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封製作為蒙古政權所建構三項基本制度之一，中統建元之後仍然被長期沿用與遵循，而分封制對於元代時期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發展等諸多層面，都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在元朝的統治模式之下，由於中原文化傳統與蒙古草原舊俗之間的相互衝突、博弈與妥協，以至於元代社會的諸多層面，都產生了新的改變。
兀魯思投下主的財政特權及其財政職能
元朝施行的分封制，肇端於成吉思汗時期的蒙古政權所組建的九十五千戶，即諸軍隊投下。其後，隨著蒙古國不斷進行的對外擴張戰爭，而出於對新征服地區的統治與治理需求，在蒙古政權統治的廣袤疆域內，出現了各種形式的投下分封組織形式。
此次受封的諸王、貴族等群體，對其投下領地內的屬民和領地，擁有相當大的支配權，其性質類似於較為中原政權模式下獨立的封國。同時在草原兀魯思分封組織內，元朝諸王、貴族始終擁有獨立的行使財權的權力。對於成吉思汗分封兀魯思封地內的特權，拉施特《史集》曾言：「成吉思汗的四個兒子，是成吉思汗國家的四根棟樑。」
成吉思汗還為其四子都分封了一片廣袤的疆域，作為其草原兀魯思封地。各諸王兀魯思領地的屬性，類似於獨立的封國，元人在形容投下領主在領地的特權時，稱其能夠所行使的權限為：「人地割界」、「專制一方」。關於宗王兀魯思分封組織內的賦稅徵收，一般分為「國賦」和「王賦」。
「國賦」即是指牛羊等牲畜的抽分，或稱「上供羊」，「王賦」則是指兀魯思封地內的各千戶部民，向其領主進奉的賦稅。諸王對其兀魯思封地內千戶部民的賦稅徵收與勞役攤派，具有較大的財政自主權。
此現象即使在元朝建立後，在宗王兀魯思封地內的千戶部民，也並不在朝廷征繳賦稅的「大數目」——即「系官民戶」之內，仍是多以諸投下主「部民」、「軍民」等身份的屬性而存在，並且千戶部民與諸投下主之間的人身束縛關係較為密切。
而且草原兀魯思封地內的民眾，並不屬於國家的納稅民戶和「系官民戶」，而只是元朝諸王、貴族等位下的「王民」。諸王在其兀魯思分封領地內，擁有著較為自主的財權。諸宗王兀魯思封地內投下領主在與中央之間的財權分配中，占據主導地位。
諸王在草原兀魯思封地內的財權，在經過元太宗、憲宗時期的發展和擴張，以及削弱之後，部分草原兀魯思封地逐漸開始呈現出一定的分化與離心傾向。如早在成吉思汗時期，朮赤兀魯思因其地處偏遠，朮赤本人曾有過不按時朝覲成吉思汗的現象，甚至於朮赤曾出現過不奉行大汗指令的現象。
而在拔都即位後，甚至發展到與貴由汗兵戎相見的地步。這其中雖有拔都與貴由汗關係惡劣的因素，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應出了諸草原兀魯思的相對獨立性。於此之外，部分宗王、貴族等，因支持新汗登基，可以在大汗的允許下，在其兀魯思封地內行使更大的特權。如察合台曾因竭力支持窩闊台取得汗位，在窩闊台汗的統治時期，察合台得以在其兀魯思內，「享有無限權力」。
而貴由汗逝世後，拔都因曾極力支持蒙哥繼位，蒙哥汗取得汗位後，作為回報則賦予了拔都更大權力。然而這種權力僅限於他們所受封的兀魯思內。忽必烈在依靠漢地的人力、物力取得汗位，作為代價的是察合台兀魯思、朮赤兀魯思以及旭烈兀建立的伊利汗國等等，也就相繼開始脫離元朝的管轄，以至於發展成為了獨立的政權。
建元之後，忽必烈身兼大汗與皇帝兩種身份屬性，其也開始對各宗王兀魯思的內權力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整與限制，由於蒙元政對於東、西道諸王的掌控程度不同，同時也對二者造成了不同影響。如「宗王兀魯思的分封，大致局限於成吉思汗時期。而後，基本沒有再大規模的舉行。
另一方面，東、西諸王兀魯思發展趨勢有所不同。西道諸王兀魯思大都不斷擴張，並相繼獨立；東道諸王兀魯思的實力、地盤卻受到限制和削弱。其原因主要是，元朝建立後，大汗對東、西道諸王兀魯思的控制力出現了明顯的不平衡。
諸王在其草原兀魯思領地內具有較大的財權和特權，其封地內的行政機構及其官署的投下官吏，亦是多來自於草原諸投下主領地內的內部人員來擔任。忽必烈中統建元之後，諸投下官署也有了較大發展，諸王也陸續設置了王傅府等諸多投下機構，而王傅府也逐漸成為了諸王兀魯思內，最為主要的行政機構。
此外，甚至於少數位於漠南地區的宗王，在其兀魯思封地內，還建立了類似於中原漢地式的路府州縣行政建制。草原兀魯思封地內的投下官署與官吏，大多為其投下主官吏其封地內的民眾所充任，基本上由投下主自行進行委派。而在兀魯思封地內諸王所設立的王傅府，主要負責諸王投下領地內的一切政務的決策與運行，並無所不攬。
諸投下主對其封地內的官員和行政機構，具有較強的支配權力，王傅府等官屬的官員，主要對諸王負責。而在漠南部分地區的各領地路州縣等，在隸屬於宗王的同時，還時常與朝廷有司保持某些財政事務的聯繫。兀魯思領地的部民，主要包括草原原封千戶部民，以及附居於投下領地的私屬民眾，他們向投下領主提供勞役和賦稅。
由草原兀魯思封地內諸投下主能夠自主制定與徵收位下民眾的賦稅，以及攤派勞役的事例表明，諸王兀魯思封地內部民的身份屬性，為諸王領地內的「王民」。
草原兀魯思領地內相關財政事務的決策與運行，大多是由王傅府來總領，同時也會有宗王專門設置負責徵收賦稅的官員和機構。諸王在其兀魯思封地內擁有較為自主的徵稅權，其在與中央的財權分配中占據有利地位。此特權也是封國，亦或是草原諸王兀魯思投下主，在其封地內享有較為獨立財權的重要象徵。
可見，諸領主的封地各有疆界，在其兀魯思封地內獨立行政賦役徵收與攤派的權力。而諸王兀魯思封地內的部民，所需要承擔的「差發」，則應該是指「國賦」與「王賦」。國賦則是指窩闊台汗元年（1229）八月初，所制定的賦稅數額，汗廷「敕蒙古民有馬百者輸牝馬一，牛百者輸牸牛一，羊百者輸羒羊一，為永制。」即各草原兀魯思投下主，應繳納給大汗的忽卜綽兒（上供羊）。
千戶部民既須向皇帝奉牝馬，同時也有義務將牝馬等，進奉於投下領主。「牛馬、車仗、人夫、羊肉、馬奶」，即兀魯思民眾須繳納的王賦，進奉的牝馬、羒羊等為國賦。宗王在其兀魯思封地內能夠「人地割界」，而且宗王在草原兀魯思封內，能夠在中央規定的「常賦」之外，對其封地內的部民征繳賦稅與攤派勞役。
在草原兀魯思封地內，諸王在常賦（「國賦」）之外，仍舊能夠較為自主的制定和收取相當數量的賦稅，宗王在其兀魯思內的王賦，諸投下主具有較為自主的財權。宗王兀魯思所要繳納給大汗（中央）的國賦（上供羊），蒙古國時期是由宗王以及宗王屬官徵收，而後上交給中央。
忽必烈建元以後，對此賦稅徵收流程進行了修改。如元廷設立宣徽院等財政機構，來負責草原兀魯思蒙古千戶屬地羊馬等抽分事宜，但兀魯思內上供羊的具體徵收事宜，仍由諸王及其投下官署進行具體負責。對於部分宗王兀魯思所設立的漢地式路府州縣政府，其轄區內的賦稅徵收，則由諸王和元廷共同負責。如至元二十一年（1284），諸王「只必帖木兒請於分地二十四城設管課官」，只必帖木兒以期通過此舉，來謀求在其封地內進行自主徵收賦稅，但此提議卻遭到元廷的拒絕。
此後，元廷在諸王所設的路府州縣地區，設立拘榷課稅所等財政機構，由中書省與王府佐貳官共同商議賦稅的徵收事宜。此案例彰顯出元廷與諸王共同派遣屬官，負責諸王只必帖木兒的二十四城封地內相關賦稅徵收與專賣事宜，同時此案例也彰顯出元廷對諸王在兀魯思封地內的民眾，自行徵稅慣例進行的財權限制。
雖然諸王在其兀魯思封地領地路府州縣內，自行徵收賦稅的舉措與請求遭到元廷的抵制，然而除了部分領地路州之外，諸王、貴族在其草原兀魯思封地內，仍舊擁有自行制定和徵收賦稅，以及攤派勞役的財權，諸王兀魯思需要向中央繳納的上供羊（國賦）等，也多由諸王及其王傅府的佐貳官，進行直接徵收。諸王憑藉著對其草原部民的人身束縛與密切的聯繫，在其草原兀魯思領地內享有巨大的特權，諸投下主在與中央的財權分配中，占據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