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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弗里德·格雷夫（Gottfried Greve）1915年1月12日生於波鴻，先後在布雷斯勞、萊比錫和埃爾朗根學習神學。他本來應該成為一名天主教牧師，但戰爭令他的計劃無限期拖延，先後兩次被徵召從軍。史達林格勒戰役期間，格雷夫正在國防軍第94步兵師第194通訊營服役，早前的法國戰役時候，他也在這支部隊。
1942年10月末，我獲准離隊回家休假三周，在假期的最後一天，也就是11月9日的時候，我從收音機里聽到了元首慷慨激昂的講話：「這世界上還沒有什麼力量能夠把德意志軍人從他們立足的土地上趕走！」後來，我們都被關進了韃靼草原的戰俘營，每當因為思念家鄉，從鐵絲網後向西眺望的時候，我就會想起這句話，心裡非常不是滋味。
第94步兵師的雙劍版師徽
在歸隊的路上，我開始認真琢磨一件事，冬天究竟會帶來什麼呢？上一個冬天，我差一點就被蘇軍給抓去了。如今我們又到了伏爾加河畔，這裡的戰鬥比以前還要激烈。我回想起了一首叫作《在我所有的日子裡》的歌曲，在我趕回前線的路上，我曾經順路去探望親戚，熟悉的一位虔誠的老嬤嬤在送別我的時候曾經唱過這首歌。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如我困在沙漠中，基督也與我同在。基督是我的救世主，無論我身在何方，他都會保護我。」
火車到了頓巴斯盆地的亞西奴瓦塔（Yassinovataya）樞紐站，我需要在這裡換車。來來往往的人實在是太多了，要是老老實實地等，要等上三四天才能坐上車。於是我擅做主張，直接擠上了一趟開往史達林格勒的列車，上面已經擠得下不去腳了，而且我的通行證上還沒有蓋章呢。不過那時候我已經當上軍官了，應該沒人會來查我的證件。火車需要開上兩天才能到地方，我實在等不及，一心想著儘快歸隊，就在頓河草原下了車，之後又搭乘一架去史達林格勒疏散傷員的飛機。直到起飛的前一刻，我才坐上飛機，於是，我恰好趕在蘇軍對第6集團軍完成合圍的時候飛進了包圍圈裡！
如果我就待在亞西奴瓦塔那裡安心等著蓋章，那麼我興許還能逃過一劫。所以這到底是我自己的選擇，還是上帝的旨意？在剛剛「自投羅網」的時候，我還因為自己的魯莽行事感到極為自責，慢慢冷靜下來之後，我就勸自己「上帝掌控一切，萬事自有天意。」
1942年夏季正在往史達林格勒方向推進的第94步兵師行軍縱隊。
我是通訊營馬車機動排的排長，戰線一開始還算平靜，但後來蘇軍把我們從過冬營地趕了出去，把我們辛辛苦苦修築的營地據為己有，我們只好在無遮無攔的草原上重新挖掘掩體。儘管前景可能並不美好，但大家還是充滿了幹勁兒，不用我催，就主動把新的營地修建妥當。總體來講，即便是在形勢最危急的時候，我的弟兄們也依然能夠保持冷靜，恪盡職守。一位心寬念純的老代理下士負了傷，腦瓜骨上嵌進了一塊彈片，被送到機場準備轉運，過了四天之後，他又自己跑了回來。
二戰德軍裝備的通訊設備運輸馬車。
到處都流傳著即將實施突圍的消息，就在大家做好準備的時候，元首下達了這樣的命令：「原地堅守，將會有援軍前來解救你們！」懷著激動的心情，我們緊跟著援軍那邊的消息，結果發現他們被擋在了距離包圍圈還有60公里的地方，無法繼續進攻了，哎呀！到了聖誕節的時候，形勢已經非常明朗，我們已經被放棄了！包圍圈又進一步收縮，作為通訊兵，我們對形勢有更為直觀的認識，一些最為基礎的軍需品已經出現短缺：食物、被服、武器……什麼都缺！
現在獲得補給全指望空軍，但飛機運來的物資尚不及需求的十分之一。天氣冷得離譜，好在我們還有許多馬，所以一開始並沒有挨餓，甚至還能向兄弟部隊和後勤單位大量供應馬肉。我們曾經費勁巴拉地趕著110匹馬穿過頓河大草原來到這裡，一路上都沒有什麼水源，但所有的馬匹都安然無恙，這令我倍感驕傲，還因此受到嘉獎。如今，這些「四條腿的戰友」被一匹接一匹送進了野戰廚房，落得了悲慘的下場。我們趕著馬兒走過了整個法國，然後又在東線行軍了好幾千公里，現在除了隨處可見的苦艾草，沒有其他任何飼料，眼看著它們越來越瘦。體型較小，相對敏捷的草原馬在餓極了的時候，甚至會啃吃同類的鬃毛和尾巴毛。
在東線行軍的國防軍畜力機動通訊單位車隊。
聖誕節到了，來自包圍圈外的信件終於送達，但也是最後一次了，這就是當時最好的禮物。我在12月27日時候給父母寄了封信，信中的內容要比我的回憶更加直觀一些：
「我們已經不指望能收到聖誕包裹了，於是就用磨碎的小麥做了些類似於餅乾的東西。我還有個蘋果，我把它分成了三等分……我在掩體裡走了一圈，與大家寒暄，蘋果已經又被分成七份。有的人需要稍微關照一下，但總的來看，大家的心態還好。我趁機宣布了一些晉升和嘉獎的決定，還分發了家信，相關的戰友都非常高興……雖然外面暴雪肆虐，但能和大家聚在一起，我還是很開心的。19點的時候正式開始慶祝聖誕，大家把小松樹裝飾成了聖誕樹，我向兩個同住的戰友宣讀了聖誕福音，說了些鼓勵他們的話，然後和他們合唱聖誕歌曲，大家的歌聲充滿了熱忱和愉悅，越唱聲音越大，情緒也隨之高漲。大家聊了許多諸如家鄉、戰友情誼和未來的話題，暫時忘記了艱苦的環境，很難得會這麼開心。
借著聖誕樹上的燭光，我拿出奧古斯特·溫尼格所寫的《上帝之手》，讀了書中主人公冒著暴風雪趕回哈茲的老家，在路上差點凍死的那一段，文中對自然力量的描寫，以及主人公的心理活動都與我們的現狀完全契合……拜上帝所賜，就我們的現狀而言，這是一場相當美妙的晚宴，真是由衷地感謝上帝的恩典。這不是隨便說說，而是我們都堅信上帝，我們的主依舊與我們同在，應該對未來抱有希望。在冬季的這幾個月，將會有各種艱難困苦等待著我們，但如有神力相助，終會否極泰來。我是沒資格抱怨的，有多少好戰友比我還要難？尤其是那些勇敢的步兵們，他們要更加難熬。他們所受的磨難令我羞愧難當……」
如上就是我的家信。
在車旁燒紙取暖的德軍。
1942年12月31日，我們那隻剩下空架子的步兵師被上級下令解散，剩餘人員被編入了所謂的「應急部隊」。裡面的人哪個兵種的都有，手裡的武器只有一支步槍，配發的子彈也很少。在這裡聽說很多老兵都已經「走了」，其中有很多都是從在法國時候就與我們同甘共苦的老熟人。到了這個地步，就算是心裡最沒數的人都能明白過來，已經沒救了。
我和其他15個不同兵種的年輕軍官一起接受了只有幾天的加急訓練，湊合著訓練完之後，我們就算是步兵了。絕望的情緒已經蔓延開來，現在大家都是在強打精神，做一些必須得有人去做的事情。蘇軍從西邊大舉進攻，天氣也變得更加寒冷。離我們不遠的皮托姆尼克機場已經被蘇軍攻占，從此以後就沒有什麼補給可言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有一個裝甲團殘部組成的戰鬥群把我要去當通訊官，這是因為，之前的通訊官已經不堪忍受巨大的壓力，開槍自殺了。在這種壓力之下，對元首和國家再怎麼信任，都起不到一點幫助。隨著時間推移，自殺事件越來越多，可誰又敢充當那末日判官，來斷言他們的選擇究竟是對是錯？
通往皮托姆尼克機場的道路。
到了新部隊以後，我不分晝夜地忙碌著，根本沒有時間來思考，但這不是壞事。我手下只有三個人，但卻要負責整個防區的電話線路。蘇軍的炮火一刻也不會停歇，而整個戰鬥群的命運都維繫在電話線上，所以睡覺也就成了奢望。
一天晚上，我獨自去尋找電話線的斷點，在回去的路上颳起了暴風雪，我躺在雪地里，實在是撐不住了！我要睡覺！兩個工兵循著我的足跡找過來，把我叫了起來，否則我就會迷迷糊糊地被凍死在滿天風雪之中。後來我就經常尋思，如果那會兒真的睡著了，又會發生什麼呢？
在回去的路上，其中一個工兵額頭被彈片擊中，死了，我們沒能力在凍土上為他刨出一個墳墓。那時候，所有人都在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但卻沒人認為這一切毫無意義。茫茫雪原之上堆著幾堆廢墟，在廢墟和雪下的傘兵坑裡，士兵們決定頑抗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們飢腸轆轆，形容枯槁，胳膊和腿上全是凍瘡，還在堅守著陣地。他們面對的是數不清的蘇軍，山呼的「烏拉！」令人毛骨悚然。大家在為什麼而戰？不是為了救贖，而是被未卜的前途和恐懼驅使著作戰。就這樣，人們憑著強烈的求生欲，在絕望當中戰鬥著。
蘇軍在打掃戰場時清理出了大量德軍遺留物品，這些都是德國人丟下的金屬煙盒，已被俄羅斯博物館建檔保存。
蘇軍進攻了北部防線，坦克和坦克展開對決，四下漆黑一片，只能看見炮口噴吐的火焰。意志再堅定也不管用了，大家各自為戰，撤回了城市的廢墟當中。當天傍晚，戰鬥群的一些成員才在市區北界的一條沖溝里重新集結起來。我在雪中找到了一條之前鋪設的電話線，把它接到僅存的一台野戰電話上，那邊傳來了令人絕望的消息：「保盧斯已經帶領史達林格勒南部和中部的部隊投降了！」我們的軍部在狹小的北部包圍圈裡苦撐到2月2日，那邊下達的命令讓我記憶猶新：「戰友們，讓我們戰至最後一彈！這是上帝的旨意，各位！」這等於宣判了我們的死刑。
戰前的史達林格勒百貨大樓。1943年1月31日，保盧斯元帥在第6集團軍司令部向蘇軍投降，當時司令部就設在百貨大樓的地下室里。
之後幾天，我們在廢墟和地下室里苟且偷生，這段日子相當難熬。各種口徑的炮彈和大小各異的航彈一刻不停地落在頭頂，大量潰兵四處遊蕩，一個個灰頭土臉，用破毯子包裹著凍傷的胳膊和腿，四處討要食物。在投降之前，口糧配給已經降低到每人每天麵包35克、罐頭肉50克、外加15克麥粒稀粥的水平。只有融化的雪水可喝，我們在帳篷里把水燒開，喝前還要把裡面的石子和彈片挑出來。唯一令人感到慶幸的是，在我們的地下室附近住著一位高級軍醫，他組織起了一個急救站，在裡面不分晝夜地搶救傷員。我那傷口化膿，惡臭不堪的手終於在那裡得到了醫治。
1月30日，我們用地下室里的國防軍收音機收聽了我們的訃告，都是一些關於犧牲和奉獻的無用華麗辭藻堆砌。人們的反應各異，但都是絕望的不同表達方式：面如死灰、勃然大怒、歇斯底里放聲大笑，但大多數只是沉默不語。這一天晚上，之前被蘇軍俘虜的兩個戰友跑了回來，他們說在那邊吃得好，穿得暖，然後蘇軍就把他們放了回來。我們就像看見怪物一樣死盯著他們倆，這到底是真心話，還是騙局？要知道，因為飢餓，寒冷和恐懼，很多人已經開始胡言亂語了。
在那段絕望的日子裡，上帝還是給了我一些希望，以示他沒有拋棄我。我在瓦礫堆里翻到了一個罐頭盒，裡面還有半下子豬油。我想起了以利亞和烏鴉的故事，這半罐豬油對我的意義可遠不止填飽肚子那麼簡單。
「烏鴉早晚給他叼餅和肉來，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聖經》（列王紀上17:6）
2月1日，蘇聯人遲遲不來讓我們感到焦慮，子彈已經沒有了，實在是撐不下去了！有些人試圖跑到伏爾加河東岸去，其中有不少都被射殺了。兩個禮拜之後，那些成功跑到東岸的人也被送進了關押我們的戰俘營，他們都餓個半死，凍傷嚴重，許多人都把最後一顆子彈留給了自己。
2月1日下午，從天而降的航彈擊毀了我們僅存的一輛卡車，那是軍需官的卡車，裡面空無一物。爆炸殃及了軍需官本人，我們把軍需官從廢墟里拽出來，那是一位剛到前線不久的代理下士，歲數很小，他的脊柱受了重傷。我們把他放在門板上，抬回地下室，他已經說不出話來了，只是瞪大眼睛，挨個盯著大家。第二天，蘇軍終於來了，我是最後一個離開地下室的人。在出去之前，我把手掌放在他的額頭上，為他做了臨終祈禱，他的眼睛一直盯著我看。
北包圍圈投降德軍的身影。
在地下室前站滿了端著衝鋒鎗的蘇聯兵，我們沉默地排成一隊，多數人的行李都只剩下一條毛毯和一個空乾糧袋了，但這兩樣東西仿佛有千鈞重。戰俘們向北踏入一望無際的雪原，漫長的隊伍一直延伸到地平線。幾架德軍偵察機在我們頭頂盤旋，這就是最後的致敬。
1948年，格雷夫從蘇聯戰俘營獲釋，回國繼續學業。經過兩次考試之後，他在1951年成為了神職人員，去巴特施瓦陶（Bad Schwartau）擔任牧師，直到1978年退休。1984年7月8日，這位經歷過人間地獄的老牧師在巴特貝文森（Bad Bevensen）壽終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