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初理學在北方傳播的原因

1.北方理學之學術基礎

北方地區雖以蘇學為顯，但二程之學並未絕跡。為說明理學在北方有一定的學術基礎，現再舉幾例。被稱為「元初理學名臣」的郝經的理學思想就有家學淵源，「高曾而上，亦及(程)先生之門，以為家學。傳六世至經，奉承餘緒，弗敢失墜」。

而且據郝經的描述，「北方學者，河東知有先生」:金末李俊民亦得程氏之傳，且得邵雍《皇極》之學，但他「退而不仕，以所學教授鄉里，從之者甚盛，至有不遠千里而來者」;濟州人徐之綱，曾「以河南二程,江南朱、胡、蔡為根柢，窮《春秋》、《易》二經」田。這三個例子說明，二程之學在北方地區並未絕跡，始終綿延不斷，其中也不乏「潛心伊洛之學」的儒士。

只不過在長時期內，洛學不為時人所好，不屬於顯學，多以「家學」形式世代流傳，直至金末才趨於「復盛」，呈現出發展的趨勢。另外，朱熹的學說在經歷了宋代的「慶元黨禁」之後，才在南宋得以逐漸確立，隨後通過宋金信使等交流途徑，始傳入北方地區。以上便是元初北方地區程朱理學發展的學術基礎。

2.金代學風之弊

金代儒士皆以遺留的詩賦、經術為學，對漢代以來的儒家經典的闡釋也嚴格固守師說，不敢相違，亦不敢闡發。蘇天爵就曾描述道:「鄉間老儒說經正傳疏義，為文金習律賦」。這種舊學風使得學術愈發僵化。因此，以直接孔孟道統，主張從經典原文中去了解先儒本意的理學取代舊的傳注之學就有了歷史必然性。

3.理學名家之推動

趙復北上所傳授的程朱理學，打開了北方儒士的視野。在此之前，他們的治學範圍局限於漢儒章句之學,而理學的哲學思辨性令當時的儒士耳目-新。據載，趙復在太極書院講學時，「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才其間」。這種規模是前所未有的。

趙復著作《傳道圖》《伊洛發揮》《師友圖》《希賢錄》等，極力宣揚理學道統觀，所以郝經稱其「先生之有功於吾道，德於北方學者抑何厚耶」回，孫奇逢也評價趙復是「振一代之學術」。其後姚樞、竇默、許衡等人又相繼大力推崇理學,使得北方理學逐漸發展起來。一時，「伊洛之學遍天下」。

可以說，「河北之學,傳自江漢先生。」。這些名士均以傳播理學為己任，他們不僅要保存儒家文化，而且要將儒家的道統接續並傳遞下去，所以，楊惟中的「慨然欲以道濟天下」，姚樞的「汲汲以化民成俗為心」，許衡的「不如此則道不行」，都清楚的表明了這種態度。中經過他們的推動，儒家的道德與仁政學說被元廷所接受，並以此為其治國方略。

4.理學之歷史契合性

理學傳到北方之時，北方還處於戰爭時期。此時北方的儒士還肩負著文化救亡的使命。理學道統的建立，給了北方儒士學術的堅定，特別契合了北方儒士接續行將斷裂的文化脈絡的需求。理學對倫理綱常和道德踐履的強調，還滿足了北方地區政治秩序的恢復以及社會秩序建立的需要。這使得北方儒士自覺自愿的接受並推廣理學，終將其推至官學的地位。

(二)理學在元代北方的傳播

自趙復在太極書院廣授生徒，理學在北方地區得以迅速傳播。隨著理學家的進一步推動，北方地區的理學學派開始逐漸形成。這些北方理學家群體，在教育中以理學為主，在社會生活中也以理學之倫理綱常進行道德教化。不僅如此，他們還主張將理學與現實社會相結合，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以理學為理論依據。

而在南北統一之後，理學在北方的影響愈大。後經理學家的推動，元廷於延佑年間重開科舉，理學被列為科場程式，其地位也不斷提升，終成為元代官學。時人對此描述道「朱子之學盛行於今，上自國學，下至鄉校家墊，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莫非朱子之書。」下文將對此情況再作詳細論述。

三、北方理學學派的形成

隨著書院講學及理學在北方的傳播，理學傳授開始有了師承關係，並開始形成自己的學派。元代北方理學學派，服庸義理，見諸實用。在《宋元學案》中，北方著名的理學學派有:懷衛地區以許衡為首,其弟子附之的「魯齋學派」;真定、保定地區以劉因為中心人物，安熙衍之，直到蘇天爵的「靜修學派」:還有處於關中地區的、由張載創立到元代以楊氏父子、蕭刺、同恕為中心的「關學學派」。

(一)魯齋學派

許衡(1209-1281)，字仲平，號魯齋，懷慶路河內縣(今河南沁陽)人，世稱「魯齋先生」，其學派也因之名為「魯齋學派」。許衡自幼勤讀好學，之後為避戰亂，常來往於河、洛之間，從姚樞處得宋二程及朱熹著作，與姚樞及竇默相講習。元憲宗四年(1254年)，許衡應忽必烈之出任京兆提學，授國子祭酒。

許衡在沒接觸理學之前，在河朔一帶已有一定的聲望，是聞名一時的大儒。自從得程朱著述之後，許衡便深入鑽研《伊川易傳》《四書集注》《小學》等理學著作，且頗有體會。可見其對理學的親近及推崇。許衡一生「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為世名儒」因，同時他亦是元朝重臣。他一度出任中書左丞、數度任國子祭酒。

在任職期間，他一方面為元廷出謀劃策，一方面推崇理學，發展教育。他建立了一套教學秩序，以理學教授弟子。數十年的堅持不懈，使得元朝「彬彬然號稱名卿士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園，可見他對元廷人才培養的貢獻。

許衡的弟子也秉承其志願，致力於理學的推廣與傳播，使得北方「儒風為之巫振」田。許衡對理學在北方的傳播可謂厥功至偉。蘇天爵對其讚譽有加，「聖朝道學一脈，題自先生發之。繼往經開來學，功不在文公下。虞集也曾盛讚許衡:「鳴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

以許衡為首的「魯齋學派」，是北方理學大宗，《宋元學案》中魯齋學派的代表人物收錄多達40人以上，可見其規模。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學名家有:姚燧、耶律有尚、姚樞、竇默、郝經等。這些人對於理學都頗有造詣，且都關注理學的經世致用之功，其影響及於有元一代。

(二)靜修學派

劉因的高祖父、曾祖父都曾仕金。他也曾有的短暫仕元經歷，但其一生中的大多數時間都是隱居不仕，以授徒教學為主的。故而被忽必烈稱為「不召之臣」。劉因自幼天資聰慧，穎悟過人，《劉因傳》記載說他:「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為文,落筆驚人」。

劉因少年時胸懷大志，在其18歲時作《希聖解》，便以「希賢、希聖、希天」自期，並曾以「天地間一清才」自詡。劉因「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而後傾心理學。黃百家認為劉因是從趙復那裡得聞程朱之學，但從時間上來考察，可知劉因直接師承趙復，在時間上是不大可能的，但是趙復對其理學思想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

劉因也將理學思想融入教學當中，親自編訂和撰寫了輔助教材及參考書籍，以自己的教學和著述為理學在北方的傳播做出了積極貢獻。劉因還主張人們為學之時，既要注重性理的闡釋，也不能荒廢註疏考據。

此外，他還提出「古無經史之分。《詩》《書》《春秋》皆史也，因聖人刪定筆削，立大經大典，即為經也」，明確表達了「六經皆史」的思想，對後來的學術產生了深遠影響。

《宋元學案》中記載的靜修學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烏沖、郝庸、李道恆、劉君舉、李天篪、林起宗等人，大多也是隱居之人。劉因的私淑弟子安熙，及其弟子蘇天爵和楊俊民，曾積極弘揚劉因之學，使得劉因的知名度大為提高。

(三)關學學派

關學是由北宋張載創立並於宋元明清時期，一直在關中地區傳衍的地域性理學學派，亦稱關中理學。關學的創始人雖並非在元代，但是關學學派在元代的特色及其影響還是值得肯定。關中學人從宗張載的關學而走向了宗濂洛關閩之理學，尤推崇程朱之學，這成為關學在元代的一個新動向。

之所以形成這一動向，主要歸結為兩個原因，一是張載因與二程有親屬關係，故而在學術上原就有密切交往，二是因關中地區在宋金對峙之時，一直處於金人的統治之下，關學學術日漸衰微，而在元代金後，程朱理學的北傳受到學者的普遍接受並成為學術之正統，再加之大儒許衡的影響，使得關學後學轉而推崇程朱之學，將自己納入程朱理學傳統。國金末元初關學有影響的人物是楊天德。

楊天德肇端高陵之學，後由其子楊恭懿發揚光大。楊恭懿倡其家學，一生恪守程朱，「窮理反躬，-乎持敬」，「赫然名動一時」。從一定意義上說，高陵之學代表了金代關學的學術水平。關學在金代處於低迷時期，後經楊天德父子、楊奐、蕭蚪、同恕等大儒維繫，關學學脈得以延續。

元代關學開始有所起色，是由於以京兆為中心的關中地區，曾是元世祖忽必烈在潛邸之時的封藩之地。憲宗四年(1254),忽必烈詔許衡為京兆提學,隨後「許魯齋衍朱子之緒，一時奉天、高陵諸儒與相唱和，皆朱子學也」。一時，關中大興學校，先後興建了魯齋書院、橫渠書院、正學書院等頗有影響的書院，但從嚴格意義上說這時他們盡力扶植和提倡的是程朱理學，這與當時程朱理學盛行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