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史探索家
編輯|文史探索家
在歷史研究中，有人認為過度徵稅在減少帝國的人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並導致了帝國的衰弱和軍事崩潰。
在現有記錄的歷史上，與後來的羅馬帝國時期相比，對稅收的抱怨聲更為響亮和持久。在戴克里先（284-305年）的統治下，拉克西蒂烏斯已經宣布這種負擔是無法忍受的，而在查士丁尼（527-565年）統治下，普羅科皮烏斯也提出了同樣的哀嘆。
抱怨的不僅僅是納稅人。444-5年，瓦倫提尼安I11公開承認
如果我們在土地所有者已經支付的費用之外，還向其索要這些費用，那麼這樣的索取將粉碎他最後的微弱力量：如果我們再次向商人索要這些費用的話，他們將不可避免地承受這樣的負擔。
毫無疑問地接受納稅人的投訴，甚至接受一個正在引入一種新稅收形式的政府的道歉，這將是理所當然的。
納稅人很少願意承認政府的主張是溫和和合理的。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投訴量通常與其說取決於所需金額與支付能力的關係，不如說取決於其與他們習慣支付的金額的關係；
現在，在後來的羅馬帝國統治下，稅率無疑穩步上升。塞米斯提烏斯在364年宣布，在過去40年裡，這一數字幾乎翻了一番。稅收的持續上漲是投訴持續存在的原因，但這並不能證明這些投訴是合理的。
事實上，人們可能會懷疑戴克里先領導下的納稅人是否會像拉克提烏斯所代表的那樣受到沉重打擊，因為他的孫子可以支付兩倍的錢，還能活下來。在奧雷留斯·維克托在360年的著作中，戴克里先的稅收與他當時的「腐敗」相比是「容忍的」，普羅科皮烏斯可能會發現在查士丁尼統治下君士坦提烏斯一世的「毀滅性」稅率非常合理。
帝國的經濟主要是農業；它的絕大多數居民是農民，國民收入大部分來自土地。它的主要稅種似乎產生了超過%的收益。收入的一部分同樣被強加給農業。這是一種合併的土地稅和人頭稅，部分根據農地，部分根據農村人口進行評估。
不幸的是，稅率的數字很少，而且更難估計稅收與土地收益的關係。我們掌握的這些信息可以追溯到6世紀。我們擁有查士丁尼統治時期埃及城市安泰奧波利斯的完整稅務登記冊。所涉及的面積為51655平方米（約相當於35000英畝），幾乎全部為可耕地，包括所有補充費用在內的費率為每平方米約320萬噸小麥或7%克拉黃金。
在埃及，良好的可耕地的平均租金為5克拉或每阿魯拉12克拉，租金通常為50%。土地總產量的百分比。因此，稅收占總收益的近三分之一。
另一份也是查士丁尼統治時期的文件來自拉文納。在這裡，從阿里安教堂沒收並授予該市天主教會的一批地產的租金總計為2171索利多，應付稅款為1239索利多。教堂用地免除了多項附加費用，但稅率仍達到57%。因此，如果租金在義大利和埃及以相同的基礎計算的話，大概相當於土地總收益的四分之一。
這是6世紀稅收所達到的稅率。與羅馬共和國在許多省份徵收的十日稅相比，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即使是特權類別的土地所有者，在公元6世紀支付的費用也比公元前1世紀的省級土地所有者高出一倍多，而普通土地所有者支付的費用則高出三倍多。此外，在後來的羅馬帝國時期，稅收並不隨土地的實際年產量而變化，而是必須在不好的年份和好的年份支付，除非給予特別退稅。
人們可能會問，這種高稅率是否對帝國的經濟產生了不利影響。無論如何，有兩個問題可能部分歸因於此，
一是土地的逐漸廢棄，耕地面積和農業產量的萎縮.
二是農村人口的減少。
因此，由於其大部分居民生活在土地上，整個帝國也因此而衰落。在當時被遺棄土地（農業荒漠化）的投訴與過度徵稅的投訴一樣普遍，而且持續時間很長。
《狄奧多西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中保存的大量立法表明，從戴克里先時期（甚至更早）到查士丁尼時期，這些立法一直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
政府主要關心問題的財政方面；它要求無論土地是否耕種，都要繳納評估的稅款。在可能的情況下，它將廢棄土地出售或授予新的所有者，這些所有者在最初退稅的鼓勵下，將使其重新受到保護。但如果這失敗了，政府要麼強制將他們分配給好土地的所有者，由他們負責納稅，要麼將應付給他們的稅款作為附加費分配給村莊或城市領地的所有土地所有者。
這裡的實際數字也很稀少，但現有的數字令人印象深刻。瓦倫斯皇帝（36478年）發現，在亞洲省，公民土地包括67364塊肥沃的iugu和703塊（近10%）「荒蕪，現在條件惡劣，不育」。451年，敘利亞東北部的居魯士主教狄奧多雷向政府投訴說，在他的城市裡，15000名用黃金納稅的尤加人中有2500人登記在冊-作為失職者.
這是六分之一。在非洲，422年的財政記錄顯示，在普羅孔塞勒省，5700公頃的國有土地被遺棄，9002公頃的土地狀況良好，而在南部的拜扎切納省，這一數字分別為7615公頃和7460公頃：也就是說，在一個省，超過三分之一的土地被遺棄了，而在另一個省則超過一半。其他省份的官方數字也很高，395年坎帕尼亞省為528042 iugeru（相當於2640百年），451年努米迪亞省為13000百年，但在這些情況下，荒蕪土地與耕地的比例不得而知。
對於這一現象，人們給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土壤枯竭、農業勞動力短缺，以及野蠻人襲擊造成的日益嚴重的不安全。在某些情況下，所有這些都很可能是促成原因，但似乎都不能解釋歐元或這一問題的廣泛和持久性。土壤枯竭是最不令人信服的解釋。
第二種解釋更為合理，因為在羅馬帝國後期，農業勞動力無疑非常稀少。但法律表明，地主有時會放棄擁有農業奴隸和佃農的莊園。不管怎麼說，這肯定是因為其他原因，而不是因為缺乏拉布。
第三種解釋對某些領域是有效的，並且可能是這些領域的決定性因素。葡萄酒和多瑙河沿岸的邊境省份經常遭到野蠻人的襲擊，他們從農場帶走牲畜和人民，毀壞或偷走農作物。由於遊牧民族的控制效率降低，與沙漠相鄰的非洲和敘利亞省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這些事實將有助於解釋遭受摩爾人掠奪的拜扎塞納和努米迪亞的荒蕪土地數量之高，努米迪亞不僅遭受摩爾人的蹂躪，而且在451年最近被汪達爾人撤離。但這一解釋並不能解釋亞洲、坎帕尼亞或非洲等省份的土地被遺棄的原因，因為這些地區是野蠻入侵者無法到達的。
我們很少聽到農民所有者放棄他們的財產，在已知的少數情況下，通常會有一種特殊的解釋。法律總是假定廢棄的土地屬於地主，由其佃戶或奴隸耕種，而在這一天，他們似乎通常像佃戶一樣為自己的土地支付租金。
在這樣的土地上，大約一半的收益被佃戶保留，到6世紀，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收益被國家徵用。因此，對於屬於特權階層的房東來說，淨租金略低於總收益的四分之一，而對於普通房東來說，則略高於六分之一。
如果稅收是根據土地的實際生產力公平、準確地評估的，那麼儘管稅率很高，地主仍然從他的地產中獲得了足夠的利潤，而且很明顯，絕大多數地主都做得很好。因為不能忘記，政府從國有土地上通過租金獲得了很大的收入，而教會和元老院貴族的巨額財富幾乎完全來自農業租金。
的確，州和教會的土地享有特權，只繳納基本稅而不繳納附加費，許多參議員通過法律或特別優惠享受類似的豁免。但是，許多，實際上是大多數，支付全額租金的普通房東從他們的地產中獲得了舒適的收入，對土地的投資需求總是強烈而不滿足。
然而，有些情況下，由於某種原因，土地被高估了。經常有人抱怨腐敗或偏袒，富人和有影響力的土地所有者對他們的地產估價很低，結果是他們的卑微鄰居負擔過重，因為除非得到特別的帝國授權，否則對城市領土的全球評估無法減少。
人口減少是一個更加困難的問題，因為在缺乏統計數據的情況下，大多數基本事實都是有爭議的。雖然無法證明，但很可能，到戴克里先即位時，由於3世紀中期持續的內戰和野蠻人入侵，以及隨之而來的毀滅和饑荒，以及馬庫斯·奧勒留統治下入侵帝國並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周期性復發的大瘟疫，帝國人口已經大幅減少。
但是，從戴克里先時代開始，直到542年黑死病出現，帝國西半部的相對和平狀況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直到7世紀初，亞洲各省都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流行病。農民人口通常會在瘟疫和戰爭後迅速恢復，因為他們的出生率很高，但就我們所能判斷的，羅馬帝國在4、5和6世紀的人口仍然保持在低水平.
無論如何，正如一系列將自由佃戶和農業奴隸綁在土地上的法律所揭示的那樣，在整個時期，農業勞動力持續短缺。這種短缺不是因為飛往城鎮；法律表明，離開地主的殖民者通常會遷移到其他地主那裡，城市工匠遷移到農村的抱怨多於農民進城的抱怨。造成短缺的一個原因是徵兵，這完全是農民的責任；但是，如果人口正常增長的話，這不應該像過去那樣令人筋疲力盡。
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很難養家餬口。
但他的主要困難是，他無法積累任何儲備，如果野蠻人襲擊者毀壞了他的莊稼或偷走了他的股票，或者乾旱或蝗蟲入侵破壞了收成，他要麼挨餓，要麼不得不借錢，結果他的土地最終交給了債主。這樣一來，越來越多的農民業主陷入了租戶的境況，他們的生活水平甚至更低。
這些結論可能只是暫時的，但證據確實表明，過度徵稅在帝國衰落中起了重要作用。可以確定的是，從戴克里先時代起，稅收一直上升，直到他們吸收了土地收益的很高比例。可以合理地說，高稅率是放棄邊緣土地和隨之導致帝國貧困的主要原因。無論如何，這很可能是帝國人力減少的一個主要因素，從而直接導致其軍事崩潰。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羅馬帝國的成功離不開當地農民的支持，但是到了後期，羅馬帝國的高稅收親手葬送了這個偉大的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