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西晉末年以來的北方中國，不難發現兩種歷史趨勢並存，一為五胡亂華，一為胡族華化。所謂「五胡」，指匈奴（包括盧水胡與鐵弗部）、羯、鮮卑、氐、羌五族。所謂「華化」，即征服漢族的胡族反而被漢族同化。什麼叫同化？就是失去本民族在經濟、政治、文化與社會生活等方面與其他民族的不同點，逐漸變成另一個民族。華化，就是胡族失去民族特點，與漢族融化為華夏族。
第一種趨勢在兩晉南北朝（265—589年）前期占主導地位；第二種趨勢則在後期蔚為主流。
從晉惠帝末年到北魏統一北方的一百三四十年間，中國北部長期陷入分裂割據的局面。王朝不斷更替，政權頻繁更迭。胡漢之間共處與相爭、征服與被征服、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經常變換。與此同時，民族壓迫與反壓迫的鬥爭此起彼伏，民族分裂與民族融合交替進行。
黃河兩岸與關中地區遭受戰禍最劇，社會經濟破壞最嚴重。曠日持久的動亂、統治者的屠殺劫掠，以及漫無限止的勞役給各族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各族政權為了便於奴役，時常把百姓遷到國都周圍。一個政權消滅，或一個政權建立，往往伴隨著大規模的人口流動。頻繁的遷徙使百姓的生產與生活不得安定。
五胡亂華始於匈奴劉淵。匈奴其名始顯於戰國時期。東漢時期南匈奴入塞內附，漢朝將西河、上郡、朔方等郡治南移，原分布此地的匈奴更為南下，大多集聚於并州中部汾水流域一帶，分為左、右、南、北、中五部，其中以左部勢力最大，有一萬多落。曹操遂命劉豹為帥。
匈奴自以為漢室外孫，多改姓劉。五部統帥都姓劉，故稱劉氏五部。劉豹似是第一個有史為據，改為漢姓的匈奴人。劉淵便是他的兒子。
劉淵自幼好學，曾師事崔游，誦讀詩經、易經、書經，「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記》、《漢書》、「諸子，無不綜覽」（《晉書·載記》）。
劉淵不僅有文才，而且有武才，堪稱文武全才。他「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何、陸賈是漢初著名謀臣，長於雄辯，隨何曾說服九江王英布降漢，而陸賈則說服南越王趙陀稱臣。絳侯周勃與灌嬰乃漢朝開國功臣。劉淵要兼文臣隨、陸及武將絳、灌的長處於一身，其自負之高，可以想見。
劉淵起兵反晉打的旗號是為劉氏列祖列宗光復社稷。他自稱劉氏匈奴，原為漢室外甥，本是一家人。自呼韓邪以來與漢皇約為兄弟，則兄亡弟可不紹乎？現在司馬氏一家骨肉相殘，天厭晉德，正是興復大漢之時。劉淵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劉淵受漢文化影響之深，由此不難想見。
劉淵並非特例。據史籍記載，「劉聰，幼而聰悟好學……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劉曜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尤好兵書，略皆暗誦」；「石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晉書·載記》）熟悉這段歷史的都知道，正是這四位飽學之士一手顛覆了西晉朝廷。劉淵率先起兵反晉。其子聰派遣劉曜、石勒等攻破洛陽、長安，俘晉懷、愍二帝。
潛伏在民族問題背後的政治危機，終於釀成了永嘉之亂，揭開了五胡亂華的序幕。
魏晉以來，活動於中原地區的北方民族大多被稱為「胡」。亂華之五胡從塞外內遷少說也有四百年歷史了。兩漢以至魏晉，為了便於控制，也為了補充兵源與勞力，朝廷經常採用強制或招引手段，促使塞外北族內遷。西晉時，西自今青海、甘肅，東經寧夏、內蒙古、陝西、山西、河北，以至遼寧，南到河南，都有北方民族與漢人錯居雜處。胡族人口不斷孽息，一方面吸收漢人的政治文化營養，胡漢兩族子弟同受漢文化薰陶，習於儒家經典，其中的先行者早就同化於中原文化了，另一方面又保持著固有的民族性格，即本族特有的心理狀態，長此以往，在胡漢之間逐漸形成了彼此猜忌、互不信任、互相戒備的心理感情，並表現在言語行動上，成為嚴重的民族問題。
胡漢之間的民族隔閡，漢人可以江統、傅玄二人為例，胡人可以道武、太武二帝為例。
江統初為山陰令，累遷太子洗馬，曾建議晉武帝徙羌氐出關中，其理由只有一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前傅玄在一道上疏中說：「戎狄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盛」。廟堂如此，民間亦如此。
五胡作亂時，南方漢人與北方胡人互相輕蔑。北人呼賤丈夫為「漢子」，南人謂北人為「虜父」或「傖父」。「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
道武帝拓跋珪具濃厚的鮮卑情緒，對漢人異常疑忌。曾為他立功的崔逞無意之中說到飛鶚食桑椹而音質變好，道武懷疑崔有意侮慢入主中原的北人，因而賜死。
鮮卑人賀狄干因久被姚氏幽閉於長安，習讀經史，舉止有似儒生。返回魏朝以後，道武認為他有意募仿漢人，兄弟二人皆被殺。
太武帝拓跋燾與他的祖父道武帝一樣，也非常猜忌非鮮卑族，乃至非拓跋部成員，動輒加以殺戳。太武執政倚重漢人。崔浩仕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官至司徒，參與軍國大計，對北魏統一北方起了積極作用。只因主持編纂的國史詳實記載魏先世事跡，可能涉及拓跋氏避諱不願人知的一些習俗、隱私，有傷皇室體面，拓跋燾便不惜興動大獄，將三朝元老崔司徒處死。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以及浩姻親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遭滅族。事後又說「崔司徒可惜」，似有悔意。
魏軍中衝鋒陷陣的都不是鮮卑人。作戰對陣時以鮮卑騎兵蹙步兵。圍盱眙時燾曾致信宋將說：宋軍陣前殺死的都不是鮮卑人，於魏並無不利。例殺死丁零東胡士兵，可以減少常山趙郡及并州等地的麻煩；殺死羌氐士兵，可以減少關中地區的麻煩。雖為故作激憤之言，卻反映了他對各非鮮卑族的態度。
面對日趨劇烈的民族矛盾，一些有識之士主張「徙戎」，使五胡「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以「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荒服指離京畿二千五百里的地區，為五服中最遠之地。徙戎這個主張，說起來容易，落實卻非常困難。晉武帝不僅拒絕採納，反而接受塞北大批匈奴歸附內地，分別把他們安置在邊郡。降附的胡人愈多，隱憂愈大。這個持續發酵數百年之久的民族危機，西晉末年終於爆發了。
五胡十六國時期是北方民族稱雄割據並開始走向民族融合的年代。
孝文朝的改革是在以漢族為主體的北方各族大融合的基礎上實現的，反過來又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進一步融合。它標誌著進入中原地區的北方民族漢化過程的完成。
但一個民族從分裂走向融合的道路從來都是充滿艱難險阻的。融合與反融合、漢化與非漢化的鬥爭從來都貫穿著民族融合的全過程。
531年北魏政權從爾朱氏控制下轉移到了高歡手裡。高歡的祖先是渤海人。祖父因犯罪，全家徙配懷朔鎮。受當地鮮卑習俗的薰染已完全鮮卑化了。高歡奪取政權所依靠的，首先是邊鎮的鮮卑族與鮮卑化的中下級軍官。為了贏得這些人的支持，高歡竭力維護其特權，滿足其要求，從而培植了一個新的鮮卑勛貴集團。不僅如此，高歡還大力推行鮮卑化政策。
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留在邊鎮的鮮卑軍人，身分與地位日益低落。鎮兵經常衣食無著，連中下級軍官仕進也很困難，「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流宦」。而所有變化都是在鮮卑族接受漢族統治方式和傳統文化過程中發生的，因而許多鮮卑族對漢化懷有強烈的不滿情緒。
為了籠絡這些軍人，也為了利用他們火中取栗，高歡刻意迎合他們的民族偏見，一反孝文帝推行的漢化措施，故意推行鮮卑化政策。其實，漢文化與鮮卑文化之間並不存在單向的漢化，而是互相滲透、吸收的過程。漢化與鮮卑化之間的矛盾，實質上反映了先進生產方式與文化同落後的生產方式與習俗之間的矛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推行漢化無疑是進步行為，而推行鮮卑化實為逆歷史潮流而動。高歡死後，人亡政息。其子洋代東魏稱帝，國號齊，史稱北齊。577年為北周所滅。
縱觀這一段歷史，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統治者，從劉淵、苻堅（前秦皇帝）、姚興（後秦國君），到馮太后、孝文帝，都不同程度地推行過漢化政策。「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魏書·崔浩傳》）正是對這種歷史現象的精闢概括。
五胡亂華以來，中原地區社會經濟雖遭嚴重破壞，但被破壞的經濟在不同的時期有所恢復，被破壞的傳統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得以保存下來。況且，華夏文化夙具吸收異族文化之特質。「武力雖或不逮，而文教足使心折」。北方民族南遷中原，非但未能毀滅中原文化，反而加速了中原文化的傳播與擴散。
第二種歷史趨勢胡族華化歷經曲折，終究占據了主流地位。胡族華化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交流和融合，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有助於消除民族分裂和文化衝突，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繁榮。其次，華化也有助於傳承和發展文化傳統，激發文化創新，推動文化的發展和進步。最後，華化也有助於促進不同民族之間的互相理解和尊重，消除種族歧視和偏見，建立和諧的社會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