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雅靜|早朝大明宮唱和詩的傳播與接受

編者按：原文刊載於《杜甫研究學刊》2022年第1期，總第151期。

李雅靜，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後

同題共作，在中國古典詩歌史上並不罕見。乾元元年（758）春，中書舍人賈至作七律《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一時「傾動朝士，朝士爭起而和之」。王維、岑參、杜甫等大家皆有和作，遂演變成同題共作的一樁盛事，格外受到矚目。「這四首詩，古代是一直被人傳誦的，也有些詩論家評論其優劣」。當前學界亦有較多探討，但大多仍是引述前人論爭，再從不同角度展開批評鑑賞、一較高下。儘管評判見仁見智，迄無定讞，卻也增進了對詩歌文本的理解和審美價值的體認。不過，既然四詩皆非完璧，各有優劣，為何能在漫長歷史的汰選競勝中脫穎而出？又為何能垂範後世而引人聚訟？僅停留於詩歌內部的比較分析，無法作出全然充分的回答。因此，本文嘗試轉換視角，從傳播和接受的立場出發，梳理這組唱和詩的歷史演進脈絡，揭示其承續遞變的具體動因與潛在特性。

一、別集並載與傳播路徑的拓展

文獻的載錄與保存，是文學作品傳播接受的首要環節。就獨吟詩篇而言，詩人別集的各自收錄，是常見且普遍的方式。然而對文本內容彼此關聯的唱和詩來說，它們作為一個整體，更能發揮徵信考實的效用，更能豐富創作現場的信息。「蓋古人倡和，意皆相答，不似後來之泛應。必聚而觀之，乃互見作者之意，是亦編次之不苟耳。」因此在編集的過程中，通過別集並載的形式共時存錄，成為唱和之作的一大優勢。這在倚憑更多別集拓展傳播路徑的同時，也規避了單一別集亡佚帶來的風險。這一點在四首早朝唱和詩的傳世過程中便有所體現。

按照常規，別集對己詩的存錄，自然也是這組唱和詩的流傳方式之一。其中，王維和岑參的別集屢見刊刻，各自收有獨創之作，但編入其餘三詩的情況不多見。現存最早的王維別集，一為宋蜀刻本《王摩詰文集》十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一為宋建昌本《王右丞文集》十卷（日本靜嘉堂文庫藏），二書只錄王詩。而翻檢宋以後的重要王集校本、注本，如劉辰翁《須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四部叢刊》景上海涵芬樓藏元刊本）、顧起經《類箋唐王右丞詩集》（明嘉靖三十五年錫山顧氏奇字齋刻本）、顧可久《唐王右丞詩集注說》（明萬曆十八年吳氏漱玉齋刊本）等，也僅有王詩。唯清代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並錄四詩。至於現存岑參別集，除半部宋刊本殘本外，其餘皆為明以後刊本，又分宋刊分體七卷本和宋刊不分體八卷本兩個系統。分體七卷本《岑嘉州集》（《四部叢刊》景明正德十五年濟南刊本），為現存最早分體本，收有岑詩。而宋刊八卷本成為一個系統，主要得益於張遜業所輯「十二家唐詩」中的《岑嘉州集》（嘉靖三十一年江都黃埻東壁圖書府刊本），此本也只錄岑詩。另有吳慈銘手校、周叔弢跋「精審為余所藏諸本之冠」的明刊本《岑嘉州集》，收錄情況與上述無異。由此可大致推斷，岑參別集應是僅收己作。儘管如此，王、岑別集的傳世至少保證了部分篇目的傳播，也足以提示唱和共作的相關語境，進而驅動讀者自行補足和參讀。

真正使用並載體例留存四詩的是杜集文獻。別集對他人相關詩文的並載，最早可溯源至周秦子書的附載模式，並在寫本時代就已成為通行的編次體例。而杜甫別集對四詩的並載，在《文苑英華》中已有記錄。《文苑英華》卷一九〇「朝省」詩下，先後收錄賈至、王維、杜甫、岑參詩。其中賈、王、岑三詩，各自署名下均有「附見杜集」字樣，而四詩中的異文校勘也遵循「集作某」格式，可見《文苑英華》編撰時所據杜集，已將四詩並錄。現存最早的杜集祖本，為治平間裴煜補遺嘉祐四年（1059）王琪刊定寶元二年（1039）王洙編訂本（簡稱「二王本」），雖較《文苑英華》晚出，但卷十亦以「賈至、杜甫、王維、岑參」的次序收錄四詩。此後，重要的杜集版本大多遵循這一併載體例。以下選取部分杜集，依編集時間先後，條陳四詩的收錄情況、排布次序，略可為證：

需要說明的是，儘管宋代以來「千家注杜」之風使杜集數量遠勝於文學史上其他詩人，但並非所有杜集皆載四詩。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已提到這一現象：「老杜《和早朝大明宮》詩……賈至詩云……老杜詩云……王維詩云……岑參詩云……今蘇台、閩中《杜工部集》本，皆不附此三詩，惟錢唐舊本有之。」蘇台本、閩中本、錢唐舊本，今均佚失無考。但據此可證，不同杜集對四詩收錄情況也不全然一致。然而至為關鍵的是，仍有較多的、重要的、傳世的杜集文獻，恰如上述諸例，成為早朝四詩不容忽視的保存和傳播載體。

事實上，杜集的四詩並載，的確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四詩失傳的風險。此次唱和活動的發起者賈至，原本也有《賈至集》二十卷、別集十五卷，卻在南宋初期亡佚。明清以來，由於唐詩總集的編撰，賈詩得到輯錄彙編。但限於所覽文獻，遺漏甚多，如明代《唐音統簽》僅收賈至詩32題36首，其中就刊落早朝詩。明代《唐詩紀》、清代《全唐詩季振宜寫本》及御製《全唐詩》搜羅更全，三者迻錄早朝詩，文字與校勘均同：「銀燭熏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繞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詩內還夾附異文：「熏」一作「朝」，「繞」一作「滿」，「惹」一作「染」，「上」一作「里」。巧合的是，這些異文在杜甫別集所載賈詩中皆為正文。雖然明清唐詩總集的賈詩來源難以查考，但極有可能是以所見文獻為據，再利用杜集加以參校。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將各家詩歌收攏並載，是別集單傳之外的又一重要渠道，能更大限度保證唱和詩的完整流傳。畢竟別集本身的存佚難以預料，歷世既久，刊刻又少，或損於時光，或毀於兵燹，都可能致使散佚。就四首早朝詩而言，它們同時創作又相互關聯，才能依附數量多、讀者廣、有巨大影響力的杜集留存，並在歷代杜集編撰過程中，形成穩固強大的並載傳統，不能不說是一種被選擇的幸運，也造就了一種相對獨特的傳播方式。

在別集之外，選本的作用也不容忽視。選本既有「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的遴選作用，也有「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的保存功能。因此詩歌選集對四首早朝詩的遴選與保存，同樣衍生成共時傳播的路徑，不僅接續著後世讀者的認知，也凝聚起潛在的審美認同。

披覽現存唐詩選本可知，自宋至清的重要選本，大多全部或部分選錄四詩。就筆者眼力所及，四首全錄的有：方回《瀛奎律髓》、高棅《唐詩品匯》《唐詩正聲》、胡纘宗《唐雅》、張之象《唐雅》《唐詩類苑》、唐汝詢《唐詩解》、陸時雍《唐詩鏡》、周珽《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顧有孝《唐詩英華》、徐倬《全唐詩錄》、康熙《御選唐詩》、王相《千家詩》等。部分選錄如：周弼《三體唐詩》（2首）、元好問《唐詩鼓吹》（2首）、楊士弘《唐音》（3首）、李攀龍《唐詩選》（3首）、金聖歎《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等六種》（3首）、王夫之《唐詩評選》（3首）、沈德潛《唐詩別裁集》（2首）、孫洙《唐詩三百首》（2首）等。在這些選本中，有些代表精英文士的詩學旨趣，如楊士弘《唐音》、高棅《唐詩品匯》；有些則為進呈御覽，甚至成為官方教材，如徐倬《全唐詩錄》、康熙《御選唐詩》；還有些是兒童學詩的啟蒙讀物，如王相《千家詩》、孫洙《唐詩三百首》。雖然編撰目的和受眾不盡相同，但選家的青睞卻間接影響著讀者的集體選擇。再加上不少選本頗負盛名，自身流行程度很高，更助推了入選詩歌的流傳。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選本之所以不收四詩，恰是因為它們被時人過於強調而被編者排斥。如王士禛《唐賢三昧集》收有王維、岑參、賈至詩歌，卻未錄這組唱和詩。對此《然燈記聞》有所說明：「吾蓋疾夫世之依附盛唐者，但知學為『九天閶闔』『萬國衣冠』之語，而自命高華，自矜為壯麗，按之其中，毫無生氣。故有《三昧集》之選。要在剔出盛唐真面目與世人看，以見盛唐之詩，原非空殼子，大帽子話；其中蘊藉風流，包含萬物，自足以兼前後諸公之□。」儘管王維此詩作為標靶受到批判，卻足以從側面反映出其時選本收錄的普遍與時人接受的深入。

從文獻留存的角度看，四首早朝詩既依靠各自別集單獨收錄，擁有與獨吟之作同等的傳世機會；又因其共同的創作語境，使它們在單一流傳的情況之外，另有集體存錄的契機。以杜集文獻為主的別集並載，與眾多重要唐詩選本的輯存，使四首早朝詩得以匯聚一帙、共時載錄。依託杜甫別集和重要選本的知名度和通行量，四詩的傳播隨之拓展，影響也漸次擴大。與此同時，黏合比並的文本形態，也為閱讀分析帶來了便利。如果說「比而觀之，以盡其意」是為還原詩歌創作的背景和詩意，那麼在這個過程中，詩歌自身的邏輯結構、意義指向、修辭表達勢必被納入考量與比較，也就助力了詩歌之間的對比與批評。

二、定其次第與批評場域的形成

以詩評家為主體、以詩話為載體展開批評，是眾多詩歌在接受過程中所共有的現象。而圍繞這四首詩歌，如何定其次第卻成為諸家論爭的核心問題。從外因上看，別集選本將唱和詩蒐集並置，無需補足即可備覽，為對讀的發生創造了客觀條件；從內因上看，共同的創作語境，既使詩歌之間相互關聯，又會激發其間潛在的競爭性質。評定者通過對詩歌的優劣裁奪，建立話語權力，藉以反映其詩學理念。當處於不同時空的批評者斡旋於同一議題，彼此之間立論辯駁，各種排序相互疊合，最終便形成一個涵容豐富、貫通古今的批評場域。這不但有效調動了讀者興趣，吸引持續關注，擴大詩歌聲名；也折射出鑑賞視角與審美趣味的代際變化，為四詩積澱了豐富的闡釋蘊涵。

宋代詩話筆記已對這組詩歌有所評議，尤其對杜詩表現出強烈推崇。根據《文昌雜錄》記載：「禮部王員外因言和詩最為難，唯唐賢尤工於此。賈至《早朝大明宮》曰……王維和云云……杜甫和雲……，三篇皆用鳳池事，唯工部尤出於二公。昨建三省待漏院，書此詩為屏風焉。」《文昌雜錄》是龐元英元豐五年（1082）至八年在尚書省任職時所記，其見聞多是親歷，極具歷史價值。此處所引王子韶「工部尤出於二公」之評論，以及屏風所書杜詩，即體現出鮮明的崇杜傾向。這種傾向性在詩歌批評中顯得更為突出，他的很多論述並未對四詩給予明確排位，但其討論重點與褒揚態度卻始終指向杜甫。

譬如對杜詩「旌旗日暖」句的探討，就充分說明了這點。蘇軾曾將杜、歐七律並稱：「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雲『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不過蘇軾此言寥寥，僅以「偉麗」二字概括，未有深鑒。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徵引蘇軾此言，又有更多闡發：

聖俞《金針詩格》云：「有內外意，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含蓄，方入詩格。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旌旗喻號令，日暖喻明時，龍蛇喻君臣，言號令當明時，君所出，臣奉行也。宮殿喻朝廷，風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

……

余謂論詩若此，皆非知詩者。善乎山谷之言曰：「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詩委地矣。」

胡仔所引《續金針詩格》雖是北宋時期託名梅堯臣的詩格著作，但也可代表宋人觀點，即從托諷的角度深鑿「日暖」句的寓意。胡仔借黃庭堅《大雅堂記》的觀點反對穿鑿解說，然而並未否定杜詩原句。而且從「老杜《和早朝大明宮》詩，賈至為唱首，王維、岑參皆有之，四詩皆佳絕」的評價來看，胡仔對四詩整體讚譽極高。不過當評價落實到具體詩人時，杜甫的詩作卻最受矚目。針對「日暖句」，無論是讚譽其表達偉麗，還是論證其是否托物比興，都是從不同視角給予杜詩以更細緻的觀照。到宋末元初，蔡正孫《詩林廣記》也記載梅、胡二家觀點，可見上述評論在宋代頗具代表性。

明代詩論對四詩次第的評判，較之前代更直接顯豁。面對胡仔「四詩皆絕佳」的寬泛稱讚，明人張志淳持反對意見：「四詩至雖首倡，視三詩少劣，岑不及王，杜前四句渾雄奇特，三家皆當遜，後四句似乎力竭，視王若少貶焉。胡皆以佳絕，似欠別白矣。」張氏雖未列具體排位，但表露出明顯的個人傾向。謝榛《四溟詩話》也記錄過與友人討論的過程：「予客都門，雪夜同張茂參、劉成卿二計部酌酒談詩。茂參曰：『賈舍人《早朝大明宮》詩及諸公和者，可能定其次第否？』」由於張茂參的發問，劉、謝二人則據己偏好，定其次第，結果張定為「杜、王、岑、賈」，而謝認為要「顛之倒之」，二人意見完全相左。

然而論次第、比高下皆為表象，不同排序的依據實則都植根於對詩歌文本的解讀和對藝術水準的判斷。明人胡應麟的系列論述，充分體現了這一表里關係。他認為「唐人每同賦一題，必推擅場……《早朝》，必首王維」，而「杜之《和賈》，大減王、岑」。在《詩藪》中，他給出了具體分析：

《早朝》四詩妙絕今古。賈舍人起結宏響，其工語在「千條弱柳」一聯，第非作者所難也。工部詩全首輕揚，較他篇沉著渾雄，如出二手。「朝罷香菸」句，王道思大譏之，然是和舍人「衣冠身惹御爐香」意耳。賈此句，顧華玉亦有「近拙」之評。王、岑二作俱神妙，間未易優劣。昔人謂王服色太多，余以它句猶可，至「冕旒」、「龍袞」之犯，斷不能為詞。嘉州較似工密，乃「曙光」、「曉鍾」，亦覺微類。又「春」字兩見篇中，則二君之作，尚非絕瑕之璧也。

細校王、岑之作，岑通章八句，皆精工整密，字字天成。頸聯絢爛鮮明，早朝意宛然在目。獨頷聯雖絕壯麗，而氣勢迫促，遂至全篇音韻微乖，不爾，當為唐七言律冠矣。王起語意偏，不若岑之大體；結語思窘，不若岑之自然；頸聯甚活，終未若岑之駢切。獨頷聯高華博大，而冠冕和平，前後映帶，遂令全首改色，稱最當時。大概二詩力量相等，岑以格勝，王以調勝，岑以篇勝，王以句勝；岑極精嚴縝匝，王較寬裕悠揚。令上官昭容坐昆明殿，窮歲月較之，未易墜其一也。

上述所引第一段中，胡氏指出了賈、杜二詩的特點，又揭櫫王、岑二詩在用字上的重複。第二段則更詳細地從篇章、聯句、用字、音韻、格調以及詩意、詩思、語用、風格等方面，對王、岑之作進行比較與權衡。如果說宋人偏向摘句評論，明人則注重詩聯之內與之間更精嚴的形式構成。正基於對字、詞、韻以至聯、篇的分析，才有好評高下、爭推擅場的話語提煉與呈現。

清人沿襲明代的鑑賞方向，又開掘出不同的角度，最突出的是將詩歌是否和意作為判斷標準。如周容《春酒堂詩話》：「《早朝》四詩，賈舍人自是率爾之作，故起結圓亮而次聯強湊。少陵殊亦見窘。世皆謂王、岑二詩，宮商齊響。然唐人最重收韻，岑較王結更覺自然滿暢。且岑是句句和早朝，王、杜未免扯及未朝罷朝時矣。」他從用韻與和意兩個角度，對詩歌進行分析比較，進而判定岑詩最優。而施閏章《蠖齋詩話》記載：

毛子大可夜酌，嘗言：「酬和詩不易作，如老杜一代詩豪，其和王維、岑參詩皆遜，《和賈至早朝》『春色仙桃』，語既近俗，即『日暖龍蛇』『風微燕雀』，並非早朝時所見，五六遽言朝罷，殊少次第，故當遠讓王、岑。……」一日語少子恪，恪誦吟一過，笑曰：「洵如毛說，則早朝時無『鶯囀』，亦不見『春色』。」余更思不可得。一日臥舟中，忽改數字云：「雞鳴禁苑漏聲殘，馬簇天街曙色寒。」景切而語實，且免復，末句「春」字，直是無瑕可指矣。……愚意「日暖」二句雖工，卻非早朝時所見，畢竟毛見為是。

毛奇齡指出，杜甫的和詩之所以遜於王岑二人，是因為「日暖龍蛇」「風微燕雀」並非早朝時所見，施閏章表示認同。其子施彥恪指出，若按毛氏說法，岑參「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句也未切實境。施閏章遂將岑詩改為「雞鳴禁苑漏聲殘，馬簇天街曙色寒」，認為不僅景切語實，並與末句「春」字不再犯重。阮葵生《茶餘客話》「耳食之陋」條則針對毛、施二人說法給予駁斥：「龍蛇燕雀二語，非身到其地，不知其確切不可易也。蓋龍蛇指旌旗繡繪者言，燕雀每於寅初時千萬成群，向北迴翔三匝而後散。遇陳設旌旗時，則其翔尤高。…… 雞鳴紫陌，正是禁城六街之曉景，若九天閶闔齊開，建章清漏乍歇，兩階屏息，萬籟無聞，忽然雄雞一聲，太不倫矣。愚山改紫陌為紫禁，與大可同一傖父。」阮氏認為杜詩和岑詩皆緊扣早朝之時境，而施閏章對杜詩的否定以及岑詩的改動皆不妥當。與上述諸家聚焦杜詩頷聯不同，何焯雖也站在和詩的角度，卻稱讚杜詩「後半詳敘和賈，較之王、岑，綽有餘裕，此筆力之高。『欲知世掌絲綸美』二句，他人但切舍人，此更切賈。」指出其結句不僅點出唱和之意，切合了賈至作為舍人的身份，同時還兼及了賈至父子同掌制誥的世職背景。

可以看到，圍繞四詩優劣，詩論家的觀照視角不同，最終結論也有差異。但對詩歌的接受而言，探討與爭論的過程本身，或許比獲得終極定論更具價值。無論是蘇軾、胡仔、張志淳前後相扣的闡述，還是胡應麟對王道思、顧璘觀點的徵引，又或是毛奇齡、施閏章、阮葵生的辯駁立論，皆以詩話為載體，將評判次第抬升為輿論熱點，並無形中構築了一個打破時空限制、內在肌理豐富的批評場域。這一方面吸引更多讀者從矛盾出發，在辨析不同的審美旨趣、思維方式、立場態度時，也促成詩歌文本的傳播與閱讀；另一方面，各方的話語競爭已然勾勒出批評史的豐富圖景，這是詩歌接受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在不斷打破陳熟經驗、拓寬前人視界以及對文本的深入解讀與細緻審視中，詩歌所具有的美學質素與豐厚涵義才得到彰顯，從而為其跨越文學疆界、接通文藝世界奠定了基礎。

三、頌盛情節與追摹風尚的演進

文學作品的接受具有積累性和層次性。如果將基於閱讀的文獻傳播與詩話批評，視作詩歌接受的原生層，那麼受其影響的再創作，則相對屬於次生層。這組唱和詩，雖然「題目無性情風旨之可言，仍是初唐應制之體」，但藉助詩人的高妙手筆，最終實現了政治意圖與文學審美的兼融。「讀者觀其氣格，詠嘆反覆，果能識某人擅場在某處，一一體會，久之出口自然雄高整麗，亦可以悟倡和之妙矣」。四詩在唱和中共同展現的「雄高整麗」，描繪出的盛世景象，在後世頗受追慕。它們不僅成為日後各體文學創作的重要參考，還成為書法名家書寫的文本，並以詩意脫胎或聯句獨立的形式變身楹聯，凡此皆促進了不同藝術領域間的互動，獲得了不同階層的青睞。作為「藝術先行者」的四首詩歌，由文學領域向外滲透，輻射出更為深遠的文化影響力。

當我們回溯詩歌的創作節點即可發現，在收復兩京後，唐王朝換來的也不過是片刻歡愉，安史叛軍依然猖獗。然而這四首詩卻以頌盛的姿態，藉助精嚴的七律和密集的意象，著力表現王朝的盛大氣象，以莊重華美的風格一掃戰後的衰頹悲颯之氣。比如眾所稱道的「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一聯，源自王維天寶三載（744）創作的《奉和聖制暮春送朝集使歸郡應制》，該詩有「萬國仰宗周，衣冠拜冕旒」一聯，描述州郡官員上京述職的盛況。而乾元元年王維對此句的再度加工、渲染和運用，與其說是映射現實，倒不如說是對過往的追懷和對未來的憧憬。方回《瀛奎律髓》就曾尖銳指出詩歌夸美朝政：「四人早朝之作，俱偉麗可喜，不但東坡所賞子美『龍蛇』『燕雀』一聯也。然京師喋血之後，瘡痍未復，四人雖夸美朝儀，不已泰乎！」儘管從真實性上看，未免不合時宜，但「俱偉麗可喜」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元代楊載《詩法家數》則說：「榮遇之詩，要富貴尊嚴，典雅溫厚。寫意要閒雅，美麗清細。如王維、賈至諸公《早朝》之作，氣格雄深，句意嚴整，如宮商迭奏，音韻鏗鏘，真麟遊靈沼，鳳鳴朝陽也。學者熟之，可以一洗寒陋。」他對四詩在氣格、句意、音韻上表現的富貴閒雅之氣極為激賞，封為楷式。而清人翁方綱則以「古人唱和，自生感激。若《早朝大明宮》之作，並出壯麗」的表述，強調詩歌在唱和之初共塑的遠超現實的壯麗風貌。

對後世的士人階層而言，與政治的親緣性，同樣促使他們對歌頌朝政、取愉上聽、博取功名、躬身政事飽含熱情。於是這四首原作，不僅成為他們賞讀品咂的對象，更是傾心摹創的範本。明代已有一些擬作、和作：

明光漏盡曉寒催，長樂疏鍾度鳳台。月隱禁城雙闕迥，雲迎仙仗九重開。旌旗半掩天河落，閶闔平分曙色來。朝罷佩聲花外轉，回看佳氣滿蓬萊。（高棅《擬岑補闕參奉和早朝大明宮之作》）

疏星殘月淡神州，黃屋紅雲拂曙流。玉筍班稠聞委珮，鈞天門啟動鳴球。光生虎拜沾優渥，喜溢龍顏得惠疇。慚愧微臣難報稱，金滕嘉繢願新收。（魯鐸《和王右丞早朝大明宮》）

紫宸初啟碧天長，鵷序瑤階曙色蒼。拜舞衣冠瞻舜日，昭回文物煥堯章。光生寶扇分鸞影，煙裊金爐燃獸香。共際明時諸宰輔，五雲深處侍天王。（胡所思《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

高棅之作屬於和意不和韻，以時間推移為序書寫所見景象，從曙光初現到入朝覲見再到天色漸明，前三聯的敘述節奏幾乎與岑詩一致，唯有第四句剝離了原詩唱和賈至的語境，歸結於祥和之景而非具體職事。魯鐸和胡所思則是和韻，所用意象也契合早朝之時、宮殿場景、君臣群像，以莊嚴場面襯托皇家威儀，結句重在表達對皇帝的稱頌。到清代則出現了四首皆和的組詩創作。如清代陳鵬年作於康熙四十年（1701）的《辛巳元旦，武林紀事，用唐人「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韻四章》。他曾於康熙三十年（1691）中進士，此後輾轉任官，此時正任河工。「芙蓉闕下報蓮籌，聖主遙聞卻雉裘」，說明其身未親歷；「待漏儼然瞻鳳闕，朝天密邇覲龍章」「紫甸階平方輯瑞，青陽日暖正垂旈」，則是想像中的圖景。儘管詩人在其中也寄寓心跡，「十載上林曾獻賦，春來殘夢繞螭頭」訴出了仕途感慨，但「末吏從知恩浩蕩，獨隨寮寀賀春王」「擬賦卿雲歌復旦，明良千載遇真難」又宕開一筆，盡訴頌揚之意。還有謝太清《乙巳元日早朝用唐人早朝大明宮韻四首代釗兒作》，雖為代筆之作，卻極盡歌頌之能事，如「雲璈才向天邊奏，瑞靄先從殿角浮」「聖言綸綍宣清語，仙樂鏗鏘奏漢章」「從此太平傳盛世，生民無復話艱難」，或以祥瑞暗示，或用仙境比擬，或是坦蕩直抒；由於「釗以貝勒子封一等輔國將軍，復蒙恩授為三等侍衛」，所以還強調「微臣敢忘桐圭錫，謹矢丹心報帝王」，來表達忠貞不二的擁戴之意。

在其他文體中，對四詩的化用也較為多見。宋詞如吳文英《宴清都·餞嗣榮王仲亨還京》，是為餞送嗣榮王返京之詞，下闋有「歸來笑折仙桃，瓊樓宴萼，金漏催箭」，源自杜詩首聯「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雖是寫皇家迎候，卻同樣顯現隆盛。又如清人吳敬梓的《擬獻朝會賦》，用句更是典例。「禁花宮漏，澹月疏星，上林鶯囀，曉陌雞鳴。金闕曉鍾，警侍臣之待漏；玉階仙仗，許學士之登瀛」化用自岑詩首四句「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鍾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衣冠香惹，劍佩花迎」句，來自賈詩「衣冠身惹御爐香」及岑詩「花迎劍佩星初落」；「日色方臨，香菸徐轉」本自王詩「日色才臨仙掌動，香菸欲傍袞龍浮」；「宮殿兮風微，階陛兮露濺」則源於杜詩「宮殿風微燕雀高」。這篇試帖賦的主題是慶賀乾隆皇帝登基，或許是為督院或更高一級考試而擬。四首原作的腴詞麗句，紛紛變成可堪取用的素材。而賦作所體現的文本處理與遞衍痕跡，也可視為對典範之作的致敬。

越過文學，四詩的影響力也滲透至書法領域。前文已提到，據《文昌雜錄》記載，北宋待漏院的屏風上有書寫杜詩之例，可備百官待朝之時觀覽賞讀。而明清時期，眾多書法大家也取用於此。《水東日記》載明初書法家詹希原有稀見篆書作品：「詹孟舉篆書唐人《早朝詩》四紙，孫叔英得之談以宗家，用筆絕類《泰不華王貞婦碑》。一題『孟舉』二楷字，皆有姓字圖書印。孟舉篆書，余獨見此雲。」此外《南園漫錄》雲「唐賈至《早朝》詩，王維、杜甫、岑參皆和之，今天下善書者皆書之」，也記錄了明人對這組和詩的書寫偏好。而在現存書法作品中，就筆者管見，有沈度《隸書七律詩》（岑參和詩）、祝允明《草書唐賈至早朝大明宮詩軸》《草書杜甫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詩軸》、陳淳《草書岑參七律立軸》、徐渭《草書杜甫和賈舍人早朝詩軸》《草書岑參詩軸》、周天球《行書杜甫早朝大明宮條幅》《錄賈至早朝大明宮詩軸》《行書王維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七律詩軸》、詹景鳳《草書杜詩軸》、董其昌《行草杜甫詩卷》（含杜甫和詩）、包容《行書王維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張瑞圖《行書杜甫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詩句軸》《草書王維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傅山《行書杜甫和賈舍人早朝詩、賈舍人早朝大明宮詩》、宋曹《行書岑參詩奉和中書舍人賈至早朝大明宮立軸》、梅調鼎「行草書屏」四幅（含杜甫和詩）等。儘管對詩歌的選取各不相同，想必也有不同的心緒，但詩中湧現的關乎國家與個人的光明前景，卻總是令書寫者感慨。如對徐渭而言，書寫杜甫早朝詩，既是為老杜仕途不遇，「一見而輒阻，僅博得早朝詩幾首而已」深感悲切，更有「見吾兩人之遇，異世同軌，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之喟嘆，飽含著惺惺相惜之情，讓人洞悉他狷介外表下對仕宦顯達的些許執念。再如宋曹，他曾任南明弘光朝中書舍人，所寫岑詩立軸，內里鈐有「中書之章」印章，也隱藏著他對自我政治身份的認同與追憶。雖然無法逐一剖析，但無論是出于欣賞，還是抒發共鳴，這些基於文學接受的書法創作，既是詩歌流傳的見證，又為其提升了知名度。

文士之外，這組詩歌還受到帝王的推賞。清康熙帝對其情有獨鍾。他不僅自己創作《行草杜甫詩扇頁》（《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行草杜甫早朝詩一卷》（康熙十八年作）、《行草杜甫早朝詩一卷》（康熙三十二年作）等作品，還囑咐郭棻「書唐人早朝詩，揭為屏風，署便殿，不時觀覽讚賞」。此外，他也親自書寫詩句以賜臣下。據納蘭性德墓志銘記載：「上（康熙）親書唐賈至《早朝》七言律賜之。」此可為一證。另外，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西巡途中，他先後書寫王維、岑參、賈至之全詩或聯句，賜予李紹祖、韓開藩、鄒嘉琳、何天培等文武職官員。帝王的喜好，自然與詩歌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密不可分。它們既能迎合在上者重視文教、彰顯聖德的用意，也通過賜書恩遇這種形式，成為近臣僚屬的炫談之資。

更具公共傳播效果的是四詩在楹聯中的呈現。楹聯是語言文字與書法工藝的有機統一體，被「顏於柱，疥於壁，署於門枋左右之分，人無老少貴賤皆見之，識字者讀之、記之、哦之」，「在吾國，幾成為特殊之產物，群眾欣賞之工具」，成為兼具應用性與觀賞性的文化載體。而無論在宮殿園林、文人書齋還是廟宇祀祠，都能見到與早朝唱和詩相關的楹聯作品。據《濯纓亭筆記》：「元世祖初聞趙子昂之名，即召見之。……命書殿上春聯。子昂題曰：『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元代趙孟頫給忽必烈書寫宮殿春聯，即采王維詩頷聯。清代乾隆帝題寫中南海豐澤園頤年堂楹聯：「雉扇排雲，花紅鳴劍佩；鶯簧送暖，柳綠拂旌旗。」則脫胎自岑詩「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這些運用，使創作與實景有了詩意對應。至於文人書齋，如方濬師的退一步齋楹聯：「十三年忝掌絲綸，曾賦早朝詩，尚余袖底爐煙，囊中銀管；萬千家共躋仁壽，願斟元日酒，好勸農勤稼穡，士樂弦歌。」則是暗用其意，流露出對過往官宦生涯的追懷，頗有些自我標榜的意味。

相較於上層與文人對四詩的點化改造，民間廟宇的相關楹聯，大多採用集句形式，且格外偏好王維「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二句，或取其之一，或加以補綴，這大抵與民眾仰慕先德、崇尚功業、渴望盛世的心態有關。梁章鉅《楹聯叢話》記載：「廟中楹聯，宋元時絕無傳句，大約起於明代，至本朝而始盛。文昌殿、關帝廟兩處，撰者尤多，幾於雅鄭混雜。……關帝廟聯最多，世人皆習用《三國演義》語，殊不雅馴。……又不若『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國衣冠拜冕旒』二句較為雅切。」梁氏所譽的雅切之聯，上句取自杜甫《詠懷古蹟》，下句取自王維和詩。清代褚人獲《堅瓠集》續集卷一和劉埥《片刻餘閒集》卷一也有相同記載，但皆未記何處。筆者通過文獻調查，得知今福建省晉江市金井鎮崇義廟、貴州省畢節縣陝西廟，皆清代所建，曾供奉關羽塑像，並鐫有此聯。再如山西文水武后廟：「六宮粉黛無顏色，萬國衣冠拜冕旒。」蘭州三晉會館關聖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生民來未有夫子也；三分鼎足紓籌策，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三峽白帝廟：「萬國衣冠拜冕旒，僭號稱尊，豈容公孫躍馬；三分鼎足紆籌策，託孤寄命，賴有諸葛臥龍。」以上楹聯，皆摘自王詩，又各有新創。無論是關羽、武后還是諸葛亮，都是建功立業、卓有功勳的歷史人物，即便帝業更替，但他們仍是時代榮光、備受敬仰。程千帆先生曾說：「摘句這樣一種方式，對於使對聯從詩文中分化出來，而成為一種獨立的文體，顯然也不無影響。」因楹聯創作被摘出的精警之句，走出原有的詩歌文本，不僅推動新文體的創立，也在不同地域和時代，以民眾喜聞樂見的方式煥發新的光彩。

總而言之，無論在文學殿堂，還是藝術廊廡，這四首詩憑藉強烈的頌盛意蘊，發揮著可資借鑑的現實功用，也觸發著人們的希冀與感慨。文學、書法、楹聯領域的相關創作，以之為基準而有吸納創新，驗證了適用範疇的廣闊。而上至帝王、士人，下及民間百姓，又顯示出其受眾的廣泛。這種跨越時間、階層與文藝範疇的特質，反映出藝術精品所具有的強勁生命力和持久影響力。

四、餘論

回顧這組早朝唱和詩的傳播與接受歷程，從橫向上看，經由文獻轉錄、詩話討論以及不同門類藝術的再創作，它們擁有了多樣化的傳播載體，也影響到不同的社會階層。從縱向上看，傳承更是從未斷續。就詩話發展而言，宋元時期尚停留在摘句討論、簡略點評，且表現出崇杜偏好；明代評論家持論日趨秉正，從不同角度給予詳細解讀，使評判變得有理可據；迨至清代，清人著意於和詩規則，集中探討和詩創作的法度問題，漸露理論總結的端倪。就流傳類型而言，伴隨時代迭降，由最早的文獻流傳、詩話批評，再到較晚的文學、書法、楹聯的承襲新創，多領域漸次興盛，共同推動著詩歌的流衍。

不可否認的是，詩歌自身所具有的文學價值，是審美接受的前提。然而它們被保存、闡釋，以及作為原典轉化成不同藝術門類的取用之資，也有獨特機緣。從創作機制上看，這組詩歌本是集體唱和的成果；而在傳播與接受的過程中，相比獨吟詩歌，它們更有機會作為共時性文獻被同時存錄，從而擴大傳播的路徑；從文本形態上看，唱和詩的集群屬性使得詩歌之間的比較與對讀相對便利，而詩歌在評判中也獲得了更為精準的藝術定位，這是其自身藝術形式得以彰顯與發展的重要原因；從書寫策略上看，作詩者皆為盛唐巨手，詩歌也集中展現典麗高華的盛唐面目，它們形塑著後人對大唐盛世的認知，也成為啟發頌盛之作、提供詩思意象的藝術原型。這些都說明這組早朝大明宮唱和詩在文學史上具有獨特的貢獻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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