藤博文的義士安重根，就曾在被捕後，撰寫《東亞和平論》。
他用大量篇幅強調，大清、朝鮮兩國人士，正是因為聽信了同文同種的宣傳，才會在戰爭期間，放下甲午舊怨，所謂：
「反以歡迎日兵，運輸治道、偵探等事、忘勞專力。」
結果現在日本贏了，照樣壓迫同種鄰邦，這和西方列強的強盜行徑，還有什麼區別？
既然日本人背信棄義，那麼中朝兩國人士，必然死戰到底，絕不甘心受辱。
最後還要提一下，日俄戰爭後，東亞各國與日本陷入敵對，但孫文先生仍然接過了亞洲主義大旗。
他在各種場合批判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國主義。
在諸如神戶高等女校等地發表演講，號召日本人不要走上西方對外侵略的道路。
而後真正的亞洲主義者，日本友人，如宮崎滔天、梅屋莊吉，也依然團結在中山先生周圍。
其中梅屋莊吉，據東京學藝大學教授中村義的統計。
在負債纍纍的情況下，先後無償、不計回報的為中國革命，至少籌集了10億日元。
按當時的幣值，幾乎等於二十世紀初日本二十五年的國家預算。
待孫文先生去世，真正的亞洲主義，也徹底沒落了。
第三是大家所熟悉的中華民族論。
隨著立憲派失敗，清政府快速垮台，然後誰是中國人的問題，就必須立刻解決了。
按照當時的情況看，大清已經把藩屬國幾乎丟光了，能保住剩餘的統治區，就算不錯了。
於是辛亥革命後，五族共和登上歷史舞台。按照《清帝退位詔書》裡的說法：
「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從字面上看，清朝似乎是把自己的法統，讓給了民國，民國作為繼承者，也理所當然地繼續控制邊疆。
但問題是，五族共和說，雖然在初期，客觀上發揮了很積極的作用。
一方面壓制住了激進的十八省論、棄地論，另一方面安撫住了邊疆的大清舊王公貴族。
可是細究下來，這套理論是很難自洽的。
最典型的，大清憑什麼把法統過繼給民國？
上文講過，大清統一的意識形態來自儒家，所謂皇帝受命於天，統治萬民。
可革命黨不信這套，他們認為統治者權力來自人民，民國也是建立在打倒儒家的基礎上的。
兩套水火不相容的理論，談何繼承？《清帝退位詔書》是否還合乎邏輯？
二十世紀初，歐洲正流行民族自決論，一旦形勢有變，何以遏制華夏解體危機？
所以辛亥革命後不久，孫文先生等革命黨，就開始批判五族共和，倡導國族理論。
當然，構建國族，也不是件簡單的事，想說服大眾，必須得講邏輯。
後來某委員長，據此搞出了中華民族宗支論。
簡單來說，就是中國沒有五族，只有一族，即中華民族。
華夏各地各族，本質上講，都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都是能追溯到同一祖先的。
這裡其實是家國同構，巧妙把儒家宗法制，嫁接到了民族敘事中。
好了，到此為止，本文介紹了三種，對近代中國人認同重構，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意識形態。
除此以外，還有許多其他理論，本文篇幅有限就暫不展開了。
五、亂世
所以，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晚清至民國，這幾十年的亂世呢？
首先可以確定的是，就算沒有西方侵略者的堅船利炮，大清最後也會因為周期律而滅亡。
但是如果沒有西方人，大清即便滅亡，中華仍然是中華。
曾國藩、袁世凱等地方實力派，也許會逐漸做大，最終慢慢形成類似唐末藩鎮割據的情況。
而後經過混戰，新的贏家仍會高舉儒家孔孟旗幟，宣稱得到天命，重新統一天下。
一切的變化，不過是簡單的朝代更替罷了。
可是當大清的周期律，遇上西方的先進生產力以及意識形態後，未來就變得模糊不清了。
因為地方實力派可以選擇拋棄儒家，尋找新的理論，為自己的割據建立合法性了。
再之後，不同意識形態並存的世界裡，衝突各方，都會開始擁有一套自己的邏輯體系。
最終誰會勝利？這就要看幾方勢力，誰的意識形態，能收攏更大的基本盤。
誰的組織能力，能在基本盤中，汲取更多的資源了。
比如清末新政、洪憲帝制，其基本盤是追求穩定，害怕華夏瓦解的士大夫階層。
因此清末立憲尚有人支持，待到革命後中華仍在，袁世凱的倒行逆施就沒有一點吸引力了。
至於張勳復辟，其行為出於儒家忠君，支持的人就更少了。
再比如民國初年的北洋軍閥，他們為什麼會失敗？
這些人贊成中華民族，理論上，其法統似乎應該擁有全國性的號召力。
但軍閥就是軍閥，割據是其本能，於是他們支持的是中華民族體系中的聯省共治論。
名義是效仿美國，地方自治，實則是想當土皇帝，也別統一了，關起門來各過各的日子。
不過既然要聯省共治，那自然也沒法從外省汲取資源，吸納人才了。
因此面對用新三民主義號召全國精英，以統一戰線汲取資源的北伐軍，當然會一敗塗地。
還有東北軍，曾因直奉戰爭經席捲南方，為什麼浙奉戰爭後，又被趕了回去？
因為張作霖未能建立官方意識形態，其核心團體，高度依賴同鄉紐帶維繫，外人無法插足。
像是楊宇霆任江蘇督辦時，把本地軍閥全部排斥在外，當然會被群起而攻之。
而某委員長的國府，雖然腐朽不堪，對資源的汲取和利用十分低效。
但中華民族宗支論，終歸是有全國號召力，能夠將各地實力派吸納進來，收為己用的。
總之，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歷史，華夏無疑是幸運的。
在儒家秩序崩潰後，還是成功構建了新的中華一統體系，保住了祖上大半基業。
所謂在黑暗中探索，在曲折中前進，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認知，背後是無數先烈的犧牲。
參考資料：
《詩經》
《左傳》
《孟子》
《夷辯》
《遼史》
《三國志》
《清實錄》
《山笑錄》
《新五代史》
《春秋繁露》
《燕山楚水》
《政藝通報》
《新民叢報》
《金鐵主義說》
《東洋的理想》
《日本的覺醒》
《東亞和平論》
《福澤諭吉全集》
《揚子江白話報》
《清帝退位詔書》
《中國五十年來軍事變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