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瑞穎 徐可瑩 朱獻東
近日，99歲的任繼周註冊了微信公眾號，取名為「草人說話」。他是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草業科學奠基人，與草打了一輩子交道，自稱「草人」。
就在不久前，任繼周感染了新冠，他笑稱早已想通生死，但害怕與社會脫節，尤其對農業的發展，「總感到有很多話要說」。
為了提醒自己「爭分奪秒」，他家中每個房間都擺掛了鐘錶。但在金錢上，任繼周卻是一個「月光族」，目前為止，他已捐款300多萬元，在4所大學設立了草業科學獎學金，「我早已『非我』，所有的東西都是社會的。」
日前，他為即將出版的《中國農業倫理學》作序，自己在電腦上敲出4000多字。面對《中國科學報》的邀約，老先生熟練地用微信回復道，「即日即來，來前電話」。
「我總感到有很多話要說」
《中國科學報》：您為什麼要註冊自己的微信公眾號？
任繼周：一個人特別是老年人，怕孤獨，一孤立於社會就沒有生趣了。那怎麼跟社會聯繫呢？我說開公眾號吧，但過去怕干擾太多，發個東西各種評論干擾你。
現在我太老了，也寫不成論文了，我想說說話還是可以的，而且我總感到有很多話要說，就設了個公眾號。最近我就在想生態文明的農業問題、草業問題。
《中國科學報》：去年年底您感染了新冠，害怕嗎？
任繼周：想通了。我想得開，心情非常開朗。到這個年齡了，又要死人的話，你不死誰死（大笑）。
2020年底我突發窒息性哮喘，搶救之後記憶力、聽力大幅度下降，這次新冠後就更不行了，唯一值得安慰的就是思路還算清楚，沒有糊塗，簡單交流還可以。
《中國科學報》：您為什麼稱自己「草人」？
任繼周：就是因為（我像草一樣）在最底層，最不起眼的地方，好好地紮下根做工作。
草這個東西，陸地上只要有生命，幾乎無處不在。草在地面上看起來是很小的，實際上根是很深的，我有一句詩：小草貼著地面生長，根卻扎到株高許多倍的地方。草潛在的東西很多，而且很複雜，任何地方都有特殊類型，能適應各種條件，草幾乎是生態系統的底色。
另外，草是見縫插針，不與人爭。我這一輩子是能做什麼就做什麼，也不跟人爭。你哪個專業紅、熱門，我不考慮，我就坐我的冷板凳，一坐就是幾十年。
《中國科學報》：公眾號上發的4000多字《中國農業倫理學序》，是您親自寫的嗎？
任繼周：是我自己用電腦打的，有青年同志幫我排版發。我寫日記，寫文章都用電腦。
《中國科學報》：您為什麼強調農業倫理？
任繼周：我最初的心願在改善國民營養，多吃點肉，喝點奶。但跑農村、牧區十多年，發現問題發生在農業結構，所以進行農業生態系統的研究，然後發現「三農問題」也不全是農業結構的問題，是農民、農村沒有與市民取得同等地位。
我把中國農業的發展分成兩大段：改革開放前的30年是小農經濟變大計劃經濟，農民在底層，很苦；改革開放後的40年是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貧富差距加大，有人暴富，如房地產商，但農村處在污染鏈的終端，水污染、土污染、食物污染，風險還是農民、農村承擔。
我倡導農業倫理學，就是想把這個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改正過來。農業是基礎，一個國家不管多大，發展到什麼程度，農業弄不好，一切免談。
「『我』早已不存在了」
《中國科學報》：您年少時經歷了很多戰爭，這對人生有怎樣的影響？
任繼周：我父親是個舊軍官，保定軍校二期（與蔣介石同期），但他骨子是文人思想，很愛國，與那些舊軍官的舊習氣格格不入，在國民黨軍中屬「另類」，所以只當上了虛銜少將。
抗日戰爭爆發後家鄉淪陷，我一直跟著父親在長江沿線轉移就學，親眼看到中國傷兵從戰場退下來，他們在校園的地上休息。這支血肉模糊的隊伍離去後，留下滿地血漬，我心裡難過極了，這個悲慘記憶，無法忘懷。
當時光是難過，沒有更高的想法。隨著年齡越來越大，我感到有負罪感、原罪感，我這條命是幾千萬人保護來的，血肉長城啊！
我現在所有生存的日子，所有的工作，就是這些人的恩賜。我把自己全部作為對這些烈士的回報也不夠，我應該是他們的一員。「我」早已不存在了。
《中國科學報》：您為什麼選擇研究草業？
任繼周：我大學的第一志願是畜牧獸醫。中國人營養太差了，我自己都病得要死，大學畢業時才45公斤，是個病夫，這樣的國民撐不起強國，我想必須改善國民營養。
《中國科學報》：您怎麼評價自己過去70多年的工作？
任繼周：基本沒有浪費時間，總體上是滿意的，但缺點比滿意要多，失敗更多於成功。我曾經面對許多誤解和無知，我要是心眼小一點的話早活不成了，受的那些委屈，碰的那些釘子，全當精神垃圾，統統忘掉了。
我的工作是盡心盡力，我們全家人都沒有想過「升官發財」。1942年國民黨時期，我們兄弟三個（二哥哲學家任繼愈，三哥經濟學家任繼亮）最後在重慶聚會，就約定不入軍政兩界，不做官，不發財，做個有正氣的人。
《中國科學報》：您書房裡一直掛著任繼愈先生贈予的「涵養動中靜，虛懷有若無」一聯，您怎麼理解它？
任繼周：這是二哥寫給我的，也是我晚年的座右銘。1995年我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他看我忙得一塌糊塗，就給我寫了這幅對聯。
「涵養動中靜」是提醒我不管外頭多動亂，心裡要平靜，這一點非常要緊。「虛懷有若無」是說你貢獻再大，在無可窮盡的大自然中，這點貢獻可完全忽略不計。
「月光族」
《中國科學報》：為了推動我國草業科學發展，您捐贈了300多萬，在4所大學設立草業科學獎學金，是怎麼考慮的？
任繼周：我早已「非我」，所有的東西都是社會的。我老伴2019年去世以後，我把她攢的養老錢全捐了，陸續又捐了4個草業科學獎學金，儘管數額小得可憐，但表達了我的心意。我現在是個「月光族」。
《中國科學報》：您一生熱愛讀書，最喜歡的書是什麼？
任繼周：《魯迅全集》。我在「文革」被批鬥的時候，別的書都沒法看，《魯迅全集》看了兩遍。魯迅這個人腦子太清楚，眼光犀利。你看那《狂人日記》，真是深刻。
《中國科學報》：您現在每天工作多長時間？
任繼周：正常的話我每天可以工作5個小時，上午要處理膀胱瘺管等，大概工作2個小時，下午3個小時。
我時間抓得很緊，我二哥（任繼愈）送我上初中時就跟我說：「計劃領先，分秒必爭。」我在90歲前後是兩年一個計劃，不敢做三年，怕第三年就沒了（大笑）。
我現在的計劃就是在這兩年內把生態文明的草業及農業倫理特點想清楚。
《中國科學報》：您長壽的秘訣是什麼？
任繼周：就是「心無旁騖」和生活規律。
我每天晚上9點睡覺，過去是6點半起床，然後做工作。兩次生病後，睡眠不好，就沒有一定規律了，但還是基本8點前起床。
當然，「心無旁騖」就是少考慮自己，前面總有一個等著我完成的目標。
《中國科學報》：如果讓您對科研後輩們說幾句話，您最想說什麼？
任繼周：要真正從思想上把「小我」融入「大我」，把「他人」視做「他我」這是最要緊的，不要總想著我、我、我。
要學點哲學。歷史唯物論、辯證唯物論非常重要，離開歷史條件就看不清問題；離開唯物辯證法就只看到了破碎的世界，看不到整體。
要懂至少一種外文。外文不僅是工具，還內涵思維方式。
另外，總有前景、計劃在召喚，直到生命的終結。只要活著就往前走，人生沒有終點，「路倒」（註：趕路時倒斃路上，指工作至最後一刻。）是最幸福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