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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封建社會之中，各種官員設置還是相當細化的，在這其中史官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唐朝在各個封建王朝之中，絕對算得上是發展相當繁盛的了。

因此，在這一時期史官發展也呈現出一個獨特的特徵。

因為唐朝是實現大一統的王朝，自然有控制修史的需求，按照不同的歷史內容，設置了許多類別的史官。

這些史官職責不同，被任用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區別，呈現出的特點有著王朝獨有的制度特點。

一、雖同為史官，但卻分設不同類別

唐朝的史官被分為了多種類型，像記注官，是專門負責記錄皇帝的日常生活的史官。

當然了，這一史官類型，並不是說到了唐朝時才首次出現，早在周朝時就已經出現了負責這一任務的史官。

《禮記》之中記載：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不過在唐朝時，記注官的設置，隨著王朝的發展有了一定的改變。像唐高宗時期，起居舍人便改名為右史。但是隨後在咸亨元年，這一官職的名稱又重新改了回去。

不少人認為，記注官不過是記錄著皇帝的日常生活，更像是服侍統治者的奴才，根本就不配被稱為史官。

但實際上，唐朝時之所以將記注官納入史官隊伍中，主要就是因為有了記注官的記錄，才能夠為之後的一系列史書編纂，提供真實的事例。

除了記注官外，唐朝時期還有專門從事修史的官員，這些也就是人們普遍認可的史官。

從西晉時期就設置了專門編撰史書的機構，自然就開始有相關的官員了，此後各個王朝就一直延續了這一傳統。

《晉書》之中記載：

「武帝以秘書並中書省，其秘書著作局不廢」。

唐朝在實現統一之後，迫切的想要編撰史書，為的就是通過這種方式，來給王朝提供一定的經驗借鑑。

除此之外，唐朝編撰史書，也是為了能夠在思想上實現統一，畢竟能夠得到百姓觀念上的認同，這才是根本上維護政權的途徑。

在唐朝之前，雖說也有專門編撰史書的官方機構，但是占據主要地位的還是民間的私人修史，因此唐朝時就著重去改變這種境況。

唐朝建立之初，負責修史的機構為秘書內省，隸屬於中書省的管轄，像孔穎達編撰的《隋史》就是由這一機構負責的。

之後隨著唐朝的不斷發展，負責編撰史書的機構又變成了史館，直史館等。雖說名稱不一樣，但本質上職責都是一樣的。

不過，雖然說唐朝時有專門負責編撰史書的機構，但還是屬於小規模的。僅憑這一機構，根本不足以控制整個王朝的史書發展。因此，唐朝還存在不少非專職的修史官員。

像唐朝的著作郎和著作佐郎，都是屬於非專職進行修史的隊伍的。一般來說，當王朝有需要時，這些群體都需要承擔起修史的任務。

一旦修史任務完成之後，他們就不需要去專職負責修史。這些史官因為身份不同，因此選任的方式上也存在著很大的不同。

二、途徑多樣：通過多渠道來選任史官

因為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是相當重視史書的編撰工作，所以統治者會專門去任命一些史官，這算是當時比較普遍的一種選拔史官的方法。

唐朝有不少的記注官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像唐朝中期的吳兢，相當的勤於學習，各類經書史學都相當的擅長，這種情況下就被中宗任命為史官。

《舊唐書》之中記載：

「遷右補擢，與韋承慶，崔融，劉子玄撰《則天實錄》成，轉起居郎」。

不過唐朝時，雖說皇帝任命是比較普遍的一種選拔方式，但是皇帝也並非是隨意的去進行任命史官，而是要相當看重官員的家世門風。

同時官員個人的才能也是相當的重要，那些才華相當出眾的人相比之下更能夠得到官員的認可。

前面有提到過，除了那些專職的史官之外，唐朝還有不少非專職的史官。

這些史官一般都是兼任，這樣一來就大大擴大了史書編撰的群體範圍，雖說是兼任，但是這些史官的才能並不遜色於專職的史官，反而具有極高的學識。

唐朝有不少著作郎，或者是諫議大夫這種六品以上的官員，在做好自己本職工作的同時，還兼任著史官。

像唐朝有一個記注官名叫崔融，相當擅長作文，雖說本身他已經是著作郎了，但同時還兼任著右史。

像唐朝史館內，除了親自執筆編撰國史的史官之外，還有不少兼任國史。

雖說是兼任，但是在史館內的一切都與其他史官一樣，並且如果說本身的職位越高，就會影響到其在史館之中的身份。

除了有皇帝任命，和兼任這兩種形式之外，唐朝的史官還有不少是通過其他官員推薦的。雖說通過這種形式擔任史官的數量，相對來說比較少，但同樣不能忽視這一部分的史官。

像唐朝的張薦，年少時就相當精通於各類史轉，也憑藉著這一能力，被浙江觀察史李涵所賞識。於是就向皇帝推薦其擔任史官。然而，當時張薦因為母親患疾需要人侍奉，就拒絕了。

然而讓人沒想到的是，李涵始終十分賞識張薦的個人能力，於是張薦在母親的喪禮結束之後，就欣然接受了李涵的推薦，進入史館，承擔起了編撰史書的責任。

不過，雖說被人舉薦也是做官的一個途徑，但像監修國史這種身份地位高的史官，是不能通過這種形式來確定的。

而且，舉薦的官員必須要是內朝的重臣，這對於唐朝修史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唐朝時的史官數量並不算少，而且這些史官所負責的內容也有所區別，修撰的內容並不是完全相同。

但不管修撰的是哪一方面的內容，這些史官都為王朝歷史的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職責多樣：不同類別史官負責內容不同

前面已經有提到過，在唐朝的各類史官之中，記注史官算是最為龐大的一個群體的了。這一史官主要負責的，就是記錄皇帝每日的起居。

這一記錄基本上是不間斷的，這一官職也是從漢朝時就已經長期存在了。

《漢書》之中記載：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糜不同之」。

在唐朝前期，記注史所記錄的日常都是真實存在的。

但是從高宗開始，因為統治者怕被官員揭露自己日常的醜惡行徑，因此起居注所記錄的內容，就不再像之前那樣完備且真實了，更多的成為了一種形式化的東西。

在唐朝，國史是本朝史中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主要就包括著兩種類型，一種就是歷代帝王的實錄，下一個就是本朝的史著錄。

最先開始對於國史的編撰是以紀傳體的形式，等到了唐朝中期開始，就以編年體的形式去記錄了。

在國史之中，實錄是與王朝聯繫最為密切的內容了。

實錄同樣是一種極具權威性的官方資料，這不管是對當朝來說，還是對後世來說影響都是極為深遠的。在歷朝歷代的記錄之中，唐朝算得上是記載皇帝實錄最多的一個王朝。

除此之外，唐朝相當注重對於前代史的編撰。當然了，之所以開始關注對於前代史的編撰，原因自然是多樣的。

一方面，是王朝為了證明自己的一統性，畢竟封建社會還是相當注重正統身份的。再一個，是因為通過對於前朝歷史的編撰，可以為本朝的發展，提供一定的經驗借鑑。

太宗貞觀三年，皇帝下令修史，這時候主要就是對此前梁，陳，齊，隋幾個王朝的歷史進行編撰。

每一個王朝的發展，實際上本質上也是一個家族的興盛。

為了能夠壯大自己的家族，同時也為了能抑制此前的舊貴族發展，這個時候就會專門的去編撰屬於本家族的譜牒書，這也被納入到王朝史書之中。

唐朝被寫入譜牒書的家族，就算是被統治階層所培養的士族集團。通過這樣的形式，能夠得到社會的認可。從本質上看，這一史書的編撰是維護政治統治的一個工具。

唐朝時因為政治上實現了大一統，因此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實現了繁榮。

這種情況下為了能夠表現王朝的繁榮，於是統治者會下令去編撰地理書，對於王朝之中的各種自然和人文現象進行一系列的研究。

《西域國志》之中記載：

「高宗遣使分往康國，吐火羅，訪其風俗物產，畫圖以聞。詔史官撰此，許敬宗領之，顯慶三年上」。

不管是上面提到的哪一類書籍，在唐朝都被納入了史書的範圍之中。這足以看出唐朝的史書類型有多麼豐富。

不管是與前朝，還是之後的各個王朝相比，唐朝的史官制度都呈現出了，獨屬於當時時代的特點。

四、與時代聯繫密切：呈現出唐朝的獨有特點

唐朝時設置了專門的修史機構，雖說在此前就已經存在修史機構，但是到了唐朝時卻在去原先的基礎上進行了完善。

而且最初修史機構是由門下省負責管轄，等到了唐高宗之後就轉移到了中書省管轄。

因為修史機構之中，涉及了大量了統治者和朝廷的內幕。所以說必須要加強修史機構的保密性，這種情況下，統治者就將機構設置在了禁中。

並且嚴禁修史機構與其他朝廷機構相聯，為的就是避免發生禍亂政治的事情。

《舊唐書》之中記載：

「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

同時，唐朝之前各種史籍資料都並不是統一管理的。有的是由朝廷管理，有的是由私人管理。

等到了唐朝的時候，所有的材料都統一由修史機構，換句話說，就是由朝廷進行管理。關於史籍資料的收錄手段也豐富了不少，大部分都是由史官真實記錄的。

再就是各個朝廷部門，同樣需要將各類必須要的資料送呈給修史機構。

雖說唐朝的時候，史官選拔的途徑增加了，但實際上嚴密程度絲毫沒有減弱。

尤其是像主要的一些監修史官，必須要由皇帝親自任命，不能通過其他的途徑被選拔。即便是推薦或者說是兼任，這些官員大都是重臣的親信，都是統治者信得過的。

在唐朝之前，像記注和修撰大都是聯繫在一起的，由同一個官員來負責，等到了唐朝的時候卻將史官的職責給細化了，這樣一來記注和修撰也就是被分離開了。

再就是史官的修史重點在這一時期也發生了轉變，在前期的時候，因為需要為王朝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鑑。

因此主要的重點就在於前代史的編撰，但是到了後期，重心就轉移到了國史的編撰上。

唐朝時期關於史書的編撰，出現了一些此前未曾有過的特點。一個就是時政記與日記，還有就是官修地理書。

這些都是從唐王朝開創而來的，同樣對於後世王朝的史官制度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結語

正是因為唐朝的政治穩定，經濟繁榮，這些都為史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在條件。

為了能夠更好的發展史學，唐朝的統治者通過各種形式，選拔出了一批才能出眾的史官。這些史官編撰了大量的史書，推動了中國史學的發展。

毫不誇張的說，唐朝可以看成是史學發展的繁榮階段，尤其是這一時期設置了完備的史官制度。

史官的設置可以看出唐王朝對於史學的重視，同樣可以看作是唐朝以及此後歷代王朝發展的一個引導，正是在這種發展基礎之上，中國的史學發展才逐步向著更高層次邁進。

參考文獻：

《禮記》
《漢書》
《舊唐書》
《西域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