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大蕭條 整理/張文舉 配圖/張文舉
這是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的第一篇文章
寫在前面
無論對於大蕭條的各種解釋演變得如何多樣，它們都存有一個共識，即1920年代晚期飽受經濟危機煎熬的世界，已經和人們此前所經歷的那個世界大不相同。
彼時，世界已被整合為一個相互勾連的經濟體，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更導致了一些根本性的劇變。
戰爭使人員、物品與貨幣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變得困難，也改變了這些要素的流動方向。
這場將美國置於新世界體系中心的戰爭，反過來也改變了美國，使新大陸上這個曾經超然化外的民族，一躍成為全球關注的中心。
這些變化及其潛在的災難性後果，並非直至事後才變得清晰——有些觀察家在當時便預見了它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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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基於《凡爾賽和約》展望未來，預言了工業世界的前景：
「歐洲各國的生活條件持續惡化，一些民眾終將陷入真正意義上的饑荒」。
饑寒交迫的人們，會竭盡全力以確保滿足自身生存的根本性需求，而他們的行動，不僅可能摧毀殘存的制度組織，甚至可能湮滅文明本身。」
凱恩斯寫道，「和平的經濟後果」將引發蕭條和絕望，並導致文明世界解體。
儘管凱恩斯或許是不無偏頗地，把即將發生的災難部分，歸結於《凡爾賽和約》的條款，他也批判了和約的遺漏之處。
會聚於凡爾賽的各國領導人，原本有機會恢復和重建1870至1914年間的全球體系，但他們錯過了良機，創造出了一個完全不同於桃花源的世界。
1914年以前，人員、物品和資本的跨國流動，相對而言很少受到限制。
在此情況下，這些要素最有可能流向那些能夠帶來最高利潤回報的地區，而這種跨國流動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完成了工業化的歐洲地區得以享受貿易順差。
從19世紀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約有5500萬人離開歐洲，前往位於新大陸的各個國家尋找希望。
這其中的大多數移民，是想在全球市場上尋求更高勞動力回報的產業工人。
他們離去之後，歐洲的勞動力供給出現了下降，留下來的工人得以獲取更高的薪水。
對於土地充裕的新大陸國家來說，歐洲移民的到來則推動了邊疆地區的發展。
不過，當時的移民活動並非完全暢通無阻。
若將19世紀的國際市場形容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市場，那無疑是誇大其詞。
畢竟，新大陸國家在為諸如勞動力這樣的生產要素打造跨境市場時，往往對某些地區青睞有加。
澳大利亞各州顯然自1850年代起就開始限制來自中國的移民，而到20世紀早期，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都已對來自中國和日本的移民設定了很高的門檻。
1917年，美國不僅劃定了移民「禁區」以阻止來自幾乎所有其他亞洲國家的移民，還通過推行文化水平測驗來減少進入美國的移民數量。
然而，上述這些限制措施卻讓數百萬來自其他地區的移民——特別是那些來自南歐和東歐的移民——得以在新大陸謀得更好的職位。
同一時期，大英帝國基本支持物品的跨國自由流動。
包括原材料和製成品在內的各種物資，幾乎無須繳稅便可在新舊大陸之間自由交易，這使各國得以生產最適合其生產的物品。
像對待移民一樣，各國在這一時期偶爾也會製造貿易壁壘，但與1920年代相比，此時的國際貿易顯然更為自由，而英國更是推動降低關稅的領頭雁。
觀察家們指出，對這一時期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與英國進行貿易尤其有利。
英國銀行為道路、運河及鐵路的建設者提供資金，使這些國家的開發活動得以向內陸和草原深處延伸。
開墾耕地的活動提高了新大陸土地的產量，而通過將農產品賣回英國，新大陸國家又得以償還其債務。
由此，至少就歐洲而言，與物品和人員流動相結合的資本流動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
一位英國經濟學家在1909年寫道：
「通過對其他國家投資，我們首先給借款國提供了信貸，以便它們能夠購買發展所必需的物資；由此，這些國家得以大幅提升產量，從而能夠為我們的資本支付利息和利潤，並顯著增加購買英國商品的數量。」
凱恩斯高度評價這個已經消失了的體系，因為它使歐洲在歷史上首次得以緩解因人口增長超過糧食供給增長而帶來的巨大壓力。
凱恩斯解釋道：
「隨著歐洲人口不斷增長，一方面會有更多移民前往新興國家去耕種那裡的土地，另一方面在歐洲將有更多工人為生產工業品和投資品而做好準備，他們的產品將供養生活在新家園中的移民，也將建造出鐵路和輪船，把遠方的食物和原料運抵歐洲。」
戰爭迫使這個體系停止運轉。人員和貨物不再能自由流動。
這兩大要素此前是生產的力量，現在卻導向毀滅。
資本不再被提供給新大陸的邊疆地區，卻被投入了西線的戰事。
更糟糕的是，當戰爭結束、和平再度降臨，業已崩潰的世界秩序卻未能得到重建。
凱恩斯抱怨道：
「《凡爾賽和約》中並未包含任何關於歐洲經濟復興的條款……也未作任何努力去調整新舊大陸的經濟體系。」
回顧1930年代，英國歷史學家H.E.卡爾寫道：
「1918年，人們幾乎一致認為美國應當肩負起領導世界的使命……該國卻拒絕擔此重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國不僅拒絕帶領世界重建一個傳統的開放經濟體系，還採取了與此完全背道而馳的行動。
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就曾經試圖限制移民；
到1920年代，該政策的執行力度和有效性得到顯著提升。
1921年和1924年，國會通過法律，對移民數量設定了限額。
新大陸的其他國家也以各自的方式限制移民人數。
有些國家和美國一樣，將政治激進分子以及罪犯、窮人和殘疾人阻攔在國門之外。
巴西人試圖把移民驅趕到農場裡面，而不想讓他們進入城市。
加拿大1919年的移民法案認為「風俗習慣、生活方式怪異的移民不適合在該國生活」，允許官員阻止他們入境。
正如凱恩斯在1919年所預見的，上述限制加大了歐洲人在海外尋得機會的難度。
限制性法律也減緩了貨物流動的速度。
美國在1921年和1922年兩次提高了關稅，其他國家也開始競相效仿。
憂心忡忡的外交官們召集了一系列旨在呼籲各國消除貿易壁壘的會議。
1927年召開的國際聯盟世界經濟會議堪稱這一系列外交努力的高潮。
該會議強烈反對關稅，最後卻無疾而終。
在整個19世紀，美國人素有徵收高關稅的傳統。
然而，正如《紐約時報》在1926年所指出的，自19世紀以來情況已經大不相同：
「不必是政治經濟學家，每個人都能看出1914年來的一系列事件已經使我們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那些在1914年前或許還算情有可原的財政政策，此後已經無可救藥地被扭曲了。
除非願意接受外國債務人能夠向我們提供的那些東西，我們規模龐大並且還在持續增長的海外投資就不可能獲得長期回報。」
第一次世界大戰讓美國幾乎在一夜之間從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
紐約也取代倫敦成為了世界信貸體系中的核心貸款方。
上述轉變，不只意味著地位和名次的易手。
戰後債務不同於戰前借款。
19世紀，新大陸的借款者使用英國貸款修築鐵路和牧場，打造了自身償還貸款的能力；
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國家，則用美國的戰時貸款購買槍枝和炮彈，削弱了自身償還貸款的能力。
在戰爭中受創的國家籌借了更多的貸款去償還債務；
有時候是從美國借款去清償其他參戰國，後者再轉而向美國還債。
1920年代的這個新型全球體系，在開放性和靈活性方面遜於此前的體系。
它依賴美國通過持續提供貸款來平衡其他許多國家的赤字和負債，從而確保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陷入貧困的世界繼續運轉。
美國的貸款在一定時期內確實起到了這種作用，但該國卻在1928年完全終止了貸款，導致德國、波蘭、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國陷入衰退。
然而，舉步維艱的世界未能引起美國人的關注，他們當時正目不轉睛地緊盯著自己國內經濟過熱的情況。
自1921年從戰後經濟衰退中復甦之後，美國經濟就以穩健的年增長率不斷發展。
美國工人以更高的效率生產了更多的東西，他們的收入也相應獲得了提升——雖然生產率提升所帶來的利潤增幅要比工資的增幅更顯著。
許多美國人的樂觀主義情緒也隨之高漲起來：
他們認為自己已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繁榮時代，現在有更多美國人能夠享受得起更奢侈的商品，並且至少在物質上能夠過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好的生活。
他們的信心堅定不移，樂意接受當時新近出現的信貸產品，藉此購買他們兜里的現金支付不起的商品。1920年代末，美國人享受著用債務精心布置起來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家庭的戶均債務增加量非常有限，如果將房屋按揭排除在外，每年增幅僅有四美元。
到1920年代，這個數字增長了兩倍以上，達到每年約十四美元。
美國人用借來的錢購買那些他們當時正在加速生產的東西：
昂貴的、耐用的、奢侈的商品。這些商品讓他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也催生了他們對生活更高的期望。
1920年代出現了定期播放的廣播節目，收音機和留聲機也走進了美國家庭。
此外，美國人還開始購買包括冰箱在內的家用電器。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們購買了汽車。
汽車的生產、採購和金融支持不僅塑造了人們對1920年代美國經濟繁榮時期的印象，還塑造了繁榮本身。
這一時期，美國的汽車產量在十年內翻了一番有餘。
到1929年，美國共生產了440萬輛汽車，而汽車行業也成為全美產值最高的工業部門。
到1920年代結束時，大約有44.7萬美國人在汽車行業工作，使汽車行業成為全美就業規模第二大的產業，僅遜於鋼鐵行業。
美國人生產的汽車越多，他們對玻璃、橡膠、鋼鐵和石油的需求就越旺盛。
汽車銷售帶動了道路、郊區住宅和購物中心的發展，也催生了其他公路周邊的景點。
美國交通部門的記錄顯示：
1920年，平均每三個美國家庭才擁有一輛汽車；
而當1920年代結束時，全美幾乎每家每戶都擁有一輛汽車。
1929年，全美約有1.23億人口，汽車數量卻高達2300萬輛：
假如每輛汽車裡都舒舒服服地坐上六個人，那麼全部美國人都能同時上路！
這些變化之所以能夠發生，要歸功於亨利·福特的汽車公司在技術和商業上所做出的一些創新。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福特公司已經確定將T型車作為面向消費者的通用型號，並且開發出了用於大規模生產的流水裝配作業線。
此外，福特公司還開始大肆宣傳自己向員工支付高額工資，藉此增強員工對該企業的忠誠度，也使員工有能力購買本企業的標誌性產品。
而福特T型車的價格也在那些年間不斷下降，從1909年時的每輛950美元降至1926年的每輛290美元。
假如1920年代美國的整個汽車產業——甚至全美工業——都和福特公司一樣，我們應該會看到以下這番景象：
工資上漲、價格下降，標準型號商品的大規模生產則將曾經的奢侈品變為隨處可見的商品。
然而，並非所有廠商都和福特公司一樣。
在1920年代，儘管福特公司的T型車標價不斷下降，但與其他產品的價格相比，美國主要耐用品的相對價格卻較戰前有了普遍提升。
美國人大量購買這些商品，並非因為它們便宜，而是不在乎標價到底有多高。
福特公司廉價的標準化T型車使更多背景各異的人們得以擁有汽車。
然而，等到某個階段，每個買得起汽車的人都將擁有一輛汽車，誰還會繼續購買汽車呢？
通用汽車公司決定設法讓那些已經擁有汽車的人們繼續掏錢購買不同的汽車：
該企業每年更新汽車型號、按照計劃淘汰過時的款式，並拓展了通用汽車承兌公司的信貸業務，慫恿人們通過定期購置新車的方式揮霍財富。
1920年代，分期付款通常代價不菲，採用這種方式購買新車所支付的年利率約為30%。
包括亨利·福特在內的衛道士們常為美國民眾不斷增長的「必需品」清單而焦躁不安，消費者們卻往往會將《廣告與銷售》雜誌於1926年宣稱的信條奉為圭臬：
「每一位生來自由的美國公民都有權決定什麼是他的必需品。」
在整個1920年代，被美國人列入「必需品」清單的東西越來越多。
然而，信貸服務不可能無限期地推遲為商品付款的時間。
分期付款提供者寄出帳單的時間像鐘錶那樣準確，美國民眾卻未必總能如期足額地獲得預期收入：
周期性失業總是一觸即發，卻幾乎不存在針對失業的社會保險。
因此，在買家願意背上一筆長期債務以前，不得不進行相當謹慎的思考；
而任何有可能讓消費者無法看清經濟前景的因素，都可能導致他們躑躅一陣，觀望有什麼可能會影響他們收入的事態。
在經濟危機中，即便消費者只是暫時停止購買，都可能使整個國家的流水生產減緩甚至停歇。
當美國民眾對廣告商的花言巧語趨之若鶩時，他們的好運氣也基本到頭了。
從1928年開始，向美國借款的國家嘗到了美國信貸枯竭的滋味；
不久之後，在美國國內，受信貸驅動的消費也開始放緩，讓人見識了其後果。
此時，美國的債務國和美國民眾都將目光投向了信貸的源頭華爾街，一方面認為華爾街是問題的根源，另一方面也期待華爾街能夠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
如果我們將1920年代的世界經濟視為一組同心圓，那麼最外一環便是遠離工業中心的那些人，工業中心的繁榮或者蕭條對這些人影響甚微。
在這一環裡面，是那些與美國存在債務關係的工業國家。
更裡面的一環，則是美國民眾——這一環又可以被分解為許多更細的圓環：
首先，那些在溫飽線上掙扎的民眾；
往裡一點，是那些境況稍好的民眾，或許能夠以背負債務的方式來購買日常所需的物資；
更內側的細環則是那些擁有股票的民眾，他們只是少數，占總人口的比例大概還不到10%。
同心圓的最裡面，則是那些准貴族——這些大款們決定著其他人獲得信貸的難易程度，他們也因股票市場的形勢而日益坐立不安。
那個年代，最有門路和最勤勉的公僕們都在華爾街，或者華爾街周邊的下曼哈頓地區工作。
1920年代，這批人中包括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並將在未來重任此職的查爾斯·埃文斯·休斯、曾任戰爭部長並將在未來重任此職的亨利·史汀生、未來的紐約州州長赫伯特·萊曼，以及未來將以總統身份經常對華爾街一切主張提出反對的富蘭克林·羅斯福。
他們掌控著美國企業的併購、招股和所有其他重要事務。
與他們在華爾街上那些聲名不佳的鄰居一道，這些人還操作了許多其他交易。
例如，一群擁有充裕資本的投機者可以專門為操縱某支股票的價格而建立一個資金池。
這些投機者在彼此之間頻繁地相互買賣一支股票，從而向那些緊盯股價的局外人傳遞出他們想要傳遞的信息。
股票報價機上的數據忠實地反映著交易的實際情況，但交易數據顯現出的模式卻往往讓好奇的局外人渴望獲取內幕消息。
對於一些沉迷的投資者來說，那些由投機者們通過相互交易營造出的漲勢和跌幅，似乎暗示著這個世界上某個地方有某個人知曉企業股價即將上漲的內幕消息。
於是，針對被操縱股票的投資蜂擁而至，推高價格。
等股票價格似乎已經不可能繼續上漲時，資金池的始作俑者們就會將自己手中持有的股票賣出套現，使股票價格跌回最初的水平。
這種操縱股價牟利的行為屢屢發生，非但不違法，甚至都算不上秘密：
《華爾街日報》報導建倉行為，發布關於莊家的信息，還定期販賣所謂的分析師意見，談論的是哪些股票最能吸引不明就裡的狂熱股民。
美國人有時會把上述行為與正常的股票購買行為區分開來，將前者稱為「投機」，而將後者稱為「投資」。
投資者基於相關企業的長期表現是否穩健來決定購買哪些股票，並依據自己對企業在未來數月甚至數年內能否高效運營的判斷來選擇有價證券。
投機者則根據對其他人當天在股市上會採取哪些行動的直覺來買賣股票。
由於投機收益往往會使投資所得相形見絀，股市上湧現出了越來越多的投機者，而越來越多的觀察家們則變得憂心忡忡。
到了1928年，在華爾街工作的人都知道——甚至連《華爾街日報》也承認——他們正身處「一個佣金高於利潤的市場中」。
即便如此，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仍然想要置身於這個明顯受到操縱的遊戲之中。
人們瘋狂地撲向那些資金集中的地方，希望能撒錢鋪路，讓自己躋身圈內。
只要能和業界巨擘切磋練手，甚至連虧損都能讓他們欣喜若狂。
美聯儲注意到了交易所里不斷增長的成交量，也注意到以借貸方式進入交易所買賣股票的行為不斷增加，因而決定提升貸款的成本。
1928年6月，《聯邦儲備公報》指出：
「交易所里的成交量已經攀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證券價格仍在持續上漲」，與此同時，「經紀人貸款額度也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並且依然在持續攀升」。
於是，美聯儲開始「從貨幣市場裡撤出資金」。
然而，投機行為在新的一年到來時依然旺盛。
1929年初，就在赫伯特·胡佛宣誓就任總統之前，美聯儲公開警告，說它不希望銀行利用其信貸去「維護投機性的證券貸款」。
此後美國國內的投機規模仍然居高不下，但美國向海外的投資額度卻開始縮水：
1925至1928年間，美國平均每年向海外投資8億美元；
1928年上升至12.5億美元；
而在1929年卻下降至6.28億美元；
到了1929至1932年間；
平均每年僅向海外投資約3.6億美元。
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減緩了美國資本外流的速度。
像德國這樣此前一直依賴美國貸款的國家，開始感受到了該政策所帶來的壓力。
此後多年，那些透著盲目樂觀情緒的宣言，成了每個關於大股災的故事的主題。
這些宣言堅信每個人都該變得富裕，而一切行為都出於好意。
它們讓當時的人們欣慰不已，事後回顧起來卻顯得相當魯莽。
直到大蕭條到來的幾周前，它們還肆意流傳。
報紙定期尋找職業「雞湯文」寫手提供令人歡欣鼓舞的觀點，這些人殷勤地宣稱自己對前途充滿信心。
然而，到1920年代後期，越來越多的銀行家和決策者意識到，當時的世界財政體系狀況完全不具有可持續性。
無論在美國國內，還是在全球範圍內，都有太多的人借了太多的錢，投到了非生產性活動中。
金融家伯納德·巴魯克寫道：
「採用分期付款計劃來購買商品的行為是明智的，這種做法最終可以帶來經濟的增長和生活的改善；
但是，這些計劃也可能被濫用——恐怕它們如今已經被濫用了。」
在這種環境下，可靠的投資所剩無幾。
儘管只有少數美國人真正購買和出售股票，但市場儼然成了一種娛樂活動、一個人們閒聊時的固定話題。
對於行家來說，股市成為風靡街頭巷尾的話題，這本身就是一個警告，促使他們在一切變得太晚之前將資本抽離出去。
金融家約瑟夫·P.甘迺迪在1929年夏天就把自己所持有的主要股票銷售變現，他告誡一位朋友說：
「只有傻瓜才會手持股票，等待價格沖頂。」
許多人都了解這一點，但他們總覺得會有更無知的傻瓜進入股市。
除非能對美國的國民性做出精準判斷，否則沒人能夠估計出整個國家會有多少傻瓜在股市上前赴後繼。
通常情況下，那些有辦法在夏天離開曼哈頓的人都會視留下的人為傻瓜。
有錢人通常會在8月逃離紐約那不可理喻的炎熱。
但是，在1929年夏天，他們大都選擇留守，看是否能在不斷上漲的牛市行情中大撈一筆。
他們甚至守到了勞動節[A2]，守到了夏季最悶熱的幾天，直到股市行情在9月3日達到頂峰。
此後幾天裡，行情出現了下跌；
此後幾周里，下跌的幅度更為明顯。
人們的熱情也隨之消退。有關那些操縱資金池的大投機者們已經決定使用陰謀詭計拉低股票價格的小道消息不脛而走。
此後數周內，股價下跌、反彈，而後再次下跌。
10月24日的整個早晨，在紐約街頭，人群靜悄悄地走向市中心的華爾街。
他們在那裡默默地聚集站立，注視著紐約證券交易所，仿佛抽象的交易活動突然間昭示出了那些已經顯然降臨在他們頭上的災難。
那一天就是「黑色星期四」。
市場此後有所反彈，卻又再次暴跌。
石油大亨約翰·D.洛克菲勒宣稱他正在買入股票，因為「業已發生的股價暴跌並不是由任何商業方面的失敗導致的」。
然而，無論是他的這個表態，還是其他類似的行動，都不足以維持股價。
到11月中旬，超過三分之一的股票市值已經蒸發。
股價下跌僅對少數美國人造成了直接衝擊。
然而，其他許多密切關注著股市的人，將其視作了反映自己命運的晴雨表。
在獲知股市暴跌後，他們突然停止了大部分經濟活動。
正如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事後寫到的那樣，「人們感到腳下的大地正在崩潰」。
面對不可預期的未來，美國人做出了重要的決定，他們不再消費，特別是不再繼續購買像汽車這樣他們此前已經學會採用分期付款方式購買的耐用消費品。
分期付款合同上的每個簽名，都代表著消費者對於自己未來支付能力的預測。
突然間，美國人不再認為自己能夠看得足夠長遠，做出正確的預測。
就在股市崩盤後的幾個月內，新車登記購買量已經比9月減少了近四分之一。
在1930年，耐用品消費額下降了20%。
工廠停產，銀行倒閉，失業率比1929年翻了一番有餘。
1931年，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訪問了美國。
在一次演講中，他把日益嚴峻的蕭條歸咎於「驚人的愚蠢」。
當時，觀察家們基本上都認為：有人犯了大錯，考慮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金融體系的結構，這位罪魁禍首必然居住在美國。
無論當時還是後來，赫伯特·胡佛都被看作應對大蕭條負責的當然人選。
在回憶錄里，胡佛用凱恩斯早期的觀點為自己辯護，他寫道：
「導致大蕭條的首要因素是1914至1918年間的戰爭。」
然而，胡佛註定無法逃脫被譴責的命運。
1930年，約瑟夫·甘迺迪就已打電話給胡佛的一位支持者說：
「記錄下一任總統的名字吧……他叫富蘭克林·D.羅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