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切掉女兒的腿,母親痛苦的抉擇,令人淚目

檸檬娛兒 發佈 2024-05-02T01:23:42.482042+00:00

作為一部主旋律商業電影,《唐山大地震》用民族倫理和主流價值代替了《餘震》中層層深入的心靈叩問,弱化了對個體創傷的深入探索。

與小說《餘震》相比不同的是,電影《唐山大地震》始終以「溫暖」的主題貫穿始終,表現的是災難後家園重建的過程以及人們從天災中站起來的堅強。

作為一部主旋律商業電影,《唐山大地震》用民族倫理和主流價值代替了《餘震》中層層深入的心靈叩問,弱化了對個體創傷的深入探索。所以在電影中,主人公方登的心靈之痛被極大地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親情的溫暖。

《唐山大地震》中的親情之暖

地震後年幼的方登被一對正直善良的解放軍夫婦收養,他們細心地呵護她的內心、照顧她的生活,儘可能的為她提供一個溫暖的家庭環境讓她早日忘卻地震的傷痛。養父母無微不至的關懷極大地撫慰了方登受傷的心靈,創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療治。

長大後,方登雖然經歷了未婚先孕、慘遭男友拋棄,但是她依然獨自撫養孩子長大。面對女兒點點,她並非像原著小說中那般苛責,而是近乎溺愛。

當外出工作時,也將女兒帶在身邊照顧,母女關係融洽。後來,方登遠赴異國,嫁給了一個外國人,丈夫年長自己十六歲,因此十分理解方登,夫妻之間和諧恩愛。

雖然離開了養父十餘年,但是方登和養父之間沒有什麼隔閡,回國後的方登對養父極盡孝順和關懷,呈現出了一幅父慈女孝的溫情畫面。方登的弟弟方達雖然不幸地在地震中失去了一隻胳膊,但是他在李元妮的撫養下順理成長,並且培養出了堅韌頑強的品格。

雖然高考落榜了且身有殘疾,但他在改革開放之際毅然南下,經過自己的孜孜奮鬥,最終創業成功,過上了富足的生活,娶媳生子,購車買房,孝敬母親。

尤其是電影的結尾,更是充滿著溫暖與治癒,電影並未採用小說中的開放式結局,而是讓小登和李元妮相見,兩人互相下跪道歉,抱在一起痛哭流涕,營造了一個感人的大團圓結局。

事實上,電影也表現了疼痛,災難必然會給廣大受創者帶來難以磨滅的痛楚,但是電影的主旨探討的是在天災過後,人們應該用怎樣的方法來化解疼痛。在電影中,親情的力量不斷被強調,血緣親情的溫暖是療治疼痛的有效藥方。

在電影中作為母親的李元妮對親情、家庭的忠貞與堅韌,徐帆用她細膩深沉的演繹,賦予了李元妮這個人物平凡而偉大的母愛,以及樸素、隱忍、善良的情懷

地震能夠摧毀無數的家庭,但是維繫家庭的親情是永遠無法被摧毀的,沒有親情的作用,由一個個家庭所構成的社會系統將不復存在。

影片中傳達出了一種互相扶持的倫理情感和勇敢頑強的生活態度,母女倆從分離到重聚的故事與電影「用親情治癒創傷"的主題相呼應,體現出一種溫暖動人的意識形態。

在電影結尾,多年之後,曾經深受唐山大地震傷痛的唐山人民在汶川大地震中通過救助他人得到了救贖,唐山人民以新的姿態站了起來。

其中人民解放軍在抗震救災中的英勇奮戰、全國各省人民的積極援助以及國家政府對受災人群的關懷和愛護等撥動了中國人民內心的良善,在地震後帶給人們一些溫暖。

汶川大地震這一事件也成為了修復小登傷痛的一個契機,作為救援人員的小登在一旁親眼目睹了一位母親為了救助女兒兩難的選擇。

在大地震後隨時有餘震的危險情況下,是選擇讓救援人員冒險救出健全的女兒還是選擇切掉女兒的腿以保證安全,這一蘇菲式的選擇就和當初李元妮是選擇救兒子還是救女兒一樣難以抉擇。

最終,在緊急情況下,這位母親哭喊著:「喊醫生來,鋸腿,搭上你們的性命我對不起你們的父母!」在近乎重演的選擇困境面前,小登站在廢墟之外感受到了當初母親痛苦抉擇的煎熬與無奈,為電影最後理解母親的決定奠定了現實的基礎。

影片最後,小登在看到自己遺像前泡著的西紅柿和跪在自己面前衰老滄桑的母親時得到了釋懷,和李元妮相擁哭泣,親情與原諒在肆意的淚水中得以體現。

從痛到暖的主題改編

從痛到暖的改編背後具有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複雜的原因。影視作為大眾傳媒,承載的也是大眾文化。作為一部投資巨大的大型商業電影,在改編過程中,中國觀眾的喜好和接受度一定是首要考慮的,只有被觀眾認可,才能獲取高口碑和高票房。

因此,電影的內容設置一定要迎合廣大老百姓的審美價值觀,符合大眾文化心理。中國人的骨子裡流淌的是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這種文化取向極大的影響了中國人的價值體系、道德要求和審美方法。

面對自然災害,張翎告訴讀者,這種自然災害造成的「疼痛」是無法治癒的,痛苦會把人擊倒在地,再也無法站起。然而,馮小剛卻認為創傷可以被親情所治癒,痛苦是可以被戰勝的,人們跌倒後也可以重新站起來。

"船到橋頭自然直"、"天無絕人之路",自古以來的民族精神告訴我們應該頑強堅韌、樂觀豁達地面對苦難,只要努力堅持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難。

在電影中,馮小剛轉移了小說的關注重點,他將方登的心靈之痛轉變為李元妮的頑強生存,方登的形象基調也由原本的黑暗轉變為光明,方登的疼痛被極大地削減了,反而積極追尋生活的希望。電影中對養父形象的改編也極大地體現了這一價值觀念。

小說中猥褻小燈的養父王德清在電影中被改編為正直善良的解放軍形象,馮小剛不願意在大熒幕中破壞中國傳統文化中父親高大、威嚴、可敬的形象,他希望展現的是一個沒有道德缺陷的父親。

尤其是這樣一部刻意選擇溫暖基調的電影中,他不想影片中的人物出現破壞和諧的行為,以至於破壞了整個傳統文化秩序中的溫情氛圍。

同樣,在這樣一個災後艱難重建的過程中,作為觀眾的普通老百姓也不希望在熒幕上看到一個不完美的獸父形象。

自古以來中國人就不喜歡悲劇,更喜歡圓滿的結局,在電影的結尾,李元妮一家團聚,子孫三代同堂。小登和小達都擁有了自己幸福的人生,這迎合了中國觀眾的文化心理。

馮小剛對電影的改編是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發生不久以後,在一定程度上,他的電影也是為了滿足汶川大地震災後重建的需要,突出災後家園重建的積極主題。

因此,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這部電影必然不能像小說一樣強調疼痛,而是要突出溫暖的治癒力量,通過這部電影告訴所有在地震中受苦受難的人民,沒有什麼艱難險阻是不可戰勝的,只要堅強面對就一定能克服。

這一表達立場不僅僅迎合了老百姓的觀影心理,也是符合國家意識形態的需要,受到政府的歡迎和認可。

因此,從疼痛到溫暖的改編策略是立足老百姓文化心理和審美取向的需要,是立足於中國國情的本土化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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