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2023年2月17日至19日，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下稱慕安會）在德國慕尼黑——一座位於阿爾卑斯山北麓，被譽為德國最瑰麗「宮廷文化中心」，又見證著人類追求安全、和平與發展中經歷過的種種挑戰與挫折的城市——如期進行。相比以往的會議，2023年的慕安會有其特殊背景，在長期遠離武裝衝突的陰影之後，持續近一年時間的俄烏衝突，又將血火硝煙帶回到了歐洲大陸。
以「促進和平解決衝突」為基調的本屆會議，承載著各方的期待。中國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參會，王毅主任率領的高規格代表團，帶著和平的善意、合作的誠意，在會上提出並系統闡述關乎當今世界和平、發展與安全的「治本之策」，這體現了中國基於大國責任感的使命擔當和坦蕩胸懷。
此次慕安會召開前不久，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ChatGPT問世，迅速在全球掀起一股現象級的討論，這是當今世界在信息技術革命驅動下進入數字時代的最新例證。在此時代背景下，慕安會對和平與安全的討論，自然包含了在全球網絡空間——一個由信息技術革命締造的人類活動新疆域——探索構建信任、安全、穩定，建設完善良性的網絡空間安全新秩序，促進數位技術服務可持續發展，造福全人類，構建和完善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內容。
圖片來源：ICphoto
對和平、安全和發展的追求，是人類的共同願望。但令人遺憾的是，必須承認當前全球網絡空間仍然面臨嚴峻的挑戰與威脅，其中最主要的問題來源，就是不負責任的流氓霸權，一方面持續不斷的濫用自身技術優勢，在全球實施無邊界、無節制、無底線的全面監控；另一方面，又虛偽的大談所謂基於法治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顛倒黑白、指鹿為馬，試圖以所謂構建基於共同價值觀的網絡空間新秩序為名，分裂全球網絡空間，毒化乃至阻斷建設性的務實合作，將全球網絡空間重新拖回到霸權國及其小圈子獨占的數字叢林時代。
回顧截止2023年的實踐與討論，客觀的說，絕大多數行為體能夠以務實、理性、客觀和建設性的態度，認識和理解全球網絡空間安全與發展。人們並不期待當下立刻出現一個完美無暇的數字烏托邦，但人們真誠期待，各行為體能夠朝著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方向齊心協力、一起努力，讓信息技術革命的成果儘可能的造福人類，賦能建設可持續發展模式與路徑的共同探索與努力，從而讓明天變得比今天更加美好。
但是，對於霸權國家來說，信息技術革命自誕生之日起，就是獲得、強化以及鞏固霸權優勢的一種工具。基於絕對自我中心主義的單邊安全觀的指引，霸權國設置了一套以其他國家合理安全關切乃至核心利益為代價的絕對安全標準；霸權國試圖通過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和方法，在全球網絡空間獲得單邊的、沒有限制的、乃至是絕對意義的行動自由，同時無限制擠壓其他國家的正當權利，縱使是霸權國忠誠的盟友，也概莫能外。
具體落實到網絡空間的實踐，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霸權國從冷戰時期開始，持續演化發展並延續至今的，在全球網絡空間開展無邊界、無節制、無底線的「三無」全面監控。從某種意義上說，霸權國此類舉措所追求的目標，本質就是試圖將全球網絡空間轉化成為西方學者福柯筆下的「全景監獄」，霸權國的特定部門與個體因此成為這種數位化全景監獄的「典獄長和獄卒」，盡情使用近似絕對的權力，監控其希望監控的任何行為體，無人可以倖免。
之所以說霸權國的這種行徑是無邊界、無底線、無節制的超級數字流氓行徑，是因為有充分的案例證明其在全球網絡空間開展的監控行動，已遠遠超出了正常的國家安全需求，某些情況下甚至達到了堪稱令人髮指的地步。
就其表現而論，至少體現在如下幾個最具代表性的方面：
第一，無視外交禮儀與盟友尊嚴，悍然監聽盟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國際組織負責人，且毫無悔意。
在人們的一般認知中，德國、法國，義大利、日本、以色列等國家，是美國時常標榜的至關重要的政治、軍事與經濟盟友。但2016年維基揭秘網站披露的機密文件顯示，儘管是盟友，甚至可以說非常恭順的盟友，都無法倖免：德國政要，包括默克爾總理本人，科爾、施洛德兩任前總理及總理府工作人員等在內的125個號碼，在數十年時間裡，均長期置於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監聽之下。
比如，在2011年10月實施的監聽行動中，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聽了德國時任總理默克爾、法國時任總統薩科齊和義大利時任總理貝盧斯科尼就義大利經濟危機舉行的會晤；義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2010年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之間圍繞兩國與美國關係的對話遭到竊聽；2008年，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圍繞全球氣候變化的會談也遭遇竊聽。
2021年，德國總理默克爾與法國總統馬克龍舉行新聞發布會，要求美國國家安全局就針對盟友的監聽做出解釋（圖片來源:ICphoto)
更令人感嘆的是，每當此類消息被披露時，美國政要、乃至所謂主流媒體的反應基調，就是「這證明美國情報機構做了他們應該做的事情「。有觀察人士指出，這種」涸澤而漁「的監控，骨子裡反映出來的是已經成為一種習慣的」控制欲「和」隨時隨地為所欲為「的霸道，以及無法言說卻難以掩蓋的」對盟友的深刻的不信任「。
第二，肆無忌憚踐行雙重標準，將監聽商業機密通訊作為所謂「公平貿易」的必要組成部分，毫無商業倫理可言。
冷戰時期，美國與所謂「五眼聯盟」的成員，建設並完善了被稱之為「梯隊」的全球監控系統。這一系統最初的宗旨，是服務於冷戰時期對蘇東陣營國家的信號情報搜集需求；但1999-2000年，歐洲議會持續收到投訴，稱歐洲企業，如空中巴士公司等，在與以波音公司為代表的美國企業，進行正常商業競爭時，時常遭遇對手的「精準-降維打擊」，莫名其妙地丟失本該得到的訂單；歐洲議會組建專門的臨時委員會，於2001年發布調查報告，發現這些歐洲企業遭遇到的降維打擊，就是波音公司等美國企業直接「借用」梯隊系統，監聽商業機密通訊，竊取對手經濟情報，繼而在競標中通過針對性的措施，予以「勝出」。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美國在此過程中形成了一套雙標到近似扭曲的判定標準：為了保障美國企業獲勝，必須保持監控，這不是濫用，這是正常商業競爭的一部分；但如果美國企業輸了，那麼贏的那家企業一定是得到「國家情報力量支撐」，「竊取美國企業商業機密」。對中國讀者來說，再眼熟不過；這套判定標準，從2015年之後就曾經反覆應用於對中國政府的無理指責、以及對中國企業的蠻橫打壓中。
第三，毫無分寸的監控普通網民，入侵並獲取海量沒有情報價值的個人信息。
人權、個人隱私保護……這些經常被美國政府掛在嘴邊，當做肆意抨擊其他國家和政府的理由及價值依據。但2013年斯諾登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使用「稜鏡」系統對全球進行監控之後，即使如BBC、《華盛頓郵報》等西方主流媒體，在經過詳細的核實與調查之後，也不得不尷尬承認，國家安全局NSA監聽著的90%是普通網民，而不是那些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適合相關法律規定的所謂「外國情報」監聽對象。
據BBC引述《華盛頓郵報》的報導內容，花費了4個月時間，評估了國家安全局自2009年到2012年收集的大約16萬封電子郵件和簡訊，以及從大約11000個網上帳戶中收集的7900個文件，最後發現其中九成是「情人間的竊竊私語」、「幾乎像偷窺般地」講述「戀愛、傷心、性關係、精神崩潰、政治和宗教對話、錢財方面的擔憂和希望、失望等等」。
美國國家安全局總部（圖片來源：ICphoto）
無論是當時入主白宮的歐巴馬，亦或後續繼任的川普、拜登等，均未用美國一貫對待其他國家人權態勢的高標準、嚴要求，進行讓圍觀者可以感受到的有效調整與變革，而是或狡辯，或生硬否認，或裝睡當做沒看見、沒發生、不知道，矇混過關，毫無悔改。
第四，以直接損害商業活動信任基礎為代價，進行極為罕見的供應鏈污染行動。
2020年2月11日《華盛頓郵報》刊發題為「本世紀的情報之變」（The intelligence coup of the century）的深度調查報告，披露在超過50年的時間裡，通過一家名為Crypto AG的瑞士加密設備製造商，美國中情局與西德情報機構合作，以污染算法降低加密強度等方式進行「後門預置」，然後將其出口給120多個被美國認定為是「盟友「的國家和地區，受害者名單中包括巴列維時期的伊朗、由美國情報機構扶持的拉丁美洲軍政府、被美國確立為「南亞民主櫥窗」的印度，冷戰時期在南亞扶持用來對抗蘇聯影響擴大的巴基斯坦，甚至還包括西方宗教中心梵蒂岡。
這些客戶對美國出售的設備毫無警惕與防範之心，沒有想到美國不僅對盟友下手，而且還敢於採取污染供應鏈這種會對整個產業生態產生負面影響的方式，冒天下之大不韙。從實踐中，美國國家安全局還設置了具備專門的物流劫持和供應鏈污染能力的定製接入辦公室（縮寫TAO），大量研發可以置入思科等公司硬體防火牆中的軟硬體裝置，繼而將」加料「的設備」精準「推送到包括美國盟友在內的全球各類行為體手中，肆無忌憚地進行情報監聽，毫無底線地污染和影響全球營商環境。
相比上述行動，更令人感嘆的是，美國精英對此種流氓行徑的無恥認知：在調查報告問世前，2000年3月17日，美國前中情局局長詹姆斯 伍爾西（James Woolsy）在《華爾街日報》署名刊發題為《為何我們要監聽我們的盟友》（Why we spy our allies）的文章，以極度標準的美式自戀邏輯指出：監聽盟友，是保障美國企業獲得「公平貿易」機會的必要前提，因為美國企業是最好的，如果美國企業競爭不過，那麼一定就是盟國企業「作弊」，所以美國企業必須監控盟友，確保自己能「公平貿易」。
無獨有偶，13年後，2013年前中情局雇員斯諾登披露「稜鏡」項目後，時任美國海軍分析中心（縮寫CNA）全球戰略事務的首席分析師科比（Elbridge A. Colby）於同年12月4日在美國國家利益網站刊發題為《為何我們必須監視我們的盟友》（Why We Must Spy on Our Allies）一文，明確指出「有時美國的重要利益與我們的朋友所保守的秘密有關（所以必須進行監控）」，以此為美國強行辯護。
此後的2014到 2017年，科比進入新美國安全中心，成為以歐巴馬政府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命名的羅伯特蓋茨高級研究員；2017年後，科比進入美國國防部，先是國防戰略撰寫人，後來升任負責戰略和部隊發展的副助理國防部長。
披露「稜鏡門」的美國中情局前雇員斯諾登（圖片來源：ICphoto）
很顯然，長期以來，以「三無「方式濫用網絡監控能力的流氓霸權，已經成為全球網絡空間安全、穩定與發展的最主要的麻煩製造者。客觀上，在遭遇「三無」監控之後的逆來順受、息事寧人等做法，無論是對受害行為體本身的利益，還是對全球網絡空間的長期發展來說，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作為最主要受害者之一的美國盟友，應該拿出真正的勇氣來踐行所謂基於真正多邊主義和國際法的國際規則，勇敢對實施霸凌行為的網絡流氓說」不「，繼而用切實行動來反擊這種威脅全球網絡空間的負面行為，並與一切負責任的行為體一起，朝著建設真正意義上能造福全人類的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邁出堅實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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