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降，西藥東漸，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末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帶來五口通商、醫學傳教士。之後，1879年清末儒學大師俞樾的《廢醫論》，主張「中醫可廢，而藥不可盡廢」。繼而1892年鴉片戒菸藥的泛濫、1900年本牌藥物的推廣、1929年2月國民政府衛生部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議通過《廢止中醫之辦法》及1930年《中華藥典》的出版等一個世紀對傳統醫藥的衝擊，從此奠定了新藥在華的根基。從西藥學的傳入到中國藥學的流變，在中西互鑒的過程中充分展現了中華文明的求同存異、兼收並蓄的宏大氣度。聚焦中西方文明互鑒，探索中西匯通下中國藥學的發展、西藥學的傳入與中西醫藥的互動與博弈具有重要意義，為此，2023年2月11日，上海大學歷史學系、上海大學國際禁毒政策研究中心與《醫療社會史研究》編輯部主辦了「中西互鑒：西藥學的傳入與中國藥學的流變」學術圓桌會議，與會學者圍繞這一議題進行了系統深入的探討。
本次學術會議由上海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舒健主持，上海大學文學院院長、歷史學系教授張勇安、香港藥史學會會長、上海大學國際禁毒政策研究中心資深客座研究員趙粵致辭發言，特邀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與歷史學副教授范家偉、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博士後黃運、台灣地區「中大」歷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皮國立、復旦大學藥學院副教授兼常務副院長潘俊、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博士後王亞楷、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教授夏昀、北京協和醫院藥劑科研究員朱珠作為主講嘉賓。
參與本次學術圓桌會議的學者，研究方向涵蓋了元明中醫藥史、近代中國毒品史、香港與五口通商藥學史、中國近現代史、中國醫療社會史、疾病史與中國近代戰爭與科技、國際禁毒史、西方醫療社會史等諸多領域。中、西醫藥學歷史的專家學者就西藥學在華落地、孕育、發展與中華文化碰撞而擦出火花等專題展開探討，以藥學作為索引，深入討論藥學史的發展歷程，思考未來藥學領域的研究方向。本文整理自會議記錄稿。
一、專家致辭
香港藥史學會會長、上海大學國際禁毒政策研究中心資深客座研究員趙粵在致辭中表示，目前大陸（內地和香港）和台灣地區的學者在傳統藥學史本草文獻研究、近現代禁毒史領域的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總體而言，近現代醫藥學仍處於起步階段。此次舉辦圓桌會議的目的在於鼓勵更多年輕學者在近現代藥學史領域深耕，豐富醫療社會史中近現代藥學史範疇的研究，從醫療社會史層面傳播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
上海大學文學院院長、歷史學系教授張勇安則在發言中指出，近年來醫療社會史研究的開展如火如荼，並且中西的醫療社會史研究各有側重，主要涉及到疾病、衛生、治療、藥學四個層面。西方學術界在上述四個層面的研究發展較快，但藥理學方面的研究相對而言仍較為薄弱，而在國內這一情況更趨於嚴重，中國的醫療社會史研究較多地關注醫療、患者、疾病以及治療方面，未能對藥學發展史展開深入研究。隨後，張勇安教授進一步指出藥學發展史本身作為一個專門的學科，它囊括藥學的歷史、中西匯通下中國藥學的發展以及西藥學的傳入和中藥學的互動與博弈，期待以本次學術圓桌會議為起點，在未來更為深入地探討中國藥學史的發展歷程。
二、學者發言
范家偉副教授從自己的研究領域出發，探討「元代官修本草與中西藥物融合」問題。他指出元代官修本草與中西藥物融合的背景：蒙古帝國橫跨歐亞、幅員遼闊，許多醫療技術以及藥物未被中土漢人所認識。同時，在入元之後，蒙古、色目、北人、南人四種人分別構成不同的權力結構，並且將域外的文化帶入中國，產生域外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交流與碰撞，而這其中也包括西域醫學的傳入。
范家偉對元代以前本草書編修的過程進行了梳理，他認為在元代以前，外來藥物極多，並且在藥物被認識或應用後，可能由醫者個人或官方納入《本草》。歷代《本草》對前代《本草》所載藥物或有增刪，或作註解。經過歷代積累，《本草》收載藥物不斷增多，藥物知識亦得以更新。同時，他指出，增修《本草》是很大的工程，尤其要普查全國藥物，厘定藥性，分辨異同，殊不容易，需要極大人力、物力。中國傳統本草書，均在前代本草書（《神農本草經》《名醫別錄》）基礎上增修而成，而整體框架仍沿用《神農本草經》。
之後，范家偉梳理了元代《本草》的修訂背景與歷程。他指出以《神農本草經》為基礎的本草書涵蓋域外藥物有限，同時，西域人將西域醫學和藥物傳入中土，而在元廷之內，漢人與西域兩個醫療體系並存。因此，對元帝國來說，若能有一部包攬中土與西域藥物的本草書，是極為有用的。由此，在元世祖至元年間，先後兩次進行《本草》編修工作，但由於元朝時期漢人與回回人之間存在政治上的爭鬥與文化上的差異，主持太醫院事務的重臣許國禎並沒有與回回醫者合作的意願，選擇自己另找班底而不是吸收西域人加入編修工作，最終影響了《本草》的編修。
最後，經過一系列論證，范家偉得出結論：元代時期漢人對西域人的排斥以及漢人與西域人之間政治鬥爭的戰場延伸至醫學領域，使得有史以來在最有機會擴大本草藥物的時代，域外藥物無法納入傳統本草書中。同時，他以李時珍《本草綱目》中對馬思荅吉的描述為例，說明傳統本草知識太堅固，離開傳統本草書的論述，漢人或無法理解。所以，域外藥物進入中國，無論是唐宋時代，還是元代都會經歷被納入本草書的歷程，元代錯過了中國與域外藥物交流與融合的大好機會，而下一次機會則是明末清初傳教士來華。
朱珠教授從北京協和醫院藥房說起，探究清代民初西醫院的發展與藥房的概況。朱珠指出自漢代以下直到清朝中葉，歷代傳入的醫藥知識對我國傳統醫學的發展並沒有產生顯著影響，但到19世紀以後，情況大有不同，由於西方科學的進步，醫學也取得較快的發展，因此西方醫學逐漸取得我國人民的信任和歡迎。同時，帝國主義列強為了政治、經濟方面的利益，鼓勵對華輸入西方醫藥，外國侵略者憑藉特權在我國各地開設教堂和醫院，因而改變了以前外國傳教醫士只能在澳門、廣州等少數地區活動的局面，從此西方藥學開始在中國得到較快的發展和傳播。
隨後，朱珠回顧了從元代到清末民初醫院的創辦歷程。她提到，在元代，阿拉伯醫學傳入我國，1292年建立「回回藥物院」，為阿拉伯式醫院，也是我國最早的西醫院和西藥房。隨後，在明穆宗隆慶三年（1569年）天主教澳門區主教卡內羅在澳門設立聖拉斐爾醫院，為來華的外國人與周圍華人診治。同時，朱珠介紹了在近代各種不平等條約簽訂下，清末民初外國教會在華設立的諸多醫院。光緒三年（1877年），外國教會在華設立醫院16處，診所26所。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教會醫院發展至166處，診所241所。1937年在華英美基督教會辦醫院已達300所，病床合計21000張，診所約600處，同時，美國天主教會也在江西、廣東、湖南、湖北等地開設醫院。
之後，朱珠介紹了中藥與西藥的藥品採購，並對西藥在中國發展衍生出的洋行、藥廠、藥店、藥行進行了梳理，還介紹了近代藥品管理方面的要求，諸如藥品分門別類、擺放有序；劇藥、毒藥、麻醉藥專櫃專冊專鎖；藥事管理處方集，等。隨後，她提到中國與英美的藥店最開始均為學徒制，隨後有志學者選擇前往日本、美國、英國留學後，逐步創立了北洋醫學堂、浙江省立醫藥專科學校、江蘇私立南通醫學園、北京藥學講習所等藥學教育機構，同時，康約翰、斐威廉、米玉士等著書立說，推廣規範的藥學知識和製劑理論與實踐，對藥學教育、藥學規範化操作帶來不小的影響。同時，朱珠教授提及藥品質量控制問題，對藥品質量混亂原因進行了梳理，並介紹了《中華藥典》的誕生歷程。
中華民國藥典第一版起草同人攝影
孟目的先生（左一）與康約翰先生（右一）合影
在規範醫院內部的藥品品規與臨床使用方面，朱珠指出，北京協和醫院、齊魯醫院、華西聯合大學等均有相應處方集。而在藥學研究方面，我國近代的藥物研究主要內容為中藥的化學和藥理研究。二十世紀初期，由於醫療業務逐漸擴大，醫務人員及技術力量較前有所加強，藥房有所擴大，同時配備專門藥工人員，但總的來說，存在多數醫院藥房仍然設備簡陋，藥方技術水平、藥品檢驗條件無法保證質量的困境。
最後，朱珠介紹了北京協和醫院的發展歷程及其運作模式。她闡述了從1861年京施醫院（雙旗杆醫院）、1906年協和醫學堂、1917年北京協和醫學院，到1921年北京協和醫院成立的發展歷程，同時強調北京協和醫院以人為本的辦院理念，本著嚴謹、求精、勤奮、奉獻的協和精神，為社會、臨床和患者服務做出貢獻，在藥事管理方面構建其包含採購、貯存、配製、處方審核、患者使用的風險管理閉環防控，是領航醫教研與藥事管理的典範，在清末民初的時代背景下具有開創性影響。
黃運博士探討了嗎啡在清季如何被引入並使用，以及嗎啡的地位如何從域外之外變為邪惡之毒。黃運首先介紹嗎啡提煉到其商業生產的過程，指出最初嗎啡這一「域外之藥」是經由基督教新教醫療傳教士傳入中國。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已有醫療傳教士嘗試使用嗎啡來解除患者鴉片菸癮，除了給鴉片成癮者注射嗎啡，傳教士還散發含有嗎啡的戒菸藥，這兩種戒菸法出現的時間相隔不遠。黃運指出歐美製藥公司及其代理是清季嗎啡入華和擴散的重要推手，歐美快速發展的製藥業在滿足本地需求的同時，積極在亞非拉地區開拓市場，其產品最初經由中國口岸城市的洋行進入中國市場，隨後一些西藥房發展起來，如英商大英醫院和老德記藥房。
消費市場的形成不僅包含供應側的因素，同時還有消費側的拉動，由此黃運進一步對十九世紀末期世人使用嗎啡的原因進行探討。他認為使用嗎啡的人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在使用前就有鴉片菸癮，而另一類是在使用前沒有鴉片菸癮。對此，黃運認為使用前就有鴉片菸癮的人選擇使用嗎啡的原因有：第一，鴉片與嗎啡價格均在上漲，但相對而言使用嗎啡是較為經濟的選擇；第二，禁菸話語持續發酵；第三，鴉片管制政策的出現。上述諸多因素促使吸食鴉片的人去尋求替代物質，而嗎啡就成為一種選擇。而使用前沒有鴉片菸癮的人選擇使用嗎啡的原因，一是在使用醫治疾病的過程中染上嗎啡癮；二是出於好奇心理而沾染成癮；三是受到商販蠱惑而沾染成癮，以上因素在當時史料中均有所記載。
黃運提出，嗎啡濫用日益嚴重首先引起了昔日引介嗎啡入華的基督教傳教士們的關注，並開始了一些行動。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已經有傳教士在其出版物上刊發嗎啡害處的文章，當時的歐美醫學界對嗎啡之害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一是成癮性，二是單次過量使用會中毒，包括自願性或者誤服產生的藥物過量。黃博士指出，醫療傳教士群體對於嗎啡害處的討論在1890年新教傳教士大會上有所體現，博醫會主席文恆理也曾報告中國南方存在的濫用嗎啡的情況，同時較為有趣的是其報告呈現出的問題不是因為嗎啡有害，而是使用嗎啡的權力在誰手中。而同時期，國人也開始刊文譴責嗎啡濫用。除了前述醫療傳教士關於嗎啡之害的討論，甲午戰後上升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及持續醞釀的禁菸話語，也是促發國人譴責嗎啡濫用的原因。在此背景下，吸食鴉片和濫用嗎啡被批評為亡國滅種的惡習，對此，黃運博士提及1899年《申報》上的記載，時人大聲疾呼：「嗟乎！ 嗟乎！我中國四萬萬子民此後其將盡被機針所戕賊乎？」人們開始呼籲地方政府介入管制，1899年，沈維瀚和徐元章稟請華亭知縣劉謙三出告示嚴禁嗎啡。此外，他們還稟請上海知縣照會英法租界工部局和值年領事對租界內的嗎啡進行管制。上海知縣王欣甫採納了二人的稟請，並發布告示。
《申報》，1899年10月17日第1版
然而，這些告示似乎並未被落實，但管制嗎啡的輿論在持續發酵，國家層面的嗎啡管制政策在庚子事變後的中外修訂商約交涉中被提上議程。中外修約交涉以中英談判為開端，主要議題是裁厘加稅和內河航運等。盛宣懷採納張之洞的建議，並在8月6日的談判中向馬凱提出嗎啡進口管制的條款，起初英方並不同意該要求，一番交涉後英國雖然同意，但仍然設置其實施條件的限制。
最後，黃運總結說，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期，嗎啡從域外奇藥變為被管制的毒品。其入華和擴散，是傳教士、製藥公司、禁菸人士和癮君子多方因素作用的結果。傳教士引嗎啡入華，用於治療鴉片癮，這一醫療事功有利於其在華傳教。而迅速發展的歐美製藥公司滿足了這一需求，提供了所需產品。與此同時，本土力量也在嗎啡引入和擴散的過程中發揮了作用，包括分發戒菸藥丸的華人教徒、歐美藥企的在華代理和華人藥店，以及在茶館中為人扎嗎啡針的針師。此外，一些原本吸食鴉片的癮君子轉而使用嗎啡，他們的選擇也是嗎啡擴散的因素之一。
嗎啡在清季成為一個社會問題，既有嗎啡濫用日益擴散的事實，也有當時的社會恐慌對這一事實的構建。昔日大力宣揚嗎啡用處的醫療傳教士也是最早發出警告的人群。以博醫會為主的在華西醫群體關於嗎啡之害的討論，既引入歐美醫學界對這一問題的最新研究，也包含他們的在華醫療實踐和觀察，及其輿論構建。和鴉片問題一樣，傳教士反對嗎啡濫用，並對這一社會問題進行了道德譴責。隨後加入嗎啡之害討論的，主要是知識分子等社會精英。甲午戰爭和庚子事變對清政府的統治以及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震盪，來自外洋的嗎啡也被加入既有的「鴉片吸食——亡國滅種」的敘事之中，嗎啡也在十九世紀末期從域外之藥變成邪惡之毒。
王亞楷以《近代中國本土戒菸藥的營銷與效用迷夢》為題，討論近代中國本土戒菸藥營銷方式及其效用。她認為近代中國鴉片煙毒肆虐，在社會領域產生了極具時代特色的影響，涉及到商業、政治、醫學與觀念的互動。這一問題以十九世紀上半葉的禁菸潮流為起點，因為鴉片、毒品問題的延續和嬗變而一直存在，又因為不同的政策環境、經濟背景、醫學觀念一時一變，所以其內容、表現和影響是多維且複雜的。
王亞楷首先介紹其研究緣起，認為戒菸藥從其定義而言，是一種以戒除鴉片癮為目的藥物，並將近代中國本土藥商、藥房售賣的戒菸藥作為研究對象，原因在於本土藥商與同時期的外商相比，更熟悉消費者所處的文化背景和具體需求，其營銷方式也更具豐富性、多樣性、代表性，對當時商機、潮流的捕捉也更為精準，其所呈現出來的對當時社會觀念、變化的回應也更為迅速與敏感。
推動戒菸藥成為戒菸的主要方式或者將其真正推廣流行，源自清代的戒菸名臣林則徐，他在向道光皇帝詳陳的戒菸章程中的附錄中提及兩種具有代表性的戒菸藥方，即「忌酸丸方」「補正丸方」。林則徐倡導的通過藥物戒除鴉片癮的治療觀念隨著禁菸政令推行被官方承認，並在民間傳播。從戒菸藥的創製過程來看，政策導向對戒菸藥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此後戒菸藥行業的興衰也與政治建立了緊密的聯繫，即一旦禁菸政策有所加強，政策對吸食鴉片的人有規定和要求，戒菸藥的生意就會更為興隆，這是一種非常直觀的聯動關係。
王亞楷認為十九世紀下半葉導致中國出現戒菸藥流行的現象不只因為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環境，鴉片商品化程度提高、菸民群體數量增加、嗎啡等西藥的流入都為其創造了契機。同時，近代報刊和廣告的出現從根本上改變了戒菸藥甚至是整個近代中國醫藥行業的銷售思路和宣傳路徑。另外，戒菸藥本身具備的特點，包括製備難度不大、原料易得性高、技術門檻較低、缺乏政策限制、利潤豐厚。這些因素最終導致十九世紀下半年戒菸藥行業興起壯大並且形成了潮流，其主要表現是出現戒菸藥廣告「井噴」現象。
王亞楷認為廣告「井噴」不僅意味著整個禁菸藥市場的興旺，同時也表明其行業內部存在非常激烈的競爭。隨後，她對營銷手段進行了歸納梳理。首先，戒菸藥商品名稱的多樣性，其中隱藏的是戒菸藥的賣點，比如原料珍貴、藥方權威、藥效迅速、時髦趨新、功效特色、形態特別等等。其次，在報紙上增加廣告頻次、版面也是重要營銷手段之一。再次，價格促銷也是古今通用的方法，包括批發價、打折券、購物積分等手段。最後，運用廣告話術，包括假託購買者的報德單、名流代言、泛政治化語言、新奇醫學觀念附會、歌謠、竹枝詞、白話文編排、駁斥假藥告白等等。
之後，王亞楷討論了戒菸藥的效用。判斷是否有效用，她認為首先需要對有效成分、效力、適用症進行查看；其次，通過遞減、替換和滋補等原理製作戒菸藥；再次，在不同製藥思路影響下，戒菸藥種類繁多，其服用效果也因人而異，這不僅取決於生理因素，同時克服「心癮」、心理安慰也是其作用的體現。藥效本身的誇張以及服用者對藥效的期待也是她提及戒菸藥效果的「迷」與「夢」的原因，同時，她進一步指出在戒菸藥本身所處的銷售與消費環境當中，可以暫時將真、假之辨暫置一旁，思考其在具體時代和語境當中的影響可能更貼近歷史本身。
最後，王亞楷對近代本土戒菸藥的效用「迷夢」進行總結。她認為戒菸藥的創製和流行，與禁菸政策變化息息相關，同時消費者的需求和商業宣傳媒介的促動讓戒菸藥成為一個「時髦商品」大行其道。一方面，戒菸藥的成功離不開藥商們極具技巧性的營銷與宣傳，另外，其對消費者心態的揣摩和時事政治的敏感度、靈活的銷售方式成功建構起了使用戒菸藥的合理性。利用低成本原料獲取巨大利益的同時，也影響了民眾對戒菸方式的選擇。但另一方面，它的出現迎合了消費者的渴望與妥協的複雜心態，成為戒菸壓力之下別無他法的選擇。雖然將戒菸藥全然視作假藥和藥效的虛構並不妥當，但是戒菸藥的過度營銷也將該行業逐步引向了「宣傳大於實質」的危險領域，特別對嗎啡及海洛因等物質的濫用，不僅讓戒菸藥淪為送命藥，也更進一步加重了近代醫藥市場的亂象。
潘俊副教授以從業者的視角，探討我國現代藥學教育的開端。她首先介紹了近代西醫西藥知識輸入的時代背景。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清政府與多國簽訂不平等條約，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口岸，自此不僅是外國商品，包括許多西藥開始大量進入我國市場。隨後，外國人有權在口岸開辦診所、醫院，設立洋行、藥房、藥廠，並建立西醫院校，使得西藥知識開始傳播。隨著國人對西醫、西藥的認識與了解逐步加深，中國政府對西藥書籍刊物著手組織團體，開展翻譯與出版工作。同時，我國不斷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藥學技術，促進中國近代藥學教育起步。
為滿足業務拓展需要，西方人士在其所開辦的醫院、診所以及藥房中招收中國人作為學徒，教授一些西方藥學特別是調劑方面的知識以作為其醫務上的助手，中國近代藥學教育即萌芽於此。不僅是西方教會創辦藥學教育機構，中國也開始創立兩種類型的教育機構，第一種是私人或團體主辦的初中等藥學（西藥）教育機構，包括藥學講習所、藥劑職業學校（班）、藥科學校、補習學校（班）等；第二種是高等醫藥學校系（科）舉辦的中等藥學教育機構，包括藥劑班、調劑訓練班、補習班等，主要目的是幫助近代醫院藥房的藥劑人員學習西醫、西藥的知識，來造就調劑人才供藥房醫院聘用。在此過程中，我國擁有了第一批自己的擁有西醫、西藥知識的司藥人員。
隨後，潘俊提到在我國近代藥學教育的萌芽過程中，中國人自己創辦的藥學院校也逐漸地成長起來了，包括陸軍醫學堂、浙江公立醫學專門學院、齊魯大學、中法大學、紅軍衛生學校、華西協和大學、國立藥學專科學校、國立上海醫學院、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教育機構均設立藥科，並對大學與醫學專門學校所辦醫學、藥學進行了學制和科目規定，同時規定課程設置標準，直接使用或者翻譯西方教材。對此，潘俊指出在當時的重醫輕藥的社會背景下，高等藥學教育機構設置較為混亂，並沒有統一的藥學教育學制。
內遷於重慶時上海醫學院藥學專修科課程設置
在中國現代藥學教育的起始階段，藥學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中藥研究方面，潘俊指出二十世紀初到1949年成立的各類藥學院校對人才培養的目標並沒有非常明確的要求，總體而言其實用性遠遠高於研究性，主要是以「教授應用科學、養成技術人才」為目標，當時只有浙江大學理學院藥學系孫宗彭確定培養研究型人才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藥學教育實踐的先驅者們也在提出許多符合國情的辦學思想，並列舉了林公際、孟目的、於達望、薛愚、顏福慶等有識之士的觀點。
最後，潘俊指出，在中國藥學發展初期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總體來說比較缺乏統一的學制、教育規劃與培養目標不明確；第二，專業設置、教材、設備缺乏統一標準；第三，辦學規模和質量參差不齊。同時，潘老師提到不可否認的是這一階段從海外留學回國的學者們懷揣著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的夢想，積極投身到中國藥學教育的實踐當中，而這其中很多人成為藥學領域學科的創始人，開創了中國人自主研發藥物的先河，同時也培養出我國最早一批優秀的藥學人才，相當一部分成為了我國藥學教育引領者、學科奠基人以及新藥研發領域的先驅。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下，中國藥學教育的雛形逐漸形成，專業覆蓋面已較為完整，為我國現代藥學教育奠定了良好基礎。
趙粵教授的報告探討外來戒菸藥、品牌藥對現代民族企業的影響以及民族企業家對西藥發展的貢獻。首先他介紹了鴉片在《本草綱目》中的記載，鴉片的具體藥用功效，以及鴉片的引入歷程。隨後，趙教授對19世紀歐洲止痛藥物的量化生產進行了概述，指出嗎啡、可待因、海洛因在德國被作為止痛藥物量化生產。之後，趙教授對歐美品牌藥的面世也進行了詳細介紹，他認為品牌藥作為一種非處方藥劑，英國、德國均推行品牌藥相關法律而未公開具體成分。1880年德國製藥工業突飛猛進，化學藥品廣泛進入市場，英美國家為保護市場，推動更多的品牌藥逐漸傳入亞洲，尤其是中國。他還介紹了在華外商的主要藥房，從1832年的廣東大藥房（診所）開始，在華外商經營的西藥房也從1840年代初受殖民統治的香港、上海、通商口岸的診所轉型為船舶供應商一直到了1880年代後期西藥房因為華商的參與全面提供戒菸藥、品牌藥的供應、製造與批發業務。
趙教授提到在不平等的貿易條款下，鴉片在1860年後的無限制進口導致吸鴉片人口大大提升，各省的種植也快速增加。從1826年至1880年期間，國內由年產300公噸鴉片增加21倍至6600公噸，與當年從印度與土耳其的量一樣。清廷在1890 年正式承認這種做法後，中國的鴉片產量激增，在1906年達到了35000多公噸的歷史新高。
屈臣氏自製「戒菸粉」廣告，來源：香港循環日報1882年11月27日
屈臣氏「戒癮藥」及其他藥物廣告，來源：申報1895年（大清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
趙教授還介紹了1889年中國「戒菸藥」巨子——屈臣氏，在香港由進口轉為就地生產，同時在香港、上海和台灣等地區均發布廣告。1870年至1910年期間，外商戒菸藥從進口逐漸被華商配方、生產、包裝、到渠道的建立以取代外商。趙教授隨後通過上海零售西藥房（中西藥房、華英藥房、中法藥房、五洲大藥房）說明了外商與華商之間的關係。
此外，趙教授還介紹了民族新藥工業興起歷程。1910年到1945年間，華資藥廠從3家發展到168家，而外資藥廠6家發展到只剩下2家。以科發藥廠為案例，其作為第一家德國外商的綜合性處方藥與醫療物品生產者，主要產品包括凍瘡藥膏、哮喘藥丸、咳嗽糖漿、眼藥水、痧藥，之後華商通過財力對藥廠進行收購。同時，趙教授介紹了繼中法藥房後另一個處方藥成功的案例——新亞藥業，並總結其成功原因：其一，堅持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平衡短期與長期的盈利和投資回報；其二，配合西醫藥市場發展，側重和研發化學藥物；其三，視人才為資本與建立專家庫，包容不同學術背景（中、美、歐、日）； 其四，積極推廣醫院、醫生和藥劑師；其五，保證藥物能夠順利地供應醫院與病者，抗戰期間仍然保持與各省政府溝通。
最後，趙粵教授對外來戒菸藥、品牌藥對民族企業的影響進行了總結，他認為自十九世紀末以降，民族企業家對外來「戒菸藥」與「品牌藥」的仿製建立了中國零售藥品的新渠道與製藥工業的奠基。第一次甲午戰爭接著庚子事變後，中國留學生在醫藥、化工等領域往日本、歐美等國學習化學、藥劑、生產工藝等最新科技。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民族企業家與專業藥學從業者在「西藥東漸」的歷程中，挎手邁出了「自立更新」的目標。
夏昀教授聚焦國醫、漢方和民間療法，探討抗日戰爭時期中日醫學交流。她提到在撰寫專著Down with Traitors: Justice and Nationalism in Wartime China的過程中，注意到日本在1941年召開大東亞醫學會等醫學界相關的資料，並且在後續資料搜集過程中發現日本的漢方名家矢數道明、大塚敬節等長期保持著同幾位中國名醫的文書往來甚至互訪，其中尤其讓她感興趣的是名為葉橘泉的國醫大師，其後來成為江蘇省衛生廳副廳長、中國科學院院士，且一手創辦了蘇州市中醫院。這一交流發生在1938—1941年——正處於戰爭的關鍵階段，圍繞東亞醫學協會的活動展開的，這一協會的宗旨有明顯的「大東亞共榮」色彩。其中，矢數道明在協會創立五十年後，提出該協會是以東亞傳統醫學來促進中日及其他東亞國家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和友好關係，說法仍然留有戰時宣傳的論調，但其與中國醫生之間的交往又帶有真摯的感情，兩者之間的張力以及可供詮釋的空間引起了夏教授的關注。
從醫學史角度來看，夏教授指出東亞的醫學史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但是研究主要在現代化與殖民醫學的範式之下開展，很多關鍵問題都在西醫領域進行研究，比如公共衛生和醫療體系的建立、傳染病防治、戰時防疫機制的建立等等。她也關注到中醫一直以力圖自保的姿態，成為被現代化的對象，而且中醫的敘事在救亡圖存的大背景下中斷或者零散化，似乎又與殖民主義、抗日戰爭和救亡圖存這些重要命題不相關。但其實三十年代不僅是中日關係的一個轉折點，漢方復興運動和國醫運動也恰在這個時候來到一個關鍵階段。因此，夏昀探討在抗日戰爭這一相當長的階段里中醫藥的整體發展狀況，同時，她試圖將中醫史的研究拉回大的歷史主題敘事中，其目前研究的重點是依託於醫學傳統的東亞主義（Asianism based on shared medical tradition）的建構，主要圍繞話語（discource）、交流網絡（network）、政策（policy）、機構（institution）四個方面開展。
關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國醫與漢方的發展，夏昀提到國醫與日本漢方均經歷過最黑暗的時期，尤其是漢方在明治時期被全面打壓，在明治後期日本的知識界開始對過度西化的政策進行反思，同時日本的國粹主義思潮抬頭並逐步滲透到社會、文化、藝術等各領域。日本的國粹主義對於漢方運動更重要的影響是其促使原本派別林立、針鋒相對的眾多漢方學者在更高的層面，即「國」和「文明」的層面認識漢方的遺產並謀劃其未來。1934年成立漢方醫學會，是一個涉及地區、研究領域、研究學派方面包容性非常強的全國性組織。1935年，漢方醫學會的核心人物結成「偕行學苑」，決定以普及性的講座為漢方爭取大眾支持。1938年11月25日創立了「東亞醫學協會」，其宗旨為「以漢方為基礎促進日華滿三國的緊密合作與親善提攜，建立東亞的永久和平」，並發行同名月刊《東亞醫學》。
隨後，她談及中醫在民國時期的存亡危機，指出1929年「廢止中醫案」沒有成功，反而促使全國的中醫師、中醫支持者聯合遊行反對，在這一抗議活動中，中醫改為國醫，以爭取更廣泛的支持。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中國出現了形形色色的以國醫為題名的專業期刊、中醫協會，以及中醫為主的醫院，致力於中醫的交流與改革，但當時對於如何改革中醫的問題未能提出好的方案，因為即便在反對廢除國醫的人當中，大部分都認為國醫的改革應當由西醫來完成。因此，夏教授提出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醫正面臨應該如何改革與時代接軌，但是又不把變革大業的掌控權交給西醫的困境。
中國中醫受到漢方發展和復興的重要影響，夏教授認為有以下三個方面：其一，摒棄醫理，惟看實效。她說，雖然漢方是由中國傳入日本，但後續漢方已經發展出獨立特色，表現出對中醫當中形而上理論的摒棄，而看重治療的實際效果。其二，重視經方，提倡回歸。中國名醫之所以被日本漢方學者對經方的推崇所影響，是因為他們提倡的是一條既回歸傳統，又能以臨床效果和科學的統計方法來驗證傳統的道路。其三，對民間療法的搜集、整理和推介。
夏教授對民間療法頗感興趣，她提到在瀏覽該時期的中醫期刊時，發現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對民間療法的關注前所未有，且持續到抗戰結束時期。她對三十年代民間療法關注增多進行了更深層次的探討，她在陳果夫1935年《中國經濟狀況有提倡民間療法之必要》的講話中找到了線索，陳果夫認為「邇來東西各國，正從事於提倡民間療法」，這也促使夏教授對提倡民間療法的國家進行了進一步研究，她發現可以追溯到 1920年代末期德國的「醫學危機」事件，德國民眾與醫療界均開始對正統醫學進行反思，認為現代醫學已經過於物質和機械，喪失了對病人個體的深入關注。在這一背景下，出現越來越多的非正統醫者（heterodox practitioners），並宣稱相對於取得國家頒發執照的正規醫生，非正統醫者的資格經過了人民認證，所以國家應該取消正規醫生的特權，讓人民能夠自主選擇其信任的醫者和療法。其中，非常有趣的是日本在明治時期建立的醫療衛生體系，正是模仿了德國以政府為主導的、自上而下建立的體系，而德國在這一時期正規醫學所經歷的反思以及對民間醫學的興趣也迅速傳遞到日本，與日本的漢方復興運動匯合。
夏昀分享了閱讀這一時期中國報紙期刊上的民間療法後的發現。首先，她指出對民間單方、驗方的關注是與日本的漢方交流的一部分。其次，她闡述了漢方與中醫對民間療法的不同認識，雖然漢方和中醫均認為中醫藥起源於民間療法，但此時由於個體認識與中日國情原因導致了對民間療法認識的差異性。其中，大塚敬節發文談論民間療法與漢藥之間的清楚區分，對前者大抵持否定態度。大塚敬節認為民間療法都是一味藥，而漢方大多是多味藥作為處方，並提出「可怕的民間療法」很多沒有被充分驗證卻被大肆宣傳。但是中國的政治人物、軍醫以及中醫將民間療法視為中醫藥的一部分來推廣。其中，陳果夫認為「此種民間療法，僅吾國醫藥之一小部分」，而葉橘泉在介紹民間療法時提到「吾國醫藥，有數千年之實驗。在西醫西藥未輸入前，國人治病，惟此是賴」，所以在推介民間療法時，往往是為了證明中醫藥的有效、便捷、廉價、適用，展現中醫藥相對於西藥的比較優勢。再次，在推介民間單方、驗方時，摒棄了高深玄妙的中醫理論，而是以效果來篩選民間療法，其中，葉橘泉在搜集大量的單方、驗方時，提到「不以中醫理論解釋藥效，有待將來所化學成分分析研究之用」，完全摒棄以往用傳統醫理解釋病因病機以及藥物適用症等思路。最後，夏昀提出對民間療法的推崇也可以從醫療經濟學角度來考慮，其中，陳果夫提出「際此民眾生活艱難，經濟不充之時，尤當有竭力提倡之價值在也」，這一觀點特別適應中國的國情。
最後，夏昀總結說，從中醫遭受西醫的挑戰以來，漸漸能夠觀察到對中醫與中藥逐漸分別處理的態度，無論是中國海關官員、日本漢方學者、中國著名中醫對中醫里形而上的哲學理論部分懷著輕則懷疑、重則摒棄評判的態度，但是始終重視中藥的價值。中醫對民間療法的興趣，也是出於對本地資源、知識的重視，試圖從有效性、在地性和醫療經濟的角度維護中醫藥。夏教授進一步指出，當時對民間療法的重視，是以中醫和方劑來拯救國醫努力的一部分。對民間療法、方劑的重視與推介，客觀上起到了使中醫知識下沉，促進各地之間中醫藥實用知識交流的作用，但基本上沒有進行重要的理論整合。同時，夏教授認為在這一過程中，滲透在傳統醫學中的文化認同發生了改變，一方面，文明認同的改變體現在對中醫理論中無法用當時科學語言解釋的哲學人文部分的摒棄和評判，另一方面，也體現在漢方學者與中醫名醫提及傳統醫學時的話語差異，但她也認為當時中國的醫生已經在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對立的框架中，思考傳統醫學的危機及其命運走向。
皮國立副教授結合醫學史與戰爭史，對抗戰時中藥角色進行再思考。他首先對其問題意識進行了闡述，認為抗戰時期的中藥史不僅只是中醫內部的學術史或中西醫論爭的歷史而已，中醫在很大程度上涉入了戰事。戰爭一旦開啟，中西醫都無法置身事外，而早在戰前，中藥的科學化研究已經開始，但戰爭開始後的情況尚待研究，因此皮國立著重對該領域進行研究。戰爭強化了中醫界的團結，並推動他們思考能為國家做什麼。1937年《國醫砥柱月刊》上的報導——「若戰爭無法避免，國醫將跑到哪裡去？」「難道逃到後方去看傷風咳嗽的毛病嗎？」——呼籲國醫在戰爭時期挺身而出，為了國家而投身戰場。
隨後，皮國立介紹了戰爭期間一般製藥業的狀況。其一，藥品仰賴外國藥物，本國製藥業不發達，缺乏研發技術。中國藥廠所製藥品，皆將外國原料重新包裝，製成片劑、注射劑或成藥。其二，地方政府發現藥品供應不足，積極籌組各種官督商辦的藥廠，來解決藥物不足問題。官方與軍方也與商人合作投入製藥工業、醫療器械和敷料。其三，通過抗戰的洗禮，至1943年，國家製藥業的自制能力擁有了顯著提升，對外國藥品的依賴減少。
關於國藥的生產與創新方面，皮國立首先對「國產藥物」的概念進行了界定，提出「國產藥物」具有兩個既融合又衝突的含義，其一是中藥製品，其二是利用國產原料所製成的藥品（西藥或稱代用西藥），當時均稱為「國藥」。1942年衛生署公布的《嚴禁藥商囤積居奇法令》說明政府在藥品管理上，中西藥原料界限並不是截然二分的。1943年的《戰時醫療藥品暫行標準表》也表明，當時許多西藥皆從天然植物中提煉而來。而中藥方面，當時藥廠已吸收科學化的製藥法，製造成藥以應戰時需求，部分藥廠將植物原料妥善運用，生產中藥成藥和西藥。之後，皮國立分析了中醫概念下軍醫與後勤，並著重介紹了中醫救護醫院發展歷程及其成藥在內科與外科中的運用。
皮國立還介紹了軍醫與「國藥」種植方面的情況。他說，若沒有戰爭用藥的急迫性，當時中藥可能一直被忽略，中藥科學化可能永遠成為一個口號。當時化學製藥技術尚未成熟，中西藥原料的模糊，為傳統中藥提供了彈性發展空間，特別是針對戰爭時期急需用藥的軍事醫療單位。對此，他列舉國民政府軍醫學校設立的貴州安順藥品研究所、軍醫署設立重慶北碚藥苗種植場來說明當時軍醫機構通過設計園所、設置苗圃從事中藥藥材種植、研究代替西藥藥品的活動。
延安製藥廠工人晾曬中藥
關於戰時中藥的發展，皮國立指出，國藥的系統整理與研究首先要普及植物學知識，同時開展生物化學研究，在確定真偽後提取有效化學成分，並對其開展定性與定量分析，確定其化合物的實驗式、分子式及其構造式，最終製造成為藥劑，這與傳統中醫的古法炮製方法大有不同。他也談到，需要對陝甘寧和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中藥政策進行研究，其本身的社會背景為缺少醫藥、經濟封鎖與物資短缺。在藥品短缺的情況下，不得不採取行動利用可用的藥材，具體表現在：其一，就地取材，運用中藥或軍區製藥廠生產中藥，降低對西藥的需求；其二，華北、西北地區本身生產地道中藥，逐步形成中藥開源、西藥節流的醫藥政策；其三，藥材的適應能力也在環境中得到提升，同時採用替代、代用的方法以達到治療藥效。皮國立重點介紹了革命根據地的杜伯華、聶榮臻、游勝華在中藥使用方面的政治動員情況。
最後，皮國立總結道，研發替代西藥仍然是西藥，而不是中醫中的中藥，其背後中醫的醫理並沒有在此被實際重視，仍然是一種經過西化後的製藥概念。大量中藥開始被透過植物學的再檢視、化學的實驗分析，被提煉後製作各種新成藥，即便新成藥知識代用，但其也具有一定的藥效，這對中草藥本身的研究或者中醫治療者來說無疑是一種突破與創新，也能讓中醫藥的發展道路變得更加寬廣。同時，進一步中醫藥典籍與藥材知識的整理開始被重視，並且一直持續到後來，這也是歷史連續性的重要體現。
會議最後，張勇安指出，從傳統意義上來看，中醫和西醫在古典時代有共同點，二者皆以中草藥為基礎進行疾病的防治。在近代的化學工業和分子生物學興起的背景下，中醫和西醫的分野並不如此明顯，但現代醫學的興起，成為影響中醫、西醫走向不同路徑的關鍵因素，加劇了中西醫二者的分野。對此，張勇安教授指出，藥學可以作為一個引子，幫助我們認識從古典時代到近代醫學的轉型問題，並理解醫學發展趨勢及其歷史，其在整個醫療史、衛生史上的意義重大，值得深入探討。
（本文整理者有馬藝菡、柳蓉、易思羽、楊之瑩、朱儀，其中朱儀來自吉林大學，其他四位均來自上海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