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子學是中國歷代培植貴胄子弟的機構，有時獨立存在，有時與太學兼行。這兩個機構不僅負有教育的任務，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其演變足以反映歷代統治階層的性質及社會政治的變化。
漢代並無國子學而有太學。當時太學較具平民性，學生可因「父任」而入學，也可由郡國推選。
西晉初創國子學，較太學更具貴族性，可說是士族特權在教育上的反映。這種情形至唐代迄少改變。
唐代並設國子學、太學及四門學，分別招納三、五、七品以上的官室子弟，仍反映出森然的門第觀念。
自唐季宋初開始，中國逐漸由門第社會轉變為科第社會。士族地位大形低落，平民地位日升，這也反映於教育制度之中。
宋代七品以上官員子弟得人國子學，八品以下官員子弟及庶人之俊異者得入太學，入學資格較唐代大為放寬。
明、清兩代的中央教育機構趨向於一元，僅設國子學而不設太學。國子學生或來自州縣拔貢，或由捐納而取得入學資格，士庶混雜，貴族性因而更低。而且學生並不真正在監肄業。
國子學遂淪為科舉的附庸，作為貴遊子弟登龍捷徑的原有意義已經完全喪失。征服王朝統治階層的來源，與漢族王朝有所不同，而整個社會的種族、語言與文化結構也大有差異。國子學的組織因而不同。
一、征服王朝的國子監
征服王朝時代的國子學多因種族與語言的複雜而趨向於多元，金元兩代的情形可為代表。金朝設有國子學、太學及女真國子學。
國子學與太學分別招收三品及五品以上的官員子弟不拘種族，講授限於漢文經典詞賦。而女真國子學則以女真人為主要對象，以女真文講授。
元代不設太學，但分設有國子學、蒙古國子學及回回子學。國子學兼收各族官員子弟，但教學以漢文典籍為限。
蒙古與回回國子學的學生也不限種族，卻分別以講授蒙古及波斯語文為主，充分反映出複合社會的特色。
但在征服王朝時代，政府用人著重「根腳」（家世），多依世選及蔭補授官，學校不是入仕的主要途徑。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大蒙古國的國子學。「大蒙古國」是忽必烈於1260年在中原立國，建立元朝之前蒙古的國號。
因此，大蒙古國的國子學也可視為元朝國子學的前身，不過大蒙古國的政治重心仍在漠北，漢地不過是一殖民地。
當時國子學的組織與性質，與其元朝後身自然有不少差別。過去的學者多因史料的限制，凡論及元代國子學者，多以忽必烈以後的制度為限。
對大蒙古國的國子學或則完全忽略，或則未能正確論述。本文擬根據《析津志》及《道藏》中的新史料，輔以元人文集中相關的材料，對大蒙古國國子學的起源、組織與功能加以探討。
這一方面可以填補舊史記載的缺略，另一方面也為中國教育史及大蒙古國文化與政治史添一足注。
本文的探討除以國子學的制度為經外，又擬以下列的兩個問題為緯：大蒙古國時代蒙漢菁英涵化的濫觴及儒道二家影響力的消長。
一方面，過去的學者多認為元朝在我國歷史上各征服王朝中，抵禦漢化最久且力，蒙漢二族菁英分子相互涵化的程度甚低。
僅有的涵化現象是在元世祖忽必烈（1260—1294）立國中原以後始告開始的。大蒙古國國子學的歷史則反映出：太宗窩闊台汗（1229—1241）初年蒙古汗廷已設立學校，促使蒙漢菁英分子學習對方的語言與文化。
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菁英分子的教育機構，國子學向為儒家的堡壘，而大蒙古國的國子學卻自始即為道士所掌握，直至憲宗蒙哥汗時代（1251——1259）始為儒家所奪取。
這一取一奪反映出金元之際儒道二家聲勢的嬗遞。這兩個問題在蒙元時代文化與政治史上都有重大的意義，而大蒙古國國子學的歷史正好為這兩個問題提供部分答案。
二、大蒙古國國子監設立考略
關於大蒙古國的國子學，《元史》的記載，極為簡略。《選舉志》說：太宗六年癸巳，以馮志常為國子總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學。
又說：國初，燕京始平，宣撫王橫請以金樞密院為宣聖廟。太宗六年，設國子總教及提舉官，命貴臣子弟入學受業。
這兩段記載不僅過分簡略，無法顯示創設國子學的意義，而且由下文所列舉的各項證據看來，至少含有兩點重大錯誤。
第一，太宗六年為甲午，五年始為癸巳。《元史》稱國子學設於六年癸巳，可見其草率，實際是設於太宗五年（1233）。
第二，元史稱國子總教為馮志常，實際應為馮志亨（1180—1254）。可見元史將國子學設置年代及主持人的姓名都誤記。
而《新元史》不僅沿襲《元史》的錯誤，稱國子學設立於太宗六年，復誤改國子總教的姓名為馮光宇，可說全無根據。
元季熊夢祥編纂《析津志》一書，是北京地區最早的方志，此書錄有關於創設國子學的原始文獻數篇，可資考證，甚為珍貴。《析津志》簡述國子學設置經過說：
太宗五年癸巳，初立四教讀，以蒙古子弟令學漢人文字，仍以燕京夫子廟為國學。
該志所錄《蛇兒年（1233）六月初九日聖旨》石刻原文，敘述建校時的構想與規定甚詳。
這一石刻聖旨，是由蒙古文直譯，較為難解。大意是：令朵羅解等官人，選其優秀子弟二十二人，編排為班（牌子）。
與遣送至漢地的蒙古書生（必闍赤）②十八人，一同學習。蒙古子弟研習漢人語言文書，漢人子弟則學習蒙古語言與弓箭。
元人所撰碑記，多有可為上引聖旨作印證者。許有壬所撰《上都孔子廟記》說：太宗嗣位，擇必閱赤子十八人，學漢語文字。
漢官子弟參學國語弓矢。且分四隊以教，命中書令楊惟中主其事，作屋居之，恢廩育之，楚督之，迄定宗朝不輟。
馬祖常《大興府學孔子廟碑》說：太宗皇帝首詔國子通華言，乃俾貴臣子弟十八人，先入就學。時城新刳於兵，學官攝於老氏之徒。
而馬氏所撰《光州孔子廟碑》則說：始憲宗皇帝都和寧（即和林），遣國子二十人，就學今都之南城孔子廟旁，旨意訓誨，載刻碑中。
馬、許二氏所言大體與《蛇兒年聖旨》相合。不過馬、許二氏皆元代中後期人，上距建學時已近百年，制度早變，因而偶有誤解。
許氏所云「擇必闍赤子十八人」一語，應為擇貴臣子十八人為必閣赤之意，必閣赤在此意為書生。
馬祖常所謂憲宗皇帝遺國子二十人云雲，顯然指同一事件，不過誤以太宗為憲宗，十八人為廿人。
三、蒙漢菁英分子的相互涵化
前引蛇兒年聖旨及幾種元人碑乘文字反映了國子學的大體情況。但其中仍有不少問題，有待進一步闡釋。
以下擬根據前引文字，並參以元代其他史料，對下列各問題加以討論，以求進一步了解大蒙古國國子學的實際情況及其意義：
（甲）宣聖廟的創建人與年代。國子學所在地為燕京宣聖廟，亦即《析津志》所謂夫子廟，乃是宣撫王（約1181—1240）就金樞密院遺址改建而成。
《元史》王概本傳說：時都城廟學既毀於兵，橫取舊樞密院地創立之，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岐陽石鼓列廡下。
按王概字巨川，是大蒙古國早期位居高官的少數幾位漢人儒士之一。年少時應科舉不第。入仕蒙古後，於甲戌年（1214）授宣撫使兼行尚書六部事。
與耶律楚材（1189—1241）交往甚密，時相唱和。楚材對他稱普備至：「巨川宣撫，詞翰俱妙，陰陽曆數，無所不通。」
而有「關西夫子」之稱的楊奐（1186—1255）也稱他「才子名搖動江城」。可見概與楚材相似，博學多才，頗為當世名士所重。
他以燕京地方官的地位，復建宣聖廟，並不意外。宣聖廟的創建，究在何時？耶律楚材《釋奠》七律序說：王巨川（橫）能於灰燼之餘，草創宜聖廟，以己丑二月八日丁酉率諸士大夫釋而奠之禮也。諸儒相賀曰：「可謂吾道有光矣。」
按己丑年為太宗元年（1229），旱於國子學的建立凡四年。而《析津志》說：建國之始，今南城文廟收一修建舊疏云：
壬午年（1222）行省許以樞密院舊址改建文廟。是歲，中都破之第八年也。按行省當指王，因為行尚書省六部事。
可見燕京宣聖廟早在壬午年（1222）便已建立。楚材所說己丑年，當為始行釋奠的年代，而不是孔廟重建的年代。
金元之際，中原廟學多毀於戰火，由於護持乏人，恢復遠較道觀佛寺為慢。耶律楚材至有「精藍道觀已重建，獨有庠宮尚垝垣」的感嘆。燕京宣聖廟可說恢復最早，遂為國子學的創建奠立基礎。
要言之，大蒙古國國子學的歷史反映出兩項重要現象：第一，蒙漢二族菁英分子的有限度涵化自窩闊台時代即已開始。
滅金前後，大蒙古國對中原政策的重點正由征服轉變為統治。在這一過程之中，蒙古汗廷對訓練少數蒙漢菁英熟諳對方語言文化以利統治的必要，已有體認。
國子學遂因此應運而生。在此以前，蒙漢二族隔膜極深，甚難溝通。國子學的學生，可說是第一批對異族語言文化具有正式訓練的菁英。
過去學者多認為元代蒙漢菁英分子的相互涵化，極為有限。即有之，也不會早於忽必烈的立國中原。
實際上，這種有限度的涵化在窩闊台汗時即已肇其端緒，而且表現在政策之中。
第二，國子學自創設後，即歸道士掌握，而且儒家經典在國子教育中的地位，不過與匠藝近似，不及語文教育重要。
這些事實一方面顯示出蒙古人的統治政策遷就漢地的現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蒙古人的著重實用，不受意識形態的牽羈。
儒家思想自來為中原各王朝尊為正統，「尊儒」是以道統支持政統的必要手段。但是當時蒙古仍立國於草原，中原不過是一羅掘兵財二源的殖民地。
蒙古人並無以尊儒為手段來提取正統地位的必要。在蒙古人看來，儒家不過是中原「三教」之一，而且不是聲勢最大的一個。
反觀當時全真教在中原「聲勢隆盛，鼓動山嶽」，蒙古人自有加以牢籠的必要。國子學遂由全真教士所掌握。
國子學的儒學化是在忽必烈的潛邸時代方始開始，而於他遷都中原，創建元朝後始告完成。不過，其時的歷史環境與窩闊台汗初創國子學時已完全不同。
參考文獻：
- 金鐘國《元代蒙古國子學叢太學》，《東洋史學研究》，第三輯（1968）。
- 丁昆健《蒙古征服時期（1208—1259）華北的儒學教育》，《華學月刊》，第一二九期，1982年9月。
- 溫嶺《陳高華》撰《讀析體志輯鐵札記》，《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2期。
- 亦幫真，《元代硬譯公牘文體》，《元史論叢》，第1輯（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