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前任嘉靖皇帝（1507—1567）與繼任者萬曆皇帝（1563—1620）相比，隆慶皇帝（1537—1572）的存在感似乎沒有那麼強。

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徐階（1503—1583）、高拱（1513—1578）、張居正（1525—1582）等閣臣的主持下，僅僅存續了六年的隆慶朝，一度出現了全面中興的跡象。

因此，《明史》的編撰者們，給予了他很高的評價：

「穆宗在位六載，端拱寡營，躬行儉約，尚食歲省巨萬。許俺答封貢，減賦息民，邊陲寧謐。繼體守文，可稱令主矣。第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乾綱，矯除積習，蓋亦寬恕有餘，而剛明不足者歟！」

提到隆慶帝，一定繞不開「俺答封貢」。

伴隨著隆慶和議的達成與貢市貿易的有序恢復，明蒙之間長達二百年的敵對戰爭狀態基本宣告結束，在之後的六十多年裡，雙方也再未爆發過大規模的戰爭。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俺答汗要三番五次向明朝「求通貢」？「通貢」的底層邏輯又是什麼？我查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簡單聊聊。

1）什麼是「庚戌之變」？

自從元順帝退居漠北後（拓展閱讀：大廈崩塌20年：北元「重返中原」之夢的最終倒掉），原本居於中原的蒙古人，又回到了過往相對單一的遊牧經濟生活之中。與此同時，明蒙雙方均陷入進了持續性戰爭狀態的旋渦。

1）什麼是「朝貿易貢」？

在古代中國，海外貿易的「重點」，一直都是官方主導經營的「朝貢貿易」。

簡單地說，海外國家以及邊疆地區，都會定期派遣使團，覲見中原王朝的皇帝並「進貢」方物。

身為「天朝上國」的中原王朝，不僅予以使團較高規格的接待，還會基於「懷柔荒遠」、「薄來厚往」的原則，贈予對方總價值大於「進貢」物品總價值的數倍甚至數十倍的「賞賜」（拓展閱讀：理性討論：為什麼明朝的倭寇這麼狂？）。

基於改善生活的需要，北方遊牧部落的首領們，也會定期派遣使團，向中原王朝「進方物」並表達名義上的政治臣服，旨在換取對方的「高額賞賜」。

由此可見，「朝貢貿易」帶有明顯的政治屬性，與傳統的「做生意」有著本質區別。

2）明蒙關係惡化的底層邏輯

明朝在建國之初，不僅招納了大批蒙古人入朝為官，還對主動前來朝貢的蒙古各部，給予了賞賜官爵、物品等優厚待遇，旨在換取邊疆的安寧。

遺憾的是，伴隨著國家政治與經濟危機的加深，「華夷之辯」中保守封閉的一面，逐漸在社會中占據了上風。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明蒙關係變得日趨緊張了起來。

眾所周知，遊牧經濟有著先天性的缺陷。具體而言，遊牧人眾必須通過與中原內地人眾的互市貿易，方能維持生活的基本穩定。

一般來說，他們通過馬匹以及畜牧產品的銷售，換取生活和生產過程中必需的農產品和手工產品。因此，在明蒙雙方的貿易過程中，明朝一直牢牢占據著主導權。

為了維穩，明朝不僅將大筆資金用於北疆防務，還在經濟上採取利誘、威脅等手段，迫使蒙古各部「不敢造次」。

比如在互市貿易中，明朝一方不僅「禁兵器、銅鐵」，甚至一度將鐵鍋、茶鹽等生活必需品，也列入進了禁例之中。

隨著時間的推移，心態徹底失衡的蒙古人，乾脆採取「直接粗暴」的戰爭手段，大肆南下掠奪。

但需要指出的是，儘管蒙古人占據著軍事上的主動，但戰爭對於雙方生產、生活的破壞以及人口上的損失，都是非常沉重的。因此，無論是瓦剌還是「大汗本部」，都希望能夠與明朝恢復穩定正常的貿易關係。

比如在嘉靖十一年（1532）春，達延汗之孫博迪汗（1504—1547）要求與明朝重新恢復「通貢」。

但需要指出的是，雙方的朝貢貿易已經中斷了近30年。因此，明廷以「小王子（達延汗）進貢雖有成化、弘治年間之事例，但其情多詐，難以輕信」為由，予以拒絕（拓展閱讀：「來去自如」的朝貢：任性「小王子」達延汗時期的蒙古與明朝）。

3）俺答汗的「通貢」嘗試

儘管蒙古人碰了一鼻子灰，但同為達延汗之孫，甚至連正統大汗都感到畏懼的土默特部（拓展閱讀：客從何處來：概述阜新蒙古族的源與流）首領俺答汗（1508—1582），一直尋求與明朝達成和解，進而重啟「通貢貿易」。

嘉靖二十年（1541）秋，他派遣使者石天爵與明朝進行「貿易談判」。在《明實錄》中，記錄了他的「談判倡議書」：

「北虜俺答阿不孩遣夷使石天爵、肯切款大同陽和塞求貢，言：其父阿郎在先朝常入貢，蒙賞賚，且許市易，漢達兩利。近以貢道不通，每歲入掠。因人畜多災疾，卜之神官，謂入貢吉。天爵原中國人，掠居虜中者，肯切系真夷，遣之同來。果許貢，當趣令一人歸報，伊即約束其下，令邊民墾田塞中，夷眾牧馬塞外，永不相犯，當飲血為盟誓。否，即徙帳北鄙，而縱精騎南掠去。」

在這封「倡議書」中，俺答汗既描述了朝貢貿易對明蒙雙方的好處，又詳細解釋了自己近來「每歲入掠」的原有，並在結尾處描繪了雙方達成和議後「邊民墾田塞中，夷眾牧馬塞外，永不相犯」的和平景象。

當然，他也在信中警告明廷，倘若「言否」，自己一定會「縱精騎南掠」，絕不會手下留情。

客觀地說，倘若雙方在此時達成和解並逐步恢復互市與通貢貿易，無疑是雙贏的結果。

遺憾的是，早已被蒙古犯邊「氣昏了頭」的嘉靖皇帝，絲毫沒有和解的打算。在接到俺答汗的書信後，他憤慨地表示，「虜情叵測。務選將練兵，出邊追剿，數其侵犯大罪，絕彼通貢」。

可即便如此，俺答汗依然沒有選擇放棄。資料顯示，嘉靖二十一年（1542）閏五月，他再次派遣石天爵前往大同「請求通貢」，結果石天爵不僅被新任大同巡撫龍大有「「磔殺」，屍首還被「傳至九邊示眾」。

嘉靖二十五年（1546）五月，俺答汗第三次向明廷提出了通貢請求，使臣再次被殺；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俺答汗第四次「申通貢之請」，又双叒叕遭到了明廷的冷遇（拓展閱讀：一文概述：明朝人是如何評價元朝的？）。

4）俺答汗的憤怒

實際上，截至嘉靖二十八年( 1549），俺答汗一直都沒有放棄通貢的要求。不過，到了這一時期，他已不再派遣使者，而是派遣大軍進行「武裝威脅」。

據《明實錄》記載，蒙古士兵「束書矢端，射入軍營中」，並放言「以求貢不得，故屢搶。許貢，當約束部落不犯邊。否則秋且復入，過關搶京輔。」

明朝邊防將領聞訊後，趕緊向嘉靖皇帝予以通報。不過，嘉靖皇帝依然「頭鐵」地表示：「求貢詭言，屢詔阻隔。萬達等務慎防守，毋致疏虞」。

惱羞成怒的俺答汗，開始集結重兵，決定向明朝發起了全面進攻。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俺答汗的大軍進犯大同。明軍遭遇到了慘痛失利，總兵官張達與副總兵官林椿相繼戰死，幾乎全軍覆沒。

同年八月，俺答汗集中10餘萬騎兵，打算在攻克大同防線後，南下劫掠。大同總兵官仇鸞聞訊後，居然以重金賄賂俺答汗，希望他「勿犯大同」。

「拿人錢財」的俺答汗果然「說話算話」，真的調整了行軍路線。八月十四日，他親率大軍越過古北口後乘勢南下，圍順義、逼通州，並在密雲、三河、昌平等地狠狠地劫掠了一番。

面對突然出現在北京城郊的俺答汗大軍，明朝君臣們頓時慌了神。

首先，京城禁軍加起來不足五萬人，人數上占據著絕對劣勢；其次，全軍普遍缺乏戰具甲仗；第三，老弱兵丁還占據著一定的比例。一言概之，京城守軍根本不具備出城迎敵的即戰力。

因此，儘管嘉靖皇帝一再催促禁軍出城破敵，但「心裡有數」的嚴嵩等大臣，最終以「敵飽將自去，唯堅壁為上」為由，給搪塞了過去。

5）什麼是「庚戌之變」？

八月十八日，大同、保定等七鎮援兵先後抵達北京郊外。

不過，面對來勢洶洶的俺答汗大軍，明軍不僅「恇怯不敢戰」，甚至在總領諸軍的「平虜大將軍」仇鸞的率領下，不惜喬裝打扮成蒙古官兵的模樣，劫掠北京周邊的百姓。

十九日，俺答汗的大軍抵達東直門。二十一日，出于震懾明廷的目的，他們先後摧毀了德勝門、安定門北的幾乎所有民居。二十二日，俺答由鞏華城（今昌平）攻打明朝諸帝陵寢，並轉掠西山、良鄉以西的廣大地區，「保定皆震」。

與此同時，俺答汗命令在通州被俘的宦官楊增「手持其書信返回明廷」，揚言「予我幣，通我貢，即解圍，不者歲一虔爾郭！」直到九月初一，「收穫頗豐」的蒙古軍隊才全部撤出明朝境內——這便是歷史上的「庚戌之變」。

實際上，俺答汗發動「庚戌之變」的理由很簡單，就是為了脅迫明朝允許通貢。

嘉靖三十年（1551），明廷於大同鎮羌堡、宣府新開口和延寧開設馬市，但規定只准用馬匹換取布帛。

馬市的重新開闢，讓俺答汗頗為高興。他不僅主動明廷獻「九白之貢」， 還一再告誡屬下首領「毋耽酒失事，馬必身腰長大，毛齒相應，然後入」。

不久，俺答汗進一步提出，「富者能以馬易緞，貧者唯有牛羊，請易款粟」。坦誠說，這一要求並無不妥之處。

不過，一直對「庚戌之變」耿耿於懷的明廷，認為俺答汗「乞請無厭」，旋即於次年「斬俺答求貢使者」，「並罷各邊馬市」。感覺受到明廷捉弄的俺答汗，連年派遣重兵南下擄掠，長城沿線的百姓深受其害。

因為庚戌之變，明朝君臣以及知識階層，對蒙古人可謂深惡痛絕。

史載嘉靖皇帝「苦虜之擾，最厭見『夷狄』字面。每寫『夷狄』字必極小，凡詔旨及章疏皆然，蓋欲尊中國卑外夷也」。士人李詡也在《戒庵老人漫筆》中指出：「余家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國初惡勝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間相習如此。」

2）明蒙關係的緩和

隆慶皇帝繼位後，明蒙關係出現了大幅緩和的跡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他對嘉靖皇帝推行的強硬政策，進行了比較深刻的反思。

隆慶皇帝即位後，明軍在不斷加強邊防守備的同時，對於通貢和互市「大開綠燈」。當有人反對其決策時，他能以行政手段將其從朝廷中排除出去。一言概之，隆慶皇帝的務實態度，是「俺答封貢」得以實現的首要條件。

其次，隆慶皇帝對內閣重臣給予了極大信任。

當時在內閣主持政務的，分別是實力人物高拱和張居正。隆慶元年（1567），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張居正入內閣；隆慶三年（1569），原本去職的高拱被明廷召回，並委以大學士兼掌吏部。

隆慶帝認為「（高）拱練習政體，負經濟才，所建白皆可行」，因此給予了他十足的信任。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頗受高拱賞識的張居正，也得到了明廷的重用。比如在高拱擔任首輔後，「居正肩隨之」。

第三，明朝邊官普遍具有較強的能力。

宣大、山西總督王崇古，以「勛著邊陲」著稱。從隆慶初年就受任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加右都御史銜；隆慶四年正月，他調任宣大、山西總督，「勛著邊陲」。他的搭檔，時任大同巡撫方逢時，為人「才略明練，處邊事，皆協機宜」，也是個能力卓著的官員。

第四，明廷對北邊防務展開了切實的整頓。

隆慶元年（1567），蒙古軍隊依然不斷犯邊，山西、陝西屢有警報。同年九月，札薩克圖汗對薊鎮的襲擾，讓隆慶皇帝頗為震驚。

十一月，明廷便議定好了「防虜之策」，即「責實效、定責任、明戰守、申軍令、重將帥、練軍兵、繕城堡、團民兵、處久任、廣招納、儲人才、理鹽法、擇邊吏」。

另外，隆慶皇帝對薊鎮的總督人選也進行了調整，譚綸、戚繼光等名將相繼得到了提拔，薊鎮守軍的戰鬥力有了顯著提升。

3）「隆慶和議」的最終達成

鑑於隆慶四年（1570）九月發生的「把漢那吉降明」事件處理得當，雙邊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直接促成了「俺答封貢」。

1）什麼是「把漢那吉降明」事件？

把漢那吉是俺答汗的孫子，他的父親鐵背台吉是俺答汗的第三子。關於他降明之事，《明實錄》記載道：

「（把漢那吉）幼孤，育於俺答汗妻所。既長，娶婦比吉。久之，會我兒都司有女，那吉欲娶之，為俺答汗所奪，其女即俺答汗外孫女也。那吉怒，欲治兵相攻，俺答汗以他女畀之，終不悅，遂棄所部來歸，獨阿力哥等十人從。已而，降者相踵。巡撫方逢時受之，以告總督王崇古，處之鎮城，所以拊循慰藉之甚至。」

簡單地說，就是把漢那吉想迎娶俺答汗的外孫女，但俺答汗見其貌美，不僅親自將她帶回，還建議把漢那吉「再找一個未婚妻」。心生委屈的把漢那吉，知道自己勢單力孤，直接投靠了王崇古。

在處置「把漢來降」這一偶然事件的過程中，明朝君臣們一直保持著足夠的清醒。

當方逢時將「把漢那吉來降」之事向王崇古做出匯報後，二人很快達成了共識，即「（此事）雖若甚微，其關係華夷之分，實當慎重，始之不謹，將貽後艱」。

實際上，在書面報告抵達京城之前，高拱和張居正二人已提前得到了這一消息。很快，高拱致書王崇古，要求他不僅要善待把漢那吉，還要授予鼓動他南投的奶公阿力哥以官銜，旨在製造俺答汗家族內部的矛盾，進而達成離間俺答汗勢力的目的。

見把漢那吉遲遲未歸，俺答汗頓時萌生了「恐中國戕其孫」的想法。於是，他糾集重兵，直奔至大同城下「要人」。

面對來勢洶洶的俺答汗，王崇古提出上、中、下三條解決方案：

• 上策，優待把漢那吉，給予高官厚祿，並與俺答交換趙全等白蓮教頭目；
• 中策，倘若俺答恃頑強索，不可理喻，則嚴兵固守，隨機據戰，且示以必殺，制其死命；
• 下策，倘若俺答汗棄把漢不顧，就厚以恩義結之，待安答死後，遣還把漢那吉，收其餘眾，自為一部。

面對兵臨城下的俺答汗，明廷馬上提出了自己的談判條件，即「用把漢那吉交換他麾下的漢人智囊趙全」。

2）為什麼要「點名」趙全？

趙全是白蓮教的大頭目之一，在嘉靖三十三（1554）年率教民叛逃至河套豐州地區，投靠俺答汗，一度以「智囊」的身份被得以重用。

在隆慶皇帝即位之初，趙全就不斷慫恿俺答汗揮師南下，進攻山西。

根據他的計謀，俺答汗遣兵六萬，兵分四路，進犯明朝。在白蓮教徒的「帶路」下，蒙古軍隊可謂順風順水，在迅速撕破長城防線後，大肆劫掠了石州、文水、交城、平陽等地，被殺、被掠的各地漢族百姓多達數萬人。

俺答汗得勝後，趙全向他提出了更高的目標，即在占領部分長城關口和太原等地之後，委派自己前往太原，「幫助」他徵收漢地賦稅。

不過，趙全的「宏偉藍圖」，並沒有讓久經沙場的俺答汗心動。

原因很簡單，一方面，他本人並非是正統大汗，這種「南北分治」多少有忤逆之嫌；另一方面，他入侵的動機非常「單純」，只是「單純」地劫掠金銀財寶、物資藥物和人口「而已」，根本沒有「定鼎中原」的政治內涵。

趙全被送還時，隆慶皇帝親臨午門門樓參閱了「受俘禮」，並對其施以「磔刑」，即所謂的「千刀萬剮」。之後，他的首級被送到九邊示眾。由此可見，「漢奸」之於中國，是永遠得不到好下場的。

3）隆慶和議的最終達成

對於明廷提出的「換人」要求，俺答汗想都沒想就拍板同意了。

在他看來，倘若真的單憑趙全等幾個「漢人智囊」的腦袋，就能換取明朝的冊封和互市貿易協定的簽署，絕對是一個利大於弊的「生意」。

於是，雙方立刻著手開啟了和談，並迅速達成了一致，這便是史上非常著名的「隆慶和議」。

根據協議，從隆慶四年（1570）開始，明廷陸續在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等地開設了十一處馬市，規定每年春天為市期，每期一月。

鑑於「頻次較低」的馬市很難滿足廣大牧民的要求，明朝又在大同以西的多個地方開設「月市（小市）」，允許蒙漢人民自由貿易。

互市恢復後，俺答汗立即與「諸酋申訂盟約」，並要求屬下不准犯邊。

在俺答汗的倡導和維護下，蒙漢人民「交易不絕」，「東自海冶，西盡甘州，延五千里，無烽火警」。在貿易恢復後的三四年內，「邊疆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

資料顯示，截至萬曆四年（1576），固原鎮地畝新增一千六百三十七頃四十五畝；截至萬曆十年（1582）， 宣府地畝增長了三分之一。

在貿易往來得以全面恢復的同時，雙方的政治關係也得到進一步加強。

隆慶五年（1571）三月，明朝封俺答汗為「順義王」，並授鍍金銀印；其他一些蒙古貴族，也相繼被授予都督、指揮、千戶等職銜。

後來，他在致明廷的書信中「坦誠」地表示，「天子幸封我為王，永長北方，諸部孰敢為患。彼受朝廷厚恩，豈敢負耶？」。

萬曆三年（1575），明廷賜名俺答汗興建的「大板升城」為「歸化城」。實際上，今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就是在「歸化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4）尾聲

俺答汗去世後，除個別地區有過暫時中斷外，雙方的貿易關係又維持了四十多年。史載「四十餘年無用兵之患，沿邊曠土替得耕牧」，「自辛未以來，民老死不識兵革，農狎於野，穡人成功保聚」。

隨著時間的推移，漠南蒙古一帶出現了在過往極為罕見的蒙漢通婚、和睦相處的場景。

在今天看來，「俺答封貢」不僅深刻到了蒙古族的發展，還對中國的統一，中華民族的團結，產生了頗為積極的影響。由此可見，俺答封貢，實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