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症是以三低（心境低落、思維遲緩、言語動作減少）為典型症狀的心境障礙（mood disorder），正在成為困擾現代人的精神疾病。它不單純是生物或心理層面的病變，而是具有深刻社會與文化意蘊的建構。這意味著相較於生理上的疾病（disease），我們更應關注抑鬱症在病患（illness）、病態（sickness）與病痛（distress）層面的敘事。
抑鬱症被對待的兩個趨向
近年來，抑鬱症不時成為媒體報導和公眾議論的焦點，這反映出抑鬱症增長的現實。抑鬱症的增長包括兩層意涵：一是抑鬱症作為一種疾病的發生，二是抑鬱症作為一個符號的傳播，這兩方面是抑鬱症社會生產的媒介與後果。抑鬱症的社會生產融合了社會結構和社會建構的視角，關注作為社會苦難（social suffering）的抑鬱症與作為社會動力的現代性之間的關係。一方面，生活條件的改變、「個性化」的流行和後物質社會導致的負擔，以及轉型期存在的一定程度的社會失范、刺激激增、分配不公等，導致了抑鬱症疾病的增加；另一方面，心理情緒醫療化的普遍、社會監控技術的更新與擴大、自殺的生命政治、媒體與專業建構以及失能主體的偏差，使抑鬱症符號得到關注。這兩個方面的社會生產體現出抑鬱症被對待的兩個趨向：醫學化和道德化。
抑鬱症的醫學化，即把抑鬱症的診斷與治療納入醫學框架，這樣做有益於患者及早得到有效治療，但是「給人類不幸貼上一個醫學標籤」的做法也將生活文本懸置，使個體「活生生的體驗」（lived experience）被化約為「一段病例，一個心理學類別，一種疾病，一種綜合症狀和一種相應的治療措施」。抑鬱症的道德化，指對抑鬱症賦予道德含義或道德判斷，這樣的技術使「疾病暴露出道德的鬆懈或墮落，也是對這種鬆懈或墮落的懲罰」。道德化意味著對抑鬱症的污名，正如抑鬱症患者常被貼上「懦弱」「懶惰」等標籤所顯示的，污名是對受污名者的身份威脅。抑鬱症的道德化與病患的去道德化互動互構。
同時，理解抑鬱症的社會生產要避免過度社會化的立場，因為個體因素同樣值得重視。抑鬱症的個體呈現首先指抑鬱症的軀體化。身體是社會效應的作用場所，在中國文化中，以身體性術語來表達苦痛的軀體化被視為合理性的反應。此外，抑鬱症的個體敘事還體現為抑鬱症的社會生產建構了患者的個人傳記，在社會壓迫與競爭的作用下，現代自戀自我營造失敗，導致抑鬱症頻發。
「數字親密」正形塑著個體的生活敘事
面對抑鬱症的侵襲，患者會開展自救工作，除就醫外，互助群也是抑鬱症患者的應對方式之一。「人生不能無群」，組織或加入、運作或求助群體是應對方式的關鍵構成。「核心網絡」對精神健康有積極影響。但由疾病、病人主觀感受及其個性所致，抑鬱症病人的社會支持狀況較差，這成為大學生抑鬱症患者採取消極應對方式的影響因素之一。建立在相似患病經歷與共同疾病體驗所引發的感知與共鳴的基礎上，作為群體內的互惠行為，來自患者群體的內在社會支持是聯結抑鬱症病人與社會的橋樑，有助於喚醒患者能動性、啟發患者反思性。（社會科學報社「思想工坊」融媒體出品 點擊「了解更多"獲取全文）