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項社會實驗，「看見最初500米」的結果在第九屆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上展出。 （受訪者供圖/圖）
設計師盧子藝生活在深圳，感覺自己的附近一直是模糊的：「我平時在深圳看到的場景，打車的速度很快，自己（坐進去）就像一艘火箭。」在名為「看見最初500米」快遞櫃前，她向過路人講述自己的觀察。
「看見最初500米」是第九屆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2022年12月-2023年3月）的參展作品之一。從2005年開始，每兩年舉辦一次的「深雙展」聚焦城市與城市化主題。2022年2月，總策展人之一的魯安東找到何志森，邀請他與人類學家項飆一起，為此次雙年展增加一個「附近」板塊。
「附近」源自項飆近些年的觀察和警惕。他認為，現代社會有一種趨勢，就是消滅「附近」。人們有時候會感興趣於自我，有時候又感興趣於遙遠的世界，反而對處於二者之間的「附近」幾乎喪失了興趣和感知。項飆說，具體而微的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比較鬆散，「我們好像喪失了構造相互信任的關係的能力和自信」。
對「附近」的觀察力，項飆稱之為「社會智能」。「這個社會智能其實對我們每個人都非常重要，」項飆說，「這種智能不是通過讀書，也不是通過特殊的技能訓練，它是通過一雙眼睛去看我們的周遭。」
何志森是建築師和藝術家，曾多次介入「附近」。他觀察小販的生活環境，為小販制定安全行動路線，後來又進入菜市場開展「菜市場美術館」的改造項目。2022年4月，何志森的mapping工作坊發布招募通知，為「看見最初500米」項目招募學員，為期三個月。項飆和另一位發起者段志鵬博士身在歐洲，提供線上指導，何志森則帶領學員們進行田野式的行動。
「最初500米」是相對「最後500米」而產生的概念。資本、技術合謀了「最後500米」，網絡、物流等極大縮短了物理和空間上的距離，使人們無時無刻不處在「方便」與「即刻」之中，但人們的社會生活、與周圍的聯繫也隨之消失了。「最初500米」希望人們從自身出發，觀看「附近」的關係，比如家人、鄰居、保安、小販等等，看看「這些人和這些事是怎麼聚合在一起的」（項飆語）。
在工作坊，盧子藝好奇疫情期間鄰居們都點什麼外賣，於是做了一個簡易的盒子，去小區群里表達了自己收集外賣單的想法。過了一天去看，盒子裡空空如也。回家後她惱上了項飈和何志森：「好好的為什麼老讓人構建什麼附近，跨越什麼邊界，你們看看這多尷尬？」但是後來的進程便美妙了起來，收集盒拿到公司後，盧子藝如願收集到了足夠多的外賣單。
2022年11月，項飆在演講中提到，現在的城市生活「功能性過剩，生態性不足」，功能性指的是完成某一項任務的效率，而生態性則是指多樣性。魯安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人們對於城市的理解，正從原來的技術和能源的角度，即可持續的角度，轉向一個更新和更全面的角度——把城市看成生命共同體共同的居所。
隨著雙年展的開幕，這項社會實驗的結果向公眾展示。38位學員的作品被安置在一個洋紅色的快遞櫃中。學員將自己在三個月中對「附近」的感受，以藝術作品的形式展示出來，包括聲音、文字和繪畫。
「你們怎麼比我還慘」
最初，何志森對附近的理解更多是物理上的距離。2020年，他搬進一個二三十平方米的單身公寓，和鄰居的關係並不和睦。隔壁的情侶經常在凌晨四五點回來，然後開始喝酒轟趴，何志森難以入眠，溝通也不見成效。後來，鄰居換成吵鬧的孩童，幾乎每天都能聽到刺耳的尖叫。何志森一想到附近便想到這些，「我對附近並不是那麼渴望」。
不過，何志森很快意識到，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當鄰居介入自己的生活，他無法逃避，「附近是一種日常必須經歷的事情」。上海疫情期間，何志森在網上看到很多小區出現互助場景，鄰里建立了臨時性的附近關係。
「你必須懂得如何包容、理解，與你不喜歡的人相處。附近是要培養這樣一種社會智慧，而網際網路世界是要消解這種智慧的。」項飆接受採訪時說，「社交媒體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為它通過大數據對你進行篩選、匹配，讓你聽到你想聽的東西，你不理解不喜歡的東西好像不存在。即使你把線上的關係轉到線下，那也是預設好的，這對我們理解社會的具體構成、社會裡的多樣矛盾並沒有幫助。」
項飆與何志森交流時提到，自己反感理論，非常欣賞通過社會實驗藝術去介入和理解一個詞語。「如果『附近』只是局限於一個詞的總結或者提煉，其實最終回不到個體生活跟社會參與當中。」何志森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大家知道『附近』的概念，但當你親身行動的時候，才會理解附近是怎麼形成的。」
工作坊收到了四五百份的申請，都是年輕人。何志森最終選出了65個，他們來自不同的城市，有大學生、公務員、公司職員、藝術家、媒體記者、自由職業者、失業人員等。「他們內心都有各種各樣的困惑和焦慮」，更不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無法逃避的「附近」。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社會實驗便已經開始了。何志森希望他們能夠記住每一個人的名字，並試圖讓他們在第二天喊出來。何志森早年在澳大利亞工作，另外一個公司同事，他們只見過一面，對方卻能準確叫出何志森的名字。原來他有一個小本子，將見過的每一個人的名字寫下來，並畫一幅畫。「名字為什麼這麼重要？這是對一個人的尊重。」何志森說，「這是關於附近的第一課，看見具體的人。」
似乎每個參與者都有或多或少的心理問題。何志森隨即釋然，學員本就是帶著困惑而來，「這不是一群打了雞血的小孩」。據學員潘帕克回憶，第二次線下討論的時候，大家各自分享自己的過往，輪到學員莊淑儀的時候，她哭了出來：「我以為我已經夠慘了，你們怎麼比我還慘啊，這樣好像我都沒有那麼慘了。」何志森記得，有一位學員突然消失了，過了兩個月又重新出現。何志森問她去了哪裡。她說老公得了抑鬱症，住進了醫院。
這與何志森本人截然不同。如果是年輕的時候，何志森很難去參加一個類似的工作坊，因為那時候他是一個「雞血式」的年輕人，他也沒有受到太多家庭方面的控制和約束。何志森大部分時間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動，對物質也沒有多大的欲望：「工作坊的大部分學員，我覺得他們是想做自己，他們找不到自己，這是普遍的一個問題。」
盧子藝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參加工作坊的有些人有職業困惑，有些有家庭困惑，還有一些是情感上的困惑。
傾述和傾聽永遠是工作坊最重要的事情。三個多月的時間，在咖啡廳、酒吧、大排檔、美術館、廉租房，何志森一直在和他們聊天，想要知道他們無法逃離的附近究竟是什麼。直到第二周，在城中村，學員林立風敞開自己。
「何志森問我的附近是什麼，」林立風在文章中寫道，「我告訴他，我沒有附近，只有無邊的孤獨和恐懼。」何志森「逼問」林立風是不是在逃避一些東西。林立風想起小時候住在石牌村，母親拿起手邊的衣架、菜刀等懲罰、恐嚇他，他只得通過散步去緩解。
隨後，更多的人開始講述。實際情況遠比想像中的複雜。這些學員有直接性的困惑，比如抑鬱症、家庭暴力、原生家庭、親密關係、性取向，他們也面臨社會性的困惑，比如內卷、工作、孤獨。
跳出來，看見他者
項飆回憶起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一個故事。一個朋友十幾歲從浙江老家來到北京，很快在王府井租到店面，跟當地街道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項飆好奇朋友的秘訣。答案讓人啼笑皆非，朋友能幫居委會抓小偷。在過去擺攤與城管的「鬥智鬥勇」中，他需要細緻觀察周圍環境、人、事，方便逃跑。因此對於那些同樣需要觀察環境的小偷，他能預判對方的行動。
項飆在早年的社會學作品《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中詳述了類似的故事。在「浙江村」的六年，項飆研究了這個著名流動人口聚居區的形成，「基於對人的具體行為的直接觀察，描寫在日常生活中，『關係』如何重疊而成為一個社區」。按照項飆的定義，「系」是以某一行動者為中心的多種關係的組合，系的變化和不同系的互動促進了浙江村的形成。
一次視頻聊天中，項飆向學員分享自己1994年的經歷。他去東莞做調查，在火車上聽到廣播裡說「注意行李」。同行的同學說，這是在提醒你不要信任別人，「戒備成了一種成熟」。項飆聽罷放下了戒備，然後，他貴重的隨身聽丟了。在這次輕鬆的視頻聊天中，學員依次發言，項飆逐一點評，他想告訴年輕的學員應該怎麼理解「戒備」。
「看見最初500米」工作坊視頻交流截屏。 （受訪者供圖/圖）
何志森很早就和項飆達成了共識，項目絕不能演變成一個治癒痛苦的工作坊，而是短時間內打開學員的內心，讓他們放下戒備後跳出去，最終看到與自己利益無關的人或事。這些年輕人最初在申請中提到自己對附近的理解，何志森從中幾乎看不到他們對身邊陌生人的關心，比如體會樓下回收垃圾者的辛苦，思考可以怎麼改善他們的生活。
何志森鼓勵學員們從觀察自己的附近出發，最終延伸到對他者的關懷。
一個名為「行者」的學員觀察的起點是地鐵車廂。她拍下了乘客們的手機屏幕，儘管車廂里人流密集，但似乎人們彼此被隔絕在網絡中。有人在奮力考證，有人在關心國內外新聞，有的則在求職、做視頻、選餐廳、訂航班、看成人小說……
還有許多學員的觀察始於城中村。何志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項目沒有任何補貼，為了省錢，年輕的學員大多租住在城中村。楊春旭是非遺工作者，居住在廣州大塘的城中村。「布，是大塘的石油。」楊春旭觀察到這裡有大量製衣作坊，它們在深夜仍然燈火通明。楊春旭很快看懂了運布、拉布、裁剪等製衣流程，還注意到「招工橋」以及橋上等工作的人。一位當地阿姨告訴他，自己的工作通常在晚上，一做一個通宵。聊天的時候是凌晨一點，阿姨回答「還早」。這位年輕人寫道：「3毛一件，3個小時賺了45塊錢。」後來楊春旭得知這位阿姨住在房租500元一個月的城中村，「總覺得人活了一輩子，不應該一直這麼辛苦」。
楊春旭的觀察格外細緻，他還記錄到「嚴禁人員滯留」的牌子下到處是滯留的人群。後來，他收集了布匹工人遺留的碎布，做成了某種「蛋白質」的狀態，「它是大塘那些布的縮影，是各個環節的人們所留下的痕跡」。
何志森回憶，有一位不喜歡與人交流的學員，為了尋找自己的附近，參加了公園的「推手」。這是源自太極拳的一種體育互動遊戲，兩人面對面站立，伸出胳膊運勁相抵，不允許觸碰對方其他部位。這位學員後來對何志森說，一直以為自己不幸，但在這種互動中慢慢對他人的遭遇感同身受。
影像工作者王麗思2020年認識了84歲的芳姐——廣州最早一批跳交誼舞的人之一。兩年後，他在舞廳重新見到芳姐，並認識了更多的舞客。王麗思和舞客們吃飯，席間聽他們聊舞廳里的情情愛愛，這群60歲以上的老年人們並不諱言性與荷爾蒙。「我在害怕什麼？」王麗思自問，難道老人只能談天氣和子女嗎？
時間久了，王麗思和她們聊起舞伴、異性，故意問為什麼不叫老伴一起來跳舞。舞客們回答老伴「無聊」。王麗思由此窺見婚姻的另一面，就像一個舞客回家之前要脫下鮮艷的裙子，換回長褲。
「玲姐回憶起年輕時在廣州當小學老師，校長帶著老師們抽乾游泳池裡的水，在裡面跳了一晚上的舞。」王麗思如此寫道，「過去是美麗的夢和理想，現在是藏在舞裙下面，膝蓋上的護帶。」在舞廳，王麗思看到了附近，並用30個試管收集了舞客們的汗水，命名為「lover」。
據何志森觀察，課程結束後，那些留下的學員和作品，自我的界限逐漸消失了，更多的是「他們的附近」。
陳雯琦是人類學專業的大學生，作品是「綁」。搬來廣州橫沙村第一天，她和朋友注意到了坐在陽台上的老爺爺，朋友說「他肯定很想和人說話」。陳雯琦向老人揮手，老人揮手回應。一天，鄧奶奶出現在陽台：「他聽不懂的，你要幹什麼？」原來爺爺患有阿爾茨海默病。
有一天，陽台上多了很多布條，爺爺被框在其中，被外出的鄧奶奶限制了行動。鄧奶奶向陳雯琦說起一串數字：「2012年退休他就中風，10年進了7次醫院，去年進了2次，一次15天，一次18天，33個夜晚我都沒合過眼……」再後來，彼此愈加熟悉後，陳雯琦得以看到更私密的一面。奶奶攙扶著爺爺立起來，用布條和一床毯子裹在他身上，再讓他慢慢躺下。
奶奶提起，年輕時她和同事們去全國各地開會，見識了北方的澡堂和北京的長城。後來，看護家庭成為她生命的一切，照顧婆婆三年，照顧父親半年，照顧退休卻突發腦梗的丈夫，並看護終日臥床的母親。送走母親時，她已經八十歲了。
陳雯琦記錄道：「『要不是被老爺子綁在這裡，』奶奶說，『我早出去旅遊啦。』」
在公園裡的推手活動中，參與者通過互動感受他人的遭遇。 （受訪者供圖/圖）
把自己作為方法
項飆有自己觀察附近的方法，進入「浙江村」，他扮演過四種角色。一開始是「要寫論文的學生」；進入社區後，他開始在浙江樂清縣駐京聯絡處幫忙，充當臨時文書；接著，他成了社區社會小組的一員，幫助發展組織，從外人變為自己人；最後，他成了顧問，被社區中的人當作熟悉內部錯綜複雜關係的人。
如今項飆住在德國，他不會德語，交往受限，但仍然在有限的觀察中了解鄰居的生活狀態。「建立附近感，並不意味著你要一定要外向、愛說話。即使你不跟任何人說話，你依然可以在附近學到東西。最重要的是理解到生活的具體和複雜。」
何志森也善於觀察，大約在2017年，他梳理長沙街頭一對唱戲的夫妻的行動軌跡，發現他們經常在報刊亭旁邊演出，原來是考慮到人們買完報紙更容易把零錢贈給他們。更早的時候，為了完成畢業論文，他觀察了超市裡幾百位顧客，並獲取他們的購物清單。
「第一天我就跟學員們說，我們沒有任何方法。」何志森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項飆寫了一本書叫《把自己作為方法》。我很怕把自己的方法給他們，變成一種標準答案。我會引導他們，提醒他們。他們會挖掘一種自己的方法。」
建築學院本科生龔翼最終的作品呈現的是一幅地圖。他在石牌村租下了一間15平方米的單間，附帶一個小陽台。他觀察村子，從北牌坊進入，沿著主路一路前行，並將沿途所在詳細繪製成地圖。根據他文章所述，地圖有四個版本，起初是拼接的衛星圖，僅僅呈現村子的「密度」；後來，加入村裡的街道網絡、道路寬度和名稱。當他正式搬進去，繪製出了建築輪廓，標註了重要的地點。當他準備在城中村做一個陽台美術館的項目，何志森提醒他，應該邀請村子裡的人作為共建者，與他們的聯繫隨之發生。
學員陳丹介入附近的方法是「吃」。比如，吃到中大布匹場附近的腸粉館，她就開始觀察布匹從業者的生活狀態和物流運輸狀態。最終她走訪了廣州30家潮汕腸粉店，看到了三十種附近。
項飆由此提出要「重建附近」，注意身邊的人和事，並開口說話。
搭訕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丘丹琴的作品是《界》——她在城中村做的握手樓實驗。她用鏈條將兩個窗戶的防盜窗連接在一起，前三周沒人理睬，此後有鄰居向房東投訴。丘丹琴和同住城中村的學員在家裡模擬對話，第一步說什麼，被拒絕後應該說什麼。後來，類似「要不要抽菸」這樣尷尬的搭訕似乎沒起到任何作用，鄰居一直關閉房門。直到丘丹琴把鏈子送給鄰居當晾衣杆，鄰居很滿意，說「橫著釘釘子，可以掛衣服」。
何志森記得學員路宇瑤與「十塊錢」的故事。初到廣州，路宇瑤找房子，碰到羅阿姨的中介店，看房後，她不滿意，阿姨提出要收十元看房費，結果她徑直離開了。後來租到的房子恰好在羅阿姨店鋪對面，路宇瑤一度感到尷尬，想要換租。何志森則覺得，應該主動去打破這個局面。
路宇瑤去和阿姨搭訕，一直落得個冷漠回復。直到第三次，阿姨剛租出一套房子，心情大好，她們一起去吃了飯，然後去海邊唱歌。在更多的搭訕中，比如誇獎「衣服真好看」，以及幫助阿姨調試琴弦，她們建立了親密的連接。路宇瑤在阿姨家吃飯，一起打掃衛生，後來還為阿姨做了租房海報，彼此建立了更親密的關係。路宇瑤稱之為「溫暖的附近」。
項飆說，看見最初500米，「我們可能會發現一個新的世界，原來我們的身邊那麼豐富，那麼複雜，而這些到最後都可能能夠幫助我們進行社會修復，也就是把那些淡漠的、碎片化的、斷裂的關係重新給修補起來。」
看到附近，然後呢？
「工作坊不一定對每個人都有啟發。可能工作坊結束之後，他們又回歸到了之前的狀態。」何志森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盧子藝就是這樣，在她看來，自己建立的連結在項目結束後就會斷掉，「而有些人是真的跟一些人建立了很深的連結」。
唐子涵介入附近後，結果比想像的好很多。她是攝影師，父親在5月末突然查出了肝癌和胰腺癌晚期。她的作品是「學會講話」，第一句話便是面向父親，終於說了一句「我愛你」。
「不要去逃避這些關係。當你去表達自己的時候，才能夠把所做的一切讓其他人看到，他們會做出相似的行動。所以這種行動是有公共性的，寫成文字也好，拍成影片也好，會鼓勵別的人。」何志森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林立風曾偷偷錄了一段和媽媽吵架的視頻。回頭去看，在那段視頻里，他聲音很大、語言粗暴，媽媽反而沒有任何反對聲。林立風開始理解，這可能不只是媽媽的錯。後來，他開始從親戚和媽媽的朋友身上去分析家暴的原因：他的媽媽過去到底遭遇了什麼？在親戚眼裡，他媽媽是正常的，後者多次問親戚，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為什麼兒子一直不和自己說話。
「我把一切問題都怪向她，卻沒有想到她的附近500米，其實只有我一個人，她唯一的兒子。我的母親沒有任何娛樂活動，過著公司和家兩點一線的生活。每次回家看到我，母親都試圖討好我。」林立風說。
他淚流滿面，開始走出自己的房間，坐在沙發上聽母親的抱怨。他們仍然在吵架，但他在慢慢改變，開始去觀察母親的變化，關心母親的需求，雖然仍然艱辛。何志森鼓勵林立風給媽媽寫一封信，或者三個人一起聊聊天，林立風拒絕了。
結束工作坊之後，何志森仍然與一些學員保持聯繫，他們不再聊困惑，轉而聊一些輕鬆的內容。何志森一直在反思整個過程，當學員們把內心的困惑呈現出來，甚至變成作品，「挺殘酷的」，但「如果沒有作品，這個過程就變成心理輔導了，你必須要創造一個展示給公眾、他們能夠共情的東西」。
工作坊臨近結束，項飆希望學員們能夠形成手冊性的東西。「我想這一切都非常值得記錄下來，」項飆在上述視頻中說，「因為它不僅僅是一個概念上、設計理念上的交流，它確實是要混在一起，用你的身體感知這些人的存在……」
多位看展者告訴何志森，他們對快遞櫃中故事的了解來自旁邊的保安。洋紅色的快遞櫃如今已經被塗鴉塗滿。像在許多景點中那樣，過路者在快遞柜上匆匆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祝福，至於柜子里每個作品背後的故事，有多少人願意停下來細看？何志森不喜歡塗鴉，但還是把它們保留下來，作為整個作品新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記者 張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