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考公入仕即使宦海沉浮，但對於個人、家庭或者一個家族來說，至少是減輕甚至是免去了無米之炊的後顧之憂。為了進入仕途，大文學家韓愈三次吏部考試不過，最終放棄而進入藩鎮幕府就職，為的就是難世下的一份溫飽。
但人在則權在，權在則勢必會對事物發展的制度產生影響。這種人治的精髓，在人事運作中尤其如此。寒窗苦讀的舉子，往往因為上層官僚經意或不經意的一句話而「學海無涯苦作舟」；相反，權勢子弟也就能占用他們的名額了。
中唐時期，權臣李實的一則故事頗有代表性。
李實為李唐宗室，唐德宗貞元年間末任京兆尹，封嗣道王，很是得到性好猜忌的德宗的寵信。史書上記載他為政猛暴，聚斂進奉。韓愈就是因為向德宗上疏揭示京兆府治下的一些民間疾苦，矛頭直指李實，因而得罪了他。而幾經周轉終於到中央得到任命的韓愈，反手就遭到李實在御前的誣陷，被遠貶為山陽縣縣令。就是這個李實，也利用他的權勢，插手科場。
《舊唐書》記載，當時的朝廷的大筆桿子權德輿為禮部侍郎、知貢舉，全面負責招錄當年的科舉公考工作。李實私下裡向權德輿提出舉薦人選，為權德輿所拒，李實就索性公然提出二十個人的名單，強迫德輿接受，並且說：
「可依次第之；不爾，必出外官，悔無及也。」
今日來看，這完全是一副社會無賴流氓的口吻。他的要求是不單提出的二十個人都要錄取，而且名次也要依他所定，如果不聽他的話，就要貶為外官，那時就是「悔無及也」。
《舊唐書》記載，「德輿雖不從，然頗懼其誣奏」。
權德輿最終是頂住了壓力，但想必也是預料到了將來在朝中會遇到的種種非難和阻力。這個「頗懼其誣奏」中的「頗」就是很傳神的一個記載。
但權德輿沒有被貶出，也並不是因為李實沒有去「誣奏」，而是因為不久唐德宗御駕歸西，唐順宗即位了。而唐順宗又患有嚴重的中風，說話種種正常的生活起居都無法自理，朝政大權落在著名的「二王八司馬」王叔文集團手中。在後來開展的「永貞革新」運動中，將李實貶責為通州長史。可見，如果沒有一系列發生的偶然事件，權德輿受到李實的誣害則成為必然。
這就產生一個問題：唐德宗為何會如此信任並重用李實這樣一個欺上瞞下、禍國殃民人物？
這裡不談李實與唐德宗的「私關係」，而是換個角度，從人情社會的角度談一談。
在權力與勢力的影響下，本來循規蹈矩的制度性工作往往會成為上層官僚口頭性工作。在順應著他們的意思的情況下則稱為「照顧」，不順應他們的意思則稱為「命令」。關乎舉子入仕這種堪比性命攸關的人生大事尚且如此，那麼官僚隊伍的提職晉級則更有過之了。
這種口頭性工作的妙處在於，在口頭不留痕的情況下，要求者不用為被要求者的選擇買單。順應者自然成為了政治利益的合作夥伴；逆行者自然成為了日後肅整的敵人。
客觀地說，唐代的科舉考試制度並不像後來的明清如此嚴謹。舉子向考官「投文」、行賄，找權貴打招呼送禮更是家常便飯；同樣的，考官也沒有幾個能像權德輿這樣在權衡利弊之後還能如此堅挺，大部分都是順水推舟秉承旨意辦事。同樣，權貴要求考官強使其親故及第，皇帝要求中樞按喜好提拔官員，這在唐代社會中是屢見不鮮的。
所以從這個層面來說，當大環境都是人情是社會下的秉私辦事時，李實這種人能在朝廷如魚得水就不難理解了。
權德輿沒有被貶出，不是因為李實沒有去「誣奏」，而是因為不久唐德宗御駕歸西。李實被貶，不是因為李實的禍國殃民，而恰恰是因為唐德宗的鼎湖龍去。畢竟，一朝天子一朝臣，李實被貶，只不過政治運動中正常的新陳代謝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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