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中盛景聞名天下，坐落在蘇州城西南部的東、西兩山，湖光瀲灩、山色動人，成為千百年來城中士夫和遠途訪客最熱衷的游賞聖地之一。位列道教十大洞天第九位的林屋洞，正位於兩山中的西山之上。
儘管已在蘇州崑山潛居6年埋首道教研究，但直到2023年1月，我才與朋友和家人兩次走訪西山，方得一窺林屋左神幽虛天的莫測玄妙。兩次考察分別發生在1月11-13日和24-25日間。前次由我、西南大學余暘老師一家、浙江大學陳龍博士、我院宗教所孔雁老師、我所包曉彤同學組成團隊；後次則是我與妻子和岳母三人前往，著重補充因前次時間緊湊、路線不熟而漏掉的包山禪寺和禹王廟等信仰聖地。當然，除我之外的參與者，可能並不清楚或者不深信此次行程暗揣著「用腳踏查」的目的，直到兩組團隊分別憤然抱怨「跟著白老師出門，總有拉練的感覺」之餘，心中或許才生出上了賊船的嘆息——當然，金庭盛景足以在心靈上療愈我為大家帶來的物理傷害。
結合兩次考察見聞，以及前後收集的各類原始文獻和現代研究，在接下來的兩三篇系列文章中，我將嘗試引領大家走入這個太湖中的洞天勝境，窺探金庭仙境的奧秘，見證洞天勝境對周邊社會的輻射和影響。今天，就讓我們從林屋洞的道教傳統講起。
圖1：西山島、林屋洞地圖，百度地圖，2023年2月14日查詢
圖2：位於太湖煙波浩渺之中的林屋山，陶金攝
一、道經里的林屋洞
如百度地圖所示，西山鎮（2007年更名金庭鎮）是一座島嶼，位於太湖之中，隸屬蘇州。[1]古來太湖七十二峰，「洞庭山為最大，而奠峙於中央，群峰環拱，遠近參差，若圭若璧。」[2]林屋洞即位於此島東部岸邊。古人由蘇州往西山，需從胥口乘船，太湖風浪時常左右著遊客的遊覽進度、以至生死命運。但西山風景奪天地造化，復加卜居島上的文人學者絡繹不絕，如是人傑地靈，自然引得無數士夫深受感召，在妖風大作之時亦不顧波濤之險，上演了一幕幕險劇。今人除可繼續選擇已相對安全的水上航運外，更可直接驅車前往西山林屋洞——太湖大橋已於1994年通車，貫通胥口、長沙、葉山、西山多個島嶼。兩次踏查時機選擇得當，大橋之上暢然無阻，列子御風，電掣而過，洞庭碧波飽覽，心如湖天開闊。心思縝密的讀者或許已經開始指責我——明明是在驅車太湖，何以話及湖南「洞庭」？事實上，以「洞庭」名太湖並非筆誤，此一稱謂正引出林屋洞天的前世今生。
圖3：林屋洞正門摩崖題刻，2023年1月12日 白照傑攝
太湖除「震澤」、「具區」、「五湖」等故稱外，另一個著名的名稱就是「洞庭」。郭璞（276-324）為《山海經》作注時明確指出：「今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雲無所不通，號為地脈。」[3]洞天思想基本上是南朝上清傳統創造的觀念，重要的上清經典《紫陽真人內傳》借真人之口開示洞天知識，言道：「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房也。山腹中空，是為洞庭。」[4]郭璞注中的吳縣洞庭，其實就是說太湖西山（也就是包山）之下存在一個巨大的中空空間，這個空間四通八達，串聯起地表以下的神秘世界。或許是由於巨大而深邃的林屋洞在現實中確然存在，且可以進入探查，有關包山洞庭的知識在得到確認後進一步普及，於南朝的文章和詩歌中得到表達。例如，郭璞的《江賦》與其《山海經注》意見一致，稱：「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幽岫窈窕。」[5]左思（約250-305）《吳都賦》則稱：「指包山而為期，集洞庭而淹留。」[6]興許是由於包山洞庭越來越有名，因此「洞庭」這個本來可以統指巨大山洞的名稱，逐漸向專稱轉化，結果之一就是據信下藏地脈的太湖被稱為「洞庭」——唐代陸廣微（活躍於876前後）《吳地記》等相對較早的資料可以證明，「洞庭」在唐代或更早時就已成為太湖的另一個專稱。[7]蘇州的東山和西山（西山又稱包山、苞山等）也被後人稱為東西洞庭（山）。清代顧炎武（1613-1682）的《肇域志》對洞庭西山眾多人文景觀的鋪陳，使我們可以較為便捷地獲悉島上的文化景觀概貌。[8]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自行閱讀，一逞臥遊之志。
西山因洞庭而名，傳說能通達湖中地穴的林屋洞自然是最具象徵意義的景觀。根據所見文獻可知，古時林屋洞潦澇泥濘的程度隨水旱有所不同、山間石壁上的題刻亦常有新添和剝落，左近道觀與其道教團體也總會有興衰沉浮，但由於林屋洞本身是自然形成，因此洞體在此前一千多年時間裡整體風貌應該不會變化太大。於是，相對較晚的描述亦可用作此洞整體面貌的反映。明代楊循吉（1456-1544）曾寫過一篇《林屋洞天志》，指出林屋洞有三個洞口，「北面一穴不容人，西頭南面一穴亦然，並有清泉留出。西北一穴，佝僂才得入。穴外石盤磚，形勢驚人，穴里一如開堂，上高丈余，恆津潤，四壁石色清白。南壁開處，側肩得入。」[9]明代王鏊（1450-1524）的《震澤編》總結前人敘述，對林屋洞的描述更為詳細。其首先指出林屋洞三門（雨洞、暘谷洞、丙洞）「同會一穴」；穴內有石室銀房、金庭玉柱，其中有石門名曰「隔凡」。由於林屋洞洞口較低，洞中常為水所淹沒，入洞需蹚水而行，故探洞之旅對季節和水文均有一定要求。[10]值得指出的是，據同時代和稍晚的西山遊記來看，林屋三穴中的丙洞確實無法深入，但與楊循吉所述不同，暘谷洞似乎也是一個可以進入林屋深處的穴口。1984年，西山鎮開發林屋洞所設計的路線即以雨洞為入口，以緊挨著宋代李彌大（1080-1140）道隱園摩崖石刻的暘谷洞為出口。至於丙洞穴口，據《西山鎮志》記載，已毀於「文革」時期開山採石。[11]
圖4：今林屋洞內遊覽線路圖[12]
江浙一帶山水清幽，瑰麗的喀斯特洞穴數量不少。林屋洞這一自然洞穴能獲世人偏愛，除景觀尚佳外，更在於道教信仰為之賦予的特殊意義。對林屋洞影響最大的道教傳說，與靈寶傳統根本經典之一《靈寶五符》的出世存在直接關係。《太上靈寶五符序》最晚產生於東晉時期，書中講到：帝嚳曾將《靈寶五符》藏於鐘山。堯舜時洪水滔天，禹受命治水有成，巡狩於鐘山，祭祀上帝，「忽得此書」。事後，禹將五符一通「付震水洞室之君」，令其妥善保藏，以祀未來大劫時傳於後學。多年後，吳王闔閭（前537-前496）率軍赴包山，命包山隱居龍威丈人入洞庭探查。龍威丈人於洞中行一百七十四日而返，詳述所遇「金城玉屋，周回五百里」、「四方上下皆是青石」等奇景，又言見題榜「天后別宮」、「太陰之堂」、「九泉洞庭之墟」等。龍威丈人最終從洞中獲得靈書一卷，上呈闔閭。但書上文字奇詭，無人得識，故遣使求教孔丘（前551-前479）。闔閭使者誆騙孔丘，稱此書為赤鳥銜來。孔丘指出使者謊言，點明此書實為大禹藏於水府的靈寶真文。孔丘還給出其在西河之上聽到的不詳預言：「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名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造洞庭竊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傳伯長百六初。今雖取出喪國閭。」吳王闔閭並無資格保有此卷神書，儘管其試圖妥善珍藏，但最終「函封不脫而失書所在」，吳國不久也為勾踐（卒於前464）所並——孔丘轉述的童謠於此應驗。[13]《太上靈寶五符序》中講述的這個傳說提到包山石室中的一些場景、尤其是對「青石」的描寫，與現實景觀頗為吻合。因此，在上述傳說形成時，應當確已有人在林屋洞中展開探索。靈寶五符作為秘寶不可輕易外泄，但從結果來看，這部道教著作終歸已向凡人開示，於是太極左仙公葛玄從太極法師徐來勒重受靈書成為靈寶五符出世的又一個重要契機。[14]值得一提的是，太湖一帶「禹跡」頗勝，[15]西山島上即建有一座規模較大的禹王廟。不知古人拜謁禹王時，是否會聯想到大禹與林屋洞藏靈寶五符間的關係。
圖5：西山島禹王廟，2023年1月24日 白照傑攝
圖6：西山島禹王廟，2023年1月24日 白照傑攝
洞庭包山之下有石室地脈的觀念和龍威丈人於此得靈寶五符的傳說，經南朝上清吸收整合，即刻便生產出一座秘境洞天。陶弘景（456-535）所輯《真誥》中記載，「苞山下有石室銀戶，方圓百里」，[16]「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真君，位在太湖苞山下，龍威丈人所入得《靈寶五符》處也。」[17]隨著洞天思想的繼續整合，林屋洞的洞天地位獲得反覆重審。如《無上秘要》引《道跡經》綜述靈山洞室，稱「林屋山洞周回四百里」；[18]在司馬承禎（639-735）總結的洞天福地系統中，林屋洞在十大洞天中排名第九，「周回四百里，號曰左神幽虛之洞天，在洞庭湖口，屬北嶽真人治之。」[19]晚唐杜光庭（850-933）整理的洞天福地名單中，林屋洞第九洞天的地位和左神幽虛天的名稱沒有改變，但治此洞者則由北嶽真人改為龍威丈人。[20]顯然，將龍威丈人作為林屋洞主人的說法，要比「北嶽真人治之」更有道理——儘管更早的《太上靈寶五符序》和《真誥》都已指出此洞實際是「天后別宮」，洞中真君是天后。林屋洞雨洞題刻中有明代王鏊所題「天下第洞天」、清代俞樾（1821-1907）所題「靈威丈人得大禹素書處」等，都是後來游訪者對林屋洞仙道身份的回顧和宣示。
圖7：林屋洞正門摩崖俞樾題刻「靈威丈人得大禹素書處」，2023年1月12日 白照傑攝
林屋洞藏禹書的說法出於道教內部，但有關唐代文官李公佐（活躍於9世紀前半）的一則傳說，在某種程度上加深了當地人（尤其部分儒家知識分子）對這一道教傳說的信任。這則傳說在李公佐同時代人韋絢（801-866）的《戎幕閒談》中得到記載。韋絢稱，貞元丁丑歲（797），李公佐聽說一則奇聞：永泰年間（765-766），楚州刺史李湯見證了猿形水怪出水事件。元和九年（814），李公佐登包山，宿道士周焦君廬，繼而探靈洞，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李公佐與周焦君幾番參詳，了解書中記載大禹鎮壓淮渦水神無支祁之事。認為這尊被困鎖水底的無支祁，應當就是李湯見到過的那隻巨猿水怪。[21]有關無支祁的問題，不少學者已有所討論，尤其是它與孫悟空原型的關係更引人聯想翩翩。後世方志作者常常引用這則傳說，儘管不無懷疑《古岳瀆經》第八卷是李公佐所偽造，但結合更早的道教林屋藏書的傳說，王鏊等人還是不免震驚道：「豈禹書真有藏於此者乎？」[22]
既為靈地洞宮，自然會吸引熱衷仙道者來此探尋、修行和齋醮祈禱。據程義所述，1982年清理林屋洞時，在洞中發現梁代石碑、五代神像以及唐宋金龍、玉簡和金鈕。[23]其中梁代石碑上刻有二十餘位道士題名，儘管拓片和錄文似未見公布，但亦足以證明蕭梁時期即有修道者匯聚於此。而這些題名道士，是否就是稍後將提到的林屋館成員呢？此外，王瑋玄和韓崇修道林屋洞一事在《真誥》中獲得記載，《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對二人事跡進行了系統化處理。[24]唐時唐若山和周隱遙卜居林屋也為這所洞天增加了不少文化資本，有關這些情況，容稍後再述。
唐代開始，朝廷方面也對林屋洞提起重視，時常遣使者投龍告祭。這些祭祀活動使林屋洞的仙道聖地地位得以穩固，接下來讓我們具體看看古時在林屋洞及周邊舉辦的祭祀活動。
二、林屋洞祭祀儀式及遺存
古人在道教信仰影響下，常常會在靈氣聚集、真仙藏景的洞天福地建齋設醮。對林屋洞而言，風雨之祀和投龍之祭便是最常見的帶有官方性質的儀式活動。有關在林屋洞的求雨和祈晴活動，唐代在姑蘇擔任地方官的皮日休（約838-約883）與蘇州本地詩人陸龜蒙（約卒於881）的詩歌中便有所記載。據皮日休《太湖詩序》所述，咸通十一年（870）夏六月，「會大司諫清河公憂霖雨之患，乃擇日休，將公命，禱于震澤。」「祀事既畢，神應如響。」[25]而後，皮日休和陸龜蒙以西山島上遊覽盛景為題，各作詩二十首，編合成集。皮日休在《太湖詩序》中沒有點明這次祈晴祭祀的具體地點，但根據其二十首太湖詩在《初入太湖》後，緊接著《曉次神景宮》《入林屋洞》，以及稍後的《三宿神景宮》，可知皮、陸二人的金庭之行，主要居住在神景宮中。而神景宮正是矗立在林屋洞旁、與林屋洞綁定的道觀。復根據兩人的《太湖詩二十首》寫景順序可知，帶著祈禱任務而來的皮、陸兩人最先走訪的就是林屋洞，則推測此次祭祀就是林屋洞舉辦，便有一定可能性了。元代陸友仁（1290-1338）《吳中舊事》記載了一則發生在淳熙乙未（1175）春夏之交的道法祈雨。據稱當時天久不雨，吳郡醮祭月余，毫無效驗。通判趙師瑀怒見於色，恰有自少奉道、得「路真官」道法的林光祖通判寓於吳，頗有興雲布雨之術。這裡的路真官，無疑就是當時威名赫赫的道教法師路時中（1120-1127）。趙師瑀請林光祖行法祭祀，後者飛章上奏，「檄告水府」，並差兒子林永壽等人投書林屋洞，由靈佑觀（也就是之前的神景宮）道士協助祭祀。事畢之後，天降甘霖。[26]非常值得關注的是，《吳中舊事》記載的這個故事指出當地百姓認為林屋洞是「太湖龍窟」，投書其中便可交通龍神。故乞晴乞雨的儀式，自然多會選在林屋洞舉行。明代陳仁錫（1581-1636）的詩歌《送黃石齋偕徐霞客游洞庭時旱禱》的背景，也是天旱祈雨，詩人稱希望請黃道周（字石齋，1585-1646）和徐霞客（1587-1641）代為祈禱，「憑均賒取三尺水，以耕石田厘豐年」。[27]詩歌后半回顧林屋之游，可推測陳仁錫想像中理想的求雨之所，正在這所洞天之中。大旅行家徐霞客，想必大家不會陌生。關於他的林屋探秘之旅，牽扯出一個重要問題，我們下回再講。
伴隨著凡人的祈禱，由神龍背負的書簡不時被投入林屋洞或相鄰的太湖之中，遺蹟和文物的發現，豐富了文獻的記載，給予我們更直觀的感受。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為發展西山旅遊，當地開始清理林屋洞，先是抽掉洞內多餘的水，接著規劃遊覽線路，設置燈光背景等。期間便在洞內發現古代道教遺物，包括前揭梁代道士題名碑，以及8條龍、3枚玉簡，還有根據科儀規定與龍簡一同投入的3個金鈕等。8條龍中，4條金龍、2條鎏金銅龍，2條銅龍。一應文物為蘇州博物館收藏，龍、簡、金鈕的基本情況獲得公開。[28]
圖8：林屋洞新發現的金龍和金鈕[29]
圖9：林屋洞新發現的金龍和金鈕
圖10：林屋洞新發現的金龍和金鈕
圖11：林屋洞新發現的鎏金銅龍[30]
圖12：林屋洞新發現的銅龍[31]
據所刊布信息來看，是次發現的三枚玉簡中只有最大的一隻文字清晰，內容為天禧二年（1018）九月，宋真宗趙恆（997-1022）祈禱國泰民安，於玉清昭應宮太初殿設十四日金籙齋，而後派遣「入內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王從政」等於林屋洞投金龍玉簡，將訴求上達九天。陳小三懷疑此次投龍的背景是同年冊命太子一事。[32]正如眾所周知的那樣，宋真宗崇尚道教，任上搞出一系列旨在強調趙宋和自己受命於天的「天書運動」。值冊命太子之盛事，派遣各路使者，在包括林屋洞在內的洞天福地名山大川依道教科儀普遍投龍設醮自在情理之中。
官方派遣使者在林屋洞和緊鄰的太湖投龍，最晚在唐代已成為慣例；投入這一洞宮水府的龍簡，也並不是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才首次發現。李唐開國皇帝李淵（618-635在位）將李氏祖先追溯至太上老君，為唐代帝王普遍尊崇道教奠定基礎。格外崇道的幾位唐代皇帝不時下命醮祭宇內洞天，投送金龍玉簡。前面提到的皮、陸二人《太湖詩二十首》中，有以《投龍潭》為題的兩首詩。可知最晚在唐代，林屋洞左近便已設定專門的投龍之所。[33]李唐之後，地方藩王和趙宋皇帝繼承了這一做法。
圖13：《金石屑》所錄傳世寶正三年吳越王太湖投龍簡拓片（清人偽造）[34]
趙宋在林屋洞的投龍，剛剛提到的天禧二年龍簡便是典型的實物證據。而根據明清方志記載，吳越王所投龍簡也曾多次被島民拾獲。在明代官場和文壇均負盛名的王鏊，在專門記述太湖風土的《震澤編》中記載道，林屋洞側之龍潭：「唐時歲遣使投龍醮祭。至吳越王時尤謹。宋嘉定（1208-1224）初，民於山下獲一簡，簡以銀制，常九寸，篆文隱然，皆以朱漆填鈒，題雲『太歲壬戌』。國朝正統中，亦有於龜山西灣沙上得一銀簡，篆刻如前。」[35]吳越自907年建立，至978歸宋，其間「壬戌」年僅有962年。彼時趙宋已經建國，是為宋太祖建隆三年（963），在任的吳越國主是錢俶（929-988）。清代王維德（1669-1749）在其《林屋民風》中抄錄《林屋記遺》中有關此枚「太歲壬戌」銀龍簡的結局。據稱拾得此枚銀簡的農民不止一人，彼此爭奪訴訟於縣，最終縣宰吳機將龍簡沒收。[36]《林屋民風》和金友理（活躍於1750前後）的《太湖備考》均引用了《洞庭記》中有關這枚吳越簡的記載，稱林屋洞東的東皋里湖可能是吳越王使者具體的投龍之處，那枚壬戌簡上刻有歲月朔日以及「伏願鬥牛分野，吳越封疆，年年無水旱之憂，歲歲有農桑之樂」等語。[37]《太湖備考》和《林屋民風》又記載了之後另外幾枚龍簡的發現過程，分別是：1、明崇禎十七年（1644）夏大旱，村民在湖底淘得寶正二年（927）吳越武肅王錢鏐龍簡一枚，簡文得到完整抄錄，簡文顯示投龍處為東皋里湖；2、明正統年間（1436-1449），有人於龜山西灣拾得銀簡一枚；3、清康熙丁亥（1707），漁人在鼉山下撿到銀簡一枚，據稱「篆刻制度俱如前」。[38]明崇禎十七年（1644）拾得的這枚銀簡的下落，鮑昌熙和嚴可均（1762-1843）的著作中都有詳細記載。根據二人所述，可知此枚銀簡題寫時間為「寶正三年」（928）。簡文題寫的干支為「太歲戊子」，寶正二年歲在丁亥，三年太歲戊子，[39]顯然寶正三年正確，《太湖備考》等材料所述寶正二年有誤。據悉，此簡長八寸多，寬六寸，周圍刻蟠龍，重二十兩，沈拙齋欲以白銀四十兩交換但遭到拒絕，於是請求製作拓片數十張，使得簡文等信息得以保存。後得簡者之子，因家貧而熔簡為銀錠，不禁令人扼腕。好在這枚已經消失的吳越國龍簡錄文已為嚴可均《平津館金石萃編·補編》等著作收錄，保存下一些有效信息。[40]值得注意的是，《金石屑》等著作還給出此枚銀簡的拓片（圖11），但王宣艷等學者參合已發現的其他吳越國龍簡的形制和內容，判斷此方拓片很可能是清人依錄文偽造出來的。[41]反過來想，當一件古物值得制贗者耗費心神作偽、推銷，且有好古者願者上鉤時，它原有的價值便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確認。嚴可均後來又聽聞，在乾隆年間，太湖漁人又撈起一隻吳越玉簡，「舊藏林屋民家，未審所在。」[42]
圖14：林屋洞內，2023年1月12日 白照傑攝
圖15：林屋洞內，陶金攝
至此，除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林屋洞中發現的八龍三簡外，我們至少又在文獻記載中發現了在林屋洞及附近太湖中投下的5枚龍簡，且主要為吳越國主所投。文物的獲得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上述現象無疑可以反映吳越國對所轄林屋洞和太湖的重視，以及對道教信仰的依仗。有關林屋洞龍簡的傳奇還沒有結束，清代潘耒（1646-1708）在遊覽西山時從朋友處聽到的一則傳聞令人驚詫不已。據潘耒所述，西山有金姓村民入林屋洞，「見清水一泓，中有玉大士像及銅龍數枚，攜之以歸。」金村民又看到有「如盆盎對合者六七」，堅不可開，於是回家取斧，再入林屋，但此番入洞不僅未見寶物，更是為蟲蛇所驚，逃回家後大病一場，「白日見祟」。分取金村民銅龍者也都突然染病，直到眾人將銅龍都送回洞中，一切方才回歸平靜。[43]這些使村民受到「詛咒」的銅龍，是否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清理林屋洞時發現的八條金屬龍呢？據《西山鎮志》記載，投龍潭在清末遭到廢棄，僅存遺址。[44]或許是因為缺少明顯的標誌和指引，我們在2023年一月間的兩次探訪，未能得見此潭蹤影。
三、綁定林屋洞的道教宮觀
洞天知識最晚在南朝道教中便已流傳，但洞天福地體系的系統化卻可能是到唐代高道司馬承禎《天地宮府圖》編訂出來後才基本確定。之所以說是「基本確定」，在於後世對這些洞天的認識還出現一些變化，不僅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與其師祖司馬承禎所述存在差異，宋代之後的文人士大夫（尤其江南地區）更是不斷宣稱他們發現了（實際是塑造了）新的洞天。[45]閒言少敘，書歸正題。洞天既為靈氣匯聚、仙真凝神之處，則在洞天左近建設專屬道觀，由道士看護運營便成為合理而常見的現象。從唐代開始，朝廷便要求在洞天所在普建道觀，並給予一定優待。作為著名的道教洞天，林屋洞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都曾擁有與之綁定的道教宮觀。
一份材料顯示，可能從南朝蕭梁時期開始，林屋洞就有專門的道館存在。據唐代道士王懸河（活躍於683前後）所編《上清道類事相》記載：「楊超，字超遠，東海人。梁時入吳包山，為林屋館主，門徒盈千。」[46]這段文字沒有寫明楊超到底是林屋館的創建者，還是其中的一任觀主。但考慮到王懸河接下來稱楊超後來又去到茅山之東「別立招真館」的情況，或可推測楊超很可能只是林屋館的一任觀主。如是，則林屋館的歷史或許還可向上追溯一段時間。活躍於梁陳時期的沈炯（503-561）留下一篇《林屋館銘》，文字為歐陽詢（557-641）《藝文類聚》收錄。「館」在南朝時既可指「學館」，同時也可以指「道館」。就《林屋館銘》的內容來看，「蓬閬仙宮，金台崛起」、「大道既隱，眾聖無門。悠悠太極，誰見玄根？祈年立秦，望仙表漢。仿佛神靈，依稀宮觀。」[47]林屋館應該是一座「道館」，有可能就是楊超所在的那所林屋館。
與林屋洞綁定的這座林屋館的結局不得而知，或許在南朝後期到隋唐之際的動盪中遭到毀棄。唐代開始，林屋洞又獲得一所專門道觀，這所道觀延續千年，直到數十年前方才因人事而消亡——這就是著名的靈佑觀。有關靈佑觀的歷史，《西山鎮志》中有一段簡明扼要的介紹，以時間線索串聯起靈佑觀的興衰歷程。[48]但方志的體例限制使那段敘述太過簡略刻板，我們在這裡不妨稍作鋪述。
《吳地記·後集》記載稱：「神景宮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太湖中。唐乾符二年置。」[49]這座神景宮，就是靈佑觀的前身。王鏊《震澤編》對這所道觀的記載比較清晰，點出靈佑觀變遷史上的幾個重要時間點。王鏊稱，明代西山有道觀五座，排在首位的就是林屋洞旁的靈佑觀；靈佑觀即舊時神景宮，「舊傳宮廊百間，環繞三殿，故名『百廊三殿』。今亡矣。」據稱這座道觀的初建，是唐高宗乾封二年（667）詔令天下名山洞天普建道觀的結果；元和四年（809），道士周隱遙盡力經營。天禧（1017-1021）中，宋真宗遣使投龍於此，隨後賜改觀額為靈佑觀，「宋天禧五年（1021）詔康孝基重建」。[50]《林屋民風》等有關方志對靈佑觀的記述，與《震澤編》基本一致。[51]雖然王鏊等人給出的信息很明快，但靈佑觀的經歷顯然沒有那麼簡單。
豐富而系統的原始記述較為缺乏，使我們必須從歷史的細節中尋找解決問題的線索。幾方有關林屋洞靈佑觀的碑石和記文，可以給予我們不少信息。清代石韞玉（1756-1837）《蘇州金石志·金石二》記載下位於洞庭西山的三種靈佑觀碑記，包括：
石1、《神景觀林屋洞碑》，唐開成三年（838）。
石2、《靈佑觀中樞門下牒》。徐則行書，大中祥符七年（1014）。
石3、《靈佑觀記》。天禧五年（1021）。[52]
民國時期，李根源通過實地考察和文獻梳理，給出四種靈佑觀碑記的信息，簡述如下：
李1、《靈佑觀修建記》。文字殘瀝，題為天禧五年（1021）十月一日，結銜官員包括王文志、皇甫源、陳愚、夏侯圭等。
殘存文字稱，神景宮所存建築唯老君殿等，此觀乃為國祈福之靈地，特差遣當地官員於天禧五年二月起重建殿宇，「凡四十餘間」。本年工程告訖，「乞朝廷下兩制撰碑文降下勒石。並改」（白案：後殘瀝者，疑當為「改額為靈佑觀」）。[53]前人記載靈佑觀有碑兩塊，分別是《靈佑觀記》和《靈佑觀敕文》。李根源只發現一方，對此非常疑惑，稱「碑是一是二，待考。」
李2、《靈佑觀碑記》。清代彭啟豐（1701-1784）撰，本觀道士顧天峻書丹並篆額。李根源沒有抄錄碑文，內容不詳，但記載稱：「府庭示刻石五石：一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一乾隆三十一年六月，一道光二十五年八月，一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一光緒十六年三月。」[54]似乎這幾方碑刻是官府宣示的某種命令，彭啟豐所撰者為其中之一。
李3、《靈佑觀永禁分房碑記》。嘉慶甲子歲（九年，1804）三月清明日立。[55]
李4、《重修靈佑觀記》。嘉慶十八年（1813）十月，蔡九齡撰書，「董事蔡世雄、蔡遂根、蔡受天、蔡楚堂立。」[56]
通過對以，可以發現石3與李1是同一塊碑刻；同時，也可以回答李根源對「碑是一是二」的疑問——《靈佑觀敕文》似乎應該是指石2《靈佑觀中樞門下牒》，與《靈佑觀記》不同，但兩篇碑文卻有可能刻在同一塊石頭上（詳見後文）。除以上6種碑石外，《太湖備考》中還提到明嘉靖七年（1528）和清雍正元年（1723）靈佑觀的兩次重修活動（暫名為《靈佑觀明嘉慶七年重修記》）和《靈佑觀清雍正元年重修記》，兩次重修均有記文，作者分別是馬鯤和葉長楊。[57]儘管重修記刻碑宣示的可能性很大，但目前卻沒有發現二者被付諸貞石的記載。不論如何，我們已經獲悉8篇有關靈佑觀的最直接記載的信息（沒有獲得它們的完整內容）。憑藉這8篇曾經存在過的文字，結合手頭的其他材料，我們獲得了見證林屋洞靈佑觀歷史吉光片羽的一線機會。為方便後面的講解，這裡按照時間早晚，重新對碑文進行編號。
表1
據前文《吳地記·後集》所述，神景觀初創於唐高宗乾封二年，[58]開成三年的《神景觀林屋洞碑》給出一些重要信息。北宋朱長文（1039-1098）記載道，此碑在當時即殘瀝不請，殘存文字顯示唐肅宗（756-762在位）時，潤州刺史請求舍官入道，於是在林屋洞「西門造玄壇立室，修玄元真容」。[59]據朱長文所述，碑文中述及毛公（仙人劉根）、唐君、周息元（即周隱遙）的情況。朱長文認為「唐君」就是辭官入道的潤州刺史。朱長文的推測毫無疑問是正確的，這位唐君就是唐中期由潤州刺史辭官入道的唐若山。《茅山志》記載唐若山「又居太湖苞山。今林屋有碑，殘缺矣。」[60]《茅山志》所謂的已「殘缺」的碑刻，很可能就是開成三年的《神景觀林屋洞碑》。深得宰相李德裕（787-850）等高官貴胄尊重的高道周隱遙確實在西山住過一段時間，也與神景觀有所往來。據令狐楚（766-837）在元和十三年（818）八月撰寫的《送周先生住山記》記載，周隱遙在貞元（785-805）初年遊覽包山林屋洞，八月「始於洞西得神景觀」，與神景觀道士一同探索毛公壇，在毛公壇撿到刻有蟲篆的石頭，經驗證即「毛公鎮地符」。此外，周隱遙「嘗息於洞之南門中，神化恍惚，往往失其所在。」[61]唐若山和周隱遙等著名道士棲於林屋洞和神景觀，自然會為這所洞天和道觀帶來更多的社會資源。
經歷了唐亡宋立，根據《靈佑觀中樞門下牒》的情況，可知神景觀在大中祥符七年獲賜改額為靈佑觀。緊接著，靈佑觀獲得重修，並立《靈佑觀修建碑》。「重起殿宇」、「凡四十間」等記載重修成果的文字，不僅給出重修後靈佑觀的具體規模，更反映出在此之前靈佑觀或許已經較為荒敗的現實。錢大昕（1728-1804）對《靈佑觀中書門下牒》有一段較為詳細的討論。據錢大昕所述，其所見《靈佑觀中書門下牒》石碑題為天禧五年十月，內容為當州請求重修林屋洞神景觀，敕旨「宜賜靈佑觀為額」。牒尾所列結銜者四人，分別是王曾、任中正、馮拯、丁謂。[62]從結銜官員來看，與李根源記載的天禧五年《靈佑觀修建記》不同（王文志、皇甫源、陳愚、夏侯圭）；但錢大昕給出的碑刻系年「天禧五年」又與石韞玉所錄《靈佑觀中書門下牒》「大中相符七年」有異，而與《靈佑觀修建記》相同。兩碑是一是二，確實是個問題。儘管缺少確鑿資料，但我懷疑造成歧義的根源有可能是碑刻殘瀝、碑文失載，牒文和重修記關係密切，有可能刻在同一方石材上（或者牒文被記文所引用，呈現在同一碑石上）。不同學者在閱讀和著錄這方殘碑時根據所能看到的部分文字，最終給出不同著錄，造成一些混亂。但這僅是一個猜測，真相到底如何還有待未來驗證。
南宋范成大（1126-1193）《靈佑觀》詩稱：「暘谷西門鎮洞宮，古苔斑駁檜蒙茸。百廊三殿惟眢井，萬壑千岩有瘦笻。」[63]詩中的「百廊三殿」在同時代和後人著作中反覆出現，一直被認為是靈佑觀曾經擁有的最大規模。但這個規模到底出現在晚唐、還是北宋天禧五年重修（重修完成時只有40間）之後到范成大遊覽之前，則不易確定。范成大的這首詩似乎顯示，至南宋時靈佑觀的保存狀況並不太好。靈佑觀在元代的情況，暫未獲得明確材料記載。明清時期，靈佑觀經歷了幾度興衰。《靈佑觀明嘉靖七年重修記》證明，1528年靈佑觀獲得重修機會。但記錄此篇重修記的《太湖備考》又指出，靈佑觀「後廢」，反映明末靈佑觀遭到廢棄的悲慘境遇。[64]明代汪道昆（1528-1593）《游洞庭山記》記載，其在遊覽西山途中，「旦日西南行，入靈佑觀，廢久矣。」[65]入清之後，《靈佑觀清雍正元年重修記》證明這所道觀最晚在1723年獲得恢復。《靈佑觀碑記》等五種府廳示刻石到底是什麼內容並不清楚，但從彭啟豐生卒年來看，由其所撰、由靈佑觀道士顧天峻所書的這方碑刻大概樹立於乾隆時期，文章可能是講述靈佑觀的歷史。靈佑觀道士顧天峻還曾為乾隆三十八年（1773）《吳縣甪頭司巡檢席君遺愛碑》書丹，可見其書法水平卓越不凡。值得注意的是，這方為地方官員歌功頌德的遺愛碑，由清代著名學者王鳴盛（1722-1798）起草，立於靈佑觀中。[66]從這兩方乾隆時期的靈佑觀碑刻可以推測，此時的靈佑觀應當獲得了一定的地方資源，發展狀態估計較為平穩。七十歲的錢大昕（1728-1804）在嘉慶二年（1797）遊覽西山時，「憩宿靈佑觀」。[67]想來當時靈佑觀應當是一片祥和安寧，但稍後嘉慶時期的兩方碑刻，則似乎顯示出靈佑觀正在遭遇某種危機。嘉慶九年《靈佑觀永禁分房碑記》，顯然是在限制這所道觀的內部分裂，但這種限制碑刻的建立本身就顯示當時存在分裂的潛在可能、甚至具體活動。道觀內部是否圍繞觀念、法派、利益而產生了某種矛盾？前面給出的嘉慶十八年的《重修靈佑觀記》的著錄信息，點出立碑者是幾位「董事」，而沒有提到道觀中任何道士的名稱。這一現象反映靈佑觀的部分（甚至主要）權力已為在俗理事所掌握，缺少有力道士承擔宮觀責任，這一現象是否又與靈佑觀接下來的不斷衰落存在某種關聯？
唐晏在「往歲辛亥」（1911）二月初，與友人一同出胥口游洞庭西山林屋洞時，發現靈佑觀「山門毀盡，殿宇巋然。殿後雲房曲折，空無人居。道士亦不復住此。山中人家大屋大半空無人居，以山居非富室所宜也。」[68]《西山鎮志》給出靈佑觀最後結果，書中記載道：「民國時其東院改為行政委員署，後改為警局。『文革』時被毀。」[69]
回顧靈佑觀的歷史不禁使人唏噓，一座起起伏伏延續千年的道觀，最後消亡只在數十年間。事實上，通觀西山島上的道教歷史，儘管有林屋洞天這個道教聖地存在，但不知為何，與佛教情況相比，島上的道教總也不算太過昌盛，建國後甚至有斷層之憂。據《西山鎮志》介紹，解放後西山道教活動越來越少，「道士也都還俗」，「文革」期間宮觀被毀，島上的道教活動徹底絕跡。直到方志編纂（2001年）的前些年，「秉場村的幾個村民組成道教待招班，專為喪家奏樂、主持喪禮，提供有償服務。」[70]在我們的兩次走訪中，恰巧遇到林屋洞的道教活動。2023年1月上旬時造訪林屋洞，按照當地規劃路線走出山洞後，幾人隨即爬上林屋洞所在的小山，山頂新建的駕浮閣是道教活動場所。暘谷洞口（今林屋洞出口，林屋洞山南麓）直通道隱園，《無礙居士道隱園記》即鐫刻在洞口的摩崖之上。碑文介紹宋代無礙居士李彌大卜居於此，建立田園的之事。文中指出「岩觀之前，大梅十數本，中為亭曰『駕浮』，可以曠望，將凌空而躡虛也。」[71]可知駕浮閣原本只是一個供游賞之需的亭子，而非道教宮觀。但這個令人浮想聯翩的名字卻使今人想到道教，於是將之重塑為真正的仙家「樓閣」。造訪駕浮閣時，閣門緊閉，未敢叨擾。但通過觀察可以發現，一層為三清殿，閣內還有道士們的辦公場所，門上楹聯「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顯示此處道士應屬正一道。離開時，正巧遇到剛爬上山來的青年道士。爬山有些辛苦，小道長坐在香爐側前方的大石上歇腳，稍喘口氣，要開始新一天的工作了。
圖16：今日駕浮閣，2023年1月12日 白照傑攝
圖17：《道隱園記》摩崖，2023年1月12日 白照傑攝
除駕浮閣外，一月下旬的第二次走訪，發現在林屋洞山腳下，大約就在正門雨洞旁百米左右處（同屬今林屋洞景區）有一座太歲殿。遺憾的是，這座太歲殿的前世今生我還未能充分了解，有待未來再次探查。彼時太歲殿中正在舉行拜太歲儀式，門前的白鶴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
圖18：林屋洞左近太歲殿正在舉辦拜太歲儀式，2023年1月25日 白照傑攝
圖19：可愛的白鶴，2023年1月25日 白照傑攝
小結
以上結合所搜集的一些文獻和兩次考察經歷，對林屋洞道教傳統進行簡要介紹。時過境遷，人世滄桑，本以為山川依舊、亘古不變，但事實上，自然景觀往往與人類活動糾纏在一起，成為被注視、被解讀、被轉化、被改造，甚至被逐漸消磨的對象。一座洞天的過往，映射的是一群人的歷史和一個社會的經歷。通過在同一座山洞中穿梭，生活在不同時代的人可以進行跨越時間的交流，感受先賢的心境。
至此，讓我們暫告一段落。下回將以記游文學為中心，對古人的林屋洞探奇之旅進行追索。不得不說的是——與古時相比，今天的林屋洞遊覽要輕鬆方便得多，燈光設計也足夠美輪美奐，但發現的樂趣和艱苦探奇的刺激卻已喪失殆盡。有得必有失，孰優孰劣，一時間還真不易斷言。
圖20：2023年1月11-13日西山考察團部分成員在太湖最高峰縹緲峰合影，從左至右：陳龍、余暘、白照傑、包曉彤、孔雁；其餘團員受夠了跟白老師跑步上山的辛苦，在半山休息——值得寬慰的是，從山腳到半山，有旅遊巴士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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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有關西山鎮的建置、物產、歷史等，近年新修的《西山鎮志》最值得參考。此鎮志為西山鎮歷史上第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方志，儘管20多年過去已顯得有些陳舊，很多當代信息有待更新完善，但仍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參蘇州市吳中區西山鎮志編纂委員會編：《西山鎮志》，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
[2] 王維德撰：《林屋民風》，卷1，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頁。
[3] 郭璞：《山海經》，卷13，見《道藏》，北京、上海、天津：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冊21，第837b頁。後文使用《道藏》均為此三家本，不再給出出版信息。
[4] 《紫陽真人內傳》，見《道藏》，冊5，第546頁。
[5] 郭璞：《江賦》，見蕭統編：《文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卷12，第747頁。
[6] 左思：《吳都賦》，見蕭統編：《文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卷5，第368頁。
[7] 陸廣微：《吳地記》，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587，第61b-62a頁。
[8] 顧炎武：《肇域志》，清抄本，收愛如生基本古籍庫，卷7，第20-23頁。
[9] 楊循吉：《林屋洞天志》，見何鏜輯：《古今游名山記》，明嘉靖四十四年刻本，收愛如生基本古籍庫，卷17，第64-65頁。
[10] 王鏊：《震澤編》，明萬曆四十五年刻本，卷2，第5-6頁。
[11] 蘇州市吳中區西山鎮志編纂委員會編：《西山鎮志》，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63頁。
[12] 蘇州市吳中區西山鎮志編纂委員會編：《西山鎮志》，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64頁。
[13] 《太上靈寶五符序》，卷1，見《道藏》，冊6，第315a-318c頁，
[14] 有關靈寶經出世道內傳說的簡要梳理，參閭丘方遠：《太上洞玄靈寶大綱鈔》，《道藏》，冊6，第376b頁。
[15] 有關太湖禹廟的一些情況，參戈春源：《太湖禹跡略考》，《蘇州科技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第81-84頁。
[16] 陶弘景撰，趙益點校：《真誥》，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卷18，第320頁。
[17] 陶弘景撰，趙益點校：《真誥》，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卷11，第191頁。
[18] 宇文邕編，周作明點校：《無上秘要》，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卷83，第43頁。
[19] 司馬承禎：《天地宮府圖》，見張君方編，李永晟點校：《雲笈七籤》，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27，第611頁。
[20] 杜光庭：《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見羅爭鳴輯校：《杜光庭記傳十種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88頁。
[21] 李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卷467，第3845-3846頁。
[22] 王鏊：《震澤編》，明萬曆四十五年刻本，卷2，第7頁。
[23] 程義、姚晨辰、嚴建蔚：《蘇州林屋洞出土道教遺物》，《東南文化》2010年第1期，第41-44頁。
[24]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4、卷16，見《道藏》，冊5，第129b頁、第196a-b頁。
[25] 皮日休：《太湖詩序》，見蘇州市吳中區西山鎮志編纂委員會編：《西山鎮志》，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04頁。
[26] 陸友仁：《吳中舊事》，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590，第457a-b頁。
[27] 陳仁錫：《送黃石齋偕徐霞客游洞庭》，見《無夢園初集》，明崇禎六年張一鳴刻本，卷5，第70-71頁。
[28] 程義、姚晨辰、嚴建蔚：《蘇州林屋洞出土道教遺物》，《東南文化》2010年第1期，第41-44頁；程義：《宋真宗天禧二年林屋洞道教投龍遺物簡介》，《中國道教》2010年第1期，第37-39頁；陳小三：《蘇州林屋洞出土玉簡銘文初探》，《東南文化》2010年，第4期，第90-91頁。
[29] 圖片采自，程義、姚晨辰、嚴建蔚：《蘇州林屋洞出土道教遺物》，《東南文化》2010年第1期，彩插4。
[30] 程義、姚晨辰、嚴建蔚：《蘇州林屋洞出土道教遺物》，《東南文化》2010年第1期，第43頁。
[31] 程義、姚晨辰、嚴建蔚：《蘇州林屋洞出土道教遺物》，《東南文化》2010年第1期，第43頁。
[32] 陳小三：《蘇州林屋洞出土玉簡銘文初探》，《東南文化》2010年，第4期，第91頁。
[33] 陸龜蒙：《奉和太湖詩二十首》，收其《普里集》，卷2，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083，第291b-296b頁。
[34] 引自鮑昌熙：《金石屑》，見《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台北：新文豐，1979年，冊6，第4623b頁。
[35] 王鏊：《震澤編》，明萬曆四十五年刻本，卷2，第9頁。
[36] 王維德：《林屋民風》，卷5，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08頁。
[37] 金友理：《太湖備考》，清乾隆十五年刊本，卷16，第3頁。
[38] 王維德：《林屋民風》，卷5，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08頁；金友理：《太湖備考》，清乾隆十五年刊本，卷16，第3頁。
[39] 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114頁。
[40] 嚴可均：《平津館金石萃編補編》，見《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台北：新文豐，1979年，冊4，第2720a頁。
[41] 有關吳越國龍簡和此枚偽簡的情況，參王宣艷：《吳越國錢氏銀簡考釋》，《東方博物》第72輯，第27-39頁；黎毓馨主編：《吳越攬勝：唐宋之間的東南樂園》，北京：中國書店，2011年，第6-9頁
此傳世拓片系出偽造的情況，以及以上兩種相關研究，均系曲爽告知，特表感謝。
近日獲悉又有學者專門撰文，詳細討論偽刻吳越錢鏐投龍簡問題，甚有意趣。見張鴻鳴：《吳越國錢鏐投龍簡的偽刻、流傳與影響》，《文獻》2023年第1期，第117-130頁。
[42] 嚴可均：《鐵橋金石跋》，卷3，見《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台北：新文豐，1977年，冊25，第19332b-19333a頁；鮑昌熙：《金石屑》，見《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台北：新文豐，1979年，冊6，第4623a-4625a頁。
[43] 潘耒：《游西山洞庭記》，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503頁。
[44] 蘇州市吳中區西山鎮志編纂委員會編：《西山鎮志》，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83頁。
[45] 參王冬亮：《洞天繪畫研究》，中國美術學院，博士論文，2022年，第65-69頁。
[46] 王懸河：《上清道類事相》，卷2，見《道藏》，冊24，第878b頁。
[47] 沈炯：《林屋館銘》，見歐陽詢：《宋本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卷78，第2014頁。
[48] 蘇州市吳中區西山鎮志編纂委員會編：《西山鎮志》，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79頁。
[49] 《吳地記·後集》，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587，第68a頁。「乾符」當為「乾封」之誤。乾符二年即875年，皮日休咸通十一年（870）時即與陸龜蒙一同求雨林屋，宿於神景觀，此觀不可能為乾符二年初建。
[50] 王鏊：《震澤編》，明萬曆四十五年刻本，卷4，第9-10頁。
[51] 王維德：《林屋民風》，卷12，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80頁。
[52] 石韞玉：《蘇州金石志》，金石二，見《石刻史料新編》第3輯，台北：新文豐，1986年，冊5，第513a頁。
[53] 《靈佑觀修建記》，見李根源：《洞庭山金石》，卷1，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19頁
[54] 《靈佑觀碑記》，見李根源：《洞庭山金石》，卷1，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78頁。
[55] 《靈佑觀永禁分房碑記》，見李根源：《洞庭山金石》，卷1，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402頁。
[56] 《重修靈佑觀記》，見李根源：《洞庭山金石》，卷1，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403頁。
[57] 金友理：《太湖備考》，清乾隆十五年刊本，卷6，第12頁。
[58] 宋代朱長對靈佑觀的記載稱，此觀為「蓋明皇時建，內有林屋洞。」見宋長文：《元豐吳郡圖經續記》，卷2，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484，第16b頁。但這一說法來源不詳，且獨成一說，暫不取信。
[59] 朱長文：《元豐吳郡圖經續記》，卷3，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484，第41b頁。
[60] 劉大彬：編，江永年增補，王崗點校：《茅山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卷10，第273頁。
[61] 令狐楚：《送周先生住山記》，見王維德：《林屋民風》，卷6，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31頁。
[62]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跋尾》，卷12，見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增訂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冊6，第290頁。
[63] 范成大：《靈佑觀》，見其《石湖詩集》，卷20，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159，第747a-b頁。
[64] 金友理：《太湖備考》，清乾隆十五年刊本，卷6，第12頁。
[65] 汪道昆：《游洞庭山記》，見其《太函集》，明萬曆刻本，收愛如生基本古籍庫，卷71，第11頁。
[66] 李根源：《洞庭山金石》，卷1，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78頁。
[67] 錢慶曾：《竹汀居士年譜續編》，見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增訂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冊1，第39頁。
[68] 唐晏：《游西洞庭記》，見《唐晏集·涉江先生文鈔》，民國十年排印本，收愛如生基本古籍庫，第28頁。
[69] 蘇州市吳中區西山鎮志編纂委員會編：《西山鎮志》，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79頁。
[70] 蘇州市吳中區西山鎮志編纂委員會編：《西山鎮志》，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31頁。
[71] 李根源：《洞庭山金石》，卷1，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20頁。
白照傑，澳門大學哲學博士，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道家古典學研究中心主任。致力於中國道教及佛道關係等領域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