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勞動人民與底層知識分子一直保持著某種潛在的天然聯繫。從眾多打工人的均貧富追求，到幾乎所有小鎮做題家的鹹魚跳龍門夢，無不透露出對打破階層壁壘的共同追求。哪怕身處異國他鄉，也要把偉大理想與做題本能持續下去。

然而，如此樸素的渺小奢望即便得以實現，所能汲取到的成果也往往非當初所願。例如那些因反對北宋統治而遁入大理國的巴蜀流亡者，就在數百年的域外生活中將自己成功轉化為做題家。最終卻由於無力應對社會變遷，成為被時代拋棄的多餘部分。

巴蜀遺民的反宋起義

直至滅亡前夕 後蜀國都很好的保持著偏安一隅狀態

早在五代十國階段，中原各地都飽受戰亂之苦。眾多大小不等的朝廷與軍頭們割據一方，為保持窮兵黷武狀態而不惜橫徵暴斂。相較之下，建立後蜀國的孟氏卻不走尋常路，靠著輕徭薄賦等手段實現局部偏安。因此，有不外省少地逃亡巴蜀盆地避難，在安逸環境下重新經營田地。順帶又吸引來底層勞動者的主動依附，成為名為「旁戶」的光榮打工人。

可惜好景不長，巴蜀的富庶很快引起北宋注意，進而遭到中原禁軍的全線猛擊。經過不到3個月的失敗抵抗，孟氏後裔不得不把這片富到流油的家業上繳，任由對方開啟喪心病狂式的巧取豪奪。僅僅十個光陰，就將曾經充盈的府庫給全部搬空。接著是不再有靠山保護的地主，面對日益高漲的稅賦只能笑臉相迎，轉頭將額外負擔轉移到旁戶頭上。

後蜀開國君主孟知祥的墓地現狀

於是，苦不堪言的旁戶只能忍痛放棄腳下耕地，轉而上山從事還處於上升階段的茶業種植。但如此欣欣向榮的新產業，根本不可能逃過北宋稅吏的納米級心眼。他們很快著手推廣壟斷，將茶榷制度推行到巴蜀全境。恰逢西川地區在公元993年趕上大旱，而欽定的稅額照舊不能鬆口，便徹底把滿腹怨氣的苦哈哈們直接逼反。作為首領的王小波等人，更是打出「均貧富」的震撼口號。

當然，雙方的實力差距擺在眼前。雖然義軍一度在公元994年占據成都等地，還是免不了在次年遭徹底失敗。除不幸的戰死者外，另有殘部轉進至今日雲南境內的大理王國。

大氣磅礴的均貧富口號 並不能替義軍抵消實力差距

化身做題家

雲南境內的大理王國 成為巴蜀義軍殘部的落腳之地

雖然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但北宋朝廷依舊將義軍殘部視為眼中釘和肉中刺。為了徹底拔除後患，任命曾參與彈壓起義的雷有終為招安使，前去大理展開善後事宜。但後者並不願以身犯險，轉而寄出「以蜀制蜀」策略，將這份重擔外包給自告奮勇的巴蜀嘉州士人--辛怡顯。

奈何大理方面向來擅長陽奉陰違的慕化表演，對落難至此的義軍殘部採取庇護政策。其根本原因在於需要吸納人口，為本國的經濟發展提供持久動力。何況早在前朝南詔時期，西南貴胄就重用過從巴蜀俘虜來的縣令鄭回，如今也只是把傳統藝能奉行到底。辛怡顯本就是承包二手任務，自然犯不著全力以赴。加之宋朝奉行不要逼反大理國的國策，就沒有在該問題上追查下去，僅僅是為懲戒而推出封閉隔絕。

為了能在宋朝使節面前矇混過關 大理國便用祭拜諸葛的方法

以此彰顯自己傾向中原的赤誠之心

另一方面，巴蜀義軍雖高舉「均貧富」口號，但絕非只會劫富濟貧的草莽好漢。許多人並非目不識丁的赤貧底層，隊伍中不乏飽讀詩書的學者，只是因北宋的重稅制度而慘遭破產。所以，他們在大理境內的生活也遵循著家風傳統，盡力維持故國後蜀的那種儒家風範。

公元1978年，有學者在雲南千尋寺的塔剎基座上，發現存在「通天人、當寺博士」的字樣銘文。其中，「通天人」乃儒道兩派的混合用語，而「博士」則為如假包換的儒學頭銜。

由於佛教盛行 相關理念也影響著大理國的科舉考試

在雲南當地，科舉考試的範圍還更為廣大，同步包容儒釋道三家思維，形成名為「師僧」與「釋儒」的獨特文人群體。故而在大理國治下，職業做題家們也經常被稱為「試郎」或「逸士」。

此前，大理國境內早已十分流行自印度傳來的密宗佛教。除講究相對封閉的小團體結構外，還包含有一些源於婆羅門教的苦行必有善果思維，與儒家讀書人的十年寒窗行為不謀而合。因此，埋頭讀書成為被認可的修行範疇，對初來乍到的流亡者而言較為有利。他們既能安心準備考取功名，又能在地方上享受某些原屬於僧侶的崇敬之心。

獨特的地理位置 使大理能在中原文明外再汲取古印度文化影響

明治科舉改革

流亡者的大舉南下 促成大理國開辦科舉考試

根據銘文可知，當時大理國的年號恰巧為「明治」。其出處因為《周易·說卦》里的那句：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因而有學者大膽推測，本地的科舉考試制度就發源於當時。若再考慮到與巴蜀流亡者的南下時間重疊，則無疑是當權派借新來者而採取的大膽改革。

值得一提的是，這場大理版的明治維新不僅講究儒釋道並舉，還提出「雜漢並進」的先進觀念，允許不同族群的做題家都來參加考試。目的自然是為中央集權而打破地方貴族壟斷，並給出生底層的做題家以鹹魚跳龍門希望，順帶讓後蜀遺民們能如願以償的安定下來。但根深蒂固的民風結構，註定了這輪盤算的最終落空。畢竟，科舉考試能在中原大放光彩，完全是因為朝廷高度集中兵權、財權，對各類權臣或外戚實施不定期捶打。

出土於四川涼山的大理國火葬墓 文官板俑

相比之下，大理國的科舉只是費盡心思選出優秀做題家，而沒有對地方上的世襲武士、寺廟僧侶有多少實質影響。所以，王城的資源空間始終相當有限，無法為每個科舉英雄都提供一官半職。這些人便藉助功名效應，跑去為領主、酋長和廟宇里效力。

例如《興寶寺德化銘》、《嵇朔靈峰明帝記》等重要作品，都不來自段氏王族的核心統治區域內，而是成書於權相高氏一族所控制的姚安、昆明等地。其內容往往夾雜著大段讚頌高氏的彩虹屁，絲毫不用擔心會因過度吹捧而功高蓋主，導致自己一併被拉入誅十族清單。

《南詔圖傳》中的儒學文人、世襲武士和寺廟僧侶

其形象與日後大理國時代的基本類同

更為諷刺的是，創製科舉的段素英之孫段素興，因偏袒楊氏外戚而得罪了廣大領主。最後被高氏帶頭按上涉黃瀆職、違規建設等罪名，在黯然神傷中離開了王權寶座。換句話說，無數底層做題家所期待的「君主犯法與庶民同罪」，竟然是靠一眾封建老頑固的暴力而得以實現。

此外，促成這些劇變的做題家們，亦如生活在後蜀時代的地主先祖那樣享受著短暫太平。所以在成書於宋朝的《雲南買馬記》中，有過一段耐人尋味的跨國對話。某位帶著「頭囊」官帽的大理士人對宋使坦白，祖上就是被南詔軍隊抓獲的豬仔。只不過自己早已實現完美翻身，根本不可能願意回北宋治下的四川去當韭菜。

茶馬古道的貿易線路

是維繫北宋與大理國之間良好關係的經濟基礎

一朝回到解放前

大理雖能在蒙古帝國的鐵蹄下倖免

卻不能為更加殘酷的朱明王朝所容忍

不過，時間的飛逝從不能被人的意志所固定。大理國的世外桃源日子，終究在元朝出現動搖，繼而因明朝軍隊的南下而徹底告終。前者還只是搞分而治之，在原有的社會結構上再添加居於頂層蒙古精英。後者則力圖將所有條條框框都砸個粉碎，製造出完全一元化的飢餓盛世。因此，地方上的武士被屠戮殆盡，而做題家的後代們也只能成為降虜。唯有少數土司得以倖免，在祖傳的一畝三分地中維持著殘山剩水。

詭異的是，在明朝官方重新主持的科舉考試中，竟沒有將佛教因素連根拔除。即便是奉行鐵血政策的沐英，也不得不對當地曾盛行的密宗表示過支持，還親自批准保留昆明官渡的大黑天神廟重建。直到今天，那裡還保留著具有濃厚印度婆羅門風格的儀式，用白牛馱著大黑天神像遊街。

昆明官渡的大黑天神廟

現今的白牛迎土主活動 仍保留著濃厚的印度風情

當然，沐英的做法自有其道理，選擇順從的正統文人一直用筆為治安維持而大書特書。只不過在明朝奉行的高度平均主義下，更多做題遺民因失去金主而被迫靠微薄的份地收入續命。一面受到正統派的無情排擠，一面用非主流字體書寫西南夷祖先的光輝歷史。直到17世紀中期的風雲突變，又接連迎來李定國和吳三桂的北方精兵。他們無不善於地對土酋、鄉紳進行階層重置，為日後來鄂爾泰改土歸流掃除最後障礙。

至此，蜀、滇兩地的做題家後代們重回底層，連祖先跑路與文宣的本領也喪失。他們拋棄逆襲幻想，心無旁騖的當起了本地寶。在農業生產中也要順應內卷潮流，拆掉舊式的二牛抬槓犁，轉而靠事必躬親的人力耕作所有土地，老老實實為大清帝國貢獻稅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