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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中國建立初期，國家一窮二白、亟待發展。

而美蘇兩大國的核威懾、核訛詐，如同揮之不去的烏雲，對國內安全和穩定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於是，在毛主席的部署下，中央將核武器的研發提上日程。

然而，1963年10月，就在我國首枚原子彈取得進展之際，遠在香港的金庸先生卻頗有微詞。

他不僅不滿時任外交部長陳毅對原子彈研發必勝的決心，還直言：

「請問幾枚袖珍原子彈，有何用處？還不如多做幾條褲子穿」。

一時之間，金庸的言論在輿論場上掀起了軒然大波。

那麼，金庸為何反對研發原子彈？他又為何要將原子彈和褲子相提並論？

對於金庸的意見，陳毅是怎麼回應的？

今天，我們便來回顧歷史真相，好好聊一聊這一場「核子和褲子」的爭論。

艱難辦報，語出驚人

1959年，35歲的金庸已經在香港沉浮十年之久。

隨著《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及《射鵰英雄傳》等武俠小說的暢銷，他也一炮而紅，成了港地最炙手可熱的編劇、作家。

為了進一步提升影響力，金庸出資8萬，與摯友沈寶新聯合創辦了《明報》。

在連載自己的小說之餘，還不時發表社論，探討熱點話題。

然而，首次辦報，金庸卻慘遭「滑鐵盧」——

創辦當年，《明報》銷量一直維持在千份左右，不管金庸如何改變副刊內容，調整專欄風格，報紙始終不溫不火。

據沈寶新回憶，那段時期，《明報》虧損嚴重，金庸典當家產才使其勉強生存。為了省錢辦報，金庸經常和妻子同飲一杯咖啡，乘坐渡輪時，也寧願起早貪黑，選擇便宜的班次。

更加嚴重的是，每月千餘份的銷量，讀者還都是衝著《明報》上連載的小說《神鵰俠侶》而來。

因此，金庸哪怕身染重病，也要通宵寫稿。

直到1963年10月，金庸發表了一篇名為《要褲子不要核子》的文章。

頓時在香港和內地引發了巨大轟動，《明報》的銷量也不斷走高，乃至萬人空巷的地步。

而這一切，還得從時任外交部長陳毅的一番話開始說起。

當年10月初，陳毅在北京接受日本記者團採訪。

期間，一名日本記者不懷好意地問道，中國為什麼要研發原子彈？有美國和蘇聯在，中國是否可以研製成功？

陳毅聽罷，沉著而鄭重地反問道：「帝修反有原子彈、核子彈，了不起嗎？」

陳毅明白，世界各國都對中國的核研發不抱期望，所以他繼續補充道：

「他們如此欺侮我們，笑我們窮，造不起。我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彈！」

陳毅一番慷慨激昂的表態，讓台下眾人振奮不已，紛紛鼓掌叫好，在他的魄力面前，日本記者也不禁肅然起敬，停止了咄咄逼人的追問。

然而，遠在香港的金庸，卻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素來反對核武器，「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彈」的態度更是引發了他的不滿。

於是，當天金庸便擱置下一切事務，連夜寫出一篇洋洋灑灑的社論，《明報》因此起死回生。

金庸無知言論，港媒掀起論戰

在《要褲子不要核子》中，金庸先是曲解了陳毅的原話。

將「我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彈」，說成是「即使中國人民全部無褲，也要自擁核子武器」，這麼一變，意思就截然不同了。

本來，陳毅表明的是一種立場，一種決心；

但金庸卻將其理解成陳毅把軍事力量放在第一位，把人民生活放在第二位，這顯然是對讀者的一種誤導。

不僅如此，在文章的後半部分，金庸更是將矛頭直指陳毅本人，質疑起他造原子彈的動機，並表示人民沒有褲子穿，有原子彈也沒用。

這篇針鋒相對、寸步不讓的文章，看似處處為人民著想、替百姓擔憂，金庸也憑此收穫了部分人的贊同，博得了不少虛名。

不過，當時美國和蘇聯對中國步步緊逼，大陸人民時刻活在威脅之中，原子彈的製造，實在是迫在眉睫，並無可指責之處。

正因如此，很多香港的有識之士都看不下去了，紛紛撰文對金庸展開批判。

率先出擊的是《文匯報》，其專欄「編餘漫筆」發表評論《怕中國有？是什麼人！》。

其中並未點名，但言辭卻十分激烈，稱「那決不是好人」，「利用中國人的身份，裝成一副悲天憫人的偽善面孔」。

而《新晚報》也直言，金庸「不是中國人」，「其心可誅」。

一時間，香港輿論場風波四起，大有六大派圍攻光明頂之勢。

而金庸也不甘示弱，他先後刊出《制核彈，無益加有害》及《我們關於褲核問題的十點立場》等多篇文章，毫不退讓地進行還擊。

見金庸不肯悔改，各大報紙的語氣也愈發犀利。

《香港商報》指控道「一小撮別有用心的黃麵皮人，做出『中立』『公正』之狀，挖空心思大罵中國人的『核自衛』」。

而《大公報》堪稱和金庸徹底撕破臉皮，稱他「造謠生事」，無異於「賣國賊」。

就這樣，論戰持續了一年之久。

期間，金庸的無知言論受到了文化界的廣泛批評，還有些廣告商對金庸大為不滿，撤掉了長期以來的贊助。

不過，金庸持續和各大報紙打筆仗，卻滿足了香港市民的獵奇心理，《明報》的銷量可謂節節攀升，一躍成為香港地區的主流大報。

只是，銷量上的提升，卻是以金庸本人的名譽作為代價。

1964年1月，他以記者的身份前往日本參觀，更是讓其他報刊坐實了他「賣國賊」的身份。

而在10月份，批評的聲音達到了頂峰。

中國試爆原子彈，陳毅一語定風波

原因也很簡單，1964年10月16日，羅布泊上騰起的蘑菇雲，震撼了全世界。

美國人封鎖了原料，蘇聯人封鎖了技術，它們都堅信，中國人僅憑自己無法實現原子彈零的突破。

但令它們無法想到的是，沒用幾年時間，中國就完成了發達國家眼中「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我國第一枚原子彈爆炸後，陳毅喜出望外，他激動地說道：

「瞧不起我們中國人、欺侮我們中國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此時，金庸還是心有不甘，在《明報》上潑起了冷水，堅稱「核彈是一種罪惡」、「贊成全面銷毀核彈」。

可想而知，批評聲迅速將金庸淹沒，香港各大報刊接連發難，這場論戰，金庸似乎已經必敗無疑。

然而，1964年底，《大公報》等報刊卻沒有乘勝追擊，反倒是偃旗息鼓，放棄了對金庸的批評。

而這背後，恰恰是由於陳毅出手阻止。

原來，原子彈試爆成功後，陳毅沒有躺在功勞簿上，而是反思起自己言論的片面性。

他表示「老百姓吃不飽、穿不暖，國家安全有什麼保障呢？再說，有了核子，沒有褲子又怎麼打仗啊！」

而對金庸，陳毅也顯得非常寬厚：「《明報》那個社論，要中國人有褲子穿，那還是愛中國人嘛！」由此肯定了金庸的愛國熱情。

陳毅還表示，「核子和褲子」是辯證統一的，將他的話和金庸的觀點合併在一起，就更全面了。

「有核子，也有褲子」，才是對國家和人民最好的。

就這樣，一場軒然大波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陳毅的胸懷，金庸的轉變

不難看出，陳毅的廣闊胸懷和戰略眼光實在令常人難以企及，事實上，類似的事跡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屢見不鮮。

新中國成立初期，首部戰爭史詩電影《南征北戰》籌備拍攝。

期間，陳毅對劇組提供了大力支持，在劇本修改時也給予了大量建設性意見。

不過，在開拍前夕，陳毅卻鄭重地囑咐道：

「劇中的對話，能不能不要提起我陳毅的名字？仗可不是我一個人打的，功勞屬於毛主席偉大的思想，屬於全體戰士和人民，我個人的貢獻是有限的。」

連戎馬沙場的戰功都不放在心上，金庸那些咄咄逼人的社論，陳毅又怎會往心裡去呢？

經過此事，金庸對陳毅也不禁心生好感，只可惜，兩人天南海北，還沒等到面對面的交流，陳毅便不幸逝世。

在1972年1月悼念陳毅的文章中，金庸稱讚他「性格豪爽，心直口快」，還稱往日的「核褲論」只是一個比喻，懊悔之情溢於言表。

對於核武器的研發，金庸也產生了新的思考。

我們都知道，新中國第一場對外戰爭就是和美國打的。

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國的人民志願軍，打破了美軍的不敗神話，早已讓美國人記恨於心，時刻想要打擊報復。

事實上，抗美援朝第二次戰役結束後，時任美陸軍總司令的麥克阿瑟就提出了一個反人類的計劃——

試圖在我國東北地區投擲三十到五十枚核武器，徹底擊垮我國。

好在，黨中央和全國人民頂住壓力，沒有被蠻橫的美國人唬住，堅持打贏了韓戰，將美軍趕出了朝鮮半島。

而戰爭狂人麥克阿瑟也被早早免職，只得灰頭土臉地結束自己的軍旅生涯。

這一仗，我們是打贏了，但美國對新中國的仇視卻從未停止。

核威脅一直如同高懸在天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使我國發展處處掣肘。

本來，蘇聯「老大哥」是我們得以扛住美國威脅的重要力量，然而，1955年赫魯雪夫上台以後，中蘇關係也逐漸惡化。

在那個群狼環伺的年代，手中沒有核武器這樣的保障，又豈有保家衛國的能力？

受到小平接見，助力香港回歸

這個道理，陳毅沒有明說，恰是如此，他的大度更讓金庸自慚形穢。

從此以後，金庸對共產黨人明顯發生改觀，在社論中，也經常流露出對內地發展的認可。

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金庸對內地簡直讚不絕口，他堅信，中國的前途一片光明。

不僅如此，他還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欽佩不已。

金庸行文向來謹慎，唯獨提及鄧小平，卻不吝溢美之詞，稱他「有魄力，有遠見，是真正的大英雄」。

沒能和陳毅促膝長談，或許是金庸一生的遺憾，而幸運的是，鄧小平給了他會面的機會。

1981年7月18日上午，金庸早早梳洗、著裝，帶著家人來到了人民大會堂，而此時，鄧小平已經在門前等候。

此後一個半小時裡，鄧小平和金庸暢所欲言，談到了大陸多年來的發展，也談到了改革開放將來的方向。

兩人此前素未蒙面，卻像闊別多年的老友一樣，談得無比盡興。

臨別時，鄧小平緊握金庸雙手，動情地說道：

「查先生以後可以時常回來，到處看看，最好每年來一次。」

從此，金庸小說在內地放開，很快暢銷全國。

一年後，時任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華，途經香港時特意與金庸會面，想要藉助他的名望，為「英國繼續管制香港」製造輿論。

可此時，金庸的態度卻十分堅決：「香港本身就是中國的地方，當然應該還」，柴契爾夫人只好悻悻而去。

隨後，金庸又在《明報》上多次撰文，肯定「一國兩制」的創舉，為香港的回歸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也因此收穫了象徵頂級榮譽的大紫荊勳章。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回歸以後，金庸還多次應邀來到北京，受到領導人的接見。

在內地週遊一圈回到香港後，他撰寫了一篇名為《北國初春有所思》的文章，對內地日新月異的變化，進行了極為詳細的描述。

由於金庸極大的影響力，香港乃至全球各地的讀者都打破了偏見，開始見證新中國的蓬勃發展。

從此以後，金庸先生的愛國情懷也逐漸被人們所熟知。

總結

從質疑原子彈的年輕書生，到為國為民的一代大師，金庸先生的成長軌跡清晰而曲折。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知過能改，善莫大焉」。

如今，金庸先生享譽全球，已成為華人世界不可忽視的一個符號。

但在那個年代的爭論中，陳毅元帥高瞻遠矚的眼光、寬以待人的胸懷無疑更加令人感動。

不得不說，老一輩革命家都是經歷過血與火洗禮的偉大戰士，他們的胸懷和目光確非一般人可以比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