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玉琪
根據國家統計局2月28日發布的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22年末全國人口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死亡人口1041萬人，自然增長率為-0.60‰。
這是中國人口近61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人口負增長拐點已至，將帶來哪些改變？未來是否還會出現新的人口機遇？
「人口機會加上政策環境才能變成人口紅利。」2月17日，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在老齡社會30人論壇和盤古智庫老齡社會研究院主辦的專題研討會上表示，中國面臨的是人口紅利轉型而非人口紅利消失，人口發展的未來並非一成不變，未來收穫人口紅利的手段可以從提高勞動參與率轉向提高勞動生產率。
人口紅利消失了嗎？
原新認為，首先要釐清人口紅利與人口機會兩個概念，前者是指人口轉型的過程中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的人口條件，後者是指由人口機會轉化而來的實實在在的經濟產出。
盤古智庫學術委員會副秘書長、老齡社會研究院院長馬旗戟也表示，人口的增減是動態複雜的，是由綜合多元的內生、外生變量、偶然、必然因素疊加導致的結果，人口紅利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資源和要素進行重新配置、重新適應的過程。
馬旗戟認為，人口負增長也可能帶來三大人口紅利：一是負增長下直接可見的紅利，比如勞動參與率的上升；二是老齡化背景下各項社會資本積累帶來的紅利，比如老年活力群體智力、知識的應用；三是發展目標的紅利，比如倒逼科技創新、產業結構優化等。
與此同時，馬旗戟也指出了幾大挑戰，包括社會政策變化帶來的對於生命意義、生命尊嚴的再次確認，社會關係、利益關係和文化倫理更加複雜，如何把握制度、政策干預的邊界等。
「所有的紅利實現之前都叫潛力或者機會，需要激發，紅利的釋放和使用都要本著對社會發展、民生福祉最大化進行考慮。」馬旗戟說。
「我們既不能陷入人口決定論的謬誤中，也不能陷入人口虛無主義。」原新強調，人口機會要轉化為人口紅利，需要包括健康、教育、社會治理、經濟等多方面政策干預因素的加持。為此，面對新時期的人口紅利，要堅持12字原則——科學認識、主動適應、積極應對。
未來30年人口規模仍然巨大
「未來中國人口負增長和人口老齡化的交匯將成為最大的灰犀牛。」儘管人口負增長大勢已定，原新對未來30年的人口發展仍保持樂觀。他表示，即便生育率下降得非常快，未來30年人口規模仍然巨大。
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22》對中國的人口預測，按照中等水平的生育率方案預測結果，2050年中國總人口將下降至13.2億人，2100年將降到7.7億人。
原新強調，要重視人口負增長的階段性，未來30年的人口負增長變化是緩慢的，但30年以後的變化是劇烈的，100年以後會變得更加劇烈。「人口負增長早期階段近憂較少，但遠慮非常大。」
他分析，未來30年我國人口將出現以下特徵：從結構上看，人口負增長與人口老齡化相互交織，將進入快速老齡化，在早期，低齡老齡化特徵明顯，「養小為主」轉向「養老為主」；質量上，我國正在從人力資源大國邁向人力資本大國；空間上，人口遷移流動越來越活躍，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政策上，生育政策從緊縮型走向寬鬆型。
人口發展的未來並非一成不變
原新指出，未來最大的挑戰是超低生育率的問題。他介紹，在人口學中，總和生育率（相當於平均每個婦女生育的孩子數量）在2.1左右叫作「更替水平生育率」，即一對夫婦平均生育2個子女以實現對自身的替代，理論上，適度的生育率水平就是指生育率長期波動在更替水平附近。
現實中，「十四五」規劃中指出，要促進實現適度生育水平，將我國的適度生育率水平界定在1.8左右。但根據2020年人口普查，目前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僅為1.3。
「提升生育率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成本非常昂貴。」原新提出，必須意識到生育率從1.3增加到1.8會是一個很艱難的過程，我國的生育率水平已經轉化為由內生性變量決定，很難依靠生育政策這一外生性變量決定生育率走向。
經濟、代際關係、資源環境緊張等多方面挑戰隨之而來。
談及經濟挑戰，原新分析，一方面是勞動力稀缺性增強，勞動力價格上升；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醫療保障金、養老保險金、長期照護保險以及商業保險等資本所占比重逐步提高，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市場可能出現矛盾，金融體系將面對不小的壓力。
他分析，新的歷史時期，人口機會發生變化，人力資本存量發生質的飛躍。「過去依靠高勞動參與率來收穫人口紅利，未來收穫人口紅利的手段要轉向高勞動生產率，創建科技、創新、知識、資本、服務等要素密集型產業體系，逐步替代勞動密集型。一句話，用中國創造逐漸替代中國製造。」
「人口發展的未來並非一成不變，要客觀地認識人口轉變過程中的人口機會轉型。」原新建議，要抓住人口機會轉型的機遇，需要依靠產業的升級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在就業優先、科技興國、鄉村振興和積極城鎮化等一系列戰略的引導之下，挖掘新時代的新人口機會，尤其是充分開發人力資本的紅利，續寫新的經濟發展輝煌。
（編輯：陳玉琪 校對：顏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