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英]J.F.C.富勒著，小小冰人譯《西方世界的決定性會戰》第二卷
封建制度下的歐洲進入了文藝復興時期：經院哲學衰落，而人文主義開始勃興；教皇變得過於世俗化，而帝國也在逐步衰落；理性主義和絕對君主制開始萌芽；印刷術被引進，火器也得到了發展；人們發現了「新大陸」和通往印度的航路；再加上城市生活的興起，財富、奢侈品和貧困的增長，以及商業活動、貿易壟斷和高利貸等現象的增加……如此種種，都在所謂的宗教改革運動（Reformation，這是對當時普遍性的動盪不安的宗教性表述）中達到了爆發點。
點燃宗教改革運動兩個主要導火索的人是路德（1483年至1546年）和茨溫利（1484年至1531年）；而在他們之後的加爾文（1509年至1564年）則於此基礎上更進了一步。為了使基督教恢復他們腦海中所設想的那種原始的純潔，這些人開始信奉預定論—也就是說，人的原罪是無可救藥的；無論人們怎樣生活和行事，在永恆的上帝那裡早已註定了只有極少數的選民可以進入天堂，而絕大多數人只能墮入地獄。這種教義把重心從上帝轉移到了魔鬼的身上，並把《聖經》視為一切教義和宗教禮拜的基礎—這兩點成了改革派信仰的兩大支柱。
在上述三人中，最為可怕的當屬加爾文—此人是一個狂熱的組織者。加爾文自認為是上帝的代言人，認為他的命令就代表著神意。
加爾文在日內瓦建立了自己的警察國家，預設了自己反對天主教會的絕對正確性。此外，他還創造了一種「新人類」—清教徒（Puritan）—以及一個新政權，後者被恰如其分地稱為「聖經政權」（Bibliocracy）。
奧斯瓦爾德 •斯賓格勒寫道：「宗教改革運動摒棄了所有哥德式神話中光明和慰藉的一面—包括對聖母瑪利亞的崇拜、對聖徒的崇拜、聖物、朝聖和彌撒—卻保留了有關魔界和巫術的神話，因為它既是人們內心苦痛的根源，也是其具象化的表現。現在這種苦痛終於升級到了最恐怖的程度。」1愛的律法被恨的律法所取代。不久之後便出現了諸多以魔鬼為主題的新教文獻，而這些文獻玷污了真正的宗教。
今天我們很難理解這樣的教義是如何對人們產生吸引力的。然而，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們卻被路德那振聾發聵的神學理論和加爾文那冷酷的邏輯所吸引。他們質疑的範圍是如此的廣泛，而他們的宣傳又是如此的尖刻，因而他們得以爭取到了所有對現狀不滿之人的支持。諸多僧侶和散漫的牧師在這些新教義中看到了讓自己擺脫那些令人厭煩的義務的機會；而諸侯們則將新教義視為一種手段—他們通過掠奪教會來增強自己對抗帝國的力量，並擴大自己的勢力；新興的商人勢力支持新教義，是因為它有利於高利貸和新的經濟狀況的發展；至於那些被壓迫的廣大民眾，新教義則為他們提供了自由，以及進入天堂的門票。
本書無法深入討論宗教改革運動所導致的混亂與騷動，不過為了結束動盪的局面，兩方曾於1555年9月25日在奧格斯堡達成妥協：一方是代表其兄長查理五世的斐迪南，而另一方則是路德派的薩克森選帝侯奧古斯都。該協定確保所有路德派諸侯都有不受主教管轄的自由，並允許他們保留1552年《帕紹條約》簽訂之前就已經被世俗化了的教會財產。根據「教隨國定」的原則，每一位世俗諸侯都有權決定其臣民所應信奉的宗教，這就意味著德意志人民的信仰不再由教會所決定，而是改由統治他們的諸侯來決定。雖然還有一項被稱作「教會保留權」的條款存在—按照該條款，天主教主教一旦背棄自己的信仰，他的土地和榮譽就將被強制沒收—但路德派教會卻宣稱他們不認為自己應受此條款的約束。
《奧格斯堡和約》既沒有涉及加爾文主義者，也沒有對正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迅速蔓延的新教做出任何限制。也就是說，《奧格斯堡和約》充其量不過是一個休戰協定，它使德意志分裂成了兩個「無所不在」的對立勢力。正如布萊斯勳爵所說的那樣：「當兩個相互矛盾的體系並存於世之時，它們必欲將對方置之死地而後快。」由於加爾文派的勢力不斷增強，加上此時又出現了一個想要毀滅新教勢力的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因此必然帶來毀滅性的後果。
因為加爾文主義的勢力在布拉格業已根深蒂固，所以那裡現在變成了整個風暴的中心。波西米亞在1526年被移交給了哈布斯堡王室；到了1575年，馬克西米安二世的長子魯道夫被加冕為波西米亞國王—1576年，他又繼承了父親的皇位，並定都布拉格。到了1609年，魯道夫被他信奉新教的臣民所迫，不得不頒布「大詔書」（Letter of Majesty）來保護他們的宗教自由，並允許由一群被稱為「捍衛者」（Defenders）的人來確保這道「聖諭」的施行。到了1611年，魯道夫被自己的兄弟馬提亞斯所廢黜，後者在當年5月被加冕為波西米亞國王，並在一年之後被選為帝國皇帝。
在《奧格斯堡和約》簽署之後，又有兩個主要人物走上前台，成了衝突雙方的代表：一個是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亞公爵馬克西米安，一個是安哈特的克里斯汀親王—此人是一位加爾文教徒。前者認為《奧格斯堡條約》是一個法律上的裁定，所有的問題都應以此為基礎來解決，而後者則認為新教與奧地利王室不可並存。意外事件接連不斷，直到1607年馬克西米安占領了自由城市多瑙沃特—這直接導致了次年安哈特的克里斯汀主導建立了「福音同盟」（Evangelical Union）。面對這個示威性的挑戰，馬克西米安也建立了「神聖天主教聯盟」（Holy Catholic League）。至此，幾乎可以斷言雙方的衝突已成定局。馬提亞斯膝下無子，而將來要繼承帝國和波西米亞的很可能就是斯蒂利亞的斐迪南大公—此人是斐迪南一世的孫子，是一個狂熱的天主教徒。馬提亞斯擔心會惹出麻煩，因此把選舉繼任者的事情一直拖到了1617年—此時必須要做出決定了。當時西班牙同意支持斐迪南為候選人，條件是後者登基之後要把哈布斯堡王室在阿爾薩斯的采邑移交給西班牙王室。到了6月17日，國王的議員們—他們全都是最狂熱的天主教徒—將斐迪南推選為波西米亞王位的繼承人。以圖爾恩伯爵為首的波西米亞新教徒立刻就表示拒絕承認斐迪南的身份。12月，布拉格的大主教違反「大詔書」的規定，下令禁止在他的統轄範圍內修建的教堂中舉行新教的宗教儀式，於是「捍衛者」們立刻在布拉格召集了一次「國會」（Diet）。1618年5月21日，人們聚集了起來。第二天，在一場激烈的爭吵之後，國王最信任的議員馬蒂尼茨、斯拉瓦塔，以及他們的秘書法布里修斯被人們從赫拉德卡尼宮的窗戶給扔了出去—此事被稱為「布拉格擲出窗外事件」（Defenestration of Prague）。緊接著，波西米亞人就組建了一個臨時政府，並由圖爾恩伯爵出面組建了一支軍隊。當年7月，波西米亞與奧地利之間的衝突爆發了。當時幾乎沒有人會想到這場衝突將發展成第一次全歐洲範圍的大戰，並且持續時間會長達30年之久。
1619年3月20日，馬提亞斯的駕崩加速了事態的發展。南部諸邦國的聯盟（The Confederate States）、波西米亞、盧薩蒂亞、西里西亞以及摩拉維亞宣布對斐迪南的選舉無效，並且在8月26日選出了他們的國王—巴拉丁選帝侯腓特烈五世。此人是一個狂熱的加爾文主義者，也是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婿。
兩天之後，法蘭克福召集了選帝侯會議（Electoral College），以決定誰來繼承馬提亞斯的王位。這個會議控制著帝國，沒有它的同意，皇帝便不能召集國會、徵稅、結盟或宣戰。它是在1356年遵照「金璽詔書」（Golden Bull）建立的，由3個教會封建主和4個世俗封建主組成。前者分別是美因茨、科隆和特里爾的天主教選帝侯，後者則分別是波西米亞國王、巴拉丁選帝侯、布蘭登堡選帝侯—後面三人均是加爾文教徒，以及薩克森選帝侯（路德教教徒）。因此，一旦波西米亞國王變成一位天主教徒的話，天主教派的諸侯們就占據了主導地位；反之，如果一位非天主教徒成為波西米亞國王，那天主教派的諸侯們就會變成少數派。選帝侯會議內部的這種平衡關係為三十年戰爭埋下了禍根。
在法蘭克福，只有三位教會封建主親自出席了會議，其他四名成員都是由他們的大使來做代表。其中，腓特烈五世的大使奉命要先將票投給巴伐利亞公爵馬克西米安（一位天主教徒），但如果其他選帝侯都選斐迪南的話，大使也應從眾。如此一來斐迪南便被選為了皇帝，其尊號為斐迪南二世（1619年至1637年在位）。會議這邊剛剛做出決定，便傳來了斐迪南被廢黜了波西米亞王位的消息。這不僅是對他個人的挑釁，更是對整個帝國體系的挑戰—這場危機立刻變成了全歐洲的問題。
因為斐迪南沒有軍隊來驅逐腓特烈五世，於是他轉而向德意志諸侯中唯一擁有常備軍的馬克西米安求援。1619年10月8日，馬克西米安同意支援斐迪南，因為他意識到自己已完全掌控了波西米亞的局勢，並且擊敗腓特烈五世可以讓他獲得選帝侯的頭銜。此外，斐迪南以盧薩蒂亞為代價獲得了對加爾文主義者深惡痛絕的薩克森的約翰•喬治的支持。西班牙國王腓力三世（1598年至1621年在位）也立刻給了斐迪南一筆足夠徵募1萬名士兵的津貼，並額外從尼德蘭地區借給他8000多名士兵。另一方面，「福音同盟」的諸侯，以及聯合省、丹麥和瑞典均承認腓特烈五世，而特蘭西瓦尼亞親王拜特倫•加波爾也和波西米亞人締結了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