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劉嵩
一個始終把鏡頭對向外界的90後紀錄片導演，怎麼處理自己和世界的關係？也許對於年輕創作者來說，「消化」公共議題並不容易，怎麼表達，怎麼突破屏障，導演李維用他的攝影機找尋可能。「他執拗地提出問題，把鏡頭對準別人。」導演邱炯炯說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歐陽詩蕾 發自豐都、重慶
編輯 / 楊靜茹 rwzkyjr@163.com
「來都來了」
婚禮酒席設在新縣城的新鄉鎮，橘子市集旁，險峻山崖貼著長江。三峽大壩建了之後，重慶豐都的老縣城被淹沒，新城從長江北岸遷去了南岸。冬天，整座江城像泡在了霧裡。新人們要結婚，婚車花炮把回鄉的人們一路送到南岸。
「我來拍婚慶。」28歲的李維拎著借來的攝影機入場。
他剛從台灣電影金馬獎、廈門短片周、成都放映會回來——2022年11月，他的紀錄片《塵默呼吸》入圍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走紅毯前他去優衣庫買了西服外套換上，鞋還是跑鞋。從電影節回到現實世界，他來參加和記錄同學的婚禮。李維從七年前開始拍他的同學，他們生於長江北岸的老城，每到人生的大時刻，又像拋秧一樣回南岸落下。
李維的鏡頭跟著新人。我作為記者，又跟著李維。婚禮中，婚慶公司的攝影師以為李維是同行競爭，把他一拽。
婚禮前一晚，李維和新郎問我能否幫忙寫第二天的婚禮誓詞，我半天說不出話，打開手機，「請問您和新娘子叫什麼呀？」
「你看，來都來了。」李維鼓勵道。
2016年，21歲的李維開始用鏡頭記錄幾位同學的生活，高中同學先到湖北湖南的農村倒賣棉花，再去珠三角的東莞從事低檔家裝，後來形勢變化，退到經濟較好的江浙地區，最後退回重慶。現在兩位同學都在重慶做針對微小企業的貸款，在疫情中蓬勃。新郎工作過的借貸公司還去了納斯達克敲鐘。現在，紀錄片鏡頭位於他的婚禮現場。
「現在看肯定是高光時刻，但沒有足夠的時間，你根本不知道眼下發生的對這個人來說到底是什麼。」李維說。紀錄片拍到第八年，另一位拍攝對象已步入第三段婚姻。
20歲時，李維拿著大二的全年學費，跑去四川大涼山拍一位彝族青年——那是他的第一部紀錄長片《飛地》。這部片子後來獲得了2015年北京獨立影展獨立精神獎。入圍金馬獎、獲多個獎項的《塵默呼吸》，是他23歲開拍的紀錄片，記錄一個農村家庭因塵肺病發生的變化——塵肺病是以肺組織纖維化為主的全身性疾病，目前不可治癒。衛健委數據顯示，全國累計報告職業性塵肺病患者91.5萬人（截至2021年底），90後中也出現了塵肺病人。
「他關注的事情跟我們今天的生活息息相關，而且不是停在噱頭上。其實在《飛地》時，李維對噱頭比較有興趣。」李一凡在李維21歲時認識他，覺得年輕人依然在成長和變化。
上世紀80年代，李一凡在北京讀大學，他青年時代的創作者都是向外探索的。他去拍三峽動建時的奉節老城爆破，去拍西部地區的農村，同輩人也是這樣做的，舉著攝影機叩問時代，只是為了提出問題。近年他用手機拍了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最新作品關於深圳的城中村。他57歲，不斷入場，因為覺得有意思和好奇。
「現在的年輕人對世界已經不感興趣了嗎？」李一凡在不同場合反覆談到，比起不理解，他更像是不能接受，他覺得現在年輕創作者的作品越來越向內，退回原生家庭、退回自我凝視，「向內探索並不是不好，但如果青年創作者大半都轉向內，成品會變得單一，肯定是不夠的。在一個多元社會裡，應該有人向內看，也有些人向外看。」
「我覺得李維在他這個年齡還是挺少見的。」李一凡說，「他對這個世界有那麼多好奇，可以跟各種各樣的人和東西接觸。對世界發生的各種事情，我覺得他有能力深入進去。」目前，李維的另一部紀錄片還在編劇階段，不同以往「散兵游勇」的創作方式，案頭調研持續了一年，那源自一個常出現在新聞中的社會現象。
而這部關於同學的紀錄片，李維從21歲拍到現在，還沒停，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作為完整故事收場。在短視頻和即時訊息年代，獨立紀錄片的傳統拍攝方式看起來比以往更反效率——把自己丟進去，耗費大量時間和心力去跟拍一個主題，但不知道要拍攝多久，剪輯成片之後，也不一定有和更多觀眾見面的機會。
「你也可以說深入才是效率。」李一凡說。
《飛地》 (2016)
慢船去中國
2017年11月，李維第一次去金馬獎，給人幫忙拍素材。當時他拍同學的片子資金不夠，正在跑電影節跑創投會。那年導演張贊波關於高速公路的紀錄片《大路朝天》入圍了金馬獎的最佳紀錄片，還有個劇情片要參加電影節的創投會，李維去幫忙記錄創投會過程——全職紀錄片導演的工作，總是在拍片子和找資金里打轉。
電影節總給人一種錯覺，幾天裡，全城幾十家電影院不斷地放電影，創作者與觀眾匯集，「所有人都在討論電影和藝術，好像電影變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李維說，那時北京大興發生火災，每天通過手機看北京的新聞，「那種心理的落差是巨大的。」
電影節上，李維收到一條信息，一位他拍攝過的人去世了。
2015年夏天，李維隨「大愛清塵」志願者到塵肺病人家中，幫忙拍素材。那時他剛結束《飛地》的剪輯。作為個人首部紀錄長片，《飛地》中充滿宣言，噴薄著他的表達欲。這次拍攝，他退到了一邊，抽去語言，只用鏡頭跟著那個人。
那是一位塵肺病患者，因做工時長期吸入生產性粉塵而患病。他獨住在一間農村的院子，父母和孩子住在別處，屋裡有公益組織捐贈的制氧機，院裡停著他以前跑摩的用的摩托。他拿刀切肉絲，卻像舉起一把斧頭那麼沉，切幾條肉絲歇一下，李維的眼睛跟著他的動作時，自己像被卸了力。那是李維第一次具體而細微地接觸一個人的生活，兩三天的拍攝里，屋裡總是響起沉悶、漫長的呼吸，「我發現我會不由自主跟上他的呼吸，因為我有巨大的心理壓力，只有跟上他的節奏，才能消除自己的存在感，讓自己沒有壓力。」
兩年後，這位患者去世了，消息傳來，李維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在電影節翻出當時的拍攝素材，只是記錄，沒有創作，但這些證明了一個活生生的人存在過，「我再看時，這個力量是很壓的。」在那兩三天的拍攝中，李維都處於被衝擊的狀態，還來不及反應什麼，「我想要把塵肺病這個東西拿起來，重新很嚴肅地去做一個創作。」
電影節上，李維拿著拍攝素材對製片人邱陽說想拍塵肺病，邱陽當時沒有答應。2017年12月，李維從電影節回到重慶，通過志願者朋友在患者群見到大章一家的求助信息，當天聯繫問妥後，第二天就帶著攝影機去了。
也是2015年，「大愛清塵」等機構在做塵肺病的大規模走訪和調研，希望推動相關政策和立法的進步。李維隨志願者在陝西跑調研，坐摩托，一天跑兩三戶，主要是填表，他在旁拍攝。那次走訪了三十多戶，他第一次大規模看到塵肺病人群體，這些家庭有著相似的脈絡：一個農村家庭失去了主要勞動力，最後是年邁的父母養病人和小孩。甚至房屋都有相似的模樣，能看出他們對生活的原本期待，新建的兩三層小樓，最後沒有錢裝修。
2017年12月，重慶酉陽縣，李維到拍攝對象大章家——他家的房子也建了兩層，只有大章一間房塗上了白漆。拍攝第一周，大章還在醫院，狀態不算太差。家裡三個小孩，兩位老人。李維拍了一些素材，但重要的是彼此先熟悉，他經歷了信息的衝擊，進入到更平靜的拍攝狀態。大章一家也需要熟悉鏡頭。他和大章沒有說話，「不著急，我們還有大量的時間，可以慢慢了解。」他說。
第一周拍攝結束後，他把拍攝內容給邱陽看，邱陽沒說什麼，卻很快提供了資金。資金不多，但可以先支付接下來的差旅和給自己的工資。
接著半年，李維每個月去一周，其他時間則做其他片子的工作，過自己的生活。大章原先在石英粉廠工作，這類工廠如果沒有做好降塵，那麼工人患病風險很大，還有挖礦、挖隧道等建築施工，水磨石地板、牛仔褲的生產，都伴隨著工人的塵肺病風險。生活中，許多東西都和塵肺病有關聯。
繼續走訪時，李維發現有些家庭父親得了塵肺病，但兒子沒有辦法，還是要做這樣的工作，於是悲劇又重複。這幾年已經出現了不少90後職業性塵肺病患者。
拍攝中，李維和李一凡聊，李一凡聽得挺擔心的，「我其實真正擔心的就是做成特別噱頭，把苦難變得特別口號化，用視覺上的慘，特別直接地講。」
這類敘事的另一面，是人的經歷被熬成一個「人間自有真情在」的故事，內化成對人類韌性的歌頌。
李維入場時，這個家庭的輪廓已經清晰：作為父親和兒子的病人大章，照顧大章的母親，中風的父親，三個幾歲的孩子。這是他人正在經受的現實，那創作者要講的故事是什麼？
「從金字塔最底層掏出一塊磚，仔細研究它的橫切面，它的過去和一望即知無可改變的未來。」關於李維的片子，一則影評這樣說。
一串問題序列
死亡是一件慢慢降臨的事情。
首先大章得了塵肺病，呼吸變了，接著腎出問題，身體開始積水，腿越來越腫，兩條胳膊沉沉垂下。提前嗅到事情走向的妻子離開了家，孩子們繼續長大。
村裡的人討論他，「我看快不行了。」像是說一株莊稼。
生活像滾輪一樣，一天覆蓋一天。大章在房間裡躺著，三個小孩到處嬉鬧，母親腿腳不好，但忙於家務，在屋裡穿來穿去。疾病是生命的磨損過程，最先磨損的是社會系統中的自己，大章從石化廠退回老家養病；再磨損的是親情中的自己，母親對大章的痛苦失去耐心，大章對嬉鬧的孩子失去耐心。經過兩年的磨損後，家人也沒法總和大章待在一起，房間裡安靜得只剩下他的呼吸聲，他偶爾望向攝影機後的李維，眼神痛苦得凌厲。
「我不敢看他，我在取景器里看他。」李維說。
十多平米的房間裡，李維縮在攝影機背後，攝影機成了他的保護罩。沉悶、長長的呼吸聲在屋裡響起，李維就把自己的呼吸放進大章的節奏里。在重複的拍攝中，他有時也茫然無措，「因為每天都一樣，我不知道我每天在拍什麼，我不知道我要拍到什麼時候，到時怎麼剪輯。但紀錄片就是這樣，所有的東西都是未知的。」
拍攝期間，製作人和一些朋友建議李維跟大章聊一聊，並拍下來。李維當時通用的拒絕理由是，長時間觀察中，很多問題的答案已經浮現了，不用再去問一位呼吸困難的病人那些「適合拍下來」的問題。「我不敢面對他。」李維後來說，片子裡沒有大章對著鏡頭自我講述。
拍攝中，只有和孩子們玩的時候，才是他透氣的時候。三個小孩咯咯笑著跑來跑去，在田埂里跌跌撞撞，李維也一塊兒。有次他手持攝影機跟拍小孩們在田埂玩，小孩爬不上坡，朝鏡頭伸出手，「拉我一下。」李維不動，「你拉我一下嘛。」小孩對鏡頭擠著眼睛笑，鏡頭後面的李維拉了她一下。
大章的身體越來越差，腿脹到皮膚裂出黃水。孩子們還是蹦來蹦去，正在長大。一天，已經一個月沒吃什麼的大章忽然精神不錯，要起身，要開屋裡的燈，要人拉開窗簾，他想看一看外面，「想吃綠豆稀飯，幾顆就行了。」他說，「做好後放到冰箱裡凍起來。」他被扶著起身時，垂下兩條胳膊，上臂極細，小臂開始腫，兩隻大手膨脹。
那時李維手持攝影機站在門口，已經拍了一天，感覺到要發生什麼。他跟著大章媽媽，去鄰居家借綠豆粥。她們站著聊天，李維一直站著跟著。他意識到大章可能要離開了，他的手不停地抖，於是那個漫長的鏡頭也跟著劇烈抖動。兩天後大章去世。
李維參加了葬禮，還是在攝影機的後面。剛到現場的他在鏡頭後和小孩聊天，忍不住叮囑姐姐以後要照顧弟弟妹妹，只是姐姐也才十歲。對大人們硬塞來的濃烈悲傷，三個小孩不太會面對，只是嬉笑。後來有人拉著孩子們，帶著表演成分地宣講，鏡頭端詳著孩子臉上的茫然。有人當著孩子，揭開父親身上的白布，鏡頭一移，避開了逝者的臉。
半年的拍攝後，李維嘗試剪輯，但剪不動，回頭一遍一遍看素材，電腦上放大的畫面，卻比現場拍攝時更痛苦。他陷在裡面太久，沒有能力抽身看清到底發生了什麼。監製李紅旗要他放半年，先去做其他的片子，建議他看一些音樂和基礎數學的書。2020年，李維再回酉陽補拍時，三個小孩長高了許多，家裡五個人領低保，一人300元。
《塵默呼吸》 (2022)
《塵默呼吸》，成片畫面從田埂開始，手持鏡頭拉出了一道孩子們明亮的軸，貫穿在一個農村家庭因疾病導致的磨損變化中，母親離開，父親病重，孩子們一直快樂地奔跑。書包太大，衣服和鞋子不合身，孩子們還是跌跌撞撞地奔跑，從一頭鑽進光線驟暗的屋子給爸爸捏腿，到穿過父親的葬禮現場。生的問題還在延續，家庭的責任順勢壓在了姐姐的身上，她承接上一輩交代下來的命運，成了孩子中的大人，管弟弟妹妹寫作業，她開始沉默。
攝影機是一個通道，「這個片子的鏡頭生效，不是自我安慰或者消解，它直面痛，能感受到鏡頭的溫度。」紀錄片導演邱炯炯說，在反覆剪裁、反覆書寫的作者行為中，李維非常有力量地拋出了一系列關於人的生存基本面貌的問題，延伸出來一個問題序列，影片的力量也在於此。
「紀錄片，我個人感覺提出問題更重要。」邱炯炯說。
我在兩場放映活動中觀看了《塵默呼吸》，90分鐘長片，銀幕上放大的畫面，讓人不得不凝視他人的生活，現場響起此起彼伏的沉重呼吸聲，伴隨著大章的呼吸。
兩場映後談環節，觀眾都在追問現實的問題，孩子的生活怎麼辦？疾病是結構性問題嗎？一個女生問，我們怎麼才能加入志願者組織去幫助他們？在電影節，李維收到一筆不小的捐款，請他轉給孩子們，「雖然孩子們的未來可以看到，可是孩子們更近處的一些實際問題遇到了，還是要去解決的。」他說。
片中，有個鏡頭讓《紀錄觀點》製作人王派彰印象深刻，鏡頭跟著咯咯笑著奔跑的小孩穿過堂屋，堂屋人多，原來是父親的葬禮，這時他才知道大章已經去世。「讓我最驚訝的是李維非常冷靜，甚至冷血。在張贊波跟李維的片子裡，你都會看到傳統文人的關懷，但李維跟張贊波他們最不一樣的是，李維的影片是他靜靜地看著它發生。」
「紀錄片最重要的是拉回這個世界中，告訴你，這就是我們所在的世界，這是我們所有人在面對的問題。只有眼淚是不夠的。」王派彰說。
王派彰是資深的紀錄片製作人，製片作品有黃信堯導演的《唬爛三小》《雲之國》等，他覺得比起去電影節拿獎，紀錄片最重要的是給生產這個故事的地方的人看到。「因為紀錄片的真正目的是改變你所拍攝那個地方的人的思維，而不是到其他地方去，或者被全世界看到。」王派彰在電話里和我說。
「可是這樣的機會很少啊。」
電影作者
我第一次見到李維，是在朋友書店的跨年活動上，李維是嘉賓之一。當時年輕人都在消化著剛剛過去的一年，這是屬於90後這代人的公共生活啟蒙。李維說到這年的工作，「工作很重要，不管它最後有沒有用，起碼對我自己很重要。我把拍紀錄片當我的工作。」
「如果在十多年前，我肯定會去當記者。」1994年出生的李維說。
2000年前後，李維跟在外公身邊長大，外公每天看新聞，那是《焦點訪談》等電視新聞節目的黃金時期，記者深入現場調查，用鏡頭推動現實。外公看書看報紙，他也跟著看。到中學，韓寒正熱，80後的「青年先鋒」們以反叛著稱，開始對社會事件發聲，李維喜歡韓寒，每周讀《南方周末》，相信參與可以改變社會，可以幫助他人。2009年，李維成了微博的第一批用戶，那時微博的口號是：「關注就是力量，圍觀改變社會。」
再後來，新聞對他的吸引力減弱。他想做一個表達者，又不知道適合自己的語言到底是什麼。
2010年之後連著幾年，中國新出的紀錄片都不錯。李維在重慶的一所大學讀電視新聞攝像，暑假時，舅舅幫忙給他在央視電影頻道找了份實習工作，他過去實習，覺得實在沒意思。有朋友告訴他，大涼山有一位彝族青年很有趣，可以去看看。和朋友去過一趟後，20歲的李維就拿著大二的全年學費去拍紀錄片了，那正好是一位有著蓬勃表達欲的彝族青年。
「我想要改變世界，想告訴世界我是怎麼想的。那個時候特別想要去說服別人，想跟所有人辯論，說服你是蠢的，我要告訴你什麼是正確的。」李維說。
從那部片子能看出創作者相當旺盛的生命力和表達欲。拍攝人物一直在說話，這位舊時代的貴族和新時代的棄兒，和更替的支教老師不斷討論時代和社會，寄希望於電視新聞。而拍攝者李維一樣東西都捨不得丟，全塞進片子裡。儘管那時李維還不太會用攝影機，也不知道拍紀錄片到底拍什麼。但一個20歲的年輕人，忽然獲得了自己的語言。
人類學家劉紹華看了這部關於涼山彝族青年的片子，當看到導演這麼年輕時，她很意外。幾年後，她再看《塵默呼吸》，李維把批判懸在了樑上，沒有陷入宏大敘事和直覺批判，儘管大章是少數民族，「李維（在片中）並沒有特別強調族群，他沒讓過多的資訊營造弱勢的刻板印象。」她寫道。
從《飛地》到《塵默呼吸》，邱炯炯覺得李維的電影語言有了成熟的傾向，《塵默呼吸》的拍攝方法、剪輯方法和表述是一致的，與孩子們和大章的呼吸也是一致的。「他的語言很自然地慢慢建立起來，他的鏡頭，他對人關注的點，這些都是作者性的體現。一個好的作者就是作品和他的人格是契合的。」
邱炯炯也是在《飛地》時期認識李維，他年長李維17歲，覺得李維始終以電影作者的態度來做紀錄片，是一位比較稀缺的年輕作者，「一個年輕人，堅定著他生活的原則。他執拗地提出問題，把鏡頭對準別人，其實也是在進行一種自我消化，他的創作過程就是一個消化公共話題和更廣闊的生活空間帶給自己的傷痛和認知的過程，我覺得他是以這樣積極的態度在堅持著。」
「我們在拍攝一個人、觀察別人的一段生活的時候，我們在和別人同構，在這過程中我們也在成長，調整著自己對生活的認識。這也是紀錄片的意義。」邱炯炯說。
《慢船去中國》
剛開始拍同學時，李維從大學退學，第一部長片拿了獎，覺得追求夢想才是生命的常規，開拍時的鏡頭髮問：「為什麼浪費人生，不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過了幾年，一位炒股的朋友和他說，你才是賭徒的生活。錢沒了可以再掙，你拿你自己人生的幾年在下一個賭注，現實中很多事情的改變是無法控制的，你這個賭注下去，很多事沒有結果。
「這個過程中，我發現我才是異類。」李維說，「我變得不再那麼想要去說服別人，不再那麼想要去改變別人的想法。」
同學紀錄片最初剪輯的短片名是《長江之子》，在拍攝的第八年，李維將長片命名為《慢船去中國（Slow Boat to China）》——英文裡形容一個漫長的過程。
婚禮很快結束，同學們又回到各自的生活。新郎沒有用我寫的婚禮致辭，他只是看到新娘就開始哭，掠過了那些句子。李維拍下的婚禮鏡頭是，所有人堵在迎親婚房的門口，幾十雙手高高舉起手機拍屋子裡的新人，記錄者在取景框後，也只是遠遠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