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車臣人民經歷了長期的侵略歷史，在 20 世紀末達到頂峰，在此期間開始了針對俄羅斯的分離主義鬥爭，引發了 1994 年的第一次車臣戰爭。然而，在第二次車臣戰爭開始時，很明顯，車臣人正在進行另一種戰爭。

論點：考察抵抗運動期間車臣分離主義者的激進化

1999 年 9 月，車臣恐怖分子摧毀了公寓大樓，造成 300 多人死亡。2002年和2004年，恐怖分子分別在莫斯科劇院和別斯蘭一所中學劫持人質，造成大規模屠殺。

鮑里斯·葉爾欽發動第一次車臣戰爭的目的是平息分裂主義，而弗拉基米爾·普京在第二次車臣戰爭期間將目標轉移到打擊俄羅斯自己的「反恐戰爭」。

對車臣人來說，他們民族身份的存在與他們的伊斯蘭信仰緊密交織在一起，正受到威脅。一部分人屈服於極端主義，將殘酷的戰鬥視為實現目標的唯一方法。

將仔細分析這種轉變的起源，以澄清俄羅斯政府和其他知識分子聲稱的誤解。學者們認為，俄羅斯在第一次車臣戰爭期間的侵略導致了激進化。

然而，這代表了對衝突的簡單化看法，忽略了仔細檢查激進轉型中涉及的所有變量。

伊斯蘭政治化

學者們聲稱，激進化的部分原因是伊斯蘭教與車臣民族認同之間的牢不可破的聯繫，這種聯繫在歷史進程中逐漸加強。從 17 世紀伊斯蘭教第一次來到北高加索開始，一種強烈的聯繫就開始發展，並成為車臣民族主義的核心。

卡特琳·赫爾托格通過她的研究對車臣身份的起源進行了有益的分析。

她推測，在自 18 世紀開始的 200 年車臣抵抗運動中，伊斯蘭教的作用在與俄羅斯帝國發生衝突時變得更加強大。在抵抗的歲月里，兄弟會團體利用聖戰反對俄羅斯作為在該地區實施伊斯蘭教法的手段。

作為回應，俄羅斯努力制服兄弟會，使他們獲得一種抵抗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一直伴隨著他們直到現在。從蘇聯成立到解體之前，宗教被禁止，因此車臣人被迫閉門信奉伊斯蘭教。

然而，伊斯蘭教在此期間蓬勃發展，車臣人不斷抵制在共產主義法律下實行無神論的壓力。在改革時期，對伊斯蘭教的禁令被解除，車臣人可以自由參加禮拜和修行，儘管他們因此受到歧視。

儘管俄羅斯政府聲稱伊斯蘭教和政治從一開始就融合在一起，但自改革以來，伊斯蘭教在戰前時期一直處於政治進程之外，只有兩個政黨除外，儘管其中一個政黨沒有足夠的選票進入國民議會，另一個從未正式註冊。

正是在 1994 年戰爭的威脅下，民族主義與宗教之間的這種關係成為政治的核心。

車臣領導人和軍閥創造了關於民族認同的敘事，利用伊斯蘭教來動員平民參與反對俄羅斯的鬥爭。

這些敘述通過對過去的宗教和抵抗戰爭進行歷史參考來影響民眾的情緒，導致激進化和極端主義觀點的流行。

學者們報告說，正是通過伊斯蘭教和車臣民族認同之間的這種密切關係，軍閥們才能夠獲得如此激進的支持並實施恐怖主義行為。儘管研究表明，這些軍閥實際動員的平民數量相對較少，但無論如何，他們招募戰士的目的是成功的。

來自俄羅斯政府的對抗

雖然一些學者堅持認為伊斯蘭教的政治化是車臣激進化的主要原因，但其他人認為這是由於俄羅斯統治下民眾面臨的恐怖和暴行。面對堅守車臣的執意，俄羅斯在第一次戰爭中使用了殘酷的手段，激進化和統一了車臣民眾反對它。

1944 年在史達林統治下經歷了可怕的大規模驅逐，灌輸給車臣的民族認同感，其中全體車臣人因涉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德國人合作而被驅逐到中亞，儘管這種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錯誤的。

重建所需的努力是巨大的，但除了能源供應和糧食外，從未收到財政援助和關鍵資源，導致該地區陷入混亂和無法無天的狀態。俄羅斯軍隊系統地侵犯人權，包括酷刑、強姦、強迫失蹤、大規模逮捕行動、綁架和即決處決。

由於這些恐怖行為，許多人別無選擇，只能從事武器販運和綁架等非法活動作為獲取贖金的方法。

總的來說，很明顯，俄羅斯的治理是無效的，導致車臣人與俄羅斯其他地區的人疏遠，加深了分裂情緒，並導致一部分人將暴力作為唯一的解決辦法。

外國戰鬥人員的重要作用

另一組學者強調來自中東的外國戰士在車臣衝突中對極端主義觀點盛行的作用。

外國戰士可以被描述為「有意識地決定加入一個反對占領和/或渴望自治的團體的穆斯林個人」 。

1980 年代後，通過阿富汗聖戰者組織的經歷，外國戰鬥人員變得普遍，世界各地的伊斯蘭極端分子認同隨後發生的衝突，激勵他們進行戰鬥。在第一次車臣戰爭期間，約旦車臣人謝克·法蒂是第一批被迫前往車臣幫助他們進行分裂鬥爭的人之一。

在那裡，他創建了一個伊斯蘭議會，獲得支持並呼籲車臣人對俄羅斯發動聖戰。法蒂隨後邀請了阿米爾·哈塔布，他是一名沙特阿富汗人，曾在阿富汗擔任聖戰者。

普京政府誇大了基地組織與外國武裝分子之間的聯繫，普京政府在 9 月 11 日之後，想找到與新布希政府的共同點。

在美國情報部門在阿富汗的一份文件上發現哈塔布的名字並將他與基地組織聯繫起來後，俄羅斯人提出哈塔布直接為基地組織工作。然而，實際上該文件只是一份阿富汗外國戰士的名單。

在第二次車臣戰爭期間，很明顯車臣戰士的手段比第一次更加極端，利用自殺式襲擊和劫持人質。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四起重大恐怖事件中，阿拉伯穆斯林的參與均得到證實。

然而，他們的參與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吸引中東資金支持的一種方式，而車臣戰士是負責實施和策劃襲擊的人。

儘管外國戰士確實通過籌集資金和提供培訓在車臣人的激進化中發揮了作用，但事實證明，他們之間的聯繫並不像俄羅斯政府和其他知識分子所聲稱的那樣。

車臣領導層的極度無能

關於車臣人激進化的最後一個學派指出車臣當局的無能和第一次戰爭後接踵而至的車臣內部衝突。蘇聯解體後，北高加索地區出現權力真空，沒有穩定的權威能夠有效治理。

馬斯哈多夫不僅面臨權力鬥爭，而且車臣的重建幾乎完全落在了他的肩上。隨著巴薩耶夫獲得權力並與大多數伊斯蘭主義者結盟，總統正在失去信譽。

年輕的車臣人更喜歡巴薩耶夫簡單的宗教信息，而不是馬斯哈多夫基於世俗習慣法的做法。隨之而來的是在蘇聯時期長大的人和 1980 年後出生的人之間的代溝。由於擔心內戰，休斯認為馬斯哈多夫沒有對抗巴薩耶夫，而是在他們獲得更多權力時袖手旁觀。

分析

在探索了影響車臣抵抗運動激進化的諸多變量之後，很明顯，它並不像一些學者所說的那樣，完全是由於俄羅斯在第一次車臣戰爭期間的侵略而演變而來的。

很明顯，隨著俄羅斯在 1944 年驅逐出境和蘇聯多年的宗教壓迫期間發生暴行，伊斯蘭教和車臣民族主義之間在幾個世紀前發展起來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牢固。

這種關係隨後被軍閥利用，試圖為更極端的抵抗運動爭取支持，伊斯蘭口號被用來說服平民。休斯對車臣內部鬥爭的審視也被證明是極端主義運動流行的一個重要因素。

與馬斯哈多夫結盟的另一個陣營無法控制運動，他不可避免地要為重建共和國的失敗負責，導致第二次戰爭爆發。這個因素也被證實發揮了較小的作用，因為它導致了極端主義觀點的流行，但並不是導致激進化的決定性因素。

結論：

車臣抵抗運動的激進化是由伊斯蘭教的政治化和俄羅斯政府的對抗直接煽動的，同時還得到了外國戰士的存在和車臣領導層的無能的支持。

從這一分析來看，激進化顯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涉及將分裂主義衝突轉變為聖戰的許多不同因素。俄羅斯統治下長達 200 年的暴行歷史以及伊斯蘭教和車臣民族認同的交織，使得軍閥在與俄羅斯的鬥爭中獲得了支持。

阿富汗的外國戰士在車臣鬥爭中獲得同情，並重新安置在那裡，以協助訓練戰士和從中東輸送資金。雖然部分外國武裝分子隸屬於基地組織，但該恐怖組織並未對衝突的植入和策劃負責。車臣領導層執政無力導致極端分子得到進一步支持，最終永遠關閉了車臣獨立的大門。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