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彙編》統計，宋朝統治的319年間，一共爆發了433起農民起義，相當於平均每年約1.36起，這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然而這麼多起義，卻沒有一次對朝廷帶來威脅。在王朝更迭中，幾乎都是因為農民起義導致滅亡，唯獨南北兩宋，都是在歌舞昇平中被外族所滅。
其實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都是階級矛盾所致，而宋朝卻被異邦所滅，之所以如此，說明它的社會矛盾還算緩和，抵禦外部的力量較差。那麼，宋朝為何會如何呢？
「懷柔」的治國之策
說到宋朝，我們不得不提起趙匡胤，這位發跡於陳橋兵變，「馬上」得天下的皇帝，深知大臣擁兵自重會危及皇位，所以建國之初時，他就廢除了那些功臣的兵權，反而把這些軍隊分散到各地，形成地方軍，相互制衡，而朝廷只管轄御林軍。
也因此，宋朝地方軍隊自主權很強。甚至在面臨外部侵略時，允許地方私自擴充軍隊，這也導致宋朝的軍隊有一定的私人性，比如後來抗金的「岳家軍」。
這種私人化的軍隊，對付農民起義是最賣力的，在還沒形成規模時就被地方武裝壓制住了。當然，這並不是說，宋朝的農民起義力量弱，其實整個宋朝先後發生規模較大的起義也有過四次。
第一次是建國之初的四川王小波、李順起義。這次起義因趙匡胤滅後蜀後，對四川採取經濟上「掏空」政策，導致四川民不聊生，加之後蜀舊部反抗，最終起義規模遍及四川。
第二次是方臘起義。北宋末年，徽欽二帝喜歡南方的奇花異木和石頭，大興土木，在汴京建設「岳山」，這項耗費國力和人力的工程，導致江南人民被「花石綱」壓得貧困潦倒，摧毀了江南的產業體系，於是農民、小手工業者、小商業者揭竿而起。
第三次南宋鐘相楊麼起義。北宋滅亡後，南宋剛建立，一方面還要對金國割地賠款，一方面要支付國家開支，民財被大量搜刮，最終導致鐘相楊麼領導的農民起義爆發。
第四次是發生在福建的南宋范汝為起義。這次起義因為南遷的流民沒有土地，加上南宋初年官方對民間的剝削所導致。
這些起義雖然殃及州郡，但最終都被招安和武力鎮壓。宋朝的「懷柔」政策，實際上是一種力量平衡。在防止一家獨大的同時，大力推行儒家思想，讓民間名仕忠於朝廷。也因此，整個宋朝，無論是百官，還是百姓，對朝廷都心存感恩。就連南宋時「大奸」秦檜，對朝廷也是忠心耿耿，他的一些政策，比如殺岳飛、投降求和，實際上都被宋高宗所允許。
重視經濟發展
宋朝是民間相對較富裕的一個朝代。這得益於宋朝的重商政策。在宋朝，除了農民，還有一大批中間階層---商人。當時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一帶，工商業相當發達。沿海地區的經濟活躍，也帶動了內地發展，南北貿易往來十分頻繁，在縱貫南北的京杭大運河上，到處是來來往往的貿易商船。汴京開封，更是出現空前的繁榮景象，這一點在《清明上河圖》中已有體現。
發達的工商業，給農民帶來更多的活路，一部分農民失地後，他們又找到了它的活路，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階級矛盾。其實，在北宋滅亡後，大批人隨朝廷南遷，也說明官民關係比較和諧，到了南方後，又重視發展沿海地區經濟，移民很快穩定下來，他們很多人已經不再思中原。
這一點，岳飛抗金時，並沒有感覺到。因為岳飛在湖北駐軍，處在當時南北經濟的分水嶺，而遷移到南方的大批人，是不願再回中原的。秦檜、宋高宗等一眾朝廷官員，都是北方人，他們並沒有岳飛那樣思鄉心切。畢竟江南風景宜人，經濟繁榮，人心思安，沒有人願意沒事找事。
在宋朝的四次規模較大的起義中，有三次發生在建國之初，剩下一次是發生在昏庸的徽欽二帝時，這也說明在安國定邦後，兩宋的民怨不足以引發大規模起義的條件。
相互制衡的地方強軍戰略
兩宋時，朝廷直接管轄的部隊，只有御林軍。這個數目極為龐大，它們需要巨大的財力來供養。也因此，朝廷對地方軍隊採取的是「私有化」的擴軍之策。當時比較強大的幾支軍隊，實際上都帶有私人性質。因為朝廷為他們提供的軍費不足以供養軍隊的全部。這也讓南宋在抵抗外部侵略時，地方軍隊不夠賣力，朝廷軍隊又因常年無戰爭，戰鬥力下降。
岳飛的軍隊，之所以能在抗金時脫穎而出，這不僅與岳飛受到「精忠報國」教育有關，岳飛也接受了很多商人的資助。岳飛初期只有不足一萬人的隊伍，因為鎮壓楊麼起義有功，被朝廷重視，也被民間商人看好，畢竟商人喜歡穩定的環境，也寄希望岳飛抵禦外侵，收復失地。他們慷慨解難，資助岳飛的軍隊。
同時朝廷還允許軍隊做生意。據說岳飛手下一個叫「李啟」的，原本是商人出身，他資助過岳飛，後來加入岳飛帳下，專門管理軍中的生意。朝廷對地方軍隊，總體上把握相互制衡的戰略。比如抗金時，三路大軍中，其他兩路雖說一起北進，但實際上是用來制衡的，岳飛打了幾個大勝仗，收編後再度擴軍，軍力達到十幾萬，平衡打破了（另兩路軍也會給朝廷進讒言），嚇得宋高宗連續十二道金牌召回。而此時的岳飛，卻絲毫沒覺察到危險降臨，還在一心抗金。
在宋朝，朝廷從上到下都講究制衡，害怕有人做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與外敵作戰的戰鬥力。但在局部平叛時，地方軍隊在鎮壓起農民起義時，又非常賣力。
社會群體結構接近橄欖型
一般而言，社會結構有三種。一是金字塔型。這種社會結構底層社會人多，越往上人數越少，最容易導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二是橄欖型。中間群體大，上層和底層的人數少，這種社會比較穩定，二次工業革命後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大多是這樣的社會結構。也因此西方社會自工業革命後，沒有發生過改朝換代。三是啞鈴型結構。兩頭大，中間少。這種社會結構，上層的人多，底層人也多，民眾負擔重，生活困難。
宋朝的手工業和商業比較發達，階層結構分化出來的工商業者也多。宋朝的工商業遠超西漢和盛唐時期，汴梁已經出現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萬人大工坊，整個城市總人口達到140萬以上，擁有8萬多名工匠，2萬多家商店。各種行會多達數百個。但縱然如此，宋朝卻沒有巨富。因為富人常和官府打交道，搜刮民財時，遭殃的首先是他們。宋朝沒有巨富，就與害怕露富有關。
龐大的中產階層，只要他們不被壓榨得太狠，社會矛盾不尖銳，社會就相對穩定。但在特殊時期，朝廷採取過度的斂財政策，不僅打破了底層人的生活，也壓榨了中間階層的生存空間，比如宋朝發生的四次較大起義中，實際上都有商人階層的參與。
此外，南宋以後，由於外敵入侵，社會內部的階級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會的凝聚力，加之發展經濟的政策，所以宋朝大的民怨比起其他朝代要少得多。
本文作者李鑫淼，源自公眾號「思想者札記」（ID:SXZzha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