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訴求：日本推理片的理性快感與韓國犯罪片的"身體美學」。
按照康德的說法，「判斷先於快感」，但理性快感這一詞語的語意似乎就是一個悖論。這種觀點的提出，是基於古典美學靜態審美的觀念，但這種觀點隨著十九世紀末現象學美學的提出，便不攻自破。
究其本源，這類問題的核心始終圍繞理性與感性孰先孰後，如果認為理性先於感性，康德的論斷即為正確，若感性先於理性，那麼所有的藝術、文學作品便會陷入一種危機。事實上，凡是認為優秀的影視作品，一定會造成生理上的觸動，即對作品的快感，隨後才是對主題、技巧等的理性思考。
可以說，情理、感性與理性的統一是所有優秀藝術作品的必備條件，只不過有的藝術作品側重感觀觸動，有的偏向理性思考，中國古代藝術所認為的「情景交融」從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這一觀點。
推理這一講求邏輯性的思維方式，它的側重點必然落在理性身上，至於它能否帶來快感，回答也是肯定的，如是否定的，松本清張、阿瑟·道兒、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說也不會如此暢銷。當推理被扮演至銀幕這一重視聽感官的大眾媒介時，快感與理性便得以高度結合，形成一種理性快感。
其中，以日本推理片為俊俊者，其緣由，不僅在於日本推理小說歷史源遠流長，更在於它獨特的敘事風格、人物塑造使觀眾感同身受，更易於融入理性快感的情景之中。日本推理片下的現實關懷，這類電影往往在推理犯罪的過程中富有批判意識，涉及人性、制度、觀念等現實問題。
如《人證》影片以黑人喬尼的死亡為推理起點，批判日本戰後的民族情結與歷史問題，主線是黑人母親殺死喬尼以保自己的社會地位，暗線是負責偵查的警察的父親為保護黑人母親而被美國大兵打死，兩條故事線相互交叉補充，建構出嚴密的推理氛圍，而藏在氛圍下的是日本人與美國人、白人與黃種人、黑人與白人、黃種人與黑人間的複雜情感，以及人與人之間可以建立彼此的信任的美好希冀。
通過推理展示罪犯心理活動，電影《白夜行》講述的年幼的女兒被母親出賣給發小父親，以宣洩其獸性，而其父卻被自己的兒子，即發小所殺。
知道真相後的女兒也將母親殺死，二者相守秘密長達14年之久，期間，發小一直被女孩利用，直到發現真相後自殺身亡，影片中女孩始終沒有表達過恨意，台詞與舉手投足間盡顯優雅，但通過影片嚴謹的敘事過程，觀眾依舊能感受到童年陰影所帶來的不可磨滅的恨。
推理過程中對底層的關懷，影片《嫌疑犯X的獻身》多次在不經意間展示日本無家可歸的流浪漢，直到推理的最後，才知道這些"無名"的流浪漢是「替死鬼」，是影片最大的弱勢群體，雖然影片意圖強調社會的不公與畸形，但除影片最後對謎底的揭示外，並無意通過多餘的鏡頭、台詞、肢體動作，強調對流浪漢這一群體的現實關懷。
可以說，日本推理片的理性快感，一部分源於觀眾在嚴謹推理氛圍下解決「難題」的舒暢感，另一部分則來自嚴密邏輯背後對社會現實的感性體驗。
當社會思潮的整體語境轉向大眾文化、消費文化，傳統的意識性美學必然轉向實用性美學，作為實用性美學的代表性人物理察·舒斯特曼對此解釋道：
上世紀70年代我一直從事分析美學研究，但自80年代到美國天普大學任教以來，從事美學的教學實踐促使我不得不用樸實、樂觀的實用主義美學取代超脫、悲情的阿多諾美學，從而徹底地改變了我的美學研究方法。
舒斯特曼所以認為的"身體美學"，意圖將大眾的注意力轉向身體，強調身體的在美學中的重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身體的審美已經成為當下消費社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文化語境上看，消費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各種規則、秩序權威性的消解，身體變得自由，打扮穿著愈發花哨。
在這樣的環境下，身體原先的實用性質被削減，其原本負責的生產活動，也日益轉移到腦力活動上。如今身體、動作的「無用論」已經將其演變為被看或審美的客體，經濟、產業結構的轉型也印證了這一觀點，以身體為內容的第三、第二產業變得忙碌起來，各種洗浴中心、美容療養、健身中心拔地而起。
隨著人群越來越重視自己的身形樣貌的審美性價值，而不注重實用價值，「視覺文化與身體文化就成為現代消費文化的兩翼：在視覺文化中占據核心地位的是身體（特別是各種女性的玉照），而身體文化則是視覺化、圖像化的。
」即「這從某程度上解釋了蘿拉穆爾維針對好萊塢電影所做出的一系列女性主義批評，尤其是"看本身就是快感的源泉"這一著名的論斷，就是建立在身體或動作審美的基礎上。
當身體、容貌成為一種審美趨勢，無形當中，姣好的身形、相貌便成了一種潛藏的資本，尤其在韓國這樣的國度，資源緊缺，社會高壓力、高強度，多一份資本意味著多一份競爭優勢，「《朝鮮日報》的一份調查顯示，有86%的人認為『美麗的外表就是競爭力』」。
因此，整容或塑形服務成為韓國最火熱的行業。也正是這樣的社會背景，導致韓國電影整體表現情色的「劣俗」狀態。但值得注意的是，韓國犯罪片對身體、容貌的重視，亦形成一種通過表情、動作，即表演傳遞現實主義情結的方式。
但凡有過韓國犯罪片觀影經驗的，一定會訝於韓國演員在韓國犯罪片中的表現，不是歇斯底里的張狂，就是摘膽剜心的悲愴，總之是一種帶有強烈情緒、誇張動作、身體展示性質的表演，形象且直觀。
可以說，韓國犯罪片的表演更符合巴拉茲所提倡的「可見的人」，觀眾通過這此類表演所提供的觀影快感，以一種不同於推理片所需要的邏輯思考的方式，生動地、直接地深入劇情或表現人物心境，感受影片的現實意義。
不能否認的是，個別韓國犯罪片確有借鑑日本推理片的理性快感，比如謎案題材通過嚴密的推理過程卻又無疾而終來表達現實的迷茫與無奈感，但更多的韓國犯罪片是通過上述帶有身體性質的表演傳遞現實意義及人物情感體驗。
事實上，大多數日本犯罪題材的類型電影都是以理性思維敘事，很大程度上與日本民族隱忍、靜謐的民族性格，以及高度的現代化社會、較為長久的現代化進程有密切聯繫。但韓國犯罪片，或者更大範圍的韓國犯罪題材電影，則喜好誇張的表情、肢體、武打動作，這與韓國民族性格「恨」，以及糾結的社會意識形態不無關係。
最為直觀體現兩國犯罪題材類型電影差異的研究方式，莫過於比較兩國的翻拍電影。
韓國曾翻拍過日本推理電影《白夜行》與《嫌疑人X的獻身》，極大程度地削弱了日版與原著小說的推理屬性，大膽做出人物、結構上的改動，化繁雜為簡易，化抽象為直觀，挖掘人性深淵的同時不忘點綴對社會的現實關懷，在推理電影韓國化的過程中，兩部電影儼然已經成為標準的韓國犯罪片。
日韓版《白夜行》都有一場李佳安慰丈夫被性侵的妹妹的場景，以描繪李佳對過去的仇恨，日版更多的通過對話表達仇恨，沒有太多的裸露鏡頭，即使有也會較為節制地用衣服掩住，不改嚴密、冷靜的敘事手法。
而韓版《白夜行》則通過中景或全景展現女性的身體及動作的反抗，配合女演員對面部表情細緻入微的拿捏，整體傳達了童年遭遇給李佳留下的巨大心理傷害。
不僅如此，有汗作為李佳的青梅竹馬，他既是本片的罪犯，亦是「被害人"，即使知道李佳一直在利用自己犯罪以實現目的，他還是選擇等候，對她滿懷期望，因此，有汗的心理既是寂寞的，亦是焦慮的。
日韓版同樣選擇通過性愛表達有汗的心理狀態，韓版中男女雙方如藤蔓一樣相互纏繞、扭曲與一體，激烈且痛苦的性愛過程，極為恰當地描繪了有汗複雜、焦躁的心境，這不同於與日版通過對話實現心靈的自我陳述。
如上文所述，日版《嫌疑人X的獻身》僅在無意間透過鏡頭流露初對流浪漢的現實關懷，沒有刻意地描繪流浪漢的肢體動作、神情語態，不希望破壞推理所帶來的理性快感。
而韓版《嫌疑人X的獻身》則在開頭就通過誇張的肢體語言、粗鄙的言語動作，突出了流浪漢這一群體與現實社會的格格不入，此後，多次場景均有鏡頭借用動作、表情刻畫這一群體，在某種程度上，多次的暗示消解了影片結尾推理所能帶來的快感，卻加深了對邊緣群體現實關懷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