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快報訊（記者 姜斯佳）2月24日下午，人氣作家馬伯庸攜新作《大醫》來到南京大學文學院與讀者們見面，圍繞「醫術之外——閒談中國近代醫學往事」展開精彩演講。
《大醫》是馬伯庸新近創作的長篇歷史小說，分為「破曉篇」和「日出篇」兩部出版。故事講述一個在日俄戰爭中死裡逃生的東北少年、一個在倫敦公使館裡跑腿的廣東少年、一個不肯安享富貴的上海少女——這三個出身、性格、 際遇各不相同的年輕人，在一九一〇年這一個關鍵節點，同時踏入了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開始了他們糾葛一生的醫海生涯。作為中國第一代公共慈善醫生，三個人身上肩負的責任比普通醫生更加沉重。從晚清至民國再到抗戰，大時代的浪潮波濤洶湧，無時無刻不牽扯著三人的命運。他們相互扶持，從三個蒙昧天真的少年，逐漸成長為三名出色的醫生，在一次次救援中感悟到，何為真正的「大醫」。
△《大醫》
談到《大醫》的創作緣起，馬伯庸追溯到了2017年去上海華山醫院做講座的經歷：「當時醫生朋友帶我去參觀院裡一座老樓，這座樓是1910年建成的。進去後我才了解到，華山醫院最早叫紅十字會總醫院，是中國紅十字會建的第一座醫院，也是中國人建的第一所中國醫院，歷經百年風雨。看到裡面陳列的老照片，我意識到在這個醫院發生的事情實際上都能跟歷史上的大事勾連，就覺得這個題材應該很有意思。」
不過，這次講座的主題並不是《大醫》，而是這套書之外的故事。馬伯庸提到，為了創作《大醫》，自己做了三年調研，搜集到許多中國近代史上跟醫療有關的「八卦」，可惜有些素材沒用到書中，剛好借這次講座的機會分享給大家。
△馬伯庸
爬梳史料有時就像偵探破案。馬伯庸曾經看到一封日軍逮捕令，其中記錄了1938年許氏牙科的所長和妻子給反日部隊提供盤尼西林。通過深入考究，他發現這封逮捕令是偽造的。偽造的證據是什麼？事實上，第一款能在實驗室使用的盤尼西林發現於1940年，1944年盤尼西林工業化的問題剛剛解決，輸送到亞洲戰場至少是1945年之後的事了，所以這對夫婦在1938年不可能接觸到盤尼西林。偽造目的是什麼？經過進一步查考，馬伯庸發現這封文件偽造於1946年，當時國民政府正在清算通敵行為，許氏夫婦被逮捕後，為了減輕罪責，自行偽造了幫助過抗日軍隊的文件。
那麼，中國的盤尼西林是什麼時候出現的？馬伯庸就這樣發現了藥理學專家湯飛凡和他的學生張昌紹。前者在抗戰的艱苦條件下，從一個鞋匠皮鞋上的黴菌培育出了中國第一支盤尼西林；後者則為盤尼西林取了更通俗的名字——青黴素，他更為人所知的身份是女演員陳沖的外祖父。
△現場觀眾
在國家危難時期，許多大醫本可以在國外安然度日，卻毅然選擇回國救死扶傷。馬伯庸展示了一封抗戰時期的信，是中央醫院貴陽分院院長鍾世蕃寫給中央醫院總院院長吳紹青的，貴陽當時遭受日軍轟炸，鍾世蕃請求吳邵青寄送一些戰略藥品，信的末尾突然出現一行溫馨的Merry Christmas，為那個至暗時刻增加了一抹光亮。信中的鐘世蕃正是鍾南山的父親。
馬伯庸還在講座上談到了一段關於中國紅十字會的締造者沈敦和的往事。沈敦和組織起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創辦紅十字會總醫院之後不久，上海便遭受鼠疫的荼毒。鼠疫主要發生在上海公共租界內，管轄租借的工部局立刻採取措施，從印度進口疫苗，對住戶進行隔離消殺，租界內的中國老百姓一時無法接受，紛紛逃出租界。沈敦和聽說後，提出「防疫不只是科學，也是社會學」，要從老百姓的實際出發，考慮到他們的接受程度和切身利益。於是推行華洋分檢，租界內的中國人送到紅十字會總醫院檢查，男女分開檢查、接種疫苗。同時在四天內成立了一所傳染病醫院，用來隔離感染患者，這座醫院就是上海市傳染病醫院的前身。
△童嶺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童嶺是馬伯庸的好友，他認為，馬伯庸之所以能寫出這麼多膾炙人口的歷史小說，是因為他充分掌握了史料，又沉浸式地進入了史料。
從一則1944年刊載於《解放 日報》的簡短通訊中，馬伯庸就能發掘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當時延安附近的川口鎮每年三月到五月都會爆發「吐黃水病」，患病者會上吐下瀉三天後死亡。延安方面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派老紅軍徐根竹和中國醫科大學的教育長曲正前去醫治調查，曲正後來又請學生馬荔前來協助。醫療團隊在沒日沒夜地搶救患者之外，全力展開調查，發現村民是肉毒桿菌中毒，而毒素來自村民家裡的醃菜缸。出於責任感，徐根竹等人決定要徹底根除吐黃水病，調查肉毒桿菌污染醃菜的傳播途徑。負責調查的馬荔反覆調查研究，終於解開了吐黃水病之謎，原來肉毒桿菌會以芽孢的形式廣泛存在於土壤中，春天陝北的大風將細菌卷到空中，上風口村子裡的醃菜缸因此被污染。在切斷傳播途徑後，一場大疫就此消弭。
△張亮
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亮認為，隨著中國現代化進入特定階段，中國的學術與藝術創作也來到了新的階段，人們開始將目光從帝王將相的歷史逐漸轉移到了普通人的歷史上，包括《大醫》在內，《漫長的餘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喜：一個秦吏和他的世界》等作品的湧現就是佐證。
講座的最後，馬伯庸分享了一個自己的意外發現：「醫學生在入學前都要宣讀《希波克拉底誓言》，我在搜集資料時發現，孫思邈的著作《備急千金要方》竟然也有類似的誓言。二者表達方式不同，核心思想卻是完全一樣的。這說明醫德是超越文明的，它是人性到達極致的一個共通點。我這套書原本想了很多書名，但最後覺得只有「大醫」二字才能體現近代許多醫生毀家紓難、無怨無悔的精神。在看到這麼多事之後，我逐漸感到自己有責任寫完這本書，希望大家藉此對近代醫學和相關領域的仁人志士多一分了解，對當代的醫護工作人員也多一分諒解和尊敬。」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