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以賽亞·伯林（Sir Isaiah Berlin，1909—1997） 英國哲學家、觀念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20世紀著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生於俄國猶太家庭，童年目睹俄國革命，1921年隨父母前往英國。1928年進入牛津大學攻讀哲學，1932年獲選全靈學院研究員，並任哲學講師。二戰期間，先後在紐約、華盛頓和莫斯科擔任外交職務。1939年借撰寫《卡爾·馬克思》的契機轉向觀念史研究。1946年重回牛津大學教授哲學課程，並轉向思想史的研究，1957年就職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發表具有開創性的「兩種自由概念」演說，同年獲封爵士。參與創辦牛津大學沃爾夫森學院並出任首任院長。作為傑出的觀念史學家和學科主要奠基人，先後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學獎和伊拉斯謨獎。
主要著作有《卡爾·馬克思》《概念與範疇》《自由四論》《維柯與赫爾德》《俄國思想家》《反潮流》《個人印象》《人性的曲木》《現實感》等。
論「哲學」
「哲學」一詞使用極為普遍。自誕生於古希臘以來，其含義就多種多樣、含混不清。「哲學」既被用來指「對所有生命與所有存在的沉思」，是「靈魂與自身的對話」，又被我們當代一位奧地利諷刺作家用來指「對某一術語的系統性濫用，而該術語正是為了系統性濫用而被發明出來的」。然而，上述說法並沒有表達出哲學的本質。這種關聯中最常見的問題就是「何以見得如此？」和「這意味著什麼？」，以及更為古老的形上學的疑問：「本質何在與表象何在？」人類思想與行為的每一領域都可能存在上述疑問，事實上也的確一直有人在提出這些問題，也正是在此意義上哲學是最普遍的問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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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哲學的主題是什麼
哲學的主題是什麼？這是一個沒有定論的問題，答案五花八門，大相逕庭。一方面，有人認為哲學是對一切有關時間和存在的思考，是科學中的王后，是人類知識大廈的基石；另一方面，也有人想要將哲學視為偽科學，認為哲學無非是利用詞義含混大做文章，是人類智力發展不成熟的表現。隨著占星術和鍊金術被自然科學的強勢發展所貶黜，哲學在他們眼裡無異於神學和其他思辨學科，都是要進博物館的老古董。
二 、以經驗與形式，何以能確定問題的方向
假設你問某人一個很普通的問題，例如：「我的大衣在哪裡？」「為什麼J. F．甘迺迪當選為總統？」或者「蘇聯的刑法體系是怎樣的？」他通常都會知道如何著手去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自己或許不知道答案，但我們知道遵循怎樣的步驟去尋求答案。如果是要找大衣，我們會去查看它是否在椅子上或衣櫃裡。若是想要知道甘迺迪何以當選總統，或者了解一下蘇聯的刑法體系，我們會去查閱專業著作，尋找經驗證據，然後得出並提交相關的結論，如果答案並不確切，也至少給出可能的解釋。
換而言之，我們知道找到答案的途徑：我們知道何以一些答案是可能的，而另外一些答案則不可能。這些問題之所以具有可理解性，首先是因為它們的答案可以通過經驗手段獲取，即有條理的觀察或實驗，或者兩者的結合。這些經驗手段也是獲取直覺判斷或自然科學知識的手段。另外還存在一類問題，我們同樣確切知道獲取其答案的正確途徑，這些問題有關諸如數學、邏輯學、語法、西洋棋或紋章學等形式學科。它們的特點是都要運用某些確切定律或推理規則，並且只要正確應用這些定律或規則就可以獲取有關問題的正確答案。
所有這些問題看起來都不無可疑，它們彼此之間大相逕庭，或曰鏡子裡的重影，或曰數字，或曰兄弟情誼，或曰人生目的；它們與另一類問題的區別在於問題本身好像不會包含一個可以讓人找到答案的線索。而另一類，也是更常見的問題則恰恰包含這些線索（一些內置的技巧可以幫人找到問題的答案）。關於時間，關於他人存在等問題只會讓提問者困惑，讓講究實際的人煩惱，因為這些問題看起來不會指向明確的答案或任何有用的知識。
三、 其實科學問題本質都是哲學問題
這表明在經驗性問題和形式性問題這兩大籮筐問題之間，至少應該還有一個問題籮筐，容納那些無法輕易分類的問題。這些問題的本質多樣，有的看起來是事實問題，有的看起來是價值問題；有些是文字問題，有些是符號問題；有些是關於使用方法的問題：科學家、藝術家、批評家、日常生活中的老百姓都會問起，還有一些是關於不同知識領域之間的關係的問題；有些問題會涉及思維預設，有些會涉及本質和道德、社會、政治行為的目的。
在很大程度上，人類知識歷史呈現一種持續努力，要把所有問題都搬移到這兩大「切實可行的」類別當中；因為一旦一個令人困擾的「怪」問題被當作一個經驗問題或形式問題，它就不再是哲學而成為某一門公認的科學。如此說來，在中世紀早期將天文學當作「哲學」也不是什麼錯誤：只要關於恆星和行星的問題不是由觀察或實驗及計算所決定的，而是由非經驗性觀念所決定的；人們認為完美天體被上帝或大自然賦予的目標或內在本質所左右而作圓周運動，即使經驗觀察指出這是不可能的，但人們並不清楚何以解決天文學的問題：如觀察實際的天體運動有什麼用？觀察無法通過經驗或形式手段證明的神學或形上學主張又有什麼用？
物理和化學沒有告訴人這些問題的答案：為什麼某些人一定要在某種條件下服從另外一些人？以及這些義務的本質是什麼？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是否幸福和知識、公正和憐憫、自由和公正、效率和個人獨立都同樣是人類行為的可靠目標？如果是，它們彼此之間是否互相兼容？如果不是，應該選擇哪些目標？而選擇的有效標準又是什麼？我們如何可以確信它們的有效性？有效性本身又意味著什麼？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四、哲學的目標就是幫助人類理解自身
不過，有些18世紀哲學家爭辯說，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曾存在類似混亂和懷疑的狀況，不過一些天才後來脫穎而出，創造了秩序。
自然和自然法則隱藏在黑夜中：
上帝說「要有牛頓」，然後一切都被照亮。
假設牛頓能讓我們（至少在理論上如此）來決定宇宙中每一個物體的位置和運動，一下子廢除一大堆無序的、充滿矛盾的、晦澀的、一知半解的、迄今為止被當作自然知識的經驗法則，那麼難道我們不可以指望通過應用人類行為原則和對人的本性分析，來獲得類似的澄明並且在同樣堅固的基礎上建立人文科學？
康德是區分事實和範疇的第一人：事實儼然是經驗的數據，是我們觀察或推理或思考的人、物、事件、品質、關係等；範疇是我們用來感知、想像和反思的範疇。在他看來，它們獨立於不同的宇宙觀，即那些屬於不同時代、不同文明的宗教或形上學構架。古希臘先哲，尤其是亞里士多德，曾以為萬物皆為某種內在目的而生——即它們不得不去努力完成的結果或目標。中世紀基督徒認為世界乃是一個僧侶統治集團，萬物和人均因神聖的造物主授意要完成的某個具體功能而生，唯有上帝知曉這一整體計劃的目的，並根據其子民服從聖訓的程度決定他們的幸福和痛苦——上帝每造一個人的目的都各不相同，實現這些目的就實現了普天和諧這一至高無上的模式，這一唯有上帝明白而子民無從知曉的整體性。
世界觀不同，人類對彼此的看法也將大大不同：諸如因果、善惡、自由與奴役、物與人、權利、義務、公正、真理、謬誤等隨意列舉的一些主要觀念均直接取決於它們形成的整體框架，儼然它們是整體框架內的結點。儘管人們根據這些觀念分類和整理的事實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但是這些差別（科學考察的對象）與不同時空、不同文化、不同世界觀的人戴著不同的眼鏡，使用不同範疇，用不同模式思考這種更為深刻的差別又是不一樣的。
哲學既不是經驗研究，不是對現有、已有或將有的存在物予以批判性考察，後者是通過直覺判斷和信仰，以及自然科學方法得以做到的；它也不像數學或邏輯一樣是一種形式演繹。它的主題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是經驗物，而是它們被觀察的方式，是用來對經驗進行構想和分類的那些永恆不變或者暫時性的範疇。目的相對於機械因果；有機體相對於純粹混合物；系統相對於簡單歸屬；時空秩序相對於永恆存在；義務相對於欲望；價值相對於事實：這些都是範疇，是模式，是看待事物的眼鏡。其中一些與人類存在的歷史一樣悠久，另外一些是暫時的。對於暫時性的範疇而言，哲學家的問題顯得更加富有活力和歷史性。不同的時期會產生不同的模式和框架，晦澀難懂與之相隨。前文提過的物理學在當下面臨的問題就是一例。還有其他的例子證明這些不同的模式不僅會影響物理學家或其他專家的思考，還會影響到普通人的思考。
如果有人反對說所有這一切看起來都太抽象，與日常經驗太遙遠，太無關核心利害關係、普通人的幸福、不幸和最終的命運，這絕對是一種錯誤的指控。人類生存離不開描述和解釋天地萬物。他們用來這樣做的模式必定深刻影響到他們的生活，無意識的影響尤其突出；人類的諸多痛苦和煩惱都是因為機械地、無意識地、刻意地運用了無效的模式。誰能說清政治上過量使用系統模式造成的痛苦，或者當下極權主義理論家將國家比作一件藝術品，將獨裁者說成是雄心勃勃地打造人類生命的工匠帶來的痛苦？誰能說清此前年代裡在社會關係上，特別是在國家元首與子民關係、牧師與普通信徒關係上過分應用根據父權制模式打造的隱喻和模式所帶來的害處和益處？
本文選自【英】以賽亞·柏林著《概念與範疇：哲學論文集》譯林出版社2019年4月版。
文本原主標題為「哲學的目的」主標題與文內小標題均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